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时代性与进步追求

——郭沫若诗歌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分析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体现接受美学理论精华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一个存在于历史描述中的文学对象，它的面貌一般都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对象自身的历史，这是客观的既成的历史；二是人们对于它接受的历史，即人为的当下的历史。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自然也由两种历史构成，一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实际历史情形，即他写了多少诗？在什么情景下写的？写出后怎样出版、发行等等；二是人们对于其创作出的作品的阅读、接受情况，即读者是如何阅读的？批评家是怎样批评的，等等。以前人们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大多较注重前一方面，这有必要，但从历史构成的整体性眼光看，却显然还存在着不足，缘此，变换角度，从对郭沫若诗歌本身的考察一转而至对于其诗歌的接受和批评的考察，也就成了新近郭沫若研究的一个悄然但却富有意味的变化。

立足于读者的接受考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时，可以发现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历史其实也表现为一种读者接受的历史：《女神》的时代成就了《女神》的辉煌，《恢复》、《前茅》的时代规范制约了《恢复》、《前茅》的特征，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则直接孕育了《新华颂》、《百花齐放》诗集的出现。郭沫若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这种时代性，从其所置身的政治利益集团的眼光看，自然是诗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表现，故而对他所做的评价（如国家权威机构以及体现国家意志的各种教材、书籍报刊等的叙述描写）相应地也便一直很高。早在1946年11月16日，在重庆文化界的朋友们为郭沫若举行的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就曾讲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在同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刊载的《我要说的话》一文中他还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郭沫若逝世后，邓小平在其所致的悼词中也讲：“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也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一前一后，不同时代两个声名极佳的政治领导人对郭沫若所做的评价，充分体现了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对于郭沫若的意见：诗人一生追随革命，服务于政党政治，所以他所服务的革命和政治，反过来也维护诗人，给予他实际的推崇。

“鲁郭茅，巴老曹”，主流叙述中影响极广的这个现代文学大师排名次序，是艺术的，但同时也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围。受其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诸多教材、专著、论文众口一词大谈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反封建意识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之时，人们并未发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理解中，先前的看法和评价其实更多来自于诗歌之外，大多其实是非诗的。然而，时过境迁，当郭沫若创作所赖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已然成为了一种身后的历史之时，因为时代而出名的郭沫若诗歌，谁料到也因为其与中国当下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而不再为人看好。“《鲁迅全集》一套涨到600多元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只能沦落到旧书摊而且无人问津。”^[2]新锐批评家余杰的话说得很夸张也很尖刻，但它也揭示了一种事实，与官方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不同，民间社会——特别是专业的当代诗歌读者，对于郭沫若诗歌的态度真的是与原先的理解非常不一样的。诗人伊沙曾说：“抛开历史，我是不看郭沫若的。”^[3]联系身边的事实，这句话代表的，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所以温和如温儒敏教授一样的人也不能不指出：“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而‘非专业的读者’则比较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文本，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法’。这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就值得研究。”^[4]

温教授的话讲得很好，其中有两点特别启发人：一是“两极阅读现象”的提法，虽然对他的专业和非专业的截然划分笔者不完全赞同，但笔者以为“两极阅读”本身却很有意义，它准确概括了大一统政治秩序松散之后人们对于郭沫若诗歌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另一点是他在评价历史对象之时顾及“历史链条”、历史地看待郭沫若其人其诗的主张。

遵从他的“历史的理解”观念而对郭沫若诗歌的接受状况进行考察之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接受本身便显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历史意味：不同的时代，生活不同，审美的标准不同，所以人们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看法也极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状况，以《女神》为例，下面我们作一具体的分析。

学界对于《女神》的研究，依其关注话题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21—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到现在为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们的认知主要立足于两重关系，一是《女神》与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的关系，二是《女神》与时代的关系。

