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围攻三日不克,前委不得不放弃攻打计划,主动撤出战斗。吴光荣指着毛泽东告诉陈昌奉说:“那就是毛委员。”“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你们是干啥的?”“我们是来当红军的!”陈昌奉站起来,没了刚才“讲故事”的神气,小声地说:“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又转过脸对陈昌奉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问他们。”可毛泽东却很少叫他。一天,毛泽东洗了脸,问道:“陈昌奉,你怎么老坐在那里不动呀?”......
2023-11-30
1933年10月,经过五个多月的准备,蒋介石调集66个师、8个独立旅,6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一次“围剿”,他接受了前四次惨败的教训,采取新的战术,运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战法”,以逐步缩小中央苏区的方法,竭泽而渔,最后达到消灭红军主力的目的。而博古等人并不懂得多少军事,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为军事顾问。李德实行“进攻主义”,命令红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仗越打越不行,完全陷于被动。
1934年3月初,蒋介石重兵向中央苏区合围。红军在广昌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后,不得不采取新的退却,转入防御。博古、李德等人又实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策略,同强大的敌兵“拼消耗”,致使红军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7月,清流、连城失守,敌兵三个纵队向根据地腹地进逼。8月初,形势更加紧迫,毛泽东在瑞金坐不住了,带着警卫班去了于都,进行调查,了解敌情。然而,敌兵又向石城压来,红军主力一退再退。毛泽东心情很不好,从于都回到了瑞金附近的高鼻垴。
在高鼻垴,他和谢觉哉住一座小山的小庙里。白天下山,跑二三里地去军委开会,晚上回来写东西,写到深夜,再让胡昌保、陈昌奉等人连夜送下山,给周恩来、朱德等人。
敌人步步进逼,十分疯狂,飞机整天乱转,不时投炸弹,无目标地扫射,根据地危机四伏。而博古等人对毛泽东的种种建议置若罔闻。红军越战越败。毛泽东心情不好,睡得也很少,心里又急,一天天消瘦下去。警卫班不得不为他身体担心,可也没啥办法。每当胡昌保、陈昌奉、吴吉清等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指着办公桌上的文件,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完这些文件就休息,好吗?”可这些文件永远像大江流水一样没断头,哪能看完。长此下去怎么行?胡昌保没办法,心想不管如何他总得听大夫的话吧,于是向中央总务处建议,请给毛泽东派一位大夫来。
一天傍晚,刚吃罢晚饭,毛泽东站在大庙门的台阶上,望着远处,听着隆隆的炮声,好像在想什么心事。这时中央总务处处长袁福钦和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两人来了。看见他们俩,警卫班的战士们高兴了:准是来商量给主席调大夫的事。
毛泽东和他们握过手后,交谈起来。袁福钦说:“主席,给你配备了一位不错的医生,跟你一起走吧?”
在旁的吴吉清一听,差一点跳了起来,心想这一回可好了!嘴里不觉脱口而出:“对!快给主席派来吧!”说完,又觉得不该如此说话,不好意思了。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袁福钦和傅连暲,点起一支烟,慢慢地说:“我看大夫就不要了吧,派个能试试体温、打打针的护士就可以了。”
“主席,”袁福钦没等他说完,就接上话说,“还是派个医生来好,何况已经找好了……”
“不!”毛泽东打断他说,“现在部队需要医生,我们的医生又少,我怎么好一个人占用一个医生呢!”
