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来：从现代到当代

——简论何来的诗歌创作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当代诗坛于甘肃诗歌的记忆总是绕不开这样两件事：其一为《飞天》文学月刊“大学生诗苑”栏目的开设与活动，后经几代编辑的努力，为中国诗坛特别是甘肃诗坛培育了一大批诗歌的新生力量。其二为“西部诗歌”的理论倡导并及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热闹非凡的中国诗坛别立一地域特色鲜明之阳刚、悲怆诗风。

于这两件有意义之事，诗人何来都有所作为。于前者，他的成绩在于任《飞天》副主编期间对于大量诗歌后进的细心指导及培植奖掖。在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到底有多少忐忑于诗歌之途的人因他而走上了诗歌之路，没有人统计过，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但一提及“何来”之名，多少人立马就显现出来的肃然起敬，自是一种无言的说明。于后者在于他通过自己几十年积极且富于探索意义的诗歌实践，不仅参与了“西部诗歌”的历史行为建构，而且以其独特的诗美追求，确立了自己的诗歌风貌。对这一点，诗评家叶橹先生曾说：“当人们谈论‘西部诗人’的群体和他们的‘边塞诗’时，不知道是否注意到了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即如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林染等人，实际上并不是土生土长在西部高原的人”。“上述诗人之所以被认为是‘西部诗人’，是因为他们以各自的不同的心灵感受传达和表现了独特的对于西部氛围的领悟，这些诗人，也由于他们原来的生存环境与西部氛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而在生存环境改变后便特别显明地感觉到了西部风光的特异色彩。”但“在何来的笔下，无论是边关西陲，瀚海戈壁，都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平凡景象，他能够从中升腾起诗情的哲思，但绝没有神奇的意味”，“何来的诗，自有其别具的特色和韵致。也正是这种特色和艺术韵致确立着他在西部诗人中的真正地位。”^[1]

以“西部诗人”命名何来或完全将何来的诗歌创作归置于“西部诗歌”的范畴，自然不完全适合，但从叶先生的话中，我们还是明确了何来是个很独特的诗人，缘此，无论是描述甘肃诗歌还是“西部诗歌”，何来先生并及其诗歌创作都应该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重要话题。

何来先生是一个很少谈论自己的人，他的“慎言”使他在甘肃诗坛成了一位内敛、低调的“君子式”诗人，但也给意欲探究其身世经历的人造成了困难。羚羊挂角，却并非无迹可寻，借助于“片言只语”，我们还是明晰了诗人生于兵荒马乱的20世纪30年代末，商人身份的父亲本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生意人，但他却爱上了文学，大学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其诗作便上了《诗刊》，诗作《烽火台的抒情》和《我的大学》让当时西北师范大学的师生们奔走相告，同时也为他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从最初的诗作看，何来诗歌的写作来源于两重诗学背景：一是大陆诗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二是西方（特别是俄罗斯）19世纪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因为前者，何来诗歌表现出对于大题材的敏感，较多激越充沛情感的抒发，诗歌体式也表现为长篇大章；因为后者，其诗歌凸显出一种抒情的底质，注重想象的运用，主体形态也于活跃而急速的驱骋之中显得积极昂扬。

之后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生活的逼迫下，便是诗人十多年的沉默。这种沉默内敛了诗人原本张扬的青春心态，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歌唱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诗人先前业已形成的诗歌品质在创作中的变相延续。

首先是抒情。从20世纪80年代的《断山口》、《卜者》，特别是从《爱的磔刑》到90年代的《热雨》、《侏儒酒吧》，直至2001年的《何来短诗选》，虽然诗歌风格几经变化，但总体来看，其诗作却依旧保持了其诗歌固有的抒情本质。

“铭文久已斑驳/铜色久已锈损/但它仍全身震颤着/用整个躯体发声”（《断山口·边关，震颤的古钟》）。诗人的情感是不愿死去的一颗鲜红的心的证明，热爱着、向往着，所以才在众人欢腾的《刁羊之赛》的热闹中，感觉到真切的疼痛：“争夺，无情厮拼/在一只小羊生命的细弱的/延长线上进行”，“后来，赛手和观众都散去了/我却久久在赛场上沉吟”；才在乐园之中，因为“冲撞你不敢”，“旋转你不敢”，“升高你不敢”，“颠倒你不敢”，因此不能不感叹：“唉，乐园不属于你/你没有乐园”（《卜者·你没有乐园——在广州东方乐园戏作》）。因为爱和悲情，因为苦难和艺术，在冥想中与俄罗斯女儿阿赫玛托娃交谈时，深感“什么在锯着灵魂”，甚至在日暮夕阳黯然的回忆中，依旧觉得“我们的形状，就是爱的火焰的形状”，“噢，那地上的树/就是我们不死的手/从地下伸出/紧紧地抓住永远的阳光”（《热雨·我们的形状》）。生命不能熄灭的火，它能于沉静中看到渴望和努力：“你听/海并没有平静/一点遥远的灯光/那么隐约，飘渺/竟吸引着/海全部的激情/你听/它还在不停地翻滚/即便夜比大海还深”（《何来短诗选·观沧海》）。

