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的启蒙表达：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场域和命名

2023-11-30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当下的底层写作即缘起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人们感觉到了当下的底层写作和“五四”新文学启蒙主题表达之间隐隐存在的某种可通或一致属性。“五四”启蒙表达和当下的底层写作原本是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中国作家对于社会的不同文学表现，但在表面的不同之中，人们可以发现，“五四”和当下的作家都注意到并在作品中表达了社会的不公平问题。

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对于国民素养不断深化的要求，加之20世纪中华民族生存语境整体的艰窘——外部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内部持续不断的阻力，所以，启蒙的延续和沉重也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最独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变相的延续，“五四”的思想启蒙—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启蒙—解放后的政治启蒙和知识启蒙—新时期的主体启蒙，等等，尽管表现的层面和区域不同，但是知识分子意欲通过某一方面的工作从而对民众实施其教育的步伐却始终没有真正停止过；另一方面则是延续中的艰难和沉重——外在的干扰，内部的阻力，生存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持续地对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思想的教育从而实现民众精神健康强大的启蒙吁求制造了各种障碍，启蒙工作（有时甚至是降低要求的科学启蒙）的进行因此也便往往必须以知识分子的生命为其代价（譬如顾准和马寅初等人的遭遇）。

21世纪以来，下岗工人、打工者、无业游民和因灾害疾病而使得生活陷入贫困的人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底层的存在。这些社会底层人员，他们收入低下，缺乏足够的财力完成必要的文化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遭受侮辱和损害却不知怎样呻吟，被人不公平待遇却没有人替他们伸冤。中国当下的底层写作即缘起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人们感觉到了当下的底层写作和“五四”新文学启蒙主题表达之间隐隐存在的某种可通或一致属性。

首先是题材选择上所体现出的作家对于社会底层问题的主体敏感。“五四”启蒙表达和当下的底层写作原本是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中国作家对于社会的不同文学表现，但在表面的不同之中，人们可以发现，“五四”和当下的作家都注意到并在作品中表达了社会的不公平问题。“五四”作家大都不是纯正的文学家，文学在他们更多是一种参与社会和思想表达的工具或手段。因为痛心于民族精神的积弱不振和国家的软弱，他们写作的目的因此在文学之外也便更多思想教育的考虑。国家的强大在于人民精神的强健，但是在对国民进行精神体质考察之时，他们却发现他们所要依赖的民众大都身患严重的疾病——冷漠、孱弱、自私和奴化，等等。民众何以会病？被压迫却没有反抗，被欺凌却没有不满，被伤害却没有痛苦，满身疾病却没有自觉，在对可能的原因的分析中，“五四”一代作家发现了种种的不公平——现实的，但更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不过是穷人成为阔人筵宴的材料的历史，所以反传统的声音在“五四”作家的表达中才格外响亮。

与“五四”时期相比，当下社会已经没有了绝然的阶级对立，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富裕起来的生活也让大多数的作家要么转向于唯美、形式的探索，要么热衷于感官刺激的大众文化的制作，在极具复制性的生产与消费之中和商人一样追逐利益所带来的快感。然而，在社会整体的平静和歌舞升平之中，当下的底层写作却在人们的唯美艺术探求和大众文化热闹之中，发现了为大家所忽视了的社会的不公和苦难：大量的工人下岗，愈来愈大的生活开销，但是当事人却缺乏更新的可能，就像方方所写的《出门寻死》一般；快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改造，农村人口不得不向城市转移，但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种种侮辱、伤害和不适应，干最脏最苦的活却拿最少的钱，没有身份，没有尊重，没有权力，没有话语，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粗粝，本能的欲望和欲望受挫后的暴力反抗，那么多的无业游民，城市的黑暗中本就存在着大量的不和谐，何况在城市表面的日新月异背景上大量农村呈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荒芜和危机——老人的赡养问题，留守妇女的安全保障问题，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等等，等等。当下的底层写作让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并反省起了虽然严峻存在、但是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自己所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社会底层者的生活和生存。在这一方面，名噪一时的《故乡在远方》、《亲爱的深圳》、《在路上行走的鱼》等作品的写作都是典型的事例。

