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场域和命名：新文学中的深化和扩展

2023-11-30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缘起于生命体验中的这种牺牲意识，更多感性和个体化的特点，而于这样的基础之上，鲁迅更为有意义的工作，还在于他往往能够将这种感性、个人化的牺牲意识，置放于他有关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理性思考中，将其不断深化和扩展，在对于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表现中，揭示出更富理性和深度的认知内涵。

不过，缘起于生命体验中的这种牺牲意识，更多感性和个体化的特点，而于这样的基础之上，鲁迅更为有意义的工作，还在于他往往能够将这种感性、个人化的牺牲意识，置放于他有关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理性思考中，将其不断深化和扩展，在对于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表现中，揭示出更富理性和深度的认知内涵。

他的深化和扩展工作显现于两个具体的方面：

一方面，他将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牺牲意识和启蒙对象——即一般民众联系了起来，从而发现，在生命的本质意义上，由于统治者的“吃人”本质，加之民众自身的缺乏觉悟，所以他们不过是另一种的“牺牲”，以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供养或者服务于别人，奉献出自己而为他人所享用。

鲁迅的发现首先立足于他对于历史的深刻分析。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他说：“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也便渐渐发生……此后皇帝换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8]，从而由此以为，臣子的尽忠也罢，女子的守节也罢，都不过是将自己作为“牺牲”让君王或男人享受；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说，中国父亲们“的误点，便在于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系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者，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9]。在儒家思想极为看重的“孝”一点上，也揭示出将别人做“牺牲”或自甘“牺牲”的实质。而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他进一步分析说：“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由是，他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0]。明言几千年中国文明和历史的吃人或牺牲本性。

此外，他的发现还紧密联系于他对现实人生的真切洞察和反思。在谈到自己何以在日本要“弃医学文”的缘故时，他曾有过这样的解释：“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由此他便渐渐领悟，“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11]。从这一段解释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对于国民生存状态的准确描述：看与被看，展示和赏鉴，换种表述，也就是牺牲与享用，藏匿其后的即是对于他人的不幸失却同情的冷漠和麻木。而且也能够清晰，他的启蒙理念的建构并及“弃医从文”行为的发生，根本的动机即在于通过对于国人魂灵之所以沉默的病因的揭示，引发大家的警觉，从而产生疗治的希望。

考察鲁迅的写作，可以看到，他对于民众的牺牲般生存状态的表现，集中于两点：第一点是民众在外在的教化下自甘为他人的牺牲而毫无知觉于被他人所吃的悲惨情状的麻木和愚昧，举例如易牙的蒸煮了自己的儿子而献于齐桓公，《宋史》所载的“割股疗亲”，历史上无数的死忠死孝、贞节守烈、嫁女和亲，孔乙己的殉道于科举，祥林嫂的自甘于“捐门槛”，闰土的只要香炉烛台，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等等；第二点是民众在将他人作为牺牲享用之时的冷酷和自私，举例如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关系建构，君王的奴化教育，男人的妻妾成群理念和节烈要求，父母的希冀儿女供养的期待，《示众》里看客们的津津有味于他人的砍头场景，《长明灯》中屯里人对于“疯子”的处置，《祝福》中大家对于祥林嫂不幸的欣赏，《药》中人们对于革命者鲜血做成的人血馒头的崇信，等等。

另一方面，从个体的体验出发并结合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他还将牺牲意识和启蒙者——即已然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在启蒙主体和牺牲意识的关系思考中，具体揭示了精神启蒙实施过程中启蒙者真切的心理感受和复杂的精神图像。

他们有着自甘牺牲的意愿，如摩罗诗人，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如以身饲虎的佛陀，如填海的精卫，如补天的女娲，如投江的屈原，如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无数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牺牲，换得民众的觉醒，即如《药》中革命者夏瑜不惜牺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而让周围的人明白一个事实：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从早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后来的“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于生命的不断反思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历史中间物”生存哲学观念，不仅以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之中，旧的老的人和事物应该不断地为新的少的人和事物让道，要催促、鼓励它们大步向前而走；而且更以为，虽然在整体上观审，“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12]，所以，通过个体的牺牲而换取人类的发展，在人类的历史运动之中，自觉地完成由“死”向“生”的转化，促进人类的进化、发展，这样的历史乐观主义态度是有利于中国历史和革命的前进的。

但在强调这种奉献式的自甘牺牲的意愿之时，疼痛于自己所遭遇的损害，同时也深感于周围民众的愚昧和冷漠，鲁迅也在自己诸多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启蒙者内心因为常常不被他人所理解和认可的极为真实的“牺牲者的被弃”的痛苦和愤怒。自己的以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而被别人所损伤，夏瑜的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而被他所意欲拯救的人看作是“这小子疯了”，耶稣的悲悯人类但却被人类所出卖并钉杀，女娲的创造人类但是却被人类所嘲笑，后羿的教会蓬蒙射箭但是却为后者暗施冷箭，特别是《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位母亲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辛苦将儿女们养大但终了却为他们所蔑视和赶出……太多的事例，不仅昭示了现实的遭遇给鲁迅心理的损伤，而且也具体揭示了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艰难和不易。

不满于民众愚昧、麻木的自甘牺牲，深为他们奴隶样、牺牲样的悲惨遭遇所不安，所焦灼；深味着自己自甘牺牲于民众却又不为民众所理解、所认可的愤怒和痛苦，但同时又在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和良知的驱使下，自甘牺牲，愿意通过一己生命和努力的奉献，促进民族和人类整体的进步和发展。在仔细爬梳和体味鲁迅写作的牺牲主题意念之时，于诸般不同的意绪所矛盾交织的张力建构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现实在他个体精神形成过程中所透射的浓重阴影，同时借助于他的眼光，我们还能够真切地感知到长期的精神奴役之下中国民众自甘为牺牲的生存世相，中国知识分子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焦灼和沉重的使命感。被伤害但却依旧心怀悲悯，被离弃但却依然积极承担，单是在牺牲意念这一主题理念的观照和分析之中，我们便依然能够体会到鲁迅作品意蕴的深广和精神人格的伟大，体会到他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和写作的意义。所以，诚如研究者王晓明所言：“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问题提供线索”^[13]。是的，正是这种复杂性，往往给我们理解他和他的写作并及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提供了种种新的线索和思路。

[1]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www.chuimin.cn)

[3] 鲁迅：《庚子送灶即事》，《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5]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6] 鲁迅：《两地书（九五）》，《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7]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8] 鲁迅：《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1页。

[9]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0] 鲁迅：《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216页。

[11]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12]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六）》，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