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撞香案”事件之后,很快又发生了“捐门槛”的行为。其次,联系“撞香案”和“捐门槛”两件前后相续的事件,分析人物在不同的民俗事项参与中的具体行为,我们可以明白,祥林嫂无论是通过“撞香案”显现出的对于再嫁的不满,还是通过“捐门槛”显现出的对于命运的调适,其中都不存在现代意识中因为对于“婚姻自主”或“妇女解放”的接受而致的对于自己平等做人权利的主动要求。......
2023-11-30
无论是在取材的广泛性上还是在表现的深刻性上,受制于个人经验和认识水平,冰心的散文都无法和现代散文史中的一流大家如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相比。在这一点上,她甚至不如后起的一些同性作家,如萧红和张爱玲。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和她的做人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冰心的散文却都始终极得人缘,有着非常广泛的读者受众。因为这一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冰心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白话散文的通俗作家,提到中国现代白话散文,一般人的印象中,冰心的创作似乎是少不了的。
之所以如此,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冰心散文的广泛普及。在现代散文各家中,冰心的散文可以说是报纸杂志刊载率和大中小学文学课或语文课上选讲率都极高的文章,考虑到中国普通民众受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传播媒体和信息接受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冰心的散文何以会长时间被传播媒体所关注?立足于作者文本和具体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则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也更深层的东西。
郁达夫先生曾经说:“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心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1]反复体味这段话,笔者个人以为对理解冰心和她的散文是很有意义的。
这段话首先确认了冰心创作的女性身份,用更为浅显直接的话说,就是冰心的文章是真正的女人所写的文章。表面上看,这一点似乎根本不值一提,冰心是个女作家,她写的文章还能不是女人写的?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将这种常识置放于20世纪缺乏对常识保持基本尊重的中国历史之中,我们则会发现这种强调其实是很具有认识价值的。
明月,荷花,青山,大海,永久的自然、母亲、孩子的话题,以及恒定不变的爱的主题,其软性美好的一面,本身已经很女性化了,再加上温柔、亲切、婉转、抒情的叙述语调,冰心的散文在整体上便不能不蕴着一种浓浓的女性味了。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屋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不语——”(《往事》(二)之八)
“我以抱病又将远行之身,此三两月内,自分已和文字绝缘;因为昨天看见《晨报副镌》上已特辟了‘儿童世界’一栏,欣喜之下,便借着软弱的手腕,生疏的笔墨,来和可爱的小朋友做第一次的通讯。”(《寄小读者》之《通讯一》)
女儿,姐姐,奶奶,在横贯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年龄在不断地变化,说话的声音因时间的前移也在不断地变得缓慢,可是冰心很好听的女性音质却历经风雨而不曾改变。
在一个和平、健康、人性不被扭曲的社会,这一切本来都是极好理解的,山不转水转,女人为女人的特性是有着其不转恒定的一面的。可是我们已经说过了,20世纪的中国本质上是无法用常识去描绘的,战争,斗争,竞争,时代把女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具有了许多女性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抛头露面的机会和权利,然而,与此同时,铁血烈火的严峻生存背景之下,沉重、坚硬、粗糙的生活却使女人在不断获得其做人的新内涵之时,愈来愈男性化,愈来愈将其作为女人的一面丧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性化的历史潜在地规约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叙述在总体上的男性化特征,研究者陈思和将这一特征界定为“战争文化特征”。[2]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冰心散文的意义由此而来,在一种整体上的严肃、沉重的男性话语的喧嚣之中,她的温柔、宁静、优美的女人气十足的叙述,作为一种别样的新鲜存在,其对人的吸引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为一个“文革”的过来人,学者王尧谈到冰心的《寄小读者》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后来曾想,我所见到的那些红卫兵们如果曾经读过《寄小读者》并且被深深打动过,即便是去抄家是否可能收敛些?我觉得我和我的这一辈人在应该懂得爱也需要爱的时候,爱却被莫名的恨代替、毁灭。冰心在《寄小读者》中反复说到的爱、母爱是对人类永恒的讴歌。冰心说过,‘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地移向光明。’读过《寄小读者》、被爱滋润过、又记住了爱并且去爱的人,是幸福的。我曾经想过而且现在还这样想,在现代散文中如果选一本类似于《圣经》的书,那么这本书无疑是《寄小读者》”[3]。
爱的圣经,王尧的话主要涉指《寄小读者》的内容,但事实上,它还可以被投射到语态,正像王尧自己所言,这爱的圣经同时也是一部用温柔亲切的女性声音写作而成的20世纪中国散文中的经典美文。
除了界定清楚了冰心散文在叙述语态上的女性身份之外,郁达夫先生还进一步说:“意在言外,文心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这是就冰心的做人特点和她的文章的美学特征而言的,讲冰心的做人也罢做文也罢,是都有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节制规范之美的。
考察冰心的一生,她自然也有因对现实的生存苦难有所认识或因自己被别人误解而心有不满的时候,最明显的例子譬之如写“问题小说”的那一个阶段。但是,冰心之所以是冰心,就在于她在遇到这些不平的时候,既不会拍案而起,倾力反击,也不会耿耿于怀,心生怨毒,相反,她的素养和心性使她往往能在心中自己将这些不快悄悄化掉,稍做蹙眉之后,依旧用一种微笑对待他人。在这一点上,她不像鲁迅,鲁迅很伟大,但他生前生后因为不轻易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和事,所以招致的敌人也很多。翻看20世纪文学史料,我们看到年轻时也好老年时也好,对于冰心及其创作,都有人在公共场所讲过一些不恭敬的话,如梁实秋,如张爱玲,如王朔,有的人的话甚至说得很难听,像张爱玲对于冰心因人及文的评价。但是别人说是说,对于别人的说,我们发现冰心一般都极少给予回答。她的沉默成全了她的好名声,只有来言,没有去语,别人也就不好意思再说她了,不仅不说,而且还渐渐感到有点对她不住,反过来对她因此起一种别样的尊重。
