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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从现代到当代的成果

【摘要】:祥林嫂的反抗是为了不被再嫁,爱姑的反抗是因为想避免被离婚,相比较于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蒙昧、被动,《伤逝》中子君的反抗无疑要更为大胆和彻底。这种大胆和彻底,典型的表现即在于她和涓生的未婚同居。中国女子的婚姻,前已说过,是必须先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后再如爱姑所言施行“三茶六礼”,正式迎娶,始才算得上是合法合理。

祥林嫂的反抗是为了不被再嫁,爱姑的反抗是因为想避免被离婚,相比较于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蒙昧、被动,《伤逝》中子君的反抗无疑要更为大胆和彻底。

这种大胆和彻底,典型的表现即在于她和涓生的未婚同居。中国女子的婚姻,前已说过,是必须先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后再如爱姑所言施行“三茶六礼”,正式迎娶,始才算得上是合法合理。但是,子君对于婚姻的态度,明晰于她自己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样的态度,显然是旧式的中国妇女所不可能具有的,是传统的道德所不能认同的,所以,涓生以为:“这几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但是,由于这种宣言并且随之而发生的未婚同居行为,在其时周围人看来,可谓“惊世骇俗”或“伤风败俗”,因此在小说所提供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不仅遭到了子君求学时所寄身的叔父的反对,“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终了他的父亲也亲自来将她领了回去。而且,看见他们或听见他们的事情之后,其他的人,如同院的“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玻璃上,脸鼻尖都挤成了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如涓生供职单位的教育局长,因为雪花膏是他儿子的赌友,其添油加醋的谣言,经过他儿子的报告传到了他的耳朵,所以他便取消了涓生的差事。涓生伯父幼年的一个同窗——涓生谓之“寓京很久,交游也广阔”的“世交”,在听闻了他们的事情之后,“好容易相见,也还认识,但是很冷落”,并且告诫他说:“自然,你也不能在这里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君的反抗,显然是有“五四”时代追求“妇女解放”、强调“个性独立”的背景和内容的。

不过,由于大的环境依然不免由旧转新的过渡属性,旧传统、旧习惯依然是其时一般人思想行为的主要支撑,因此,在身边人们的反对,加之生存的物质压力并及当事人精神准备的不充分,因此,子君轰轰烈烈的自由爱情追求,最终还是以悲剧的形式收场:先是因为子君的日渐平庸而导致的涓生的不满,而后因为经济的压力矛盾公开化而导致的二人的终于分手,再而后子君被父亲领回后凄凉地死掉。

她的结局,涓生有自己的推想:“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这样的虚空,换一种表述,那就是“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何以会连墓碑也没有呢?这是因为,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理解,“父系女子成员,也就是女儿们,原则上在婆家大厅中与丈夫一起被祭祀,正如‘姑母不祀’所说,在娘家大厅祭祀是被禁忌的。因而,如果未婚姑娘与离婚回家的女子死在娘家,其家族难以处理。葬后不祭而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会被忘掉。可是得不到祭祀的魂灵,作为在冥界饥饿的鬼魂,是极为危险的。而且并非无名的鬼魂,她们有着明确的族谱关系,所以,灾难很有可能首先降临到娘家的家族头上”[7]。因为这样的原因,民间便有这样的讲究——女子出嫁(或与他人结合)后“即使死在自己的出生之家也不能埋入祖坟。她们的遗体一般连像样的葬仪也没有就给葬入无主的公共墓地,通常连块墓碑也没有”[8],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魂野鬼”。有感于这样的讲究,因此,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涓生虽然觉悟并否定着神鬼所代表的旧的世界,但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一般人们精神存在的真实状况,并及自己的言行所给子君施予的伤害,在小说结尾的叙述里,他便不禁忏悔并祈愿说:“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号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无论是子君还是涓生,无论是主观的愿望还是客观的事实,他们对于旧传统的反对都不可能纯粹和彻底,他们都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和自由的新人。

综上所述,在借助于对婚俗参与过程中人物对于传统婚姻所进行的反抗行为进行考察之时,从祥林嫂经爱姑到子君,一方面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到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之下,中国妇女不断觉醒和愈益强烈起来的独立、自主要求,在中国社会经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显见一种形象生动的中国妇女发展历史;但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她们反抗行为的考察,从祥林嫂的殉道经爱姑的撒泼到子君新版本的始乱终弃,我们不仅可以洞悉中国妇女在经由传统到现代这一过程时觉醒或者转换的艰难,而且也在妇女解放这一面向,清楚中国现代化建构的不易和复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觉得我们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不断去重温李泽厚所讲的这样一段话:“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革命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不懂鲁迅,就不懂中国。在中国只有两部散文文学可称百看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9]

[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2]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www.chuimin.cn)

[3]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4]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5] 《女诫》,见《后汉书·烈女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7页。

[6]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见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7] 未成道男:《汉人的祖先祭祀》(之二),转引自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析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8] 丸尾常喜:《祝福与救赎》,见《“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析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9]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见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