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赋予文学启示-赵树理小说的现实政治意图

——政治视域中赵树理小说写作中的民俗文化表现

赵树理的小说写作有着极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表现，在谈到其小说写作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之时，一般研究者较为关注作者思想启蒙意图对于民俗文化内容运用、处置时所发生的影响，但事实上，除了来自于新文学传统的思想启蒙动机之外，因为失望于“五四”新文学与底层民众的隔膜，加之感恩于政治革命对于自己生活的振救而起的主动的政治责任承担，他的小说写作因此也表现出了“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1]的解决“工作问题”的明晰政治意图。政治意图更多体现的是政党团体的利益诉求，而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众稳定和普遍传承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更多显现的是民间民众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两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沟通、一致，但也在具体的生活演绎中不断忤逆、冲突，缘此，赵树理因缘政治意图而对于民俗文化所进行的艺术处理，也便在实际的写作实践中建构出了复杂的存在景观，显示出了丰富的意义内涵，所以从政治视域观照和审视赵树理小说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对人们进入赵树理小说世界并有效理解其民俗文化表现的价值意义自然应该有着较好的引导作用。

启蒙意图所体现的，更多是赵树理作为一个新文学传统中人的自觉价值追求，但在思想启蒙动机之外，因为现实的政治革命所给予的生存佐助之力，“以至于除了投身激进的革命队伍之外，他的写作才能、他的人生追求甚至是他的基本生存安全简直就难找到最基本的实现空间”，加之“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暴力形式的政治革命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赵树理本人也只有投身这样的革命群体才能获取写作的基本条件，——这样一来，他的‘农民启蒙’的初衷也就不断演化和收缩，直至成为直接服务于具体的革命功利目的的‘政治启蒙’或者服务于具体政策的‘问题小说’”^[2]。

因为政治革命对于赵树理的巨大吸引和拯救之功，依从中国民间“知恩图报”的做人原则，在初期和隐匿的思想启蒙动机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写作，也便更多地表现出了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明显意图。“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注意，不需乱踢摊子！”^[3]为这样的意图所规约，他的小说写作也就自然成为了其本人进行革命工作的一种手段：为了配合减租减息斗争，他写了《李有才板话》；为了动员民众参加上党战役，他写了《李家庄的变迁》；为了帮助基层干部正确解决破产后流入下层社会那一类人的问题，他写了《福贵》；为了纠正人们对于粮食是土地产生而不是人的劳动所得的错误观念，他写了《地板》；而为了宣传《婚姻法》，则写了《登记》……总之，通过写作，他所要实现的，“与其说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不如说是通过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喜欢看’，力求‘政治上起作用’。”^[4]

写作动机上的这种强烈的政治服务意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极为分明地表现于赵树理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处置：

首先，依从既有的政治工作经验，赵树理告诉读者，从实际的政治革命眼光审读，民俗文化这种本质上属于“民”的生活文化，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为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并及其为主流封建文化不断渗透的情形，所以，它们在民众日常的生活之中也便更多也更经常地表现成为一种与革命的进步要求不相一致的落后、僵硬的负面力量存在。

