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写作演变：从俯视到正视

2023-11-30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爬梳其认识的脉络线索，从前期写作的思想启蒙动机到后期写作的社会革命宣传阶段，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鲁迅对于作为写作接受对象的大众的看法，相应地也经历了一个由“俯视”到“正视”的渐变或发展过程。除此而外，鲁迅的顾虑和担心还与他个人所经验的两件事关系至为密切。但是随着鲁迅1926年的南下，随着他在广州和上海与血腥的革命接触的日渐增多，鲁迅对于大众的这种俯视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大众文学接受观的形成

文学为谁而作？为其自觉而且明确的现实功利追求动机所规约，所以，无论是在前期的思想启蒙阶段，还是在后期的社会革命宣传阶段，鲁迅对于文学的服务对象或者接受者的问题都显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在意：他既不愿意新文学的写作如“鸳蝴派”的作品那样，仅仅成为有闲者无聊时的消费对象，也反对文学成为为统治者帮忙的工具。相反，区别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和浑浑噩噩的有闲者，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由此成为他期待的自己写作包括整个新文学创作的接受者。

不过，爬梳其认识的脉络线索，从前期写作的思想启蒙动机到后期写作的社会革命宣传阶段，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鲁迅对于作为写作接受对象的大众的看法，相应地也经历了一个由“俯视”到“正视”的渐变或发展过程。而在这种变化或发展原因的分析之中，鲁迅本人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参与——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分析考察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参与过程中接受者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文学史意义，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完整理解鲁迅文学思想并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有意思的话题。

“假如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改变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1]这是为许多读者所熟知的鲁迅名文《呐喊·自序》的一段话。这段话写于1922年12月3日，是鲁迅在钱玄同要他为《新青年》写稿时而生发的一段感慨，在这段话里，人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鲁迅在行将开始他一生欲罢不能的言说之前，对他言说的可能的接受者所产生的种种顾虑和担心。

他的顾虑和担心起自于他对于其时国民生存状态并及接受能力的深刻洞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讲，中国人自古以来总以为中国乃中央之国，是天下的中心，相比较而言，别人都是蛮夷，中华文明自是无人可与比肩，由此“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2]。其意即在说明，因为太为长久的妄自尊大，所以当时的国民已经很难有能力从别人的话中发现和吸收好的东西了。而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通过仓皇变革之时国人心理的考察，鲁迅更是发现当时的一般国民，或顽固自尊其大，或即时精神沦丧，“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3]。由此他不仅频频以“萧条”、“无声”、“沙漠”等词语指斥当时新文学、新文化的生存语境，而且常常谓民众为新专制之贼，将希望寄托于少数能够先觉的精英“精神界之战士”，以为只有通过他们“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中国的新文化并及新文学建设，始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绩。

除此而外，鲁迅的顾虑和担心还与他个人所经验的两件事关系至为密切。

其一是他留学日本时的事：在《〈域外小说集〉序》一文中他介绍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缘此，他便和周作人等人办杂志，计划译印外国文学书籍。然而，书翻译出来了，一切“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了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结果却是，寄售的两个地方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也只好停板。”^[4]翻阅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给了鲁迅很大的打击，所以在其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埋头于抄写古书，对于风云激荡的时代，很少再置什么言词。

其二是钱玄同向他约稿之时他所看到的《新青年》的事：“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寂寞了。”^[5]

有意义吗？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接受者死一般的寂寞反应，鲁迅不能不因之而心生失望，他将这种失望具化于他的小说写作，于是读者也就自然地一次一次看见了他对于言说行为本身的不信任：狂人日记的被当做疯话对待，祥林嫂诉说的无人重视，魏连殳、涓生们的自言自语，革命者夏瑜那不可能被人理解的空荡荡的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太多的故事，言说的不被聆听，或者不能被理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虽然在理智、公共的发言中，鲁迅不断发表看法，以为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者“改变他们的精神”，但是在私心里、在真实的想法中，鲁迅却不能不清醒：“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由此，他不仅在内心里将自己真正的读者定格于少数先觉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的写作就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且即使在谈到大众的时候，也难取其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那种“启蒙者”或“教师”的身份，在他与他们之间，自觉不自觉地显现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的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7]这是1918年8月20日鲁迅写给老朋友许寿裳的信中所讲的一段话，“知者尚寥寥”几字，极为典型地说明了其时他对于社会一般读者的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轻蔑。“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这是1925年2月20日鲁迅在其所写的《突然想到·三》中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当时国民的一种态度：不满，失望，甚至还夹杂有某种明显的恼怒和抱怨情绪。

