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围攻三日不克,前委不得不放弃攻打计划,主动撤出战斗。吴光荣指着毛泽东告诉陈昌奉说:“那就是毛委员。”“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你们是干啥的?”“我们是来当红军的!”陈昌奉站起来,没了刚才“讲故事”的神气,小声地说:“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又转过脸对陈昌奉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问他们。”可毛泽东却很少叫他。一天,毛泽东洗了脸,问道:“陈昌奉,你怎么老坐在那里不动呀?”......
2023-11-30
6.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不久就遭到大空袭
1938年11月上旬一天下午,在凤凰山下,警卫班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外靠东头凉台上,摆了半张乒乓球桌子;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吴吉清带着两名厨师赶过来,办了一桌酒饭。
前来“赴宴”的人并不多,只有康生、李伯剑、谭政、萧劲光等多人。
毛泽东和江青就算结婚了。
在江青来延安之前,贺子珍由于与毛泽东发生矛盾,赌气去了苏联治病。江青与毛泽东认识后,感情急速攀升。在结婚前半个月,每个星期六,毛泽东都要派贺清华和翟作军轮流骑马去鲁艺接送江青。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江青谈起了自己许多在上海演戏、自费上大学、住亭子间的生活,也问了不少毛泽东平时的生活习惯和警卫班日常照顾的情况。
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有人反对。但是,王能坤、贺清华、翟作军、邵清元等多个警卫员并不反对。这倒并不是他们如何“思想解放”,而是贺子珍离开延安后,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单身一人的孤寂生活。每日,他除了叶子龙和警卫员及站在门口的卫兵外,没一个亲人在身旁。他也和普通人一样,需要一个正常的家庭,工作和生活需要一个像妻子一样的人来陪伴和照料。许多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乃至人的家庭情感,无论是叶子龙,还是这些警卫员,都是代替不了的。而毛泽东的肩上又担负着非同一般的责任,事关党和军队的前途和命运。
尽管警卫员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一致认可的,但毛泽东还是十分慎重,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别有用心地传说的那样草率行事。他除了向党中央报告,请求组织对江青的历史和政治表现进行调查、了解外,还在同江青接触的过程中问过她过去的历史,要她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情况。江青对此也很配合。
为了让党组织弄清她的历史问题,9月间,贺清华和翟作军多次骑马,陪她到中央政治局向张闻天、陈云、康生等人汇报自己的各种问题,接受询问。
经过组织上的考察,认为没有问题后,毛泽东才决定与江青正式结婚。
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也没有正式宣布过,只是请一两桌熟人,吃了一次便餐。
结婚后,江青调任中央军委任秘书。她只身来到延安,也没什么家当。贺清华帮她从鲁艺拎过来一只脸盆、多本书和多件换洗的衣服,江青就与毛泽东、警卫班生活在一起了。
谁知她“嫁”过来没过十天就遇上大空袭。
11月19日是星期天,延安南市人流熙熙攘攘,休假的干部、战士、学校的学员和老乡在市场沟的集市赶圩。集市格外红火,人群川流不息。
突然,宝塔山上中央警卫教导队防空队拉响了警钟,发出了敌机空袭警报,各处的人群立即开始分散。很快,多架印着日本膏药旗的轰炸机就像乌鸦一般出现了。
警卫班刚掩护毛泽东进入防空洞,就听见“轰、轰、轰”多声巨响,炸弹就像落在附近不远的地方,震得防空洞“嗡嗡”地轰鸣。
敌机狂轰滥炸一阵之后,就飞走了。
空袭警报解除后,毛泽东回到办公室,窑洞的窗子已经被震坏了。他视若没见,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电话机边,对接线员说:“给我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
他要做什么呢?原来向林伯渠了解轰炸受灾的情况,并指示边区政府赶快抢救伤员,慰问受难群众。毛泽东关心群众的情况,而中央许多负责人闻讯他的窑洞窗子震坏了,纷纷关心他的安全,陆续赶来看望。见他平安无事后,人人才放心而去。
这是日军飞机对延安进行首次大轰炸。当天夜里,又来了情报,日机明日要来继续轰炸延安城。
夜13点钟左右,中央军委决定,毛泽东和延安城的市民连夜疏散。
“这大半夜的,把主席转移到哪去呢?”有人问。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搬到杨家岭去吧。”
毛泽东同意了。
杨家岭在城北门外多里远的地方,是一个僻静的山村,只有十多户人家。传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口,就是在此把守延安通往西安、榆林、盐池的三条通道。山上有杨六郎庙,山下有杨家将的坟,因此得名“杨家岭”。
说搬就搬,贺清华、翟作军等人很快把毛泽东和江青简单的行李和日常用具整理好,准备由警卫班护送离开凤凰山。动身的时候,毛泽东对贺清华说:“贺清华,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材料,你留下看家,不要离开这个院子。”
“好!”贺清华答应了。(www.chuimin.cn)
在临走前,毛泽东特地又叮嘱他说:“要看管好啊!”
贺清华留下来看家。翟作军、邵清元、李长培三位警卫员,还有林伯渠、江青,随毛泽东乘坐临时开来的一辆南洋华侨陈嘉庚捐献的救护车,前往杨家岭。
天空一片漆黑,警卫班带的马灯没有煤油了,只有一只手电筒发出一线微弱的亮光,照到前面就照不到后面。汽车没开多远,就不能走了,江青说:“还是下车步行吧!”