关于这一层面的内容，在有关老一代落后农民人物的生活描写之中赵树理给予了极为充分的表现。新的《婚姻法》的实施，阻力不仅来自于政治革命的敌人的破坏，而且更在于新的生活中人们所心持的旧习惯、旧意识的阻挠，这一点在新政权已然建立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显著。小二黑和小芹两心相悦，但他们对于恋爱、婚姻的自由追求，却遭到了周围环境整体的反对。这种反对，固然有隐藏在革命政权内部的金旺和兴旺等坏分子别有用心的因素，但更为强大的阻力，还在于他们主动、积极的个体追求，因为从本质上忤逆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婚姻大事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理念，所以也便首先遭到了其父母的强烈反对。三仙姑的表现自然不用多说，因为这个人物本质上是一个为个人的私欲所扭曲和异化了的非常态存在。二诸葛的表现却极为常态，他关心着他的儿子小二黑，不仅早早地为其打算，将自己收养的难民之女给他作童养媳，而且从其将来的前途命运考虑，坚决反对他和小芹的婚姻关系缔结。他的反对，理由即在于其所信从的迷信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认为小二黑的金命和小芹的火命是相克不吉祥的，而且还认为小芹生在十月，十月是犯月（即破月），犯月生的孩子命相不好，容易冲着别人，所以小二黑和小芹若是结婚，对于小二黑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很明显，二诸葛的思考并没有太多的个人私欲，相反却更多真挚的父爱表现，他的错误不在于他的心而只在于他的认识，因此，小二黑在被金旺、兴旺捆到区上之后，他的着急也便真的是一位父亲发自内心的着急；而其在区长已经明确表示对于小二黑和小芹婚姻关系的支持之后所说的话——“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愚昧自然是愚昧，可笑自然是可笑，但是愚昧可笑之中，却不乏一种让人感动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真情存在。不过，也正是因为操持过程中的人和人之间亲情的存在，所以，在旧习俗、旧规矩的层层要求和制驭之下，政治革命所要求的一切新事物和变化的出现，也便显得异常的举步维艰。就一个婚姻自由，你情我愿的事情，但是通过《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邪不压正》中的软英和小宝、《登记》中的小飞蛾和保安、燕燕和小进、艾艾和小晚、《三里湾》中的有翼等青年的遭遇，读者还是明白了在当时的语境下，民俗旧习惯、旧意识和现实政治要求之间不合拍的真实情状。

相较于自由恋爱婚姻的追求，在赵树理小说的叙事中，妇女走出家庭、寻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解放要求，似乎在婆婆们借助于旧有的习俗规范的反对下，遭遇到了更为顽强的抵抗。《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响应政府的号召，她希望走出家庭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但是她的解放进步的革命要求，却不为她的婆婆所允许。婆婆的力量来自于旧有习俗的强大支持，因为她们生活的地方距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路，“山高政府远”，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所以婆媳们所遵循的老规矩就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待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为此，孟祥英只要和别人一交谈，“按照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象驴道上寻个驴蹄印，步步不缺”，她的婆婆也便借机寻她的不是，指使儿子去打她；而她的丈夫在婆婆的指使之下，也是不分青红皂白，按“老规矩”自然不问理由，将她的头上打了个血窟窿；拉架的人虽然不满她丈夫的打的不是地方，但“至于究竟为什么打，却没人问”，因为“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问理由的”。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旧习惯支持，所以当知道了“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之后，孟祥英的婆婆也便不禁想：“这不反了？媳妇家，婆婆不许打，丈夫不许打，该叫谁来打？难道就能不打吗？儿媳妇的两只脚，打着骂着还缠不小，怎还敢再放？女人要打起柴来担起水来还象个什么女人？不识字还管不住，识了字还要上天啦？……这还成个什么世界？”即使遇到了荒年，孟祥英领导妇女采摘野菜、割白草卖钱以自救，她的婆婆也根本不管她采了多少菜，割了多少草，怎样引导大家渡过了难关，而只是按照旧习惯、老规矩，觉得她“勾引上一伙年轻人放风”，是“越来越不象个媳妇样子了”。

在婆婆们这样那样的老规矩、旧习惯的要求之下，年轻媳妇们自然是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动辄得咎。其情形就像李成的媳妇，她一只手提水，她的婆婆觉得不应该；用大瓢往锅里舀水，她的婆婆也觉得“这怎么象个女人？”即使多用点水洗白菜，移动一下一个破箱子，穿一件衣服，开一个会，她的婆婆也是千阻挠，万埋怨，感觉“这哪有个媳妇的样子啊！”这样的要求推衍出去，父母于儿女，长辈于年轻人，有身份的人于无身份或身份底的人……在层层种种的历史因袭的习俗礼仪讲究的制驭之下，赵树理也便通过他的小说告诉人们，革命政党现实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要求的进行和实施，在具体的敌人的反对之外，也便更为经常、也更为顽固地为来自民众群体的落后思想和民俗风习所抵御，因此现实革命的任务，除了坚决地打击具体的敌人之外，也便更需要教育广大民众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在思想启蒙的基础之上，通过更为务实和有效的举措，调动其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积极性，推动现实政治举措的具体落实。