其次是想象。情感是想象的动力，真切充盈的感情——不管是飞流直下的还是抑制内敛的，它的表达需求必然推动诗人诗情的跃动和飞翔，这种跃动和飞翔实现于诗歌形象的组织运动，我们因此看到了诗人想象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观黑色岩画而想到了“叛逃的奴隶”，“逃婚的弱女”，“丢失了羊而不敢回家的牧人”，甚或“远行的商旅/逃避蒙面的强盗/他们在黑山深处/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孤独”（《断山口·被放逐的艺术——观黑山岩画》）。练鹤翔桩的人，在一种气流徐徐潜入躯体之后，一会儿“变成了一个人形的小鸟/翅膀不住地拍打着”，一会儿又像是“被一条毒蛇所驱使/直立着蠕动直立着蜷曲”（《卜者·鹤翔桩》）。《老门房》像架“坏了许多零件”的“永动机”，《蒙特的街灯》仍然彬彬有礼地亮着，“像仆人，又像贵族”，最是那《打击乐》的震颤，“皮革发出了呻吟”，“木头发出了呻吟”，“铜发出了呻吟”，“死发出了生还的呻吟”，而《报废的火车头》，“疲劳的钢铁/从它的每个部位/流下暗红色的泪”。诗人灵动的想象不仅赋予存在于生命，而且也力求在阻隔与距离中实现沟通，使人的心灵能够自由驱驰于诗歌文本所建构的精神空间，就像《爱的磔刑》中作者所虚拟营造的自己与已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对话，心和心的呼应，爱对爱的悲悯，诗人的诗情，已然穿越了体验与超验，现在与过去、生与死、生活与艺术诸多的对峙，臻至一种近似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的自由之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诗人对社会、民族、人类、人性等大话题的关注。抒情的追求和想象的运行使诗人的写作在质地上有一种充分主观化、内心化的趋向，他的诗作因此说到底更像是一种心性的自然抒发。但与一些感性十足的小诗人不同，在不断强化写作主体于对象个体化处理的同时，他注意了个体、自我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协调，使一己抒情总是尽可能地承载或者说触发广大的人性或社会内涵。从《断山口》对边疆民族风情的自觉描绘，至《卜者》对社会新闻题材的巧妙转化，再到《爱的磔刑》对苦难与艺术、不幸与爱情的沉思，一直到《侏儒酒吧》对时代流俗的反讽，《未彻之悟》对当代诗坛与社会人情沦丧、精神堕落现象之批判，何来一路而来的诗歌创作，无论其诗风如何变化，于万变中不变的，是其一如既往对于艺术表现上“重”或“大”的追求。

这种追求不仅使他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一己之经验的限制，使他成了所谓“西部诗人”中为数不多的不以题材取胜的诗人，无论是《被放逐的艺术》还是《爱的磔刑》、《侏儒酒吧》，诗人深远的关注都使其创作一如人言：“看来，地域特征毕竟只是一种表象，真正决定诗的气质的，还是跃动于诗人胸中那颗敏感而多变的心”。并因此表现出了一种甘肃诗人难得的“大气”或“大家风范”，表现出了某种“艺术的尊严和壮美”^[2]。时尚的批判与人性的反省与拷问，愈是到后来，愈是被强化的人之存在的“大”的揭示，确乎使其创作实现了论者申世家的预言：“一个诗人的成败与地域、环境无关，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感情力量和诗歌精神”^[3]。

在抒情的底质上，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其他诗人相比，更能标示和体现何来先生作为一位诗人质素的是其诗作中思辨的意味。