于是,众人下车,开始走路。
翟作军打着手电走在毛泽东身边;江青搀扶着他,怕他跌倒。邵清元和李长培跟在后面,邵清元提着枪,李长培背着毛泽东和江青睡的被褥。因为看不清路,李长培摔了好多跤。林伯渠一不小心,跌倒在山坡上。邵清元等人赶紧把他扶起来。
大家跌跌碰碰,步行多里山路,到达了杨家岭,找到了毛泽东和江青要住的窑洞。
邵清元进去一看,说:“里面满地是牛羊粪和脏土。”
毛泽东说:“大家一起动手,简单打扫一下。”
毛泽东带头折了一些树枝当扫帚,和众人一起把里面清扫了一遍。可接下来发愁的是怎么睡呢?翟作军说:“林老、主席和我们好安排,江青同志怎么办?”
江青说:“窑洞里没灯光,啥也看不到,就一起睡吧。”
于是,翟作军在窑洞的西北角,给毛泽东和江青摊了一个地铺,林伯渠则睡在毛泽东脚头的墙壁下,盖着警卫班唯一的羊皮大衣。翟作军、邵清元和李长培三人就紧靠窑洞内窗下墙角的门口,轮流守夜值勤。外面不远处有中央警卫教导队派过来的一个警卫排不停地来回巡逻。
就这样,毛泽东和江青、林伯渠在荒野山沟的废旧窑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果然不出所料。上午9点多钟,三架日机从杨家岭顺沟由东向西飞往枣园,又转向清凉山,沿途狂轰滥炸,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往下扔炸弹,“轰——轰——”爆炸声一片。
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凤凰山。看门的贺清华心里轻松多了。他自己并不害怕什么,就担心窑洞里的那些文件、材料。因此,当敌机飞过来时,他没有离开院子,而是就地隐蔽起来,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毛泽东的办公室。忽然,一颗大炸弹呼啸着落下来,在离院子不远的地方,“轰隆——”发生大爆炸。随着爆炸的声浪,浓黑的烟尘刹那间就遮住了一切。谁知一颗才炸,接着又响起一颗,“轰隆隆”,烟尘四起,管理科住过的窑洞顿时被炸塌了,毛泽东住的窑洞的门窗也损坏得很厉害。
敌机乱炸一通后,发出怪声终于飞走了。贺清华从隐蔽处站起来,拍打多下身上的灰土,“呸呸!”吐着嘴里的尘沙,然后,跑进毛泽东办公室,只见窑洞里落了一层厚厚的土,东西完好无损。他松了口气:“多危险啊,幸亏主席昨晚搬走了!”
随即,他却又赌气地说:“让你炸吧,没人!”然后开始收拾屋子。
没过多久,翟作军等人赶来了,接贺清华去杨家岭。于是,大家一起动手,齐心协力,把毛泽东的这些书籍、文件搬去了杨家岭窑洞。
来到杨家岭后,经过一段时间,警卫班战士发现江青对毛泽东的生活、工作和身体健康方面确实很关心。当毛泽东工作或写文章好多个小时累了,她就把他叫出来,和他打乒乓球;晚饭后,陪他到外面散散步;每天早晨为他做个荷包鸡蛋;对毛泽东的冷热季节增添、缝补、换洗衣服的事,也照顾得比警卫班周到得多。此外,她还为毛泽东整理手头的报刊书籍,查找资料,抄写文稿等。大家高兴地说:“江青为我们减轻了不少的担子!”
然而,不久,翟作军和邵清元却在她那里闹了一个笑话。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毛泽东已45岁,而江青才34岁。两人结婚只请了一桌饭,搬迁到杨家岭后,为了弥补同江青结婚的不足,毛泽东请来机关供给部被服厂三个缝纫工人,带着两台缝纫机,给江青做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黑羊皮大衣和一套中西式女春装,另外把林彪送给自己的一件缴获日军的黄呢子大衣,叫裁缝给江青改了一件女式大衣,还派人买了十多本练习簿以供江青用。
谁知翟作军和邵清元见买来这么多练习本,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本子写字,于是顺便各人拿了一本,留着以后学习写字用。谁知碰巧他们拿的时候,被江青看见了,说两人道:“这是主席给我买的结婚纪念品,你们怎么拿走呢?”
两人一听,很不好意思,二话没说,当即就送回去了。
若干年之后,翟作军回忆此事时,对人笑着说:“看我们俩当时这股傻乎劲儿!差点把江青的嫁妆挪为己有了。”这是后话。
毛泽东搬到杨家岭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任弼时等人也住在这里。于是,吴烈下令中央警卫教导队二区队开赴杨家岭,负责毛泽东等人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
1939年6月1日,中央警卫教导队奉命改编为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编为三个中队和一个区队,吴烈为大队长,萧前为政委,把中央社会部(1939年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而成,由康生负责)训练班学习的张廷桢调来当党支书记;原教导队变为第一中队,刘辉山为第一中队中队长;第二中队是由延安保卫队调过来的,中队长为张吉厚;第三中队是从中央职工学校选调来的学员组建的,张耀祠为中队长;还有一个骑兵区队,区队长为古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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