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底层写作即缘起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人们感觉到了当下的底层写作和“五四”新文学启蒙主题表达之间隐隐存在的某种可通或一致属性。“五四”启蒙表达和当下的底层写作原本是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中国作家对于社会的不同文学表现，但在表面的不同之中，人们可以发现，“五四”和当下的作家都注意到并在作品中表达了社会的不公平问题。......
2023-11-30
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启蒙诉求和底层关注
【摘要】：“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有中国文学运行发展的自身原因，但更与中国文学在近现代所遭遇的生存语境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启蒙意念的萌生，即立足于其时知识分子如此这般的精神背景。在具体实施这种启蒙救赎之时，“五四”一代作家大都自觉地选择了底层国民的生活作为首当其冲的书写对象。源自于启蒙诉求的底层民众生活或生存的关注和书写，充分地实现于“五四”时期新文学参与者们的文学理论表述并及文学实践。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有中国文学运行发展的自身原因，但更与中国文学在近现代所遭遇的生存语境密切相关。长达半个世纪的中西冲突，失败，失败，再失败，没有做好准备，国门却被强行打开，这种极为被动的生存遭遇，造就了转型时期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性的生存焦虑。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救亡意识和持续不断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心理诉求，很长一段时间因之也便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表达主题。
诉求的表达显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由军事而至实业，由实业而至政体，再由政体而至国民的精神，一路的变化是外力强制作用的结果，但也是知识分子主体认知不断深化的体现。“新其政而不新其民，新其法而不新其学”，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改观便很难奏效，而民如何新呢？梁启超的回答是“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1]。鲁迅有大体相似的认知，“人立而后人国立”[2]，所以他以为重要的是“国民精神的改变”，而“国民精神的引导，我那时以为最有用的就是文艺了”。“五四”新文学启蒙意念的萌生，即立足于其时知识分子如此这般的精神背景。
新文学的启蒙诉求由此有了两种基本的价值面向：一方面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精神救赎，通过启蒙确立自己的文化精英身份，体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承担，进而在自我反省与批判之中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从而冲淡或者缓解外部现实所带来的生存焦虑，现代知识分子由此而寻求到了一种自我精神拯救的可能途径；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对民众精神的救赎。“揭示民众精神的病苦，并引起他们疗救的注意”[3]，鲁迅的话，相信是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的。
在具体实施这种启蒙救赎之时，“五四”一代作家大都自觉地选择了底层国民的生活作为首当其冲的书写对象。之所以如此，主要的理由在于：第一，对于底层国民的人文关怀和文学表达，因为它从根底上疏通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情怀”和道义承担为代表的精神传统，所以在充分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和道德荣誉感的建立过程中，极有利于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和对他人的救赎两种不同的行为之间，确立可以相互转换的中介机制，从而通过“他救”实现“自救”，迅速而有效地缓解他们内在的生存焦虑；第二，底层国民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写中，一直是一个被有意忽略或淡化的区域，正是在这种忽略或淡化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看到了更新中国文学的可能和突破点。写民众并且为民众，中国新文学的新的基质或者现代性内涵，其实就是因为对底层民众的思虑而派生的。
源自于启蒙诉求的底层民众生活或生存的关注和书写，充分地实现于“五四”时期新文学参与者们的文学理论表述并及文学实践。(www.chuimin.cn)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五四”新文学底层关注的最近本土理论资源，其后随着外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不断介入和扩散，先是陈独秀首倡《文学革命论》，他所提出的“写实的文学”、“国语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等观念，即含有着眼于建设底层国民文学的革命意愿。后来胡适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力主新文学要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种小摊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4]（《胡适学术论文集·新文学运动》），鲁迅明确提出了通过对于“下流社会”“貌似无事的悲剧”表现而揭示国民沉默魂灵的写作主张，周作人更是在1919年初直言建设《平民文学》，强调写“世间普通的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内生活提高”[5]的目的。