这种思辨是他性情深处藏匿着且不断生长着的东西。艰窘时代造成的一颗敏感的心的谨慎和内敛，身为长子的隐忍，许多含混复杂的元素集聚起来，内化为一个人具体的成长，展现于一名诗人的语言表现，于冷静、旁观的心态中打量和沉思对象，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习惯。早在1984年，吴嘉先生就说：“二十多年前，何来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写过《烽火台的抒情》和《我的大学》，分别发表在《诗刊》1961年第5期和1962年第5期上，它们使我感到，青年何来善于思索”^[4]。新时期重出诗坛后，这种特质依然被保持了下来，起初只是一些表面和局部的反问和议论：“你能一一分辨吗/究竟是什么声音熔化其中/它响得这样厚重浑朴/和谐包含着深广的不平”（《断山口·边关，震颤的古钟》）。“那么，是谁把它们放逐/放逐在黑山的深坳”（《断山口·被放逐的艺术》）。对这样的疑问诗人多半紧接着就急急给出了答案：“这是历史严峻的慨叹/这是时间幽远的沉吟”，“欢乐放逐了他们/他们放逐了艺术”，话说得巧妙，精心的提炼和打磨，诗人似乎极力想使自己的诗句格言化、警句化，体现自己对于深藏在表象之深处的生活本质或真理的发现。但这太过用力和表面化的理性追求，毕竟只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消融的东西，是一种虽然出自心性但却远未成型的特点。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日趋复杂，何来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沉思、理性特点便渐趋深刻和鲜明，由显在至深层，由局部而整体，日益发展为其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

体现这一风貌的是他收集在《卜者》中的作品，和前面列举的那种较为表面化、局部化的疑问和议论不同，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沉思显得更为深广。一种美妙的声音：“我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一种美妙的声音/却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卜者·一种声音》）。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作者不再急于通过推测和假设给出答案，他将疑问延续到诗的结束。即使是1908年通古斯上空十二公里处发生过的一次史所罕见的大爆炸，虽然有了种种推测，但于诗的结尾，诗人依然拒绝一切现成的答案，坚定地说：“不，不/都不是/至今它仍然是一团/炽烈的疑云”（《卜者·仍然是一团疑云》）。将人类的思考留给了长长的未来。在《鹤翔桩》、《卜者》、《迪斯科之鸟》、《猴戏的唱》之类诗的写作中，诗人将自己对于生活的冷静观察化为艺术表现上尖刻的嘲讽，诗歌的主旨渐由对生活的歌唱转至对现实生存事象的批判和反省。卜者给别人指示命运的方向而自己于黄昏时，却“茫然地坐着/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他此时才渐渐想到/今夜归宿何处？”生存的荒诞与有趣，尽皆体现于这些人日子的细处，而本是动物的猴，却被人吆喝着：“你当了英雄，难当美人/英雄美人永远不能相见/你演了反角赶快演正角/简单事弄得忙忙乱乱/半个时辰才半个时辰/悠悠历史就演了一遍”。人的历史猴去演，人看猴就像人看自己的历史，戏内和戏外，到底谁是演员谁又是观众？一场热闹中的悲哀和沉思弥漫了四方。

这种转换或变化所体现出的一种极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诗人力求将自己的写作由感情转至智性的现代化追求倾向。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复杂效应，加之作者诗学观念上的自觉更新，使何来诗歌表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www.chuimin.cn)

这种风貌具化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自我和现实生活内在和深层意蕴的挖掘。从《爱的磔刑》开始，诗人似乎已不再满足于对象存在的现象性普泛描绘和一己于特定对象关系中的瞬间情感抒发，他开始有意识地将笔触转到了自我深层精神世界的反省层面，或对自己进行严酷的灵魂拷问，或将笔触伸向黑暗的灵魂层面，就像“什么在锯着灵魂”的写作，作者隔着遥远的星空与俄罗斯女儿阿赫玛托娃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有感伤、委屈、不解，但总体而言，这场穿越生死而进行的对话所表现的，更多却是以阿赫玛托娃为对照，在对她苦难、不幸然而努力、坚强的悲剧命运进行描述时，作者所感到的自我内心深藏着的孱弱、麻木和冷酷。“因了惧怕爱的灼烧/我远离着诱人的火苗/我永远是一截潮湿的木桩/只能丝丝地冒烟/不能像你一生便只是一片火焰/以至连灰烬也冲腾净尽/多余的墓，并不需要”；“向往总有迷茫的躯体/冷酷总有温暖的衣裳/疼痛总有忍受的劝慰/兽欲总有可怜的目光/你却如此痴迷/真诚就是你的化身/从无情的折磨里/你的执著变成痴狂//我却是一个陶俑/衣服不能剥离肉体/迷茫是因为没有向往/没有疼痛就没有忍受/没有悲凉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悲凉/当我作为文物被观赏/我已经忘记/我是否确曾作为一件物品，随葬。”这样的对照使诗歌在结构组织上不经意就有了某种复调抒情的意味，一方面是对对方的同情歌咏，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拷问、鞭笞，两方面合起来一如作者所写的爱情的欢乐和痛苦：“仇恨时我们互相啃噬/亲昵时我们互相吮吸/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纠合起来蜷曲起来/一起不安地栖息。”矛盾、冲突而又整体存在的复杂的诗歌张力，它们的存在昭示出的不仅有诗人不安、波动的灵魂挣扎，而且一如评论者叶橹所言：“从《爱的磔刑》中，我看到了何来作为诗人的一种精神的觉醒”，它“从整体构思上所呈现的风貌，可以说是诗人对诗与人生、爱与人生以及生命价值观念的多方面的感受和思考。在如痴如醉的感情体验中，在潜入内心的灵魂拷问中，何来把他的人生体验同一名异国女诗人的悲剧命运结合起来，进行了一场超验性的灵魂对话，这场对话的实质在于他透过一个诗人的眼光观察诗人们共有的悲剧命运，而这种悲剧命运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冲突”^[5]。

