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历史场域与命名：揭示五四作家底层精神

2023-11-30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异常鲜明的启蒙指归——具体点说，就是对于民众精神教育目的追求，所以无论是理论上的提倡还是写作中的实践，“五四”一代作家底层意识的表现，也便附着了写作者主体诸多的精神内涵：一是悲悯情怀。因为对于底层民众精神的深刻体察，所以在对他们施予种种的体谅和同情之时，“五四”一代作家同时也因之表现出了深广的忧患意识。“五四”一代作家的社会批判意图由此而生，而批判之时明确的精英意识也由此伴随而生。

因为异常鲜明的启蒙指归——具体点说，就是对于民众精神教育目的追求，所以无论是理论上的提倡还是写作中的实践，“五四”一代作家底层意识的表现，也便附着了写作者主体诸多的精神内涵：

一是悲悯情怀。悲悯情怀源自于作家对于被启蒙的对象——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深刻了解和体察。自然的灾害，风俗的浸染，习惯的规范，等级社会层层的压制，统治阶级严酷的专制和巧妙的心治，加之因为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因而造就的不能言说的沉默，在环视了对象所置身的生存境况特别是文化境况之后，已然觉醒了的启蒙者对于依然酣睡的底层国民也便充满了一种悲悯情怀。

“哀其不幸”，鲁迅所言的“哀”即这种悲悯情怀的具体显现。愚笨的单四嫂子，木然的闰土，无聊的阿Q，潦倒的孔乙己，在对人物种种行为心理的细节化刻画之中，鲁迅对于他笔下那些可怜可悲的人物给予了真切的同情和体怜。祥林嫂讲述失去孩子的痛苦但是别人却把这种讲述当成是有趣的谈资，她不幸死去但鲁四老爷却因为觉得她死的不是时候而大骂她是一个“谬种”。活着没有了意义，死去也要面对巨大的恐惧，在对人物于生死之间无处立足的尴尬处境的描绘之中，鲁迅显现出了一种近乎佛家主张的悲悯心肠。

二是人道主义立场。鲁迅的悲悯情怀不仅因为他心性的善良，而且更因为他在“五四”时期所心持的人道主义立场。关于这种人道主义，周作人曾解释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从个人做起，“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进而“讲人道，爱人类”。^[6]依据周作人的解释，人道主义就是先将自己当作人，然后将心比心，再由己及人，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及他人乃至整个人类。

“我的确时时解剖他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7]，正是通过对自己的深刻认知，鲁迅获得了一种触及别人灵魂的路径，从而真正从精神的深处理解并体谅了他的笔下各色人物种种看似反常、乖谬、荒唐的举动，从中剔抉出人性的正面或者可理解的内涵——亦即被生活所有意无意撕毁的价值意义。譬如《阿Q正传》中阿Q向吴妈求婚的事件叙述。被小尼姑骂了一句“断子绝孙”之后，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阿Q便直接在别人的家里赤裸裸地向吴妈求婚：“吴妈，我想和你困觉。”阿Q的表达看似无理、荒谬，但是将这种无理、荒谬置之于中国民间信持的祖先祭祀风俗，特别是和自己长久的无性婚姻生活连接起来之后，鲁迅却引导读者从中体会出了阿Q作为一个真人的欲求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否决他的表达方式，但同时必须清楚他的动机、欲求却不都是错的或不应该的。(www.chuimin.cn)

三是忧患意识。因为对于底层民众精神的深刻体察，所以在对他们施予种种的体谅和同情之时，“五四”一代作家同时也因之表现出了深广的忧患意识。文研会许多作家的创作揭示了底层社会生存的种种问题，周作人提到了中国社会人的问题的从未解决这一严峻的事实，鲁迅更是在“吃人”的历史和荒诞的现实的分析之中，洞察了底层民众种种的精神疾病。

“人立而后凡事举”，启蒙的指归就是希冀通过人的教育和培养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现实中的民众却是这样的愚昧、麻木、无聊和不求上进，希望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在执著地表现其启蒙理念的时候，“五四”一代作家因此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忧患意识。革命者夏瑜不惜为了拯救民众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在牢狱之中鼓动狱卒，说出“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候，大家——他所意欲拯救的那些人，却都以为他是“疯了”。这样的对象！虽然因为想着“遵命”，夏瑜死后坟头上有了没有预兆的白花，但是深入骨髓的担忧甚至绝望，最终却还是让鲁迅在小说《药》中安排了一个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的结尾。

四是俯视的批判中的人性吁求。忧患产生于不满，不满的前提则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距。启蒙者感觉自己是少数已经觉醒了的人，而被启蒙者——即大多数的民众则依旧是在铁屋子之中沉沉酣睡的人。“五四”一代作家的社会批判意图由此而生，而批判之时明确的精英意识也由此伴随而生。基于这样的意识，表达者与预想的读者之间的关系，也便自然的体现为一种类似于教师给学生讲台上讲课时的俯瞰姿态，双方之间想象的交流虽然名之为交流，但是实际上却更像是启蒙者自言自语的一种个人独白。

新文学作家对于社会的批判集中于国民性的批判，因为借此，他们批判的锋芒不仅可以指向现实的政治，而且还可以通向历史文化的根源，从而将社会批判提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从中挖掘出更深刻也更丰富的意义内涵。考察当时作家的写作，可见其国民性的批判更多集中于国民性构成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很明显，这种批判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但其否定之中却内含了那一时代作家整体上对于健康或理想的人性——如向上、宽容、自信、执著、独立等等——的一种吁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中的“怒”，即是一种不满、批判，但更是一种希望，一种期待。

新文学的历史场域与命名：揭示五四作家底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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