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晚期中日两国的隔离：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中日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向赴日往市的形式展开的，赴日商船每年约数十艘，最多时超过百艘。浅见还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称雄，并于1603年开设江户幕府。1644年，清灭明。此后直至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200余年间，中日两国无邦交。

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后，严禁日本人到国外开展经贸、文化活动，但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允许荷兰、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的商人来日开展贸易。中日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向赴日往市的形式展开的，赴日商船每年约数十艘，最多时超过百艘。两国交易的大宗商品是，中国大量进口铜及金银，出口书、画、文房四宝、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

在中日贸易的指定港口长崎，还出现了繁华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有华商与日籍华侨建立的仓库、住宅、店铺和关帝庙等，也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根据地。

与丰臣氏的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不同，德川幕府重“内治”而不再进行对外扩张冒险，并把内治的重点放在“文治”上。为整治社会长期动乱形成的武士桀骜不驯、“下克上”之风，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统治，幕府将朱子学树为官学，儒家学问道德如何成为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一时间将日本儒学的发展推至鼎盛，中华文化在日本社会、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空前普及，以至于“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

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慨叹：“开国（建立德川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

但是，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西方文化的渗透，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及中华文明提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复古国学的兴起，知识界三股力量的异动，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

朱子学被树为正统后，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的其他分支并存并竭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即便是朱子学本身，后来也出现了以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和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的分化，前者坚持“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

无憾的立场，教条般地捍卫程朱理学，后者则援用朱子“大疑则可大进”的名言，力图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古学派学者自始就不受朱子学束缚，而是强调按儒学原典阐释儒家思想。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把日本视为“中国”而将中国视为“外邦”，强调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中国“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

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离经叛道后，也对尊华贬日思想大加批判，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系哀叹吾生于夷狄之徒。……可悲之至也。夫天包于地外，往往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嫌。”

浅见还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在山鹿和浅见等一些“儒学家”那里，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1813年，幕府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的短处写就了《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可以说，德川中后期，随着儒学在日本走向没落，疑华、轻华乃至蔑华的思想开始蔓延。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日本的兰学家们通过日、荷通商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上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传统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

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

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

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

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

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之处，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构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使其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www.chuimin.cn)

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

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差别，试图以此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

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升为君。”故中国的所谓“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

本居宣称，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并据此呼吁日本人不要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洗净，坚守大和魂至为紧要。”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

平田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异民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竭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

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上述史实表明，在晚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二百余年里，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政治上中日相互防范，没有建立邦交关系，两国的相互了解主要源于赴日往市的中国商人渠道。

第二，由于日本采取了严厉的指定开埠港口、限定贸易国对象及禁止国人出洋的锁国政策，中日民间往来基本局限在经贸、文化领域。即便如此，中日两国通过长崎窗口保持的民间交流，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第三，中日政治关系的疏离并未影响日本对“文化中国”的尊崇。德川幕府初期，出于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臻于鼎盛。而在德川中后期，慕华意识受到来自儒学内部及兰学、国学的严峻挑战而趋于弱化，疑华、蔑华思潮增长，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尽管如此，对日本来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王朝的那张“窗户纸”被捅破之前，中国依然是个庞然大物，是可敬且可畏的存在。

上述考察分析，业已揭开中日古代关系的朦胧面纱，展现在眼前的“庐山真面目”，是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的。

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中日古代关系也不能脱离这一法则。古代日本经历了主动朝贡受封、主动朝贡请封、要求关系对等乃至自成一统断绝两国邦交的过程。换言之，为了实现学习和赶超中国的目标，古代日本在各个时期做出的不同选择，都是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亦然。

一般说来，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中日两国关系样式的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两国及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及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往往又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中日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

历史是面多棱镜，强调一面而忽视其他侧面，结果只能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因此有关研究的意义，或许主要在于探明何种环境下双方如何应对，彼此的政策选择是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而不在于证明相互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一部由“友好”、“和谐”或“平淡”、“对立”、“不愉快”等不同材料混同编就的历史，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沉下心来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真相，不只是为了洞察对手，也是为了审视自我。若此，必将对今后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大有益助。

中日古代关系中屡涉朝鲜问题，历史上朝鲜半岛发挥的中日交流桥梁与安全屏障作用值得思鉴。因此，今后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视域，必然会朝着东亚国际关系的更大范畴深化拓展。

封建晚期中日两国的隔离：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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