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红色卫队：警卫部队分工明确、卓越履职

10.警卫部队一分为二，总前委特务队和总司令部警卫连各司其职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党中央又命令他们第二次攻打大城市——长沙城。

毛泽东还是不主张打，但不少人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甚至有人说：“一个红3军团就打下了长沙城，现在两个军团合在一起，还打不下长沙？”在这样的思想下，毛泽东拗不过他们。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再次兵分三路向长沙推进。

其实，红一方面军与长沙守敌相比，只是人数稍占优势，装备却相差甚远。9月初，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然后，接连三个晚上发起总攻，都没奏效。9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发出强攻长沙的命令。战斗开始后，红军呼啸着猛烈冲杀过去，却阻在守军布设的电网之外。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采用战国时代的“火牛阵”去冲毁铁丝网。谁知这些尾巴上挂着浸满煤油棉花的“火牛”向电网冲去，敌机枪一响，有的被打死，多数受到惊吓，四处乱跑，甚至掉转头跑回来，还伤了自己人。“火牛阵”以一场笑话告终。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之久，还是如毛泽东所料，围而不克。眼看蒋介石又要赢了中原大战，围城长沙的危险在积聚，毛泽东决定退兵。可如何在众人攻打大城市的狂热中引导他们撤下来呢？颇费脑筋。9月12日，他提出先去击破另一支敌军张发奎军，再来夺取长沙城，才好不容易说服大伙儿同意暂时放弃长沙，撤向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地“待机”。

当部队从火线撤离时，一直畏缩在工事里的敌兵竟然出城追击。毛泽东指挥部队与追敌进行战斗。不知啥时，他的灰色八角帽被流弹打穿，裤脚被子弹钻了两个洞。当部队撤到株洲时，眼尖的陈昌奉突然失声惊叫：“唉呀！看，毛委员的帽子和裤子！”

众人一看那几个洞，不由得后怕，纷纷说：“子弹要是向下一点……好险哪！”

毛泽东却不以为然，诙谐地说：“几颗子弹，小小弹丸嘛，只能打坏我的帽子和裤子，伤不了我的一根汗毛。”

接着，他摘下帽子，看了看：“这破帽子，不能再戴了。裤子嘛，是家当，还得穿，丢不得哟！”将破帽扔了。

大家又哄堂大笑起来。

到达株洲后，红军从获得的敌文件中获知党中央要求红1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的指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决定红1军团去打吉安，红3军团去取峡江、新干，以打南昌为名，使得红一方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了江西。

9月23日，在江西袁州，红一方面军内部在前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毛泽东坚持去打吉安，有人要求直攻南昌、九江，甚至责问毛泽东：“你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到底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中央围攻长沙的命令到达红一方面军。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与他彻夜长谈。周以栗是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被毛泽东说服并转而拥护他的主张，并感叹地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在随后召开的前委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红3军团一些将领不去再打长沙，转而去攻吉安。

这时，吉安四周都在红军控制之下，已成长期被围困的孤城，守敌邓英部不足三个团，已被围得提心吊胆。打下吉安，可使周围的苏区连成一片。10月2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邓英见势不妙，连夜溜走。结果，4日，红军轻松攻下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

红军打开吉安城后，陈昌奉立即进城去找东西。

他要找什么呢？

原来整天行军作战，他见毛泽东有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心里十分着急，总想给他搞个暖水瓶。每当部队攻下一个地方，得到了战利品，毛泽东不是把部队送给他的战利品送给战士们，就是吩咐警卫员说：“送到医院去给伤员们。”自己从来不要。

这次陈昌奉决心不要人家送了，免得毛泽东再拿去送人，自己去找。于是，他直奔城内，来到一家逃跑的土豪家，东找西寻，终于找到了一个搪瓷暖水瓶，当即“没收”。然后，像怀揣个宝贝，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可走着，他突然又想：有了暖水瓶，喝水不成问题了，可吃饭还是不方便呀！那装“三层饭”的小缸子盛夜餐还可以，行起军来就不方便了，又转过头，谁知找遍了全城，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东西。毛泽东吃饭还得用那个装“三层饭”的缸子。

打下吉安后，毛泽东住在街上一家布店后的院子，朱德住在一学校里，总前委机关住在一个染布作坊内。一日，毛泽东把何金云叫过去，说：“你的工作要改变一下！”

“我不离开你！”何金云急忙说。

“也不算是离开。”毛泽东告诉他说，“总前委为了加强保卫力量，决定改变原特务营成分，组建总前敌委员会特务队，由你当队长。”

“组建特务队？”