“虽然我们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调一个医生护理主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傅连暲坚持说,“我看还是让陈炳辉医生来吧。”
毛泽东笑了笑:“我的身体还不错,有个护士就可以了。”
袁福钦还想说些什么,但明白毛泽东的脾气,和傅连暲只好不再坚持,无可奈何地走了。
过了几天,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红十字挂包,上山来了。
他就是刚从中央医务学校毕业的卫生员钟福昌。从此,他也成了毛泽东警卫班的一员。
9月初,毛泽东离开瑞金,带着警卫班又来到了于都部署工作,住在城内何屋祠堂。没多久,因为紧张的工作,他廋弱的身体终于扛不住,病倒了。第二天,人就高烧烧得迷迷糊糊。钟福昌、秘书黄祖炎和警卫班其他人急得团团转,眼睁睁看着他几乎是一夜时间两眼就深深陷下去,嘴唇也干裂了,脸烧得通红。钟福昌给他吃了奎宁,打了针,还给他额头敷上了冷手巾,但还是一点不见效果。
黄祖炎见情况不一般,对胡昌保说:“快出问题了,你赶快给中央政府汇报。”
胡昌保喊道:“吴吉清,你快去粤赣省委驻地打电话。”
吴吉清几乎是一路跑步,到达粤赣省委驻地后,摇通了刚搬到瑞金梅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电话,报告毛泽东的病情。对方一听,也十分着急,立即回答说:“你们好好照顾主席,这里马上派傅医生来。”
吴吉清回去把这话报告黄祖炎,大家都非常高兴。彭吉林眼睛一眨,嘟噜着说:“于都离梅坑180里路,这么远,交通不便,不知傅院长还在路上,主席的病又会有啥变化!”
他这么一说,众人又坐立不安了。因为缺医少药,苏区很多伤病员因不能及时治疗而牺牲,可此刻大家想不出任何的办法,只好寸步不离地轮流守护在毛泽东床前,看着他茶喝不下,饭吃不进,忍受极大病痛的样子而焦急、难过。
次日傍晚,傅连暲终于骑着骡子急急赶来了。
他一跳下骡子,绳子也顾不得放,就直往屋里走。在门前,他碰到钟福昌,来不及多说话,就问道:“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正一脸愁容,见着是医术高明的傅连暲,脸色马上阴转晴:“我带你去!”
傅连暲随他快步走进房间,只见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通红。毛泽东大概听到了脚步声,睁开眼,见是傅连暲,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傅连暲坐到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被烧得很疲劳,没力气多说话。傅连暲和毛泽东才十几天没见面,此刻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高突出来有点吓人,不敢多问,连忙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他的嘴里。毛泽东不仅嘴唇干裂了,呼吸也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的热气都烫手。他焦急地等了5分钟,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水银柱升到105度(即摄氏41度)。他有点慌了,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
由于没有医疗设备,不能验血和透视,检查只能到此为止。为了准确地判断出病情,检查后,傅连暲把钟福昌喊到外屋,向他了解毛泽东病中的情况。黄祖炎、吴吉清、陈昌奉等人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发烧,热度很高。”傅连暲简单地回答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钟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汤。”吴吉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厉害。”钟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自己的医疗经验,傅连暲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得的是恶性疟疾可能性最大。他再了解,获知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都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此时正是初秋,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泽东睡觉的床连蚊帐都没有,可能染上了这种病。钟福昌虽给他吃了奎宁,药量不够,因此不济事。
傅连暲立即准备给毛泽东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毛泽东同意了。傅连暲给他打了针,两小时后,又给他吃了一片奎宁丸,然后,对钟福昌说:“多给主席喝开水,多换换额上的冷毛巾。”
第二天清早,傅连暲走到毛泽东床边,他已经醒了。傅连暲问道:“主席,好一点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自己用手摸摸额角,说:“头轻了一点。”
傅连暲拿出体温表,准备给他试体温。毛泽东反过来问他:“你睡得好吗?”(www.chuimin.cn)
“我睡得很好。”傅连暲接着也问,“主席睡得好吗?”
“我睡得好。”毛泽东说。
傅连暲给他量了体温,102度,退了点,心里很高兴。
“热度退了点吧?”毛泽东问。
“退了点!”傅连暲兴奋地回答。
接着,他又给毛泽东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再给毛泽东打了一针,又拿出奎宁丸给他服下。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好转了,随着体温减低,他睡得安稳多了。但警卫班的战士们还是日夜服侍在旁边。
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降到100度,额上的湿毛巾拿掉了。当傅连暲问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吴吉清给毛泽东煮了点稀饭,他也喝了一些。
第四天拂晓,战士们刚想睡一会儿,忽然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了,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众人睁开眼睛一看,是毛泽东!陈昌奉着急地大声说:“你病还没好,怎么就起来啦!”
毛泽东笑着说:“我好了!”说着以手示意大家不要起床,又慢步去了傅连暲和黄祖炎两人一起的住那个房间。傅连暲听见脚步声,睁大眼睛一看:“毛主席!你怎么起床了?!”
