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观照

谈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之时，将这种建构和现代性加以连接，这样的做法为时下许多年轻学者所不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性的概念，依西方一般性的认知，譬如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看法，便以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其质的规定，不脱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重建或不断生发人类理性和智慧的要义。而以这样的要求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工作，则不仅缺乏现代性所应有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机制，难以使理论工作者在自己身处的环境中“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因其独尊一家之言而对其他种种可能的排斥，事实上也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基本上退出了国际交流的时代场域，于西方理论界新见迭出快速发展之时自己却了无建树。缘此，他们便以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不仅基本上外在于西方现代性追求的大潮之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显示出了些许和20世纪时代主潮不相和谐的反现代性的意味。

“同情的理解”或站在对方的认知视点之上，上述看法的形成，自然容易发现其所可以依赖的现象依据和思维逻辑。但是，若换一种视点，或者从更为全面的立场去看，上述看法的偏执事实上也显而易见。现代化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的认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止于一种，所以，若依西方某些人的标准要求，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可能较少现代性特征，但是若参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问题进行更具整体性的思考，充分注意现代性表现的具体性或个别性，现代性和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也便未尝不可以进行一种重新的表述。

谈到现代性或现代化，一般人的意识中，自觉不自觉总会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近现代模式说事，但事实上，诚如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先生所言，“根本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有所谓西方的现代性，也有非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即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它的具体内涵，“我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范畴来谈，现代性的基本来源是‘现代’这两个字，‘现’是现今的现，‘现代’或说‘现世’，这两个词是与‘近代’或‘近世’合而分、分而合的，恐怕都是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创造出的字眼，它们显然都是表示时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当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主轴放在现代，趋势是直线前进的。这种观念认为现在是对于将来的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从这里就产生了‘五四’时期‘厚今薄古’的观念，以及对于‘古’和‘今’的两分法……我认为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2]。

李先生的话相信不一定人人都赞同，然而其中却内含了两个极有意义的思考点：一是中国“现代性”的“现今”或“现世”所指；二是“古”“今”两分基础上的“厚今薄古”观念。说得清楚一点，中国的现代性，既指一种不同于过去或以前的现今或当下时间属性，更指一种“厚今”、“薄古”所强调的进化进步的价值属性。这样的思考，它的好处，就是不仅将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明晰的中国语境，而且也指向了具体的历史内容，从而让人们真切体会中国现代性表现的复杂和特殊。

而以这样的思考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工作之时，它的现代性表述也便有了可能的理论支撑和合理的历史依据。

首先，从时间属性上看，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引进和建构，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原本只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具体点说，真正发生影响并有意义的工作，应该说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毛泽东曾有过一个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历史关系的发生这一点上，他的表述无疑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相较于哲学、经济、政治学等思想的引进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作为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中国文学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活动，应该说它的开展实际要更晚，以斯洛伐克著名汉学者玛利安·高利克的看法，“1923年底至1924年初，‘政治性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点的文学论文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了”^[4]。

基于此，可以进行如下推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引进、接受和中国化改造只是20世纪中国才出现的事情，那么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也便只能是20世纪中国理论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针对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它和近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历史时段区分，所以，其本质上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种现代构成，是中国现代理论工作者对于文学所进行的现代性思考的一部分，现代性应该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典或古代文论的鲜明属性特征。

但自然，时间属性上的现代性只是一种较为表层的指称，而于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时代精神的根本归属上，受制于现代中国因缘于中西交往过程中屈辱性的失败而起的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并及在此心理背景下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追求动机，所以，20世纪的中国，整体上讲，可以说就是中国人不甘落后，不甘被边缘甚至被灭绝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奋斗努力之国度。在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之中，现代性或现代化追求显然成了一个贯穿且突出的主题，只有在这个主题背景之下，20世纪中国发生的那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如启蒙和救亡、西化和民族化、进步和保守、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反改革等等，也才能从本质上给予合理的解释。

正是由于现代中国社会并及由此而致的现代中国人在精神—文化心理结构上所引发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现代性转换，整个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诚如谭好哲等研究者所言：“随着中国社会由古老的、封闭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历经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概念设定和体系构架等各个层面，均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获得了现代性新质……直至今日，中国文学理论时时都在面临变动发展着的时代现实所提出的诸多新的‘现代性’的文学和审美问题的刺激与冲击，这些新的‘现代性’的文学和审美问题已然需要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做出反应，予以回答。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现代性事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尚未完结的现代化工程和事业”^[5]。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整体上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现代性事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分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之整体，立足于这样的整体属性立论，从现代性视域审视并描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自然也便不应该被看作是“偏题”或“跑题”之作。

自然，从历史时位和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性属性背景下言说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属性，还只是一般或普适的推论。而与此相比较，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实际建构中所表现出的努力，事实上更容易说明其问题的实质。