自律、节制、规范,主动地寻求着和他人可以相通的一面,冰心做人的这些特点,作为一种深层的价值观念,同样深深地内蕴于她的散文创作。(www.chuimin.cn)
她的散文自然是她的性情的一种充分流露,然而在表现自己的时候,和许多女性作家的写作不同,冰心表现出了一种女作家少见的冷静和节制。
在我看来,冰心的个性最为充足的表现,在于她写作的语态上,敏感、细腻、精致、文雅,甚至还有一份身为女人的娇和媚,她的语态给人们泻出了她作为女人的些许春光。但是,唯其如此,我们也便更有理由相信,冰心对于自己个性的表现,是经过了修饰的,是不直接而婉转的。
冰心自己曾经说过,自己的写作所要表现的是那种“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4]的感觉。“蕴着”、“微带”、“欲语又停留”,这些精心选择和组织的词和句子,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冰心创作的美学追求,也证明了上面我们所提出的看法。冰心的散文创作,虽然有着极灵敏的感觉,自己自认为是“满蕴着温柔”的,然而通盘阅读整体考虑,我们则会发现冰心的散文,因着这种过分强烈的自律节制的美学追求而表现出了许多很有意味的问题。
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表现的大都是一些普泛性的感情,亲人之爱,朋友之情,山水之乐,青春之忧,深度和范围都没有超出普通的读者多少,是他们平日里所体验着或所体验过的,只是他们不能像她那样非常好地表述。而作家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体,她在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一份区别于他人的感受、思考,在冰心的写作中,含金量则明显不足。
冰心由此是一位容易被大家的经验所认同的作家,我的一个学生讲:“冰心从人生温馨的一面入手写作,取材有着某种对现实人生的超越性,然而她所表达出来的却是一份通俗性,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他的话讲得很有道理,冰心之所以容易为一般读者所喜欢,这种表达内容之中的通俗性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仅是表达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冰心的散文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特征。譬之如她的运思方法。冰心很喜欢通过联想而构筑她的散文,她的名篇《笑》以及《往事》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具体的例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散文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性质使之然,但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冰心的创作习惯。联想和想象,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细加分辨,一个是对已有材料的激活,而一个是对还没有存在的东西的一种预构,后者之中所含的创造性是要远远大于前者的。冰心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于联想而非想象的频繁使用,非常微妙地体现了她对于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的不经意地回避。在论及冰心的创作时,梁实秋先生当年曾说,冰心的创作“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5],我以为这话是说得很到位的。
又如她的语言使用。谈到语言,冰心曾说:“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现在的作家如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6]。她是这样说的,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散文语言,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既别揉了西文灵活、婉转、流动之特点,和中国旧散文相比较,显示出清新面貌,但又根植浸润于中国旧文学,凝练、典雅、诗意,富有深厚韵味。
这种亦新亦旧、既中又西的语言追求,说到底是另一种的自律和合规范。何以如此说,理由在于进一步体味和揣摩冰心的话和她的创作,我们便会知道她的融合其实是有所偏重的,在新旧之中是偏于旧的,在中西之间是偏于中的,这种偏重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但仔细一想,联系到大多数中国读者的文学经验形成,其本身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和在古典文学的巨大阴影之下的事实,这种追求应该讲是有着一种了解之后的聪明迎合的。
“哀而不伤,动中法度”,郁达夫先生的评价因此是深入到冰心做人和做文的骨子里的。“哀而不伤”是就主体情感表现的自律节制而言的,“动中法度”则是就它表现的客观效果而言的,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甚广影响至深的“克己”“从众”与中国普通读者道德观念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20世纪中国异常严峻的意识形态控制,因此从上到下,无论是政府的文化宣传部门还是普通老百姓所组成的文化市场,它们对于冰心及其创作的接受也就极其自然了,因为说到底,冰心的创作是大家可以接受也能够接受的。
缘时而写,为人而写,冰心的这种写作立场迥异于和她同时代的作家所普遍采取的启蒙立场和个性张扬原则,她的选择是她的性情所致,也是她的聪明所致,她散文创作的成功由此而来,其局限也由此而来。此情此景,想起来叫人好不感慨!
[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 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心理》,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15页。
[3] 王尧:《询问美文》,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 冰心:《诗的女神》,见《晨报副镌》1921年12月24日。
[5] 梁实秋:《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13页。
[6] 冰心:《遗书》,见《冰心全集》(第1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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