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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红色卫队:历险中的最后一位保护者

【摘要】: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争论。对于这场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应多负一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红4军前委改选中,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龙开富率领警卫一班护送。从此,两人离开了毛泽东身边的警通排。毛泽东的病情还是不好。

3.毛泽东落难又历险,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班

1929年4月8日,红4军由瑞金进抵于都。随后,彭德怀率红5军带毛泽东和红4军“赠送”的在长汀缴获的20筐银洋,返回井冈山,与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第32团重新恢复和发展那里的根据地

在红5军出发前,毛泽东把李根勤叫了过来,严肃地说:“李根勤,你回到袁老表那里去。”

“我不去,我要跟着你。”李根勤说。

“他那里也很重要,你不去保护,他很危险。”毛泽东说。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把李根勤派回井冈山呢?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另有深意。

早在红4军离开井冈山前夕,1928年冬江西省委送来了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文件。其中《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案》第十条明确规定:“与土匪或类似团体,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混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文件的意思是要对“革命”了的“土匪”进行“秋后算账”。其《农民问题决议案》也有类似的话: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毛泽东在开会传达时,逐段逐句地念。当要念到上述文字时,因袁文才、王佐在场,突然没往下念了。随后,他与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在小范围里开会传达了文件中的这个内容。井冈山历来存在土、客籍人的矛盾。宁冈县委的王怀和龙超清是土籍人,以前与客籍人袁、王是对头,在小会上力主“杀戮”。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会议才决定不杀袁、王。

为了改造和保护袁、王,毛泽东决定任命袁文才为红4军副参谋长,随红4军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5军留守井冈山。谁知下山后,这个秘密没保住。红4军在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时,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文件,于是与自己的亲信、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军部副官谢桂标,警卫刘天林等人给毛泽东留下一封信,连夜携带手枪跑回井冈山去了。

袁文才性格豪爽,争强好胜,与宁冈县委负责人关系一直不顺,毛泽东把他带在身边意在保护,现在他回井冈山反倒危险更大,毛泽东十分不放心,因此决定派李根勤回井冈山,危险时刻可以近身保护。

但毛泽东没告诉李根勤六大文件或其中的缘由,不知情的李根勤死活不愿走人。最后,在贺子珍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同意离开毛泽东。临行前,毛泽东交代他说:“你告诉袁老表:和为贵。”

李根勤随彭德怀第5军回井冈山了。

5月,蒋介石又与“南霸天”——广东军阀陈济棠扯皮吵架,闹起来就要开战。闽系军阀陈国辉受命率部赴粤参战。毛泽东和朱德立即抓住机遇,率部从赣东挥戈第二次入闽,三克龙岩,解放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城。

闽西震动了。

然而,好形势并没持续多长。6月,蒋介石用银弹买下陈济棠的空军叛逃到南京。陈济棠被挖墙脚,没了空军,立即垮了下来。粤事一平息,蒋介石对闽西红军发动“会剿”。大敌当前,红军内部却出现了问题。

6月22日,红4军在龙岩城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朱德、陈毅等人则主张按照北伐军的那一套,军队单纯打仗,军事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从属之。在争论中,多数人特别是军官支持朱、陈。在建设根据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朱德等多数人主张搞游击战,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总的起义。由于认识不一致,会上吵得很厉害,却没能得出结论。

对于这场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应多负一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红4军前委改选中,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

散会时,夜已很深。代表们差不多都离开了会场,毛泽东仍坐在位置上不停地吸烟。前委负责会务的江华收拾好东西,上前叫了一声:“党代表,散会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空空的会场:“噢,他们都走了?”

“是的,天色不早了。”江华说。

因为毛泽东没带警卫员来,江华赶紧从警卫班叫了一名战士,两人一起护送毛泽东回了驻地。

7月初,前委决定,红4军全部出动,分兵去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其中,陈毅、朱德率红4军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新泉,进行反“会剿”作战;毛泽东则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7月8日,毛泽东和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以及谭震林等人,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离开龙岩城,前去上杭蚊洋,参加即将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龙开富率领警卫一班护送。而杨梅生、杨得志和二、三班却被留下,随前委前进。不久,杨梅生调去红4军特务支队(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当排长,杨得志调去红4军第二纵队纵队部警卫通信排当排长。从此,两人离开了毛泽东身边的警通排。

警卫一班护送着毛泽东等人前去上杭蚊洋。此时,天气酷热难熬,从龙岩城步行到蚊洋120华里,众人起早贪黑趁凉赶路,整整走了两天,9日傍晚才到达。

7月20日早饭后,中共闽西一大在文昌阁二楼召开。毛泽东和蔡协民等人参加会议。

谁知大会还没开完,毛泽东就病倒了。在离开龙岩前夕,他身体就不太好,得了疟疾,俗称“摆子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邓子恢曾给他请来郎中,还想办法给他买了一些奎宁片。他稍有好转,就来了蚊洋。不料这次病情发作,且来势凶猛,毛泽东连续几天寒热不止,终于支持不住,不得不卧病在床了。