其次，通过他的小说描写，赵树理还进一步指出，因为民俗文化所显现出的“习惯如此”和“大家都是这样的”历史继承性和集体性，所以它们也便往往成为革命的敌对力量或者封建落后势力加以利用的手段和工具，敌对力量和封建落后势力对于现实革命工作的反对，因此也便更多不以直接对抗的形式而是借助于旧有的风俗习惯，以更隐蔽因而也更具破坏力的方式进行。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之中，坏分子金旺、兴旺对于新政权婚姻自主政策的破坏，并非都是明目张胆的，相反，他们的私欲却更多掩藏于民间普泛心持的习俗观念。第一次捆绑小二黑，他们罔顾事实，借小二黑父亲给他所定的童养媳说事，公然提出“他已是有女人的”。第二次他们更是借着“捉奸拿双”的理由，意欲置小二黑于死地。他们之所以敢于在新政权的权力范围之内如此这般的胆大妄为，除了他们手中因为投机所得的权力之外，还在于其身后有着二诸葛、三仙姑等落后民众所承袭信奉的民俗理念的支持。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他们的动机之所以并不为一般民众所警觉，即在于他们所说的“已是有女人”、“捉奸拿双”的理由，事实上是附着于旧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习俗观念的，换句话讲，也就是正因为有这样广泛信从的传统习俗理念的借口，所以他们的个人私欲才得以隐匿于民众群体的公共言行之中，在封建旧势力为革命力量所赶下台之后，变相地寄身于新的生活细节，对新政权现行政策法令的实施予以肉眼所不易察觉的破坏。

这样的情状极为普遍地表现于赵树理的小说叙事。在《李有才板话》当中，阎家山的本地人和外来人、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即是通过名字的“老”和“小”标示的。外来开荒的人，只把他们的姓边上加个“老”字，像老陈、老秦、老常等，而所说的“小”字辈，却基本都是本地人，“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字，象小顺、小保等，可是西头那些大户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别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长阎恒元乳名叫‘小囤’，别人对人家不只不敢叫‘小囤’，就是他说‘谷囤’也只得说成‘谷仓’，谁还好意思说出‘囤’来？一到了老槐树底下，风俗大变，活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小什么，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请柿子洼老先生给起了个官名叫‘陈万昌’，回来虽然请闾长在闾账上改过了，可是老村长看帐时候想不起‘陈万昌’是谁，问了闾长，仍然提起笔来给他改成陈小元。因为有这种关系，老槐树底的本地人，终于还都是‘小’字辈”。非常明显，“老”字和“小”字的命名和称呼方式，其中是有着极为分明的阶级身份的，而村西头所谓的“大户人家”，正是巧妙地借助于这种区分，有意无意地对外来开荒的穷人进行社会定位，并于无形之中确立起他们的日常权威从而剥削和欺凌穷人的。而且，让人感到更为震惊的事实还在于，外在的规范内化为主体自觉的意识，老秦虽然不过是一个为别人所欺辱的外来户，但他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对于权威的崇拜意识，他不仅胆小怕事，不敢得罪阎恒元，而且一听说农会老杨同志原先也是长工出身，马上便对他另眼相看，“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而小元虽然先前也是老槐树底下的穷人，也是小字辈推举上去希望为他们办事情的人，但是等到他有了权力之后，为老恒元等人所算计，经不住人家运用干部派头加以诱惑，不知不觉就成了穷人们新的主人，和本来应该斗争的人站在了一起。通过这样的具体描述，读者也便能够发现，在封建反动势力失去了其先前所有的表面权力之后，他们对于革命的破坏，也便往往或更多借助于民间流播的风俗习惯，从公开转入地下，以更为巧妙的方式来进行。(www.chuimin.cn)