从前者出发，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郭沫若诗歌的创新特色，以为作为一位富有独创性的诗人，正是郭沫若真正从诗歌的精神上更新了白话诗歌，开辟了新诗得以发展的道路。《女神》发表不到一年，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就撰文说，在“五四”诗坛上，“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5]闻一多更是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6]其后，朱自清在1935年12月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也说，在“五四”诗坛上，新诗几乎都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由此，他认为从内容到形式对中国诗歌进行彻底改造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新诗人当首推郭沫若。他说：“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理会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7]表述虽然很简单，但要言不烦，他的话从内在精神的比较之中准确揭示出了郭沫若新诗写作的审美特质。

如此这般的研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左翼”的批评家周扬后来就顺此思路发挥说：“在‘五四’的老人中，郭沫若先生是比较后起的。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的胡适，就是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俞平伯几个，在诗坛上都似乎要比他露面得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中的爆发。初期的诗人大都是循着这个路走的。郭沫若自然走的是同样的路。然而，你看，他是走得何等地与众不同啊。在诗的魅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8]。据此，钱杏邨甚至认为：“《女神》是中国诗坛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9]。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延伸，当人们从郭沫若的诗与新旧诗的关系分析《女神》的独创性时，注意力常常自然就滑向了新诗与时代的关系。这一关系，朱自清从其所体现的“二十世纪的动的与反抗的精神”一侧曲言旁说，闻一多则直言《女神》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五四’以后初步觉醒的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燃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这时候，“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缘此，闻一多总结说：“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10]

不过，这一时期对《女神》的研究不尽是上述的肯定和褒奖，相反的意见也有许多。《女神》中的一些作品最初在《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发表时，编辑宗白华在赞赏之余就善意地向郭沫若指出：“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言简而曲，词少而工。”^[11]这是最早从纯粹的诗歌形式和艺术方面指陈郭沫若新诗写作缺陷的评论，论者的参照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验，但指出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所以，这样的批评也是真实地体现了那样的时代的。

其后，随着中国现代新诗的逐渐成熟，在实现了由破坏到建设的转换之后，人们对于《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诗歌的批评也渐渐趋于成熟。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首先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批评了郭沫若《女神》在形式和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的欧化倾向。在将《女神》和新出版的《星空》、《前茅》和《恢复》比较之后，钱杏邨也以为《女神》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它是永久的创作”，《星空》可以附在《女神》里，即对社会的诅咒和愤慨，模糊的反抗精神和对原人生活的渴求等大体相似，“《前茅》却不然……《前茅》以及另一诗集《瓶》，实际上是我们觉得没有一首赶得上《女神》的，大部分都是做的，做成的，而不是书写出来的。”^[12]话说得有点绝对，立论的政治意味也有点太强，但基本的感觉是对的。与此不同，立足于诗歌的艺术本位立场，废名则不仅指出了《女神》所具有的“楚国骚豪的气氛”，以为“大概因为诗情解放而古代诗人的诗之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而且形象地描述说：“他（指郭沫若）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容易的事。”^[13]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人们对《女神》的研究，注意力集中于时代、社会与其关系之时，也比较注重诗歌本身，较多独立自主的个人性意见。

第二阶段即1949—1978年这一阶段，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虽然有文化大破坏的“文革”十年，但这一阶段郭沫若的《女神》及其诗歌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几个突出的成就。

一是研究专著的出现，像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版再版的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二是文学史著述对于郭沫若研究的注意。后一点的产生有两个背景，内地由于意欲构建新民主理论而引发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筹建，为了适应学科的建设，王瑶从古典文学的研究转至现代文学的研究并编写了影响极大的《新文学史稿》，蔡仪写作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也编著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海外学者基于对三十年中国新文学的总结也编写了许多的新文学史著，如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林莽的《中国新文学廿年（公元1919—1939）》，季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史著都在相应的章节论及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并在史的背景下对他的诗歌创作于新诗的意义进行了评价；三是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有关郭沫若诗歌的研究进入了大学的课堂，许多大学开始有了专门研究郭沫若诗歌的专家学者。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进入因为有着非常突出的意识形态背景或者说政治意味，所以施教者的主体性或个人特点多半是很不分明的，许多人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对王瑶《新文学史稿》观点不同版本的阐释和演绎，其话题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内容主题上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及爱国主义思想表现，还有艺术表现上的浪漫主义特征。

