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命名

2023-11-30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忧郁的波斯菊》，从构词上讲，其由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是作为对象的客观的“波斯菊”，另一个则是表明主体态度的主观的“忧郁”。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特别强调语言的象征性传情的功能，但是从诗意的获得到语言的表现，在《忧郁的波斯菊》中，诗人却似乎来不及将现实的物质对象进行主观的加工，从而将它们内化

李云鹏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地方调到省城工作的，他是一个本性非常醇厚的人，从地方来到城市，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是全身心地沉醉于自己忙碌的新工作。不过作为一个出身于乡村而且很早就参军辗转于西部辽阔旷野中的人，对于因为经济的复兴而逐日时尚、现代的城市生活，李云鹏又有着许多的不适应。更何况他那时已经年过40了，人生不经意间就沾染的一点沧桑之色，使他免不了在内心常常怀念他曾经的岁月：滋润了自己童年的故乡篁村，见证了自己青春的奇异的西部山川……“逝者如斯”，在回忆中复原曾经的那些生动和激情之时，对于生命，他同时怀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感。这种复杂的感情具体为他文字的表述，就产生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忧郁的波斯菊》。

《忧郁的波斯菊》1988年11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诗集中的作品主要写作于两个历史时段：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1—1983年，以“飞向巴音布鲁克”和“特殊记忆中的篁村”两辑中的大部分诗作为其代表；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1987年，作品主要收集于“追逐九色鹿”和“西行客说”两个辑目。两个时段的作品在风格上表现出了某种基本统一基础上的差异，前者清新、明快，而后者特别是“西行客说”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则渐趋沉郁和枯涩，诗在流畅的抒情中渐渐融进了某种富有意味的反省和沉思。

在笔者看来，这本诗集的名称是解读其诗作的一个关键。《忧郁的波斯菊》，从构词上讲，其由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是作为对象的客观的“波斯菊”，另一个则是表明主体态度的主观的“忧郁”。查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波斯菊”相传是古人从波斯引进的一种花卉，民间俗称八瓣梅，花色金黄，耐寒抗热，多生于中国西部高原，是一种很有地域特点也很美丽的花。将波斯菊和诗歌相连，可能的含义，一是由波斯这个翻译词引发的异域、丝绸之路并及西部的联想，二是由花所引发的美丽、动人的感受，二者合起来就是美丽的西部或西部的美丽。将忧郁和美丽的西部或西部的美丽连缀起来似乎多少有些犯冲，但是落实于具体文本的阅读，我们又能明白，这种犯冲其实恰巧是诗人面对西部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既矛盾但又真实的态度：一面想展示它的美丽，另一面在美丽的背后却又禁不住引发了因为时间和环境而致的种种生命和生存的担忧。

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广袤而奇异的西部，作者心怀了一种极为素朴的热爱之情。“没有瘦损的山”，“没有河流的污染”，故乡是诗人“萌发诗情的灵感”（《老是醒里梦里的思念》）。给自己生命的土阁楼和舅母让人怀念；葡萄藤般的小路也因为承载了“牛背上的童年”、“教我童谣的山家姐”和“寄存幽谷的牛角号”，所以“全是透明的晶莹”（《葡萄藤般的小路》）；甚至“八里无言，十里沉默”，泥泞中走着的毛驴车的主人，也并“未使我感到隔膜”（《毛驴车在泥泞中走着》），崭新的钢笔丢失于故乡的草地是一种美丽的错误，飞向巴音布鲁克，无边的绿洲的遐想让一切旅途的颠簸、寂寞、眩晕、唇焦舌燥，也都成了幸福到来之前的必要内容。诗人的热爱之中内含一种朴素的道德——“儿不嫌母丑”，这种信念驱使他有意识地去发掘西部生活中的美：舍沙漠而写绿洲，弃贫穷而显温馨，单向度的审美情感弥散中作者的抒情由此而成为一种欢快的礼赞，许多诗的写作也因此在总体上显得轻快和流畅。(www.chuimin.cn)

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诗人自我艺术素养的不断提高，李云鹏似乎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一种轻快和流畅有时也可以是一种肤浅和遮蔽，因为回到自己的经验，李云鹏非常清楚，西部并不仅仅是神奇和美丽，由此他的忧郁也便慢慢渗出来了，同样是写西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到80年代中，他的笔调却在悄悄中发生了变化，在礼赞之外，他开始揭示西部生活的艰难、危险和沉重：疲惫的沙原，强劲的阳光烘烤得沙砾也渗油，一场风能撼动十二个昼夜，雪水河冻住了鸽子的飞翔，狂沙如狮虎作色，暴风雪中的山豹使雄健的白牦牛也战栗不已……别样的自然山川，生存的压力骤然凸显，虽然作者也试图将这种压力用乐观的抒情人为地进行稀释，借此张扬人对于环境的超越和主导功用，揭示共和国初期人们普遍怀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信念，表达一个人在青春时期特有的浪漫和激情，但是人和环境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毕竟已经形成了，背景的艰难使英雄主义行为和青春激情的表现由此也不再那么轻松和流畅。岩壁石化了奔跳的小山羊，风库的三班长护持了一株青苗但却倒下了自己的身体，冰雪中的士兵和鸽子的歌唱只能是一种传说……“写忧而造艺”^[1]，诗人的乐观掩饰不了来自于生存背景上的荒蛮苦寒之本色，所以温馨中也有冷寒，甜蜜中也有苦涩，壮烈中也有悲情。外在的生存压力下，生命在艰难承受当中甚至时常发生变异和扭曲：冷风赶走了淘金的人，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所以他们只能痛苦地迁徙，盛开的波斯菊因为阳光的拒纳而顷刻萎蔫，谷桥在一个深夜坠落，危巢让一棵大树提前梦见自己苦涩的老年，日子让一个妻子不说一句话就离家出走，而恐惧让一个汉子道德溃决只能与野兽为伍，死亡之海边的一截枯骨和因为伤心于斗殴而停止流淌的枯泉因此更像是一种别有意味的文化象征，在诗人冷峻的反视当中，它们体现出了西部生活前所未有的沉重和力度。

进步是进步，但是从整体上看，《忧郁的波斯菊》毕竟只是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初步觉醒之后的产物，时过境迁，用更高的艺术眼光衡量，我们可以很快地发现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诗人对于对象的精神内化不够。许多诗作有很具体的场景描绘，但是场景描绘之中缺乏感性而生动的心灵现场，对象特征清晰但诗人主体的精神图像却极为模糊，艺术的表现因此较少深度的美感，流畅有余而韵味不足；第二，诗情诗意的形成较多主体单向度的施加，作品意义世界的建构较少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就像“巴音布鲁克”一辑中的作品，因为缺乏对象对主体的必要的阻拦，所以诗歌便成了诗人一己单一而空洞的情感流泻；第三，过多的议论所导致的诗歌表意上的空泛和直露。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特别强调语言的象征性传情的功能，但是从诗意的获得到语言的表现，在《忧郁的波斯菊》中，诗人却似乎来不及将现实的物质对象进行主观的加工，从而将它们内化为能够承载自己精神体验的感性存在而再进行传达，诗的写作因此往往省略艺术的加工过程而直接地运用议论说理揭示意义，像“西部说：/其实最可怕的/是你不理解这片/可怕的荒地”之类的表达可以说比比皆是。此外，诗集中还有许多诗似乎特别喜欢“卒章显志”，以道理的直接说明归纳或提示作品的主题，它们的模式化表面看起来似乎有益于读者的阅读，但实质上却从根本上损害了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之美。

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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