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宗属关系及日本对中国的观点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此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隋以前中日宗属关系的性质始终未变，当时的日本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是受中国王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据中国正史，公元1世纪班固撰《汉书》载，公元前汉武帝灭卫氏（右渠）朝鲜后，建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汉四郡，之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时西汉王朝是否通过册封确立了中国与分裂状态下的日本某一政权的宗属关系尚不可考。

范晔撰《后汉书》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光武帝当政的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奴国的位置在今北九州的福冈市一带。我国学者认为，东汉王朝对奴国的册封，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外交关系的记录。

陈寿撰《三国志》载，238年6月，日本列岛上兴起的邪马台女王国遣使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大悦，诏赐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房乔著《晋书》载，265年司马炎称帝建西晋时，邪马台国女王亦遣使朝贺，此后直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国使的“朝献”不下十余次，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仍在持续。

在东晋衰、南北朝兴的公元5世纪，中日交往频繁。时日本列岛已结束小国林立局面，出现了中国史书称作“倭”、日本史书称作“大和”的统一中央政权。

在413—478年倭王、珍、济、兴、武统治的所谓“倭五王”时期，均遣使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史书载，东晋安帝和南朝宋（刘宋）武帝时，倭王遣使朝贡并接受了“倭王”的册封。宋文帝时，倭王珍开主动请封之先例，上表求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没有满足其要求，仅授“安东将军、倭国王”爵号。但是，当珍的后继者倭王济一再提出同样要求时，宋文帝终于妥协，授“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宋顺帝时，倭王武遣使上表，内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披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www.chuimin.cn)

上表中还“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时南宋朝已岌岌可危，顺帝的诏书除删去“百济”二字外，其余照准。南朝的齐、梁建国后，倭王武亦遣使朝贺，结果又被齐高帝加封为“镇东大将军”，“倭五王遣使表”。此后直至隋朝建立的80年间，由于中国分裂、内战不息，中日外交关系处于断绝状态。

被梁武帝加封为“征东大将军”。

上述史实表明，隋以前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隋以前中国在世界东方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怀有威仪天下、绥化四方的欲望；而文明的差距既是日本主动靠近并向中国学习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分裂状态下的地方性政权乃至初步实现统一后的中央政权依靠中国王朝的认可和庇护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稳定性的主观诉求。不妨说，差距的悬殊产生了互为需要的向心力，也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第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是以册封形式确立的上下宗属关系。此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隋以前中日宗属关系的性质始终未变，当时的日本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是受中国王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平稳，中国正史罕有两国发生摩擦的记载。不过，双方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政治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约束下，经济交流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摄取尚未大规模展开。

中日宗属关系及日本对中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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