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野对鸦片战争的观点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古贺侗庵便根据所能掌握的信息，于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古贺驳斥了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的说法，指出中国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这种表述折射了鸦片战争前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古贺侗庵（1788—1847）是幕府时期的知名儒者，1813年著《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1838年著《海防臆测》，纵论天下大势，“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还发出了“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的预言。

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古贺侗庵便根据所能掌握的信息，于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

其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古贺驳斥了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的说法，指出中国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即：

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

古贺还根据“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的事实，批判了“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的丑恶行径。

第二，分析了清朝所以惨败的病根。古贺指出，海防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思想意识上，“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

后来，古贺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的“侈然自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指出“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而“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

由此他发出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

古贺侗庵：《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美作：梦霞楼藏版，1845年。

斋藤竹堂（1815—1852），幕末儒者，1843年完成《鸦片始末》，首次对鸦片战争的始末进行了系统论述。此书最初为写本，后被翻刻收录于各种资料集中，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著者在此书结尾处有如下概括性的评论。满清奄有汉土二百年，北起鞑靼，西至回部诸城，幅员万里，皆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而鸦片之变，幺麽小丑阅四岁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骚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国之名义顺逆，而愈有怪焉。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櫜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而一败不振，日以委，事势颠倒，彼此变局，至以无礼无义之丑虏而挫衂堂堂仁义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复考之，而后知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何者？宇宙万国，风土自异，孰夷孰夏？而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变之，清失于骄盈疏傲，英有发愤思报之志。即一战炮仅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清主虽欲不和，得乎。和则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于其初，而既决其胜败之机也。不然，英夷岂特以火炮船舶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国哉。呜呼，为清者既一误矣，果无再误则可也。

斋藤的这段评论清晰地表达了如下三层意思。

第一，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是“堂堂仁义之大邦”。这种表述折射了鸦片战争前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

第二，“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英国“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表明作者对鸦片战争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清醒的，在是非判断上有正确的立场。

第三，英胜清败的原因“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清朝的弊端在于“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英国的强悍则不仅在于“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且对中国“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作者通过是否知晓世界、是否有“机智之敏”和“器械之精”、是否“颇得”对手的“要领”，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双方胜负的内在原因。

盐谷宕阴（1809—1867），幕末大儒，又名世弘、甲藏。1847年编撰《阿芙蓉汇闻》，经删节更名为《论澳门居夷》，1857年再将《论澳门居夷》和《论清十败》等11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

在《阿芙蓉汇闻序》中，盐谷对鸦片的祸源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他写道：夫诸夷之居澳门，从明中叶，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时，洋夷来住者二千余人。营家室，长子孙，置兵备炮，设寺观园囿台榭，分汉民宅而赁之。有与汉妇淫者、有诱汉民入其教者、有雇汉民为奴者、有引汉民为蛮者，甚焉至伤害汉民，抗匿不敢抵偿。汉法之纵，与夷之鸱张亦极矣，于是乎夷汉杂居者余二万人。夫其数千万之汉民，不为夷之服役，则为夷之接济；不为夷之腹心，则为夷之耳目。

在盐谷看来，西洋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反之，清朝在军备、技术方面，不知其“坚舰如山”；在中国内部，不知其“汉奸如蝇”。总体而论，则“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华自高，不务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锋，毋怪乎如以铢称镒也”。

那么，日本应该从中国之鉴中思考些什么呢？盐谷在《阿芙蓉汇闻序》中写道：“谚曰：邻人病疝，我则疾诸首。诮其痛痒不相关而妄忧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矣。今则不可不相病者焉。”“乃自我而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危机意识，在《阿芙蓉汇闻跋》亦有所表述，盐谷疾呼：“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詟逃避之不暇，则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宕阴存稿》卷一二。(www.chuimin.cn)

盐谷宕阴的鸦片战争论对当时的日本影响甚大。吉田松阴1850年读了《阿芙蓉汇闻》后写下随笔：“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

1858年6月28日致久坂玄瑞函中也写道：“盐谷文《论澳门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

吉田松阴（1830—1859），幕末忧国忧民的“志士”，尊王攘夷运动的教父，开设松下村塾，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皆出自“松门”。吉田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成长于乱世之秋。其知识结构中儒学、洋学、国学的成分兼而有之，但居于核心位置的却是神道。吉田认为：“儒佛，正所谓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

作为思想家，他反对空洞的学问而强调经世致用；作为兵学家，他的目光不仅限于日本，而是扩展到了东亚乃至世界。他既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狂妄的国家主义者。因此，当日本被迫开国并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吉田便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军人物。

吉田松阴的中国论和鸦片战争观，不只是分析了中国为何失败以及对日本有何“殷鉴”，而且明确提出了日本面对这样的世界和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对策。

第一，抨击中国的华夷观，讥讽中国的易姓革命。他在《与赤川淡水书》中写道：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

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

第二，认为清朝的失败“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写道：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

第三，认为清朝“不知彼亦太甚矣”。他写道：“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

第四，认为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写道：“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在此稿的“例言四则”中也写道：“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

第五，提出了日本如何应对西洋与邻国的“方策”。他在1854年的《幽囚录》中狂言：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硫球朝觐会同如内地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1855年，吉田又提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原则，即“与俄、美讲和既定，决不可由我背约而失信于戎狄。然恪守章程，厚信义，其间蓄养国力，割占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于交易中失之于俄国者偿之以鲜满土地”。

其后，吉田又在多种场合重申了类似主张。1855年4月18日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中略）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

吉田是包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内的诸多明治元勋的导师，其侵华“征亚”思想不仅流传于社会，而且对其后明治政府决策者的思想形成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

横井小楠（1809—1869）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教风俗不如人，认为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革命多，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和亲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

由此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此间出现的中国殷鉴论，通过战争性质、中国失败的原因、对日本的借鉴、日本的对策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迈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认识的第一步。

日本朝野对鸦片战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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