朱德、陈毅率领红军很快就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前委接到在上海的党中央来信,要求红4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前去向中央报告情况。一日,龙开富告诉病得厉害的毛泽东说:“前委书记陈毅来了。”

陈毅向毛泽东转达了党中央的意思,并且告诉说:“我准备去上海一趟。”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把红4军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8月初,陈毅由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再转赴上海。红4军的工作由朱德主持。

毛泽东的病情还是不好。闽西特委派人带路,把他和贺子珍、警卫班从蛟洋转移到苏家坡,继续治病疗养。龙开富找到红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说:“苏家坡离龙岩城只有一天路程,不是久留之地。”

林彪等人听了,也不放心,急忙找闽西特委商量,最后决定让毛泽东扮成“教书的杨先生”,转移到永定县较为偏远的金丰山区。

第二天,苏家坡村苏维埃政府派赤卫队来了,还带来了一副担架。警卫班和他们抬着毛泽东,连夜转移到上杭大洋坝。随后,红4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粟裕带一个大队(连)护送,几经辗转,8月21日,到达离永定县城60华里的金丰山区歧岭乡,在一个叫牛牯坡的地方安顿下来。

牛牯坡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只住着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陈添裕憨厚老实,在大路旁有一座两层土楼。毛泽东和贺子珍带警卫班住在这破旧的土楼里。

粟裕所率大队在金丰山区活动,与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委派的岐岭赤卫队大队长卢其中带领的两个中队,在外围负责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住下来就出问题。蒋介石第一次“会剿”闽西失败后,锲而不舍地准备发起第二次“会剿”,调兵遣将。一日夜里,粤敌陈维远一个旅从广东大埔县前去永定县,途经牛枯扑。当警卫班发现他们时,敌兵已到土楼前的大路上了,躲都来不及了!毛泽东还在病床上。众人紧张起来。毛泽东对龙开富、吴光荣、何金云等人说:“你们把枪收起来。”

“这么多敌兵,我们咋还能把枪收起来?”吴光荣着急地说。

“把枪收起来,他们即使进来,也看不出我们是干啥的。”毛泽东说,“他们问,你们就说在这里烧木炭、打柴卖!”

外面大队人马轰隆隆地走过,还有骑兵和大炮,龙开富等人紧张得要死。突然,他们听到外面的白军说:“口渴了,进去喝口水!”(www.chuimin.cn)

“混蛋!你不要小命啦!”他们的长官立即喝道。

结果,没一人进来。

轰隆隆大部队还在土楼前刷刷地走过。突然,又一个声音说:“在这里竖上一个牌子,不准进屋!”

随后,就响起了竖牌子的敲击声。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走过,没一人进屋来,过了近两个多小时的兵,他们才走完。

毛泽东等人竟然有惊无险逃过了一劫。龙开富和何金云出门一看,房子门前赫赫竖立着一块写着“水缸里有毒,不准进屋!”的木牌,毛笔字后还一个醒目的巨大的“!”。

这一下他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敌兵一路烧杀抢掠,沿途老百姓在党组织领导下早做了防备,在水缸里放毒,在房子里埋地雷。粤敌陈维远吃了好几次亏,死掉几十名手下后,终于下达了“不准进入民房”的禁令。当夜他正好骑马经过土楼,见着土楼,当即下令在房前竖上木牌,作为警示。谁也没料此举竟然救了毛泽东一劫。

白军一过,龙开富立即指挥警卫班把毛泽东抬上担架,急急向胡雷以北去转移。

随后,陈添裕和龙开富、何金云、吴光荣等人在离牛枯扑三公里外的青山下砍竹伐柴,搭了一座竹寮。然后,毛泽东、贺子珍、警卫班全住进去,远离了大道。

初秋时节,深山里凉意阵阵。毛泽东的疟疾一直未愈,不知不觉着了凉,更加厉害了。

因为国民党重兵卷土重来,地主民团也猖獗起来。9月初,第二支队因为战事需要离开了金丰山区,毛泽东身边的正规部队只剩下一个警卫班。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粟裕和卢其中加紧对岐岭赤卫队进行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岐岭有个土豪叫张克识,因穷苦农民分了他的田地和房产,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但狡猾的他表面装作老实,跑去听“杨先生”讲革命道理,而见毛泽东气宇轩昂,说话不同凡响,便认定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暗中跑去向岐岭团总林蔚民告密。林蔚民又与下洋民团团总胡道南勾结,向广东大埔县县长梁若谷告发。

