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的恶魔：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全球合作

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作为实施其改善环境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合作对象上，不仅有国外的政府和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府间组织，还有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

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以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不断开放，制定了新的政策，采用了新的技术。市场机制所崇尚的高效、透明、法治、管理等理念开始渗入到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当中。而且，随着加入亚太经济合作（APEC）和世界贸易（WTO）等国际贸易组织，中国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对环境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中国在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有效实施环保政策、推广环保技术的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环保法规实施的不连贯性、缺乏透明度、政策力度弱等都制约着很多技术的采用，也影响了环保政策的效果。中国长期重视经济发展，以致可能忽视国际社会成员提出的在地区和全球环境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政策的倡议。更需指出的是，国际社会有时会忽视中国真正的需求，主张采用一些与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能力、环境保护不相适应的技术。

正如我们所知，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加入国际环境政治这个舞台。这次会议提高了中国领导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府环保机构^[1]，使中国参与应对全球环境事务。在联合国的努力下，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濒危物种贸易、制止海洋倾废、反对热带木材贸易、控制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环境的退化。

国际社会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使得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全面加入国际环境条约和组织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政府针对要加入的每一个条约，都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有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单位，研究条约内容，提出发展建议。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保护了一小部分专家，有些是“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科研权利的知识分子，这些专家形成了后来环境科学研究的基础力量。

在有些环境问题上，比如海洋倾废，中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大，因此在加入《伦敦倾废公约》（London Convention on Marine Dumping）时，中国的主要动力是政治方面的，即重返国际社会，防止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出任中国代表以及培养环境与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将相关知识介绍给中国领导人，解决国内的环境问题。^[2]

但是，签署任何一个条约，中国首先必须具有实施该条约的能力，这就要求中国起草制定自己新的法律，培训能够理解并实施条约标准的专家，协调十几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因为每个部门都负责条约不同条款的实施。

这种加入国际条约的前期准备工作一般是漫长而复杂的。以《伦敦倾废公约》为例，中国是在该公约在国际上生效10多年后的1985年才签署加入的。为了确保国内的法律实施能力能满足国际公约的要求，中国在签署《伦敦倾废公约》前，首先以公约为模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国加入《伦敦倾废公约》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因此有关部委可以认真研究其利弊，谋取在公约谈判磋商中的有利位置，获得签署公约后的最大利益。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保持低调，认真研究公约的每一个技术点，通过参加培训班、研讨会等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监督执行、管理国际环境协议的联合国秘书处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专门提供内容详细的教育项目和一些技术。在成为《伦敦倾废公约》成员国后，中国国家海洋局充分利用该公约提供的监查海洋倾废培训班的机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科学的法制体系。

国际社会的其他组织还帮助中国提高履行公约条款的能力。比如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几年后，世界银行和位于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联合协助中国恢复、保护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保护这些拥有公元4世纪以来的瑰丽壁画、雕塑和古建筑的佛教圣地，合作进行防沙治沙，减少沙尘暴，加大对洞窟内环境条件的观测，盖蒂博物馆还提供了仪器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报，中国把自己的专家派到柬埔寨，与国际社会一道保护高棉帝国的遗址吴哥，那里有著名的佛寺吴哥窟（Angkor Wat）。

1981年，中国加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也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美国内务部的资助。这些单位为中国培训了官员，帮助中国开发资源数据库，开展野生动植物物种研究等。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甚至派人和中国官员一道暗中查访，抓获那些贩卖虎骨的违法人员。虎骨是中药材之一，虎骨违法贩卖导致了华南虎和西伯利亚虎数量的急剧减少。^[3]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很多环境和资源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世界银行在中国启动实施了一批渔业、农村供水、天然气等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则积极参与中国的物种保护，比如该组织多年来参与保护栖居在中国四川省的举世闻名的大熊猫，因为其数量在急剧减少。^[4]

随着中国逐步建立自己的环境科研队伍，不断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臭氧层损耗与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希望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工作议程的首位。

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健康、环境、经济上的严峻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一些岛屿消失。由于应对这些全球环境问题的公约需要各成员国投入资金和人力，因此全球性环境问题与其他地区性环境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导致以上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责任。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主要是由工业发展引起的，而不是自然的变迁。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这意味着与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当今环境问题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很小。不过，由于工业发展速度快、经济规模大，在经历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方面影响逐渐加大。1986年，中国所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大约占全世界的3%；到了2001年，中国已成为臭氧层损耗的主要影响国，2007年，情况依然如此。2007年，中国关闭了5家排放消耗臭氧物质潜势最大的工厂。^[5]但是，就排放量而言，中国在2008年依然是次威胁性臭氧损耗物质排放最大的国家，这些臭氧损耗物质主要用在冰箱和空调上。^[6]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位居全世界第三位，已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国家。2007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1990年，中国参与讨论《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伦敦修订案》（London Amendments to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对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在伦敦召开的《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会议上，中国在国家环保局的牵头组织下，派代表团参加，就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案》的利弊进行评议。经过分析，中国代表团认为中国应该签署该修订案，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修订案基于市场的制裁机制。中国要成为轻工产品出口大国，一些轻工产品，比如冰箱，使用氟利昂等臭氧层损耗物质，而该修订案禁止签署国购买此类产品，并将对开展此类产品贸易的国家进行制裁。第二，中国代表团的某些领导成员认为，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应该在解决臭氧层损耗问题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签署该议定书修订案，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第三，用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的话说，充分确凿的科学证据和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也是促使中国签署该议定书修订案的重要原因。^[7]