但是随着鲁迅1926年的南下，随着他在广州和上海与血腥的革命接触的日渐增多，鲁迅对于大众的这种俯视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先是在目睹了北伐革命战争和国民党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之后，他开始慢慢意识到了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行动比写作显然要更具力量。因此，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他说：“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8]。他的话透露了他认识上的某种转向——因为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怎样才能对现实进行有力的触动，所以从事实际革命的人在鲁迅当时的意识当中，自然也就慢慢取代了原先那些用文学作工具进行思想启蒙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位了。

其后，在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并及对左翼文艺运动的亲身参与过程之中，形势的逼迫先是使鲁迅被动地“恶补”了一些革命理论的书籍，以期能迎战新一代激进的革命理论宣讲者的批判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而后变被动为主动，在参与且又被推举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后，鲁迅通过有意识地对于苏联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理论的学习、翻译和自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凸显于左翼文艺活动中的“文艺大众化”要求，也就渐渐融渗于他关于文学与读者关系的思考之中，使他对于大众的态度也因之发生变化。

鲁迅本自重视大众，以为大众是国民的基础和大多数，是新文学应该主要争取的对象，但他的这种重视，先前是作为对象的，是作为需要唤醒的一种被动存在的力量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当意识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已经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时，他对于大众的态度，不知不觉当中也便由当初的自上而下的俯视而转变为面对面的正视。

“中国劳苦大众的文化要求的抬头，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之内工农大众对于文化要求的急迫”，“这也是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提出的巨大要求”^[9]，这是冯雪峰代表左联在1931年底所作的表述。和这种表述相一致，在此前此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对于文学和大众的关系，鲁迅也进行了极富个性特点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相对清晰且包含诸多层面的大众美学接受观。

第一，在写作者对于大众所应该持存的态度上，他以为写作者“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10]。以此为据，他不仅以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而且进一步指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11]。他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作家必须首先深入民众，了解民众，然后才可能真正与时俱进，真正适应发展着的时代，实现写作从为少数人服务到为多数人服务的革命性转变。

第二，从以尽可能多的大众为接受对象的认识出发，在写作内容的设置上，转引艾思奇的话，鲁迅也便认为：“若能触及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12]。为了使大众能够理解，他甚至以为：“取材，要取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是大众知道的人物”^[13]。他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写作要能够真正为大众所喜欢，那么在写作的题材内容选择上，写作者既要熟悉大众的喜好，多写他们所知道的人物，还要了解大众，触及他们切身的问题。只有懂得了这样的道理，新文学也才能真正在现实中发挥它的作用。

第三，为了实现服务于大众的写作目的，从一般民众因为教育的缺乏而导致的接受能力的低下现状出发，鲁迅不仅反复呼吁新文学作家们注意对民众的识字和理解能力的培养，而且更进一步，在写作的形式、技巧和语言等方面，亦强调了以大众“能懂”为原则，对于旧的形式进行改造，充分利用连环画、白描手法、方言、大众语甚至汉字拉丁化的必要性，在“题材的积极性”、“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等讨论中，积极发言，寻求为大众发言的各种有效途径。(www.chuimin.cn)

“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印书的原因。”^[14]鲁迅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目的在于对大众有所帮助，所以，鲁迅印书和写作也便确实内含了更多超越自己的对于大众的考虑。全面考察了鲁迅晚年的文字活动之后，有人因此曾这样评价：“鲁迅的晚年，可以说是为大众的晚年。他的文字，大多围绕大众的现状、大众的需求以及大众的未来而铺陈”^[15]。他的话说出了一种事实：那就是参与了左翼文艺运动之后，鲁迅文学写作和思考的重心确实都放在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大众上。在将鲁迅对于文学和大众关系的思考置放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背景上之时，人们能够发现从启蒙到革命，鲁迅大众文学观的建构，事实上典型地体现了过渡时期文学接受问题认知的某种历史过渡特征。以此为契机，将“五四”新文学的“向下看”取向和“平民文学”的倡导与毛泽东后来所要求的写作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主张加以连接，人们确实能够感觉到其中是存在着一种重新梳理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别样的道路的。

[1]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2]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3]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4]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见《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5]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6] 同上。

[7] 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8月20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8]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页。

[9] 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日。

[10] 鲁迅：《习惯于改革》，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11]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12] 鲁迅：《连环图画琐谈》，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