纵观这一阶段对于《女神》及整个郭沫若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特点：第一，人们对《女神》及郭沫若诗歌的理解大都以政治性的分析为主，偏重思想内容上的政治意义揭示而忽略艺术本身的表现，非诗的、硬性的政治化演绎很多而具体的、审美的文本分析非常少，研究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严重缺乏。许多研究立足于政治斗争的需求，对郭沫若及其诗歌人为地拔高，有意将他的诗歌看作先进艺术的代表而掩盖其他更为真实的历史事实；第二，海内外态度截然对立。对于郭沫若的诗歌，内地明显偏重于内容，即表现了什么，评价也甚高。而海外则较为重视艺术形式本身，即怎样表现的，贬斥明显多于褒奖。举例如与王瑶《新文学史稿》的“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浪漫主义的风格”等的用词和论述不同，司马长风论及郭沫若的诗歌时则说：“他的诗的特色是富于想象，和反抗的热情，缺点是大喊大叫，许多诗酷似口号的集合体。”^[14]柳无忌更是从个性风格与艺术的关系中分析说，郭沫若“作为一个充满不羁的想象和奔放的热情的浪漫诗歌和爱情故事的作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1921年）用其大胆的渗透当时盛行的病态的忧郁的自由的诗句，引起了轰动”，“而其文学创作则缺乏一个认真的艺术家所应有的品质。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似乎生活在人为的气氛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才智往往用于为共产党政权的秉公服务”^[15]。第三，对应那一段历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学界对于郭沫若诗歌纯正踏实的学术研究数量比较少，而且水平也明显偏底。

但即使是在那样的非学术的环境中，真诚且富有洞见的研究依然在进行。如张光年先生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便有点超越于整个时代的意味。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一文中，针对抗日战争以后郭沫若诗歌写作存在的问题，他讲：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诗歌，辑印出来的有《战声集》、《蜩塘集》和《新华颂》。这个时期的诗集，真是一往直前地实践了作者在1936年9月的宣言：“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些为高雅之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是一定要做‘诗人’。”（见《质文》二卷二集《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这真是一种过激之论。并不是说，作者这个时期的写作没有继续保持瀑布一般的政治激情；也不是说，这些诗歌没有及时地起到推动生活前进的显著效用；不，这些都是肯定的，不可动摇的事实。但是，既然诗人已经自愿地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既然不再考虑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热力凝聚在意识形象的结晶中，那么这个时期的新诗就自然不能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前期诗歌那样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不用说，在这个时期，作者的人格的光芒通过他的革命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保卫和平的活动、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多方面地、越来越强烈地放射出来，这些都是行动的诗，或诗的行动，同样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作者已不再像《女神》时代那样，把自己全部的热烈而巨大的人格关注在诗歌的形式中。^[16]特殊环境之下的特殊表达，话说得辗转腾挪，但态度却是认真的，在大家普遍不愿或不能顾及美和艺术的时代，他却能够以此为据指陈郭沫若诗歌的问题，这样的发言是有一点空谷绝响的意思的，其所昭示的意义在于任何时代都有诗歌的真正读者，而真正的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永远都是个人的、内心的。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郭沫若研究经过短暂的恢复而逐渐进入正规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的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女神》的研究有这样四种背景材料需要提及：一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的逝世和其后中共中央为其举行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其所致的悼词中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为官方或主流的研究确定了基调；二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展开，郭沫若及其诗歌的研究逐渐获得了一种较为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和环境，个人化和不同于官方或主流的学术研究得以成为可能；三是1978年1月，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确定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这一举动不仅在现实上为规范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权威可靠的作品版本，而且也从精神上给研究者以极大的鼓舞；四是郭沫若研究学会相继在乐山、山东和四川等地方成立，有些研究机关成立了专门的郭沫若研究室，一些高等院校开始开设郭沫若专题研究课程并招收专门研究郭沫若的研究生，继“鲁学”之后，“郭学”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拉开了序幕。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中，学术界对于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女神》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第一，由单一到丰富。一样的《女神》，研究的视角却一变再变，从内容到主题，从版本到形式，从语言的追求到风格的构建，人们的看法由单一渐趋多样；第二，由外在到内在。从《女神》与时代、现实的关系到诗人写作时的艺术追求、抒情技巧的运用，再到其与外国诗歌的关系、内中所含的精神个性、民族神话原型等等，从1978年到现在，人们对于《女神》的关注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追求再到文化象征的逐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由点到面。《女神》虽然仅仅是一本新诗诗集，但由此拓展，人们的关注范围却逐渐旁及整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历史、诗与社会、诗与政治、新诗与传统、新诗与外来影响、汉语诗歌的现代化等越来越多的话题，《女神》的研究逐渐辐射成为一个庞大的话题体系，具体支撑了“郭学”的基本格局；第四，是从官方到学院到民间，人们对《女神》并及郭沫若诗歌关注时的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淡薄，学术性、主体性逐渐加强，分歧、对立甚至冲突愈来愈多也分明，温儒敏先生讲的“两极阅读”即为典型的例证。这样的分歧、对立甚至冲突在“郭学”或《女神》研究的整体格局构建中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在互补张力之中扩大并且完善郭沫若研究的整体框架。(www.chuimin.cn)