然而，最终决定中国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案》的是经济方面的因素。与印度一样，在国际社会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前，中国一直拒绝签署。只是在国际社会同意就此建立一个特别的多边基金后，中国才在1991年同意加入该议定书修订案。氟氯碳（CFC）是臭氧损耗潜势较高的物质，中国排放的氟氯碳已经从1998年的5.5万公吨减少到10年后的550公吨。^[8]中国臭氧损耗物质成功减排的部分原因是得到国际社会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这种情况。由于气候变化涉及复杂的科学问题，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先邀请科学家进行反复的科学论证，向国内和国际专家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每个国家的专家都进行研究并提供数据。中国为此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收集参加科学讨论所需要的数据。1989年，也就是中国参加科学论证一年以后，中国组织实施了一个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包括40个项目，有大约20个部委和500多名专家参加。^[9]

这项科研计划的经费主要来自国际社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和美国都提供了绿色气体排放监测，实行计算机模型技术共享，在开发应对措施上给予技术支持，培训中国负责环境的官员。比如，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建立以来一直由俄亥俄州的非营利机构巴特尔研究院管理）的一名专家从中国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挑选了几位经济学者并在美国对他们进行培训，其中一位学者后来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小组的成员。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是开展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职能部门（尽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在准备气候变化的政治磋商中，中国最终采用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建模，并进行了改进，用于分析评估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0]通过参加国际气候变化工作小组，一些中国成员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1]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谈判从科学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国际社会的影响开始减少。在中国，牵头谈判的部门不是持积极态度的科技和环保部门，而是外交部和国家计委，这些部门所持的主导意见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领土完整，轻视未来技术、环境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形象等方面获得的潜在利益。

中国领导层更多地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应该调整结构，改革自己的污染处理方式，而不应该简单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一名科技界的官员这样说：“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12]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所付出的潜在经济代价，要比减少臭氧层损耗大得多。中国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中国的能源工业有一个重大的调整，也需要在提高能效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

因此，尽管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成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设立气候变化科研单位、资助中国进行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仍然不积极。中国不愿意考虑为温室气体减排设定任何目标或者时间表，甚至不允许其他国家为了履行公约义务在中国开展防沙治沙等联合实施活动。^[13]

此后，国际社会和国内一些积极的部门继续做工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2001年和2002年期间，中国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向国外以及国内的科技和政策人员指出，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而且，他还希望国际环境和经济领域的专家帮助中国制定二氧化碳减排战略。同时，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后，国家经贸委的职能得到加强，这个部门希望引进国外的新技术，因此，更加支持那些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持积极态度的政府官员。

2002年，中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宣布已被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通过让发达国家购买其二氧化碳指标，实现二氧化碳减排。^[14]然而，此时中国并不需要一定要达到某个减排目标，或按照时间表进行减排。不过，中国走出这一步后，就意味着今后要同意做出减排承诺。

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近8年之后，当2009年12月世界各国政要齐聚在哥本哈根，商议修订《京都议定书》时，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参加国之一。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让中国承担起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分析家和智库成员预言，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控制，到2050年，中国的四大产粮区中会有三个受到影响，农产量将下降37%；海平面上升会使中国富庶的沿海地区数百万人受到影响；不断严重的沙化现象已经影响到全国20%的土地。