“对。你当队长外，调冯文彬同志任政委。他，你认识，就是前委那个文书。”毛泽东说，“特务营除保留部分营连干部和骨干外，其余人员全部调出，另从红4军和其他部队抽调一批老红军和骨干战士充实。”

何金云一听自己还不离开毛泽东，欣然去了特务队。他的警通排排长由龙开富接任了。

这一日，红3军第7师第19团“钢一连”连长杨杰突然把吴烈叫到连部，笑着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吴烈和杨杰是老熟人。他原是安源煤矿锅炉处的修理小工，且是杨杰率部攻打长沙时跟着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参加红军不久，就因为作战英勇入了党。吴烈问道：“连长有咋好消息？是不是又抓土豪了？”

“比这还好！总前委决定从每个连选调一名共产党员、战斗骨干，组建总前委特务队，负责前委机关的警卫任务。”杨杰说，“我们决定派你去！”

吴烈一听很高兴，随即又担心地说：“我够格吗？我参加红军才5个月，怕完成不了这么重要的任务！”

“你是产业工人，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非常了解你，不仅调你去，还去当排长！”杨杰说，“我们连才十几名党员，你调走我们舍不得，可这是调你去保卫总前委，我们从内心里高兴。”

就这样，吴烈去特务队了。走的时候，连里改善了伙食，开了欢送会，全连战士把他送出好远。吴烈来到特务队后，住在吉安城一个旅店里，果真当了排长。

随后，从各个部队选调的人员先后到齐。何金云和冯文彬稍微进行整顿，便组建了特务队。并承担总前委的警戒工作。为了保证总前委机关的安全，他们在每个哨位都派双哨，还有一个带班的。干部轮流查哨，警戒布置相当严密。

驻地有个广场，队员平时在这里进行队列、刺杀、投弹训练，有时还进行擒敌训练，上政治课，进行保密教育。

毛泽东和朱德对特务队十分关心。一天，毛泽东、朱德和前委秘书长古柏亲自来到特务队住地。何金云、冯文彬把干部们向他们一一作了介绍。

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从各军调来的战斗骨干，欢迎你们到总前委特务队来，今后行军作战在一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搞好团结，抓紧训练，提高杀敌本领。”

接着，他问了战士们的生活怎么样，吃不吃得饱，行军打仗累不累，草鞋够不够穿，何金云、冯文彬都做了回答。突然，毛泽东发现了吴烈，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吴烈急忙立正，给毛泽东敬礼，然后回答说：“叫吴烈。”

毛泽东微微一笑又问他：“是不是口字下面加一个天啊？”

“是。”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

“15岁。是从红3军第7师19团‘钢一连’调来的。”

毛泽东听后，带夸赞的口气说：“你们这个第19团能打仗啊，专让你们团啃硬骨头，不到关键的时候，军团是不会把你们团拿上去的。”

随即，他又饶有兴趣地说：“听口音你像是江西人，参加革命前在家做什么？”

“我是萍乡人，参加红军前在安源路矿锅炉处当学徒。”(www.chuimin.cn)

“萍乡、安源路矿我去过多次，那里工人生活很苦，可阶级觉悟很高，罢工运动对全国的工人影响很大。”毛泽东再问，“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都在安源路矿锅炉处做工。”

吴烈答话的时候，毛泽东很注意听。最后，又问道：“天天和敌人打仗，还要拼刺刀，你们这些小鬼怕不怕？”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开始的时候，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叫，炮弹从头上飞，到处是爆炸声，嗨，还真有些怕。打了几仗后，就习惯了，怕啥？都是吓人的球蛋！我们参加红军闹革命，不把反动派消灭，就不回家。”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大家说得对，讲得好！”

随后，朱德、古柏都讲了话。

毛泽东等人的关心，给新组建的特务队很大鼓舞。

在何金云组建特务队时，毛泽东亲自指派龙开富把原特务营的老特务连（即罗荣桓当初带上井冈山的那个连）进行整编，组建红军中央红色警卫团第1连。

“何金云和我，两个警卫连（队）了，你归谁负责？”龙开富问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说：“两个连都负责。其中，特务队负责保卫总前委，警卫连负责保卫红军总司令部。”

龙开富放心了。警卫连的组建涉及人员调进调出，比特务队的组建工作稍为复杂。特务队授旗成立了，警卫连还在整编之中。

这时，红一方面军发展到了5万人马之多，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提出来。红3军团领导人当初同意攻打吉安是有条件的——即打下吉安后再去打南昌、九江。10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17日，总部抵达峡江。

总前委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时局、行动、土地等问题，但在下一步行动这个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19日，部队从峡江出发。21日，抵达清江县太平圩。总前委在太平圩继续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问题。

