中日连横论：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战略性主张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中日连横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很有影响的战略性主张，中日唇齿关系论、对华亲善论等亦可归属同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连横论者往往又被视为“早期亚洲主义”者。在《解难录》中，胜海舟建议，中、日、朝应建立三国同盟，“合纵连横共抗西洋”。中日唇齿论或连横论，主张相似，但论者的主观动机未必相同，这一点留待后述。

中日连横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很有影响的战略性主张，中日唇齿关系论、对华亲善论等亦可归属同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连横论者往往又被视为“早期亚洲主义”者。

鸦片战争后盛行一时的中日连横论可以通过当时有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有关团体的活动、新闻导向及“热点”窥之一斑。

第一，个案人物的思想主张。

会泽安（1781—1863）是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代表人物，早在1825年发表的《新论》中就提出“中日唇齿”相依的主张，认为“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者，则神州（指日本）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

显然，他是从地理、文化相近产生利益连带关系的角度，阐述中日合作对抗西方的必要性的。

佐藤信渊（1767—1850）在1849年写成《存华挫夷论》，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本性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因此，“欧罗巴人之心全同豺狼，不可不严备者也。”

基于这种认识，他写道：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古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欲盼满清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于东洋，若此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

不难看出，佐藤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情感极其复杂，敬慕、蔑视、怜惜、利用等思虑混杂在一起，但从大处着想，还是希望中国有所振作，以成为日本的“西屏”。

横井小楠在听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的消息时忧心如焚，认为“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

平野国臣在1863年的《制蛮础策》中主张，中日“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

德川幕府高级海军将领胜海舟在1863年的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其统治者广为游说。”在《解难录》中，胜海舟建议，中、日、朝应建立三国同盟，“合纵连横共抗西洋”。

进入明治初年，右大臣岩仓具视也认为：“清国占据亚细亚洲之大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以伦比，与我国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委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应厚和谊以建久远之基。”

中日唇齿论或连横论，主张相似，但论者的主观动机未必相同，这一点留待后述。相比之下，中村敬宇提倡的中日亲善论洋溢着正直的善意，尤显难能可贵。

中村敬宇（1832—1891）是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思想倾向却迥然相异的“思想界一伟人”。他是从幕府时代走来的“儒者”，具有温厚的君子人格，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在弱肉强食的西风下傲然挺立，守护着正义与和平的底线。

在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上，1860年，中村看到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的报道时“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抨击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膻夷横行，污衊天地”，指出：“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希望中国能吸取教训，发愤图强，“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日本朝野敌视、轻侮中国的情绪蔓延，中村敬宇不入浊流，在1875年4月号的《明六杂志》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一文，一一列举支那不可侮的理由，即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中国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值得日本学习；“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他批评日本人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肤浅：“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卑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

他告诫日本人：“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1876年腊月，中村敬宇在《栈云峡雨日记序》中正面论述了应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颉颃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

1880年，兴亚会成立，中村敬宇加入并赋诗抒发情怀：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

1887年5月8日，中村以《汉学不可废论》为题发表讲演说：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时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国家纵然小于己，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藏天下于天下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www.chuimin.cn)

中村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孔之道”视为“天地之精神命脉”，主张以这种伦理道德为基础，处理人际间或国家间的关系，他的中国对策论是和平、充满真诚和善意的。

第二，亚洲主义团体的活动。

进入1880年代，随着中国对策论讨论范围的扩大，一些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并积极展开活动，而“亚洲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对象仍不外是中国，由此中国论开始与亚洲论捆绑进行。

1878年，在曾根俊虎等人的筹划下，“近代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民间团体”。

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是：鉴于“白人无道”，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同文同种”的亚洲人“辅车相依”，应同心同德振兴亚洲。在该会的会员中，包括长冈护美、渡边洪基、伊达宗城、柳原前光、花房质义、前田献吉、竹添进一郎、东次郎等外务省高官，榎本武扬、林清康等海军要员，曾根俊虎、佐藤畅等兴亚会开办的“中国语”学校人员，成岛柳北、末广铁肠、草间时福、高桥基一等新闻记者，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等汉学家。

会员中还有大久保利通之子保利和、大陆浪人荒尾精等。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也是会员。兴亚会中，主张亚洲平等合作者不乏其人，如中村正直呼吁日本应与朝鲜共御“公敌”、防“公害”、享“公利”、成“公友”。

吾妻兵治针对壬午兵变后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诬蔑朝鲜人“顽迷倨傲”、中国人“怯懦卑屈”的言论，一面抨击“齐东野人不知朝鲜者之说耳”，一面赞扬“今也朝鲜之风气大开”，中国“择西法，更旧制，取长补短，就利去弊，国家景象，骎骎日上”。

1883年1月，兴亚会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其宗旨依然是亚洲合作、“日中提携”，新口号则是兴办实业，振兴亚洲。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继任正副会长，协会骨干亦为原兴亚会成员。协会还通过发行中文《亚细亚协会报告》，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

1884年7月，东洋学馆这一“倡导亚细亚主义的团体”。

在上海成立，末广铁肠、杉田定一、平冈浩太郎、宗方小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马场辰猪等是该组织的成员。

第三，报界导向及其“热点话题”。

各种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后活动频繁，其思想主张亦造成了一定“声势”，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1879年11月19日，《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由草间时福执笔、题为《东洋连衡论》的社论。指出“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而亚洲各国“知自己而不知亚洲，知利害一部而不知全部，知直接利害而不知间接利害”，“亚人思想中可谓无亚细亚”。社论呼吁：“为今之计，须探求驾迭欧洲之道，即本论所倡之亚细亚连横。”关于连衡的手段，社论强调：“以利害相关之情带联络东洋各国，创亚细亚特别之国力平均，是以维持欧亚权衡，防弱肉强食之患”。

1880年1月10日和15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连载了野手一郎的读者来稿，这篇题为《日支联合果可依恃耶》的文章，开篇即猛批“演说者开口必曰日支连衡，新闻记者提笔辄曰倭清合纵，社论论日支连横，文章谈倭清合纵”，认为过分宣传日清连衡、“唇亡齿寒”，会助长依赖、怠惰思想，惟有自强自立方为日本生存之本。

可以说，此文从不同的侧面反证了“亚洲主义”讨论在当时的“热度”。

188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刊载“东洋之气运”一文，内称：日本“第一要养成我邦之实力，第二要制定东洋连横之计划”。若中国与日本结为同盟，“吾辈希望我国人不可轻蔑之而尽可能与之亲密交际”。

这些史料说明，鸦片战争后，面对“西力东渐”的威胁，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界精英以地域相连、人种相同、文化传统相似及利益“连带”为根据，确曾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合纵连横共抗西洋”。这种主张不仅出于对中国这个“他者”的认识，而且也是日本“自我”考量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萨摩藩主岛津在谈到日本的现状时也承认，“二百年来极尽安治泰平之弊，天子存于似在非在之间，将军家华美骄奢，僭上所为颇多。上轻朝廷，下蔑诸侯大名，怠武备，困人民，为政者多阿谀奉承之徒，滥施权威，诸大名亦骄侈安逸，国中疲惫至极”。

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他认识中，隐约流露出中日门当户对、惺惺相惜的情感。

幕末维新时期中日连横的政策主张一度颇具声势，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的进步，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告别“恶友”中国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

中日连横论：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战略性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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