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时，中国的谈判专家已经着手准备做些工作。尽管中国依然不同意制定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呼吁发达工业国家用GDP的1%设立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技术，但中国愿意为保护世界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表示2020年的碳浓度要比2005年降低45%，这意味着要降低每个GDP单位的碳含量，但并不是要绝对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和中国领导人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观点是一致的。国际社会中有些人赞扬中国的这一做法，有些人认为考虑到中国将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相应的排放物增加，光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如果说中国由于担心妨碍经济发展而坚决拒绝制定温室减排目标和时间表的话，中国在引领未来世界绿色技术方面却做出了快速的反应。自从被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后，中国就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发展和转移以及能力建设的试验地。到2009年9月，《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大约35%的世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在中国实施的。^[15]这些项目帮助中国扩大了风能发电能力，提高了捕捉煤矿甲烷能力，为中国政府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些经费据说将用来作为建立绿色技术的基金。）国际社会还积极推动实施生态城市、生态省伙伴关系计划。比如，欧盟就与吉林、重庆和广东建立了伙伴关系，新加坡和天津、加利福尼亚州和江苏也建立了伙伴关系。虽然这些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明确，但将会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能力建设，从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比如开发生产风能涡轮机。民营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NGO，也广泛参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英国石油公司（BP）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沃尔玛在其超市和工厂发起节能运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积极推动建筑节能和需求侧管理，美国环保协会实施示范项目，帮助降低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希望推动国内能源安全，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和政策，改进能源使用方式。比如，中国承诺从2006年到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16]，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初次能源的比重提高15%^[17]，每升油征收1元的消费税^[18]，更新火力发电厂的设备，安装效率更高的发电机组，实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通过这项植树造林计划，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1998年的12%提高到2009年的18%。^[19]由于中国参加了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旨在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修订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自愿目标、碳税以及碳排放交易的讨论也会大大增多。

中国还大力增加新技术投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中国宣布投入15亿元，用于补助汽车厂家改进电动汽车技术。^[20]国有发电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宣布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将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神华集团也将在内蒙古实施的煤变油项目中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成为环境技术的先锋。比如，比亚迪汽车公司（BYD）研制电池驱动的电力汽车。其他公司，比如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致力于太阳能发电。而且，高效发电技术不仅从国际社会传入中国，中国也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授这种技术。2009年4月，华能麾下的西安动力研究所与休斯敦未来燃料公司草签协议，给201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古基尔建造的一家综合煤炭液化工厂（IGCC）提供两段式加压粉煤气化技术。

到目前为止，中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低碳经济对经济现代化有好处，开发和出售气候变化技术能够带来收益，国内能源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己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只要有利，中国领导人还会把减缓气候变化和改善国内空气质量，同防洪防涝等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当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在遇到经济发展刚性任务时就会打折扣。

从全球气候变化与臭氧层损耗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力既重要，又有限。很明显，国际科技界和政策研究团体对中国的决策影响很小。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科学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就臭氧层损耗来说，尽管科技界在推动国内研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国只是在资金要求得到满足以后，才开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

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有关部门围绕气候变化仍然保持接触和交流，但还没有在进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取得大的变化。不过，随着中国环境保护部门级别的提高以及与国际社会更加直接、密切的交流，中国今后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方面一定会有大的变化。

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使人们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对话。这些问题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进一步成为热点，那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的统一。通过参加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这三个问题的讨论，中国与会的科技官员、环境官员深受鼓舞，回国后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国内进行了保护环境的新努力。

里约环发大会以后，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科技部门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提高各级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协调计划部门、经济部门把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计划有机结合起来。在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马丁·里斯（Martin Lees）先生的努力下，由国际社会资助，中国政府在1990年10月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高层国际会议，会议由环境、科技和社科部门联合主办，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都出席了会议。在这个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与国际专家围绕“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是中国围绕环境问题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后来还举行了几次，国外参加会议的有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总裁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曲格平利用其大会主席的身份介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希望能源部、国家计委和外交部的与会人员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这些部委的代表要么强调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要么强调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因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全球资源，污染了环境。^[2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业部、水利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与会代表认为中国的污染主要源于自然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地大物博的传统观念以及落后的管理技术。^[22]在大会总结中，曲格平详细列举了一些工业和环境领域，指出中国应该在这些领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23]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公开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它不是简单地采取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的模式，而是建议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推进，甚至建议为了保护环境，宁可经济发展缓慢一些。“我们发展经济时，必须保证生态平衡，将我们的自然资源控制在一个科学的开发范围之内，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承应有的资源。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环境问题，甚至如果需要，我们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24]

1990年召开的这次高层会议还促进中国政府于1992年建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CCICED），很多中国环境主义者认为该委员会是中国开展环境国际合作最权威、最有效的平台之一。国合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于1992年4月开幕，由中国国家环保局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共同承办。直到2003年当选总理以前，温家宝一直担任国合会的主席。此后，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003—2007）和副总理李克强（2007—2011）接任主席职务。多年来，国合会一直是中外专家交流意见的平台，并为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25]

1992年的环发大会促进中国成立了一个中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正式机构。尽管由李鹏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环发大会上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26]，但环发大会对中国的环境政策、体制建设和思维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7]环发大会召开一年后，中国成为第一个根据全球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制定自己21世纪议程的国家，积极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在影响中国国内政策方面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经费支持，派遣国际专家，筛选优先发展项目并安排举办国际赞助的会议。^[28]

中国相关环境部门还直接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经费援助，支持其21世纪议程的实施。1994年夏天，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指出：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增加环境方面的投入，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是资源型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如果在发展中忽视环境问题，那么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阻碍。我们应该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29]

