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对等涵义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

隋唐堪称中日古代交流的鼎盛期，此间日本频繁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隋唐王朝亦多次遣使赴日通好，中日往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日使小野妹子访隋、隋使裴世清访日、鉴真东渡、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和李白的《哭晁卿衡》诗等，这些真实的中日友好场景令人感怀，值得珍惜并发扬光大。但是，这却不能掩盖同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另一侧面，而那或许是多数国人不甚知晓或不大经意的“侧面”，这里不妨看一下“另一侧面”发生过什么，思考一下其历史的意味。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陈，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中国复归一统。

600年，日本派出首次遣隋使。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倭王国书。魏征撰《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心里不快，但为了解决如鲠在喉的高句丽问题，不愿放弃与倭建交彰显皇威的机会。608年，隋炀帝遣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载，裴递交给倭王的国书云：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隋炀帝在国书中称推古天皇为“倭王”，不无天子对册封诸侯讲话的语气，圣德太子亦感不快，遂“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以下事上向为隋以前日中国事交往的惯例，遣隋使递交的国书表明，随着国势的壮大，倭国统治者已改变以往的态度，两次国书所要申明的立场是：日本是地处中国东端且与中国地位平等的独立国家，两国的统治者皆是无分高下的“天子”或“天皇”。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新纪元。”

不过，为了向隋朝示好，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令小野妹子同往，并致隋炀帝第二封国书，其文如下：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唐于618年建国。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次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则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国使节回访，结果却发生了高与倭国王子的“争礼事件”。高不满倭国以国家对等的礼仪接待上国来使，以致不宣国书而返。

唐高宗在位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互有攻伐，视三国同为属国的唐朝则扮演着居中调解的角色。655年，百济在倭国的支持下，联合高句丽、靺鞨等掠占新罗城池数十座，新罗告急，不断请求唐出兵救援。660年，唐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3万大军援朝，在新罗军配合下，一举占领百济王城，俘百济王。但百济将领鬼室福信率残部坚守周留（亦记作“州柔”）城不降，又从倭国迎回百济王子扶余丰（亦记作“丰璋”）继承王位。倭国为扩大在半岛的势力，趁火打劫，假百济乞师之名，发兵数万，与百济、高句丽和靺鞨结为军事同盟，致使唐、新联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困境，战事一度呈胶着状态。663年，唐、新联军从陆路和水路向都留城发起总攻，在白江口（亦称“白村江”）与倭国水军展开的激战中，“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

经此一战，倭兵退返本岛，百济灭。5年后，高句丽亡。之后，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www.chuimin.cn)

白江口战役后，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用兵”。

战后，由于唐王朝采取绥抚政策，中日敌对的紧张状态化解，迎来了200余年中日“友好”交流的盛大场面，至唐末的894年日本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规模空前的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全方位摄取始告一段落。

上述史实表明，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有隋以来，日本已自称“日出之国”和“日本”，不再接受“倭国”称呼和中国皇帝的册封，其“日出处天子”对“日没处天子”及“东天皇”对“西天皇”的表白，袒露了要独立自主、与中国分庭抗礼对等交往的立场。即便在白江口战役以后，唐日关系虽然得到修复并长期保持国事交往，但中国正史中已不再有皇帝册封日本国王之类的记载。在唐朝构建的庞大华夷体系中，日本若即若离，已是政治上“不在编”的准成员。

第二，唐朝国势强盛，但毕竟也有限度。其海东政策上，对藩属国新罗是保护和控制，对日本则是宽宥与交通。比之于通过宗属关系的硬约束，唐朝的对日战略重心，似乎更偏重于通过其强势文化的“软实力”，将日本纳入正版华夷体系的辐射圈内。

第三，日本虽然不再接受唐王朝册封，从而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地位，但却无法摆脱文明意义上对中华文明的依附，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只能采取谦逊合作的态度，这是日本全面学习大唐典章文物的客观依据。

第四，唐代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和平相处的局面是在白江口战役后出现的，昔日殊死相拼的敌人，何以会变成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合作伙伴？除了“距离”（地理的距隔和文明的差距）产生“美”的基本原因外，唐朝的开放思想及张弛有度的对外政策值得思鉴。

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对等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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