在赵树理所描述的诸多反动势力对于民间风俗的利用事件中，人们发生纠纷便到村公所“吃烙饼说事”的民俗方式，是极具最典型意义和说明力的。

对于“吃烙饼说事”这一地域民俗，《李有才板话》中作者有过较为简略的介绍：“这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村公所说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吃了才说理”。而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他则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讼会，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闾邻长、调解员等每人一份”。于此说明的基础上，赵树理还通过小说的形式对这种民间习俗给予了具体的演示：外来户张铁锁和本村先生春喜因为茅厕旁边的一棵小桑树而起了纠纷，春喜和村长李汝珍、狗腿子小毛本是一伙的人，这场纠纷虽未开始解决但输赢已明，只是村子里的这些恶势力，再加上流氓小喜，本来不公平的解决，他们却偏偏借助于“吃烙饼说事”的方式，在貌似公正的名义下行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便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便逼得铁锁一家家破人亡。通过民间习俗的现实生动演示，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村恶旧势力，无论是在先前的旧政权还是现在的新政权下，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控制，不仅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而且也更经常地借助于民间习俗的中介作用，将本来实质性的欺辱盘剥予以软化处置，从而隐匿其暴力或者血腥的特征，使民众在习以为常的习俗认同之中，以更为巧妙的方式阻逆也破坏新政权所领导的让广大民众翻身做主人的政治革命。

作为一名被“五四”新文化所唤醒同时也自觉认同“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赵树理的小说写作对于民俗民间文化的处置，自然便常常将关注点落实在了人物思想意识的自我转变上，通过民俗文化和人物关系的生动演绎，从具体的人的精神存在形态的观照一域，不仅极具个性地表现了自鲁迅而来的“立人”主题，而且也从一种特殊的面向，揭示了封建文化在新生活中的顽固且不断变化着的存在，从而说明了新生活建设中反封建的必要性，显见了其写作鲜明的思想启蒙动机；但是除却或者说在这种意图之外，作为一名实际的革命工作者，赵树理的写作更为主要的动机还在于通过小说写作的方式，解决实际的工作问题，为此，虽然认识上并没有真正完成过渡，但是作为一名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他还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的活动从以主流新文学背后的‘现代新文学话语体系’（可简称为‘五四’话语）作支撑，转向以自己所属的革命团体背后的‘革命话语体系’作支撑”^[5]。而从这种服务于政治的动机出发，其小说写作对于民俗民间文化的处置，也便将关注的重点更多集中于腐朽封建文化在民俗民间文化身上的寄生性和它为敌对、恶旧势力的可利用性上，从而在民俗民间文化为敌对、恶旧势力所具体操作演化之时，揭示出其本身的负面和反面属性。

缘此，实际的情况也许确如研究者丁帆所言：“作为一个为农民代言立命的无产阶级作家，赵树理所取的是国家与民间的双重立场，他用以分辨‘愚昧’与‘觉醒’、‘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思想标准，虽然不乏‘五四’启蒙思想的蕴涵，但主要是他所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6]。这种双重的立场，使得赵树理小说写作之中的民俗民间文化的表现也便显现出了相应的艺术效果：当作家的启蒙意识和政治立场基本一致或相对和谐之时，其民俗民间文化的表现，也便既紧密相关于人物的思想觉悟，同时也关涉于人物政治进步的宣传主题，即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等作品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不仅生动活泼，而且也意味深长；而当作家的启蒙意识和政治立场不一致——特别是当政治立场完全取代了启蒙意识的时候，即如《三里湾》、《杨老太爷》、《互相鉴定》等作品的写作，或者就像《小二黑结婚》中区长对二诸葛的态度：“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这种太过直接、急切的政治功利目的，自然使得有关民俗民间文化的表现，不仅简单、粗糙，而且用意也过于直白、表面，缺乏蕴藉。

不过，作为一名有着鲜明民族特色的乡土写作者，当中国文学在世界化背景下力求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别样的现代性内涵建构之时，在新文学政治参与和思想启蒙的双重主题表现之中，赵树理在其小说写作中对于民俗文化的对待和处置，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因其本身作为“赵树理方向”所发生的实际历史影响，以及话题本身所牵涉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个人、文人与民间、政治与启蒙、启蒙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等复杂关系，所以对于它们的研究，自是可以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引向一个极具意义的空间。

[1] 赵树理：《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7页。

[2]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3、217页。

[3] 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0页。

[4] 张志平：《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5]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6页。

[6]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