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实地体验千岁丸上海行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1862—1867年，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幕府四次组团实地考察中国，其中第一次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意义重大。考察团乘坐的“千岁丸”是英国为日本新造的三桅帆船，前桅悬挂英国国旗，中桅挂荷兰国旗，后桅挂日本的日章旗。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但是考察的内容相当广泛。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来航”，惊醒了日本长达二百余年的“太平梦”。翌年，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幕府再与英美等列强签订不平等的《通商航海条约》（俗称“安政条约”），鸦片战争后日本所担心的殖民地危机已经降临。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现状如何引起了幕府的密切关注，因为中日两国同命相连，中国的现在或许就是日本的明天。1862—1867年，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幕府四次组团实地考察中国，其中第一次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意义重大。1962年6月3日至7月1日，幕府派遣“御勘定”（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根立助七郎率团考察了上海。考察团乘坐的“千岁丸”是英国为日本新造的三桅帆船，前桅悬挂英国国旗，中桅挂荷兰国旗，后桅挂日本的日章旗。一行51人中，8名为幕府官吏。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

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但是考察的内容相当广泛。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记载的此行目的和意义是：“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

长崎奉行（相当于市长）高桥美作守记录的出访背景则是：幕府官吏认为“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关系，通商不用说，双方能否实现通信（即邦交关系），也须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发生战事，加上贼乱（指太平军起义）并起，国内一派衰乱，此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

再就是了解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由于当时日本和中国尚无邦交和通商关系，因此中国官方同意以荷兰为中介，委托荷兰领事居间安排考察。

冯天瑜通过详密的研究，归纳出此次考察的26项要点，即：（1）中国的金银铜货币的种类；（2）其通用交易场所和兑换比率；（3）鸦片及烟草输入量；（4）耶稣教取缔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5）西洋人雇用中国人到外国工作，中国政府如何处置；（6）西洋人墓地买卖及借贷关系；（7）西洋人纳中国女性为妾及所生子女，中国政府如何处置对待；（8）从上海到出海口的江水深浅标数；（9）西洋人在上海近郊狩猎，政府如何处置，是否取缔；（10）中国商人输入日本产的铜，需向政府支付的金额；（11）公用的驿站所能提供的人马数量；（12）国内的主要港口名称；（13）西洋军队担负国内警备，中国政府是否依赖于此；（14）运输所的银价与市中交易银价有差异的理由；（15）官秤与市中通用秤有差异的理由；（16）道台与各国领事之间交换文书的格式；（17）上海城内的户数和人口数；（18）是否向条约缔结国派遣使臣；（19）没有签订条约国家的人为了商务进入中国，对此中国有何具体规定；（20）关于在西洋人的租界里居住，有无规定；（21）对外国人租赁土地、卖土地有无规定；（22）除日本、朝鲜、琉球、香港以外，中国船是否还有发送地；（23）朝鲜、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24）西洋炮术的传习状况；（25）中国妇人从事的产业；（26）道台与西洋各国领事的交涉场所及翻译关系。

由此可见，“千岁丸”上海行的目的，一是了解中国的政情民风，探讨两国邦交（“通信”）的可能性；二是考察经贸状况，探讨中日通商的可能性；三是考察租借地的实态和关税制度等，为日本处理居留地贸易的有关事务提供参考。

此次考察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内容包括了解周边地势、城市生活、社会状况、军事部署、租借地贸易等，还访问了地方官府和社会名流。对此，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路》和《没鼻笔语》、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松田屋半吉的《唐国渡海日记》、峰洁的《船中日录》和《清国上海见闻录》、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等，详细地记录了考察的经过，并发表了感想。

例如，上海的繁华令人感叹。千岁丸驶入上海港后，但见“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

再如，两国的风俗习惯多有不同，“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

与此同时，他们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例如，上海繁华，但普通的市民生活区交通和卫生状况极差；上海富有，但财富为洋人所持，中国百姓的贫穷自不待言，官府也捉襟见肘。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写道：“一日，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很多兵卒到荷兰领事处所，戟似钉子所做，柄是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的旧布面搭起了盖伞，士兵戴的是竹笼子上糊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到上海兵营见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未见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而征之，可纵横清国。”其蔑视中国的心态已溢于言表。

对于中国陷此窘境的原因，他们的看法是：“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尊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

他们认为，窥上海可知全豹，“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

由此，他们发出感叹说：中国“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即使有善人，又该如何收拾此局面？我等到清国看到的景象是，对外出借土地，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

在千岁丸上海行的各种见闻录中，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颇有影响，那么，他主要关注和思考了什么呢？

高杉晋作（1839—1867）是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长州藩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的领袖之一。千岁丸来上海时，受长州藩主之命，以幕府官员“御小人目付”犬三郎随从的身份来华。

高杉来华前已是颇有影响的尊王攘夷派志士，对西方列强的殖民行径深恶痛绝，认为幕府的开国政策是旷古耻辱并痛加鞭挞。他说：“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www.chuimin.cn)

在1858年的《对策》中则写道：“顷者墨夷朵颐我神州，军舰泊伊豆，使节盟武城，岂非开辟以来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气所钟，而勇武卓绝于海内矣。故北条时宗歼蒙古十万于九州，加藤清正败明兵百万于朝鲜，织田信长放邪苏伴天连于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尝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绝于海内，宁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读孙吴，而雕风月；黎民不视干戈，于是乎我勇武之卓绝，亦不足以恃也。”

高杉认为，日本开国后面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样的危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便是高杉上海行时的心境。

在《外情探索录》开篇《上海总论》中，高杉写道：“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之地，虽津港繁盛，皆为外国人商船多之故。城内外多为外国人之商馆，故繁盛。见支那人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富者被役使于外国人之商馆。”

指出了“繁盛”的上海的另一面，即富在洋人、贫在中国。“熟观上海形势，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指出了租界上洋人与中国人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问题。“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铳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归路访南大门卫士阮松，寻练兵之事。笔话付别录。阮松云：向者请英法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

描述了中国军备松弛的现状。他进而写道：“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海涛之军舰运用船及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即为据，彼邦志士所译《海国图志》等也绝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导固陋之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

那么，中国何以至此？高杉认为“君臣不得其道”。他与顾麐笔谈时有如下记录。高杉：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顾麐：从是国运陵替，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国运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贵邦（清）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矣，岂谓之天命乎？

顾麐：甚是，甚是。

在与苏州司马温忠彦就儒家的“格物穷理”进行笔谈时，高杉不赞同温司马对东洋为“本”、西洋为“表”的解释，而是主张“内”与“外”的对立统一，“取舍折中之道”。而“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结果只能是“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笔谈中记录温忠彦的情况如下：“姓温，名忠彦，晋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苏州司马，昔珂笔秘增，曾与朝鲜贡使姜星沙、李藕船为笔墨交，道及贵国文治，为东诸侯领袖，钦佩已久。”

上海之行对高杉晋作的影响是深刻的。1864年4月他赋诗一首，回顾了那次考察的心境：“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

回国后，他还力主发展海军与欧美对抗，甚至不经藩主同意擅自签约购买一艘蒸汽船。然而，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攘夷”的挫折，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866年正月的致友人诗写道：“识者谋航海，义人议锁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眬眬。”

表明他所坚持的攘夷信念已经动摇，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幕府。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是日本隔断与中国200余年人员交往后的一次准官方代表团的实地访问考察。对日本人说来，此次直面中国的印象是冲击性的，传统的仰慕型“文化中国”的“想象”为现实所粉碎，中国已成为与日本大同小异的、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日本的老朽贫弱国家。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实地体验千岁丸上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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