但在强调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女神》研究整体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差异所造成的“历史的距离（或隔膜）”也正在负面地影响着人们对《女神》和整个郭沫若诗歌的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有：第一，因人废诗。一些研究者依据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激或不正确言行，断定他人格和精神的畸变和扭曲，并进而由此推断文如其人，郭沫若人既如此，所以其诗也必然没有多少可观。第二，因后废前。一些人立足于郭沫若后期写的一些非诗之诗，特别是一些违心之诗，进而推及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写作，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精神受制于他人的次品。第三，由上两点自然形成的因今废古。一些研究者一味地从眼前的观念出发，用现时当下的标准评价《女神》和整个郭沫若诗歌，觉得它们幼稚、浅薄，从根本上是不足为诗的。第四，和上述表现不同，一些地方性和个人化研究，出于极为狭隘的个人视野或现实动机，情绪左右，观念先行，将研究等同于某种领导意图或地方利益的证明，缺乏学术研究所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上述现象的形成，一是因为与具体文本的脱节，一些《女神》研究者写研究《女神》的论文，但是却根本不读或者说不认真细读《女神》中的具体作品，研究没有具体真切的感受，所以只能玩空手道或人云亦云；二是因为一些研究者的大脑中缺乏历史整体观念。历史地研究对象，即将研究对象置之于其所从出的具体历史语境分析、阐释其意义内涵，并进而评价其价值，原本是学术研究中的不求之求原则，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研究郭沫若诗歌的人却严重脱离或无视郭沫若生存的时代，对他并及他的写作缺少一种必要的历史同情，不能知世，自然也就难以知人、知文了。

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时代，正如政治化的时代给予郭沫若的诗歌以政治化的理解一样，人们现在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脱离时代、不注重历史联系的做法，其背后的心理所体现的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浮躁、功利、学术的商业化制作，等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句话套用在郭沫若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上，也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郭沫若诗歌。时世推移中历史的盛衰沉浮是一种必然，但也有许多人为的无奈。在文章的结尾，笔者想说的话就是，时代的水平是由时代中的人所体现的，一种接受是一定的能力的体现，所以，谨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接受者认知态度的日渐成熟，人们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也能减少一些人为的无奈，增加一些学术的成熟和理性。

[1] 邓小平：《郭沫若追悼大会悼词》，见《人民日报》1987年6月19日。

[2] 余杰：《王府园中的郭沫若》，见《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 伊沙：《抛开历史我不读——郭沫若批判》，见《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4] 温儒敏：《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见《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2001年。

[5]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见《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6]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见《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5页。

[8]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9] 钱杏邨：《诗人郭沫若》，见《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0]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见《创造周报》1923年6月10日第5号。

[11] 宗白华：《宗白华致郭沫若》，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2] 钱杏邨：《诗人郭沫若》，见《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3] 废名：《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14]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第1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00页。

[15] 柳无忌：《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验和成就》，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辑。

[16] 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见《诗刊》195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