很快,胡道南、林蔚民纠集了13个乡民团,配合大埔县保安团六七百人,兵分两路,向金丰大山浩浩荡荡地“围剿”。狡猾的胡道南先烧了卢其中家的茅屋,抓走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企图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卢其中“调”出来。谁知折腾一通,并没得逞。

接着,胡道南又施出“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

9月17日是农历中秋节。这日清晨,胡道南故意出了“疏漏”,让卢其中之妻李双娣逃了出去。为了躲避搜捕,李双娣抱着孩子,立即逃往金丰大山。谁知几个保安队员正悄悄跟在后面,准备去抓“大鱼”。

卢其中见到妻子后,突然叫道:“不好,是毒计!”立刻撇下老婆孩子,急急跑去向粟裕报告。

这时敌兵已向青山木寮扑来了。粟裕立即带领警卫班,配合卢其中的赤卫队抢占地形,进行阻击。双方发生激战,敌兵一拨又一拨往山上冲,敌众我寡,警卫班和赤卫队只好且战且退。幸好天黑了,敌兵的进攻才停止。

谁知夜里,敌兵开始放火烧山。

这时贺子珍已有5个月的身孕,尚能行走。龙开富对吴光荣和何金云说:“你们两人护送子珍先走。”

“情况紧急,我们赶快走!”贺子珍为了不给毛泽东留下包袱,果断地决定自己先走。

她和吴光荣、何金云很快消失在夜幕中了。

次日早晨,胡道南、林蔚民指挥团丁从四面向牛牯坡涌来,形势十分危急,栗裕、龙开富与中共歧岭支部书记陈兆祥等人紧急商议后,决定把毛泽东转移。

毛泽东因疟疾复发,发高烧,浑身无力,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能行走。陈兆祥对陈添裕、陈万裕兄弟说:“你们还带两人,抬着担架立即走,一定要确保杨先生安全!”

此刻,牛牯坡四周枪声骤紧,毛泽东说:“大家不要惊慌。”

龙开富和警卫班战士保护毛泽东刚起身,林蔚民带大队人马扑过来了。龙开富见势不妙,立即对陈添裕等人说:“你们快走,警卫班随我阻敌。”

龙开富带战士们冲上去阻敌。陈添裕兄弟一把背起毛泽东,就往山上跑去,两名赤卫队员扛着担架跟在后面。

陈添裕边跑边说:“我知道一个山洞,跑那边去。”

他们急忙往山洞跑去,把毛泽东一背进山洞,立即缩进洞去。林蔚民带团丁追到山洞前。一个团丁马上往洞里钻去,谁知被蜘蛛网粘得满头满脸,“呸!呸!”狼狈地缩了出来。林蔚民见状,骂道说:“你真傻啊!看洞口挂满蜘蛛网,里面还有人?!快追!”几人撒腿,顺着山路边喊边撵去了。

他们这一喊,其他民团也跟着过去了。

陈添裕等人见团丁们跑远了,把毛泽东放上担架,抬着在小道上疾走。经过杨婆寨时,山路变得狭小了,下面是万丈悬崖和峭壁,无法用担架了。怎么办?陈添裕说:“还是老办法,背。”

毛泽东坚持说:“我太沉了,自己走。”

陈添裕搀扶着他,没走多远,毛泽东抬不起脚,走不动了。陈添裕见状,立即伏下身子,背起毛泽东又开始了跑。

这时,警卫班还在和追敌激战,且战且退。陈添裕担心被敌兵追上,咬着牙根,使出全身力气,硬是背着比自己魁梧许多的毛泽东飞跑,直到出了窄道,众人才改用担架抬。四人抬着担架,又疾跑了十多里山路,终于到达了雨顶坪的基点村,与贺子珍等人会合。

当晚,龙开富和警卫班摆脱追敌,赶了过来。

第二天,毛泽东在警卫班和赤卫队武装护送下,离开金丰大山,一站接一站,秘密地护送到上杭,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次历险,毛泽东始终无忘记。事隔24年后,1953年国庆前,毛泽东发出专电邀请永定县基点村代表陈添裕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由于妻子分娩,陈添裕走不开,便由胞弟陈奎裕代他赴京。在怀仁堂,毛泽东来见陈添裕,谁知见着陈奎裕,立即说:“你不是背我的那个人。”

在一旁的龙开富没料到毛泽东的记忆这么好,赶紧解释说:“他是陈添裕的弟弟。老陈中年得子,家里走不开。”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陈奎裕的手说:“我在牛牯坡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无忘记你们哩。”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