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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红色卫队的故事

【摘要】: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后,江青要求上鲁艺。翟作军闻声,走了出来,江青于是灵机一动,写了个条子,说:“你送给毛主席。他准我进去,我就进去,不准我进去,我就不进去。”江青回窑洞,写了一封回信,没把信封好,就大大方方地交给翟作军。江青听后,对李讷说:“噢!长得细细高高的个子。我和你爸爸结婚时,每次你爸爸要他送信来,我不回信,他就不走。”

3.江青说:“我和你爸爸结婚时,我不回信,他就不走。”

1938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所在地——府衙门前操场上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报告,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等多个学校的学员都来了听。

毛泽东在台上作报告时,王能坤、贺清华、翟作军、邵清元四个贴身警卫,跟随在他的左右,观察着四周的动静,时刻准备应付任何坏分子。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报告除了不时爆发出一阵掌声外,还是掌声,没有别的任何意外情况。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回自己的住处去,罗瑞卿、刘亚楼等人陪送他走了一段路。

当他们走到钟鼓楼北边时,突然后面一个女青年快步追过来。她手里拿着笔记本,直接跑到毛泽东跟前才停步。王能坤、翟作军等人警惕地注视着她。她说:“毛主席,你今天讲的多个地方很重要,我没有记全,请你帮我修改补充一下行吗?”

这时延安的学习风气十分好,上至中央机关,下至青年学生、八路军战士,听通知说中央首长作报告,路再远,不吃饭,也要按时赶去听报告。会场往往就是一块荒地,听报告的人在地上坐着,甚至挤坐在报告人的周围,不分男女,也没个秩序,混坐在一起。延安没有电,开会、作报告没麦克风,全靠大声吼。若是多千人听报告,后面的人常常可能听不清。因此,这位女青年没听清楚,完全正常。

毛泽东正在同罗瑞卿边走谈,听她一说,转过头来看了她了一眼,接过本子,随手装进了上衣口袋里,准备有空时为她修改补充。

这个女青年就是江青。

江青本来叫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后在上海演戏、拍电影,取艺名叫“蓝苹”,在上海文艺界小有名气。她是1933年初在青岛入党的女党员。在上海,参加了田汉等人领导的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因进行地下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离开城市生活,8月下旬由上海经西安来到延安,改名江青,投身抗日救国。随后,被安排进中央党校学习,编在13班。

这时,延安没什么文娱活动,很少演戏,也没有电影、收音机。由于陆续聚集了不少文艺人才、学者、技术人员,为弥补文艺生活不足,孙维世、朱光以及江青等文艺活跃分子一起开始演出《打渔杀家》、《袭击上海》等。这些歌舞戏剧演出时,反映非常好,轰动了全延安,且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张闻天、陈云、周扬、康生、谭政、罗瑞卿、林伯渠、吴玉章等都向毛泽东建议,不要把这些业余演出队解散了,以它们为基础组建艺术学院。毛泽东欣然同意。在研究成立什么样的艺术学院时,他挥笔加上“鲁迅”二字。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后,江青要求上鲁艺。经陈云谈话后,1938年3月份,江青来到鲁迅艺术学院现代戏剧部,当了一名助教。

在延安,她和所有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吃小米,吞野菜,住窑洞,睡地坑,并且热心追逐英雄,崇拜党的领袖,急切地学习各种政治理论。

江青交了笔记本给毛泽东后,没说什么,匆匆地离开了。

江青冒失之举让警卫员们紧张了一下,见她随即走人,也就松了一口气。

星期六下午,江青第一次来到了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准备取回自己的笔记本。

中央警卫教导队的卫兵守在门口,不准她进。翟作军闻声,走了出来,江青于是灵机一动,写了个条子,说:“你送给毛主席。他准我进去,我就进去,不准我进去,我就不进去。”

翟作军拿着纸条子进来后,果然,毛泽东同意她进去。

于是,翟作军带着江青进了院子。谁知守在窑洞门口的岗哨见到陌生人,又不让她进去。翟作军急忙解释说:“主席同意了。”(www.chuimin.cn)

岗哨这才放江青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她进去时被邵清元看见了,说了声:“哪里来的女妖精?”提着枪,立即跟踪进去。翟作军边给江青端茶,边进行监视,生怕这个不速之客是女特务或女杀手,非常警惕。

这时江青向毛泽东提问说:“在中央苏区时,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是谁?”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不少的当事人。毛泽东觉得不便告诉她,于是没有回答,只是问了问她听报告的另外一些情况。谈了不到一个小时,江青就带着笔记本走了。

以后,她在星期天第二次、第三次来找毛泽东请教问题。渐渐的,他们谈话的时间也长了,毛泽东还留她吃饭。随后,她来毛泽东的窑洞,便可以自由进出。她还向叶子龙建议给毛泽东做一只乒乓球台,让他在工作之余增加体力运动的时间。

因为毛泽东待江青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以往,警卫员们也放松了对她的监视。

毛泽东和江青

6月份,江青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不断发展、成熟,双方的信件来往也多了起来。很多信件都是由警卫员送的。

一次,毛泽东要翟作军去给江青送一封信。

翟作军赶到鲁迅艺术学院时,江青还在给学生讲课。翟作军遇到鲁艺现代戏剧部主任李伯剑。她热情地告诉他说:“你稍等一会,她马上就下课了。”

果真没过多久,江青就下课了。翟作军走过去,把毛泽东的信交给她。江青回窑洞,写了一封回信,没把信封好,就大大方方地交给翟作军。

翟作军接过信,放进了口袋里,用手按着,急急往回赶。在路上,他发现手按着的信里有一硬疙瘩。本来信是不能随便看的,为了防止出什么意外,他停住脚,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朵从野地里摘来的小红花,于是他只好按原样包好,又继续往前跑去。边跑,他边想:山坡、野地到处都是小红花,还装在信里干啥呀?哪有写信用小红花的呢?江青也太奇怪了吧!但直到了毛泽东的窑洞,他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把“信”交给了毛泽东。

这段“恋爱信使”的经历,后来翟作军很少提及,说起来也闪烁其词,但事实上他和江青都难以忘记。

多十年后,江青被华国锋等人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一次,翟作军到北京时去看望江青和毛泽东的唯一女儿李讷,并问起过江青的状况。1984年,李讷到秦城监狱去看望江青时,告诉她说:“翟作军来看我,还问到你。”

江青听后,对李讷说:“噢!长得细细高高的个子。我和你爸爸结婚时,每次你爸爸要他送信来,我不回信,他就不走。”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