其次是写作动机上的道德同情感。虽然主要是批判，笔下所刻画的底层人物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或人格缺陷，但是在分析这些缺陷的形成之时，“五四”作家却往往将最为主要的原因归结为人物所置身的社会环境——人间的冷漠终于使孔乙己无路可走，而祥子的堕落则直接和城市对他的腐蚀和诱惑紧密相关。很明显，这是一种开脱，而这开脱的根源，则在于作家在写作动机上对于其所写的人物所寄寓的深沉的道德同情。在“五四”作家们看来：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的存在，他们只能成为环境允许他们成为的样子，所以他们的不幸，也便更多是为环境所给予的。

“怒其不争”固然是事实，但“怒”的前提却是“哀其不幸”。“哀”是什么呢？是同情，是悲悯，故而一切缺陷和弱点的揭示，其实也便根本上都缘自于一种本质上的爱。爱之愈深，恨之愈切，所以即便是阿Q，即便是鼻涕阿二，在对他们种种滑稽和可笑的言行描写之中，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到作家对于人物内心深处种种努力和挣扎的体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话，典型地代表了“五四”作家对于启蒙写作的动机。

无独有偶，在当下底层写作中，大多数的作家对于自己笔下所叙写的对象也延续了这种出自于人道主义的道德同情。“他们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8]，或者“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最大的政治”（韩少功语），印证这样的呼吁，读者可以看到在方方等人所写的《出门寻死》等“小人物”系列作品中，在对人物种种的困难和挣扎的叙写之中，写作者对于底层人物所持存的无限体谅和同情。“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只好这样了”，在类似的口吻和语气表达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作家的道德立场和情感偏向。

此外还有代言人身份的设置。被凌辱但却没有感觉，身陷危机但却依旧在酣睡，无声的中国，真实的状况就像鲁迅所比喻的绝无完好的铁屋子，火烧起来了，清醒的人却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是思想的启蒙者，所以无论从情理还是道义上，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也就成了民众的代言人。“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在“五四”作家的底层关注之中，我们既可以感觉到献身的狂热、精神的优越，同时也可以感觉到不得不替人说话的沉重和无奈，无论哪一面，它都体证了作家代言人身份的存在。(www.chuimin.cn)

如果说“五四”作家的代言更多是因为民众的不觉悟、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话，当下底层写作中作家的代言则更多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对象多半是社会的弱势存在，经济的贫困加之政治权利的缺乏，他们没有或者缺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同情，体谅（甚至是对堕落和暴力的），愤怒，忧伤，有时干脆直接是以一位记者或作家身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下底层写作中和“五四”作家一样的代言人身份设置。别人的生活，但却是知识分子自己的眼光和讲述，所以评论家阎晶即以为，“底层”归根结底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一种关注”^[9]。

这样的可通和一致，很容易让人以为中国当下的底层写作是对“五四”底层启蒙的又一次回归。相同的世纪初，相同的转型时期，相同的社会矛盾中的底层关注，人们很容易产生某种文学的轮回或循环的感觉。然而在这种大体可通或一致之中，仔细区别和分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二者间许多的差异。

一是写作语境的差异。“五四”作家的底层启蒙源自于民族生存的危机和苦难，他们写作的时代，因为不得不进入的“现代化”存在，即中国正在经历从古旧的封建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转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所以启蒙既是强国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自我实现更新的需要。为这样的需求所内在规范，他们对于底层的关注和表达，因此也便既是针对底层国民的，是对他们的困难和不幸的揭示，对他们需求的代言表达，但也同时是针对现实的政治和历史的传统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残酷、僵硬、腐败的激烈批判，也是对于历史文化——特别是和统治者沆瀣一气的礼教文化的猛烈攻击。