其次是表现手法和技巧上对于一些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方法——如反讽、隐喻、象征、解构、毁损等有意识地运用。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历的逐渐沧桑和长年劳顿所致的身体问题，诗人对于生命中的冷便有了更深刻的体验。“深患炎症的膝关节/因丧失健康而格外敏感/还没有预告寒潮的到来/你已经感到，风的钉子/钉入你所有的骨缝/你不得不时坐下来/揉搓这长错位置的心。”但是，即使这样，他依旧放不下他热爱的诗歌：“噢，上帝和魔鬼都无能为力/只有诗歌使你屈服/你如此迷恋于，如何/使陈腐的语言重新充满生机/而没有发现/你已经渐渐失去自身的支点”（《侏儒酒吧·诗人》）。他的不甘不愿有诸多的表现，于诗歌一途，则明显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现代主义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观念上的，如对人的异化问题、存在的荒诞等现代主义主题的认同，对盲者、残废人、老丑事物的格外关注，但更自觉地体现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像《老门房》、《报废的火车头》、《老蚊子》等的整体象征，虽然是写作，但仔细品味，我们所得到的却是人在时间渐逝中深深体会到的生命复杂的况味；像“牛头骨”、“老门房”、“报废的火车头”等复杂隐喻的运用，牛头骨不单是一个牛头骨，在生命被强行转化为艺术品时人类的残忍、虚伪、夸饰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商品于纯真人性的必然渗透等内容也一一呈现；当然最突出的还应该是反讽的运用，像《大明星》之“你这样扮演形形色色的人/你的成功甚至让人如此怀疑/梅丽尔，难道/当你扮演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遭到注定的失败”。成功而被怀疑，能演好别人但难以面对自己，生命本身显现出的荒诞和可笑，当作者以嘲讽的口吻叙述此事时，所谓“大明星”的命运本身便也充满了一种本质的虚无。真实的状况一如学者邵宁宁所说：“从《侏儒酒吧》（长诗）开始，诗人就有意识地让反讽成为他表达思想、结构作品最有力的工具。”^[6]长诗《丧父》是一首极为私人化内心化的诗作，它的诗学背景意义却辐射向了更广阔的联想层面，做商人的父亲和一心痴迷诗歌的儿子，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和价值选择：父亲因关心实际的生活而蔑视诗歌，但热爱、敬悼父亲的儿子却只能用诗歌去祭奠父亲。生活与诗歌，真实与虚幻，生活的荒诞和无奈将极为不同的人生内化为诗人命运中本质的冲突，使诗人感觉到一种永远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

但是，公平而论，何来诗歌的转向却并不彻底或臻完善。一方面由于浪漫主义和政治抒情诗诗学经验于根性处的牵扯，诗人即使在创作的高潮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于诗情的激荡、流泻之外，未能充分用心于诗歌的深层结构和表达上的阻力营造，他的写作就像是大赋的写作，一气呵成但往往一览无余，诗句在铺陈流泻之中，难以给读者深层次的回味；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并未真正内化为诗人经验的有机构成，虽然诗人并不甘于创作上的自我重复，于主观上尽其可能地吸收着一切新鲜而陌生的营养，如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新阅读，对苏联白银时代一批重要诗人写作的倾心探究等，但是由于旧有经验的束缚，诗人温和的性情和年龄慢慢带来的精神上的力不从心，因此，虽然想要有所突破甚或完全改变，但真正落实到操作中，诗人却每每于表达的紧要处，或以自己的温情将冲突所导致的张力迅疾化解，如叶橹先生所言：“也许正是因为默认了‘诗是一种美丽的欺骗’，何来最终也不能不用这‘美丽的欺骗’来安慰自己，所以，当何来清醒地知道他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死神时，他仍然真诚地对阿赫玛托娃说：‘不过，你曾告诉我/道路并不显示通往何方/莫非你离我远去/是从另一方向/再度向我接近/那么，我愿/一年一年地久等。’这也许只是永远不可企及的想象的天国，然而它却将作为一种‘美丽的欺骗’而抚慰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7]。或干脆站出来议论，如这样的表达：“矮小的伙计，懂吗/他们的不幸像世界一样巨大/瞧他们拍下小费的手/比命运还肯定”（《侏儒酒吧》）。在坚硬、夸饰、显在的力量之外，多少有点简单化的语言表现显示了主体的某种无力。