其一，从最初的接受动机上讲，中国文学界甚至整个文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选择，原本就是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问道于西方的一种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也只是作为和达尔文、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等人的理论一样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而被引进和了解的，它的能到乃至能在中国立足，并且在“五四”落潮之后迅即从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主导型的思想学说，还原历史语境，考量社会心理，其中的原由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自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大规模接触后，就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路。这是一个从社会到心理，从经济到文化，从生活方式到世界观，从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的漫长、全面、深刻的转化过程。中国人原有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效力，无法继续指导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在面临社会形态转换的同时，中国人更面临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换。中国人需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为他们新的思想行为提供合法性根据。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性追求进入第二个阶段时逐渐显出身形，通过承担并完成历史救亡任务而将前一时期的多元思想逐渐归结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一元，最终取得了合法的指导性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和思想带来的曙光，以其伟大崇高的理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文化思想建设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也从第二个十年开始直接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一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因此具有了鲜明的政治、阶级色彩。其追求目标开始由具有启蒙价值的新文化理论转向具有社会救亡功能的文学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文学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为应时代之需的主流思潮，并在他者语境中实现了新一轮的理论综合”^[6]。

很明显，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因为其特殊的生存焦虑，原本根源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诉求，所以无论是“五四”时期精神启蒙的倡导还是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鼓动，中国知识界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最初选择，事实上都不能不与这种现代性追求的根本动机密切相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诸多内容，如实用特征、工具属性强调等等，多半也只有在这种大的现代性动机之下，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其二，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不仅人们所使用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和术语，如“反映性”、“典型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等等，具有着明显区别于中国古典文论理论话语的时代特点，而且在对一些更为重要的理论话题——如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民族性、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主体的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的思考中，理论家们实际所进行的思考，像李大钊、胡风、童庆炳、钱中文等，便既表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者与国际现代思潮（如民粹主义、表现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之间的某种前因后果的影响关系，同时也内含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思想有意无意谋求对话的隐形思维结构，所以，论争，斗争，批判等等，各种发言事实上都是以和现代社会大背景之下某种对象（虽然许多时候这种对象只是虚拟的）进行对话而展开的。(www.chuimin.cn)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温儒敏先生所说的一段话也便给人很好的启示。在论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表现问题时，他讲：“本世纪（即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也始终受政治变迁的影响。它本来就是一种很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适应与参与政治变革的过程中为政治所左右，势必得到不同的理解，在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敏感的问题上形成阐释上的分歧。而且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天然的战斗性，它要不断批判抵制与它的基本原理相悖的其他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构成一种激烈的‘对话’，这种‘对话’在事实上也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使他不断因势利导地调整改变自己的某些具体的理论命题”^[7]。他的话清楚表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包括其批评的构成原本是复杂的：它既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其内部总是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它又在与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特别是各种现代主义理论——的激烈对话中，不断对自己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调整。

以这样的理解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譬如说胡风的“主观现实主义理论”的构成，我们便能够发现胡风的意见，既本自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但是它又有其鲜明的当下指向或现代属性，其不仅是在与当时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如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其思想资源的背后，除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念和现实的体悟之外，事实上还有风行一时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痕迹。^[8]

即便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现实主义理论等一些看起来比较普泛的话题，若认真梳理它们的建构历程，深入其脉络肌理，其中内含的精神品性和意义价值，事实上也便的确如陈晓明先生所言：“文学被赋予重大的政治使命，这是中国文学特殊的现代性进向。但是如何使革命的政治与文学更加紧密地结合，那就要依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更严格和更有开拓性的探究。从为人生的艺术，到广义的写实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就一步步走向明晰和具体，中国的左翼文学也就开始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内涵。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巩固，就预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全部的历程。在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来阐释革命文艺，就不再是政治和文学分离的情况，或是文学与政治的二分法的对立，而是完全把二者重合在一起的具有现代性的崭新高度的文学时代的开启。”^[9]

所以，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要涉及人的认知角度和思维方法。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在思考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之时，批评者们似乎更愿意将话题置之于20世纪中国特别是左翼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间之中，并且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所开启的现代启蒙传统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思想对立起来，就中国谈中国，就马克思主义谈文艺理论，所以也便难免将本来一体化的历史进行人为的间离，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从而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这种本来内化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和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找西方参照、积极进行民族振兴的现代性努力的行为，脱离其存在的整体背景，真空化或封闭化，自我放逐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描述之外。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若是我们能够主动变换思路，不仅注意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行为置之于20世纪世界范围内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而且也注意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和“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极的对于以西马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思想的介绍吸收等取向进行连接，于时空二端进行整体的贯通，我们自然便能够发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无论其实际取得的成绩怎么样，但在行为的根本属性上，它本来就是或者应该是20世纪世界现代性追求的一种构成，是带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别一种现代性追求或努力的具体表现。

[1]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2]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0页。

[4] 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5] 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6] 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7]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8] 关于这一点，参见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之文，载《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辑。在这篇文章里，胡风虽然不否认厨川百村的理论有其唯心论的片面性，但是他坚持认为厨川所说的“创作过程总是从这种主观需要（苦闷）出发”的意见是对的，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9] 陈晓明：《重论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斗争——革命文艺理论的发生学探讨》，载《文艺争鸣·理论》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