与“五四”不同，当下底层写作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民族逐渐强大，国家正在稳步迈入较为平稳的发展之中，民族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却没有趋于极端，阶级的概念也逐渐被人们淡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写作者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形成根本性的对峙。底层的出现缘自于经济快速发展之中社会阶层之间由于收入的差距所导致的政治、话语权利的分化。而底层写作对于底层的关注和表达所显现的主题，更多是对于社会分配公平的一种呼吁，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心。苦难和不幸的表达有针对具体的不满，但却没有本质上、整体性的对抗。

二是关注层面的不同。因为本质上的“立人”观念，所以“五四”作家对于底层国民的表达，关注更多的是他们的精神，即鲁迅所说的“沉默的魂灵”，他们的国民性批判，也便多半是针对民众种种的精神疾病（如麻木、愚昧、迷信、奴性、无原则、自欺欺人等）而进行的。和“五四”不同，当下底层写作对于底层人群的文学言说，则更多局限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的书写，主要表现在对于社会变化之中这些底层人群成为底层的种种外在原因并及他们生活的种种困窘的揭示。相比较而言，前者明显更多为对于人的精神所进行的表现，即对于他们内在精神生活的开掘，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人的外部生存环境的描绘，着力于对于他们现实遭遇及其命运的摹写。

三是表现态度的区别。“五四”作家在关切之外还有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看法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态度，发现病才能看病，也才能从根底上诊治病，所以其具体的写作，即如鲁迅的《故乡》、《祝福》等等，在深切的同情之外，也便更有不满，有否定，有更深的人性的拷问。两相比较，当下的底层写作对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则更多普泛的同情和廉价的认同，一切都归结于外在，人物自身的精神审查则严重缺乏，所以鲜见鲁迅一样深刻的人性追问和人道吁求。不管是《那儿》中的朱卫国，还是《太平狗》之中的程大种或太平狗，抑或《故乡在远方》中的陈贵春、《在路上行走》中的杨把子，这些人物本质上都缺乏内省意识，形象的塑造因之也都显现出了干瘪、扁形特征，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写作者因缘于自我的道德正确的内心认同因而在塑造人物时所有意无意显现出来的价值偏向，亦即当作家们把它们笔下人物的不幸遭遇统统都归结为社会不公这种外在原因时，普泛化的同情代替了主人公主体应有的自省，道德正确的优越感支配了叙事的伦理，同时也掩盖了因为作者思想的贫乏而导致的人物作为主体人而应该具有的对于生活的积极思索。

四是叙事设置的分歧。“五四”作家的底层启蒙写作在具体的叙事中，不仅在叙事者和人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设置，即如《孔乙己》的写作，人物是一种存在，是被讲述的对象，叙事者是一种存在，是具体的讲述者，叙事者和人物之间的差异——年龄、社会经验、文化水平等等，不仅极为形象地体现了启蒙者和其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且也很好地构建了文本内部的张力，在差异的有意识的表现中，丰富了文本的意蕴；而且在人物行为的结果设置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否定性的实现方式，即如《为奴隶的母亲》的写作，人物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她的希望只是由此而得以改变自己的贫穷，但是结果却是更为痛苦的撕裂，不仅心被两个孩子所分开，而且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希望的被否决，努力的没有结果，生命的消失或者精神的堕落，“五四”底层写作的悲剧色彩由此而决定。和“五四”作家的底层启蒙写作不同，人们可以发现当下的底层写作者们在处置叙事者和人物的关系之时，往往将二者之间现实存在的距离加以祛除，叙事者较多选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力求将主体的叙事和对象生活的客观展示一体化，从而追求一种接近于新闻报道般的“零距离”的真实。此外，在人物行为结果的设置上，区别于“五四”启蒙作家的否定式安排方式，当下的底层写作作家更喜欢选用一种肯定式的安排方式，即如《保姆》、《春草》等电视剧的表现，人物遭受不公但不放弃努力，结果好人有好报，生活的得以改变营造了一种终归让人满足的结局，故事的悲剧意味被人为淡化。

底层写作的启蒙表达：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场域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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