不过这已经是我们过高的要求了，虽然我们总不满足，希望何来先生像写《野草》的鲁迅，但对于自己，何来先生其实非常清楚，他只做自己该做的，他只写自己能写的，他的清醒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平静中慢慢咀嚼的智慧，就像2005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何来短诗选》中大部分诗的写作。生命经验中的时间意象：“避风港”，黄昏时分“河岸的挖泥船”、“收割后的土地”、“老街区”等，无尽回忆中平静而生的现实承受和细细感喟：“风的声音，造成了/石头咀嚼麦粒的声音/最后面粉温软地飘落下来/一切声音都已消失”（《盖乐特的磨坊》）。简练、素朴，已经没有了任何装饰的语言：水的流淌、夕阳的微笑，一切都是生命本真的形态。但是作者精神的高贵和矜持却依旧存在：“一个世纪的黑暗/并没有对你有丝毫损坏/你仍然彬彬有礼地亮着/像仆人又像贵族”（《蒙特的街灯》）。甚至那份对诗歌不甘的心，“快挥动吧/夕阳的血正在凝固/待它再稍稍变浓/就会失去燃烧的红”（《山路上的两棵白杨树》）。

这是一位诗人生命中最动人的景象，就像九叶诗人陈敬容暮年所言“老去的是时间”，何来先生的聪慧和不甘，使他的写作因此而避免了因为青春流逝而常见的创作渐衰或钙化现象，他依旧进步着，经验和智性虽未能真正催生他写作上的现代主义和全面转向，但却融入了他既有的理性和认识，从内在延长也深化了其创作寿命。

《未彻之悟》是诗人于1995年到1997年3年间写就的关于诗歌和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诗坛的一些感言诗的结集，它较为集中地表达了诗人对于诗歌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不能证明他的诗学追求，但它所表达的意向却极为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认识。“未彻之悟”一方面是一种反省后的自知，“成熟的果实是甜蜜的/甜蜜的诗是尚未成熟的”（《未彻之悟·六》）。“或许他没有爱过/他却是一粒埋得太深的情种/或许你写了一生/你却仍然不是一个诗人”（《未彻之悟·十五》）。另一方面却更像是一种自勉，一种在对诗歌的本质完全认识之后的自我提示：“我们的视线连接在一起/仍然看不到一首诗的尽头”（《未彻之悟·二》）。“如果只有一个定义/可以涵盖任何一首诗/那就等于说爱有一个公式”（《未彻之悟·四》）。不满足也不甘于满足，所以诗人才呼吁：“再下边是诗/那是永远的徒劳和秘密/朋友，那么我们是否决定/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未彻之悟·三》）。“秘密”是一种诱惑，而“徒劳”可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诗人的态度却是“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这是一种极感人的姿态，反抗绝望或于黑暗的水下寻找缪斯的珍珠，在命运悲怆而悄然的演奏中，不管以后是否还要写，但诗人何来于这种姿态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的不屈和高贵，却业已成为当代中国诗坛难得的一笔精神财富。

[1] 叶橹：《由不惑而知命——论何来的诗歌创作》，见《诗弦断续》，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

[2] 夏景：《深刻的悲哀——评何来诗集〈侏儒酒吧〉的思想性》，见《绿风》1997年第3期。

[3] 申世家：《海和峭崖的奏鸣——关于何来〈爱的磔刑〉的感性分析》，见《黄土地》1990年第1期。

[4] 吴嘉：《胡桃树下的沉思》，见《诗刊》1984年第9期。

[5] 叶橹：《历史和人生的悲剧——论何来〈爱的磔刑〉》，见《飞天》1991年第2期。

[6] 邵宁宁：《中国诗歌本土现代性与〈侏儒酒吧〉》，见《飞天》1988年第12期。

[7] 叶橹：《历史和人生的悲剧——论何来〈爱的磔刑〉》，见《飞天》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