“我好了。”毛泽东笑着说。
傅连暲连忙起床,然后拿起药箱,随毛泽东走到他的房中,一量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银柱稳稳地停在98.4度上(即摄氏37度)。傅连暲忍不住笑着说:“你退烧了,98.4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泽东也笑了。
这时警卫班战士已一骨碌爬起来了,烧水的烧水,扫房子的扫房子。听说毛泽东的体温已降到37度,激动地围住傅连暲,高兴地说:“傅院长,你治好主席的病了,太好啦!”
傅连暲也激动,高兴地说:“为了主席的健康,大家都作了自己应作的工作!”
正在说着话,吴吉清发现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翻阅文件了,便担心地向傅连暲请求说:“傅院长,你劝劝主席,叫他多休息几天!”
“我劝过了,没有用!”傅连暲无奈地说,“主席说,局势很紧张,完全休息是作不到的。”
尽管明白局势很紧张,但吴吉清还是说:“主席重病刚好就开始工作,这能行吗?”
不仅他是这么想,黄祖炎、胡昌保、陈昌奉、钟福昌、黄亚堂等人都替毛泽东的身体担心,于是把傅连暲留在这里住下了。傅连暲怕毛泽东工作起来,又忘了吃药,从药箱里拿出三片奎宁,叮嘱钟福昌说:“一天三次,一定按要时。”
开午饭时,吴吉清双手端着一个江西人常用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说:“主席叫我给你吃的。”
“什么?”
“鸡。”
“鸡!”傅连暲惊讶地说,“为什么给我鸡吃?”
这时苏区无论谁,生活都十分艰苦,别说鸡肉猪肉很少见,就是新鲜蔬菜也吃不到。
“主席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要我买了炖的。”
“主席有吗?”
“没有,主席就叫买了一只。”
“主席吃什么?”
“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来是漳州的一名开业医生,在毛泽东的动员下,举家参加红军,并且把自己的医院和设备全部献给了红军。尽管还不是党员,但他义无反顾跟上红军后一心扑在救治伤病员身上,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十分亲密。毛泽东明白他过去得过肺病,身体较衰弱。此刻,他却没料到毛泽东重病刚好,像平常一样吃辣椒和酸菜,竟买了一只鸡给自己吃,立即说:“我怎么能吃这只鸡呢?吴吉清,你端去给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还说‘病好不谢医,下次无人医’。”吴吉清为难地说,立即把土罐放在桌子上,走了。
傅连暲看看土罐里的炖鸡,满满一罐,上面浮了一层黄黄的油,鸡是好鸡,老话说“病好不谢医,下次无人医”,这只是毛泽东让自己吃下去的借口。但此刻要张口吃,傅连暲真是为难极了。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毛泽东进来了,他忙站起来,说:“主席,我身体很好!”
毛泽东猜到他还要说什么,笑着说:“你吃吧!你吃!”说着就走了。
傅连暲只好坐下来吃鸡。满满一大罐,一个人怎么能吃下去呢?于是喊黄祖炎、吴吉清等人一起来吃。他们谁也不肯来,躲得远远的。傅连暲没办法了,只好一个人吃。结果,这只鸡,他连吃了三天、九顿,才把它“报销”。
傅连暲在毛泽东身边一共住了10天,见他的病已痊愈,饮食也正常了,每顿还能吃两碗饭,于是准备回瑞金的中央医院去。在临走之前,他来到毛泽东的房间,告辞说:“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医院去。”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工作,说:“你不要走吧,我们买条鱼吃吃,过几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傅连暲明白,毛泽东买鱼又是为了款待自己,怎么能再给他增麻烦呢!于是,当天就急急离开了于都。
然而,于都的这十天却成为他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若干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卫生部部长,对陈昌奉等人无限感慨地说:“毛主席把我带上干革命,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对我的关心,无人能及。我只是一个漳州城的小医生,被他如此看重,真是三生有幸!不过说来也奇怪,得上这种恶性疟疾,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般人熬不过一日半日,他就像在等候我赶来似的,奇迹般地坚持到了第三日,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陈昌奉也笑了:“古话说的‘吉人自有天相’,主席大概如此吧!”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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