受思想先觉者的理论影响，现代作家们对于底层国民生活的写作在“五四”时期就蔚然成风，——我们不仅可以列举文研会着意显示人生“血与泪”的“问题小说”，鲁迅展示“下流社会的不幸”的作品，以及乡土作家在偏远地域的乡土风情描绘之中对于底层民众困苦生活和愚昧人生的写作，而且也可以以“五四”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的“人力车夫”题材写作为标本，分析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所在。
新文学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高度关注，在“五四”之后更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得以延伸和变形发展，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并及富含新意的表达，为新文学提供也积累了丰厚的历史内容。从文研会的“血与泪”主张到革命文学的“血泪控诉”，到“中国诗歌会”的“被压迫者的立场”强调，到“左翼文学”的阶级代言，直到毛泽东的“为工农兵服务”；从写“下流社会的不幸”的鲁迅到揭示“风俗的野蛮”的乡土作家群，到执意于“乡下人”的沈从文，刻画老北京底层市民的老舍，写农民的赵树理和写边民的艾芜和流民的沙汀，甚至解放区的《白毛女》、《漳河水》等作品的作者的写作，读者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学的发展变迁始终贯穿了对于底层民众生活进行表现的持续热情。
有关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的文章
- 详细阅读
-
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从现代到当代详细阅读
而且在“撞香案”事件之后，很快又发生了“捐门槛”的行为。其次，联系“撞香案”和“捐门槛”两件前后相续的事件，分析人物在不同的民俗事项参与中的具体行为，我们可以明白，祥林嫂无论是通过“撞香案”显现出的对于再嫁的不满，还是通过“捐门槛”显现出的对于命运的调适，其中都不存在现代意识中因为对于“婚姻自主”或“妇女解放”的接受而致的对于自己平等做人权利的主动要求。......
2023-11-30
-
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命名详细阅读
《忧郁的波斯菊》，从构词上讲，其由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是作为对象的客观的“波斯菊”，另一个则是表明主体态度的主观的“忧郁”。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特别强调语言的象征性传情的功能，但是从诗意的获得到语言的表现，在《忧郁的波斯菊》中，诗人却似乎来不及将现实的物质对象进行主观的加工，从而将它们内化......
2023-11-30
-
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从现代到当代的成果详细阅读
祥林嫂的反抗是为了不被再嫁，爱姑的反抗是因为想避免被离婚，相比较于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蒙昧、被动，《伤逝》中子君的反抗无疑要更为大胆和彻底。这种大胆和彻底，典型的表现即在于她和涓生的未婚同居。中国女子的婚姻，前已说过，是必须先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后再如爱姑所言施行“三茶六礼”，正式迎娶，始才算得上是合法合理。......
2023-11-30
-
诗人何来：从现代到当代详细阅读
于这两件有意义之事，诗人何来都有所作为。但“在何来的笔下，无论是边关西陲，瀚海戈壁，都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平凡景象，他能够从中升腾起诗情的哲思，但绝没有神奇的意味”，“何来的诗，自有其别具的特色和韵致。也正是这种特色和艺术韵致确立着他在西部诗人中的真正地位。”之后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生活的逼迫下，便是诗人十多年的沉默。......
2023-11-30
-
从现代到当代的新文学：王弼对《易经》的阐释与详细阅读
三国时期经学家王弼关于《易经》表达机制的这种阐释，事实上是中国诗歌实质的一种构建方式。然而古典诗歌的这一静态特征却被郭沫若破坏了。对于这一变化，朱自清先生作评说：“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2]。......
2023-11-30
-
爱的教训和温柔的抚慰：从现代到当代的新文学历详细阅读
明月，荷花，青山，大海，永久的自然、母亲、孩子的话题，以及恒定不变的爱的主题，其软性美好的一面，本身已经很女性化了，再加上温柔、亲切、婉转、抒情的叙述语调，冰心的散文在整体上便不能不蕴着一种浓浓的女性味了。爱的圣经，王尧的话主要涉指《寄小读者》的内容，但事实上，它还可以被投射到语态，正像王尧自己所言，这爱的圣经同时也是一部用温柔亲切的女性声音写作而成的20世纪中国散文中的经典美文。......
2023-11-30
-
《从现代到当代》：余华小说的承继与颠覆详细阅读
如果说每个家族的生命是一条河的话，那么每个置身于其中的人便不能不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承继前人，另一方面延续后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这种承继，不仅延续了某种原先特色，而且更带有了一种类似于先前经验“总结”的集大成特点。在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承继和总括，自然还是在题材和形式技巧上余华对于固有价值和意义进行颠覆的执著。......
2023-11-3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