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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年记忆的后花园:创作的意象

【摘要】:即此,在将《后花园》的写作和1940年萧红生存的具体语境加以连接而进行解读之时,读者有理由相信,后花园意象的营造,除却文本内部上下文关系及其与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所生发的意蕴之外,它其实还应该内含作者萧红许多的现实寄予。它来自于作者有关童年的真实记忆,所以在《后花园》这篇虚构的小说作品之中,读者总是能够不断看到记忆的影子。

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描景状物,在文学深层的动机上,任何写作手段的使用,究其实质,都不过是作者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表达。即此,在将《后花园》的写作和1940年萧红生存的具体语境加以连接而进行解读之时,读者有理由相信,后花园意象的营造,除却文本内部上下文关系及其与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所生发的意蕴之外,它其实还应该内含作者萧红许多的现实寄予。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看,1940年的萧红,可谓身心疲惫:不断的迁徙,身体的病弱,和萧军的分手及分手后他们的孩子的夭折,生活的种种挫折和窘困,使萧红陷入了空前的伤感和苦闷之中。现实不如人意,作为对现实的反抗或逃避,于是她便开始怀旧:

家乡是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2]

在这种怀旧的眼光中,现实的苦难和记忆中的负面内容逐渐弱化,距离强化了意义,主体的需求选择也打磨着记忆中的内容,于是,呼兰小城,童年的种种,特别是童年寂寞记忆中自由自在、美丽和有着慈祥祖父的后花园,由此也便成为她此时许多作品中不断被讲述的内容: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的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大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3]

或者: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的。[4]

——新鲜、漂亮、健康,很明显,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萧红所没有的内容,所以,难怪她感觉:

一到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5]

是的,诚如作者所言,后花园“另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不狭窄的、高远的、鲜活明亮的世界。它来自于作者有关童年的真实记忆,所以在《后花园》这篇虚构的小说作品之中,读者总是能够不断看到记忆的影子。例如关于花园中花、黄瓜和倭瓜、各种昆虫的描写,甚至关于磨倌,关于花园的主人的描写:“后花园沿着主人住房的一方面,种着一大片花草。因为这园主人并非怎样精细的人,而是一位厚敦敦的老头。所以他的花园多半变成菜园了。”这样的描写,了解萧红,看过《呼兰河传·祖父和我》、《永远的憧憬和追求》和《祖父死了的时候》等作品的读者,相信都会因为熟悉而起一种亲切的感觉的;但同时也会知道,时过境迁,这样的描写其实也是承载了作者由现实而起的种种不满、逃避的需求的,所以,相较于真实的后花园,文本中的后花园似乎更美丽,更明亮,更富有生机,成为一种健康、自由生活的象征符号。(www.chuimin.cn)

此外,超越个人的既有经验囿限,将后花园意象放置于萧红其时思维所涉指的更大时空范围,将它和萧红同一时期所关注的一些话题——如国民性批判、反战思考和生存的意义等连接起来之时,读者亦可以看到,《后花园》中作者对于盲目但却年年岁岁茂盛繁殖着的花草们的描写,若将它们与《生死场》连接进行阅读,未尝不含有一种作者对于麻木、茫然、缺乏自觉反省的国民精神缺陷的审视和悲哀。“经冬历春,后花园仍然热热闹闹地繁衍生息,自然地枯萎凋零。冯二成子、赵姑娘也如后花园的花花草草自然地生育繁衍,然后,孩子的妈妈和孩子也自然地相继死亡。在冯二成子,生育和死亡都像是后花园的花草,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法构成他真实的欢乐和悲哀。妻死子亡,冯二成子都无动于衷,他仍旧在磨坊里平平静静地活着,他已经再次丧失了人的特性”,即此,读者有理由相信,“到了四十年代,萧红仍然以她冷静而坚韧的目光烛照到我们民族这座古老的磨盘,在漫长的轮回中,磨道已经被驴子经年的踢踏,陷下一圈洼槽,任何进入磨坊生存的人,都将如陷入巨大的磁场般,被纳入这个磨道,参加轮回”[6]。而后花园的花没人种,却自己长出;没人管,却犹自茂盛;即使被拉倒、被拔掉、被折断,却依旧顽强生长、继续灿烂的情景叙写,在异族入侵国难空前的时候,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7]。所以,当作者将后花园意象和磨坊意象有意对照,当她在对冯二成子为代表的灰暗、委顿人生进行无声的否决之时,这样的叙写,何尝又不含对于健康、明亮、有力的国民精神的期待啊?

后花园自有它的特征,这特征已然说明着后花园意象可能具有的意蕴,然而,一部作品的意蕴包括其中所营造的体现作者主要写作思考的文学意象的意蕴形成,不仅在于读者对于文本已有描叙所给予的表现的理解和体会,而且更在于在对文本内部各部分内容关系进行梳理把握之时,读者有意识地将这种关系扩展到作者整体的写作和生活并及其所置身的时代的广大背景之上,于多样新关系的建构之中所进行的积极而又个性化的解读。记忆本身的内容,小说文本结构所给予的特殊要求,加之作者现实生活内容在文本中的隐匿存在,“语境产生意义”,“关系产生意义”,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广泛连接之中,我们才能体会一位萧红研究者所说的话:“1940年,萧红在经历了战乱中的颠沛流离,遭受了感情生活的重创之后,从内地来到了香港,直到1942年2月病逝于香港。在香港的最后岁月里,虽然萧红离开了战乱中的中国内地,远离了家乡父老,但她对祖国、对人民对故乡的感情却更为深沉浓郁,这一时期成为她乡土文学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从这些萧红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发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对故乡人民的满腔痴情和挚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最使她难以割舍的就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故乡情,民族情,她在漂泊流离岁月里写下的众多乡土作品就是她心系故园的有力证明。作为一个游子,她对故乡的眷恋和挚爱,对于中国广大下层人民生存方式的审视和思考,也都在这些乡土作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8]

[1]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2] 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见肖凤编《萧红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3]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4] 同上书,第153页。

[5]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6]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7]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8] 单元:《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