龙开富的警卫连已筹备就绪。经过请示毛泽东后，龙开富宣布中央红色警卫团第1连（即有名的红一连）成立，并举行授旗仪式。龙开富本人担任党代表，贺庆元为连长。谢今古接任龙开富的警通排排长，吴光荣担任毛泽东的警卫班班长。

以后，当总司令部和总前委合在一起时，特务队负责外围警戒，警卫连负责内卫，而警通排负责毛泽东住处的里层站岗和警卫，吴光荣和吴吉清、陈昌奉警卫班负责内勤。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前委会议开了两天，对下一步行动，众人仍是意见难以统一。毛泽东反对攻打大城市南昌、九江，而其他人主张去攻城略地。就在这时，国民党军开始从四面包围红军。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后，把重兵转向中央苏区，并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以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敌军来势汹汹，三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逼近，企图把红一方面军逼迫到袁水两岸“聚而歼之”。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口号是：“擒贼先擒王，活捉朱毛！”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决定总司令部后撤30里。

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军团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待机的命令，主力沿袁水配置，筹措给养，暂以七天为期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再次巧妙地使得前去进攻南昌、九江的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

25日，毛泽东在特务队的护送下到达了新余县罗坊。

这时敌先头部队已到达了清江，与红军一江之隔。情况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决定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案。

敌兵已是一江之隔，警卫任务很重。

为了确保会议人员的绝对安全，何金云指挥特务队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从与会人员驻地四周到每个警卫点都布下双哨。各排排长不敢怠慢，沿途日夜实地察看，来回进行检查。

罗坊会议讨论了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此时敌军对根据地“围剿”态势已成。红军如何去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有的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到白区去打，甚至进攻南昌、九江，迫使敌军转入防御。毛泽东则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远未改变，面对敌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利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于运动之中。但是，进攻派对毛泽东“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战法死活不同意。为此，毛泽东费了不少口舌，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会议持续多日，一直无结论。

何金云、冯文彬、吴烈等人在会场周围检查哨位和警戒情况，时常听到会场争论十分激烈。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有时走出屋子，见着警卫点上的特务队战士，也和他们交谈交谈，了解官兵的思想。因为部队还弥漫在攻打大城市的狂热之中，他不得不讲一些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形势，为下一步撤离先“吹风”。一天，吴烈检查警卫时，遇着毛泽东。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他说：“你们特务队干部要有所思想准备。敌强我弱，我们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击退敌的问题。我们转移到根据地内作战，就可以获得根据地老乡的支持，这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

“我们是要撤退吗？”吴烈问。

“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毛泽东交代说，“你告诉何金云和冯文彬，特务队要做好随时撤离罗坊的准备。”

11月初，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说明，罗坊会议在争争吵吵中终于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退到赣江东岸和赣东红区，在根据地内待机歼灭“围剿”的强敌，主力东渡赣江，由丰城、樟树、新干、峡江一线渡江，转到永丰、吉水、白沙、乐安、宜黄地区，边做群众工作，边筹款，边备战。

命令下达后，特务队护卫着总前委赶去樟树镇。因敌情紧急，前卫部队缴了几条敌小火轮，又找来一些木船，组织部队快速渡江。

夜幕降临后，总前委开始渡江了。特务队在四周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何金云问吴烈：“小火轮驾驶室和轮机舱都派出了警卫吗？”

“已经派了，各有两名战士。”

这时毛泽东、朱德等人走过来了。何金云立即像以前那样，挎枪警卫在他们的身旁，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其他战士们端着枪，站在跳板两侧，保护官兵的安全。在短短一小时内，总前委人员全部安全地渡过了赣江。

渡江后，部队向永丰县方向疾进。特务队护卫着总前委急速向东固、南垄、龙冈、黄陂、小布转移。何金云刚离开东固，留下观察敌情和断后的侦察员就赶回来，报告说：“你们走后，敌兵就撵来了，结果扑了一个空。”

“他们过江了吗？”何金云问道。

“已经渡过赣江，还在尾追我们。”

何金云立即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下令部队转而向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安福圩中心区集结，巧妙地躲开了撵得甚急的追兵。

到达集结地区后，毛泽东和总前委、总司令部转移到小布，红军1、3军团主力则集中在黄陂、麻田一线，隐蔽休整，准备作战。

大战来临。为了保证中枢万无一失，12月，特务队奉命在小布扩编为特务大队，人数达到300多人，何金云为大队长，政委仍是冯文彬，大队下辖三个队，吴烈为队长。

但没过多久，为了反“围剿”作战需要，何金云调任赣东独立团担任团长（他后在苏区“肃反”中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杀害），吴烈接任特务大队大队长。特务大队受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直接领导，任务仍是保卫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总前委领导机关的安全，与警卫连的分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