1994年7月，也就是邓楠讲话后不久，中国举办了第二次高层次环保会议，呼吁国际社会资助其21世纪议程的实施。与会的20个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的代表同意从中国政府提出的62个优先发展项目中选出40个给予支持，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清洁生产、可持续农业、污染控制、清洁能源和信息通信等领域。根据宋健的意见，为了保证中国21世纪议程的成功实施，国际社会要提供总投入40亿美元中30%—40%的经费。^[30]

中国参加环发大会还为机制变化带来了契机，促进了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成立。该中心一开始由国家科委（SSTC）和国家计委（SPC）管理，后来主要由国家发改委（SDPC）管理。^[31]

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环发大会强化了专业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向社会公众普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提供了中国可以接受的框架，使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框架内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32]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确保在城市发展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33]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环境运动的兴起不论是在机构建设还是经费支持上都给予积极的回应。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国际组织往往围绕同一问题给予推动。比如，国合会曾提出将国家环保总局进行升格。同时，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中国：空气、土地和水》，不仅明确呼吁提高国家环保总局的级别，而且呼吁重建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因为这个环境监管部门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被取消了。^[34]

还有一个例子。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促进外国公司支持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清洁发展机制下，负有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中国公司可以向《京都议定书》签署国家的公司出售“合格减排配额”（CER），从而冲抵购买CER国家的减排任务。中国公司通常通过跨国公司（MNC）的指导和投资实现减排，这些跨国公司后来会购买CER。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跨国公司和碳基金会对中国公司实行提高减排的经济激励措施，中国公司会及时利用这样的机会。到2010年1月，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700多项，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今后7年里有望获得收入7.4亿美元。联合国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多边基金”，已向中国的氟利昂（CFC）和三氟甲烷（HFC-23）减排项目投资1.5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2009年CER的市场会达到183亿美元。^[35]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吸引投资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一些批评。一些国际分析家认为中国公司是在玩市场，即建立污染严重的工厂，然而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行相应的减排，这种做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利润。^[36]而且，中国政府通过向CER征收消费税获得大笔收入。通过实施政府鼓励的项目，比如推广替代能源技术，所产生的CER收入，可以征收2%的税。对于那些西方国家侧重投资的HFC-23减排等项目所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征收65%的税。^[37]

从中国在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上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的环保工作在通过国际组织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据估计，中国环境保护80%的经费来自国外。^[38]总起来说，中国是全球环境基金经费最大的受援国，在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中排名第三，位于巴西和印度之后，中国还从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获得了很多资助。

比如，2007年到2008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7亿多美元贷款，支持水土保持、废物管理、气候变化教育以及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能效等项目，支持淮河流域的污染控制。截至2009年4月，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两个机构自2007年7月批准的项目投资总数达到46亿美元。然而，只有大约占总数30%的经费，也就是14亿美元，用于环境项目上，32亿美元被用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建设上。这一时期，获得投资最大的项目是汶川地震重建工程，主要目的是修复关键基础设施和开展教育及医疗服务。^[39]与世界银行相比，亚洲开发银行的投资要小得多，过去10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共资助中国环境项目几十亿美元，其中2007年，通过贷款和援助方式投入城市环境改善和水供应项目的经费接近4亿美元。不过，也是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还向中国提供贷款9亿多美元，用于道路和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40]随着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法国和日本一道成为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年度援助最大的国家。^[41]2008年，法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援助资金2.35亿欧元（3.43亿美元），德国是中国第二大贷款和资金援助国。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两国的援助都直接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欧洲委员会也向中国提供援助，1975年以来，提供资金达9亿欧元（13亿美元），资助多个领域。

就双边来说，日本一直是资助中国环境建设最多的国家，在其海外开发援助预算中把环境援助作为优先领域。日本对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具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支持既是由于受到中国酸雨和沙尘暴的影响，也是由于受到有争议水域捕鱼问题的影响。不过，从环境技术转让方面看，日本也从对中国的援助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技术合作伙伴。^[42]2007年12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承诺资助中国建立10个新的中心，重点推进环境和能源技术的转移与合作，在3年内围绕环保技术培训1万名中国学生。^[43]2009年9月就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也在继续甚至扩大这种援助，承诺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美国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和技术培训机会。（尽管中美在双边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加强环境合作，但美国对中国的资助深受政治、经济因素的限制。）2006年以来，美国和中国的高层会晤都把全球和国内环境事务列入议程，从而体现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的交流。2008年12月，就在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主持中美第五轮战略经济对话后，美国表达了希望中国以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的愿望，从而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又一个平台。^[44]（中国对接受这一建议仍然有所保留，很大原因是不愿意拘泥于国际能源署的透明原则，从而失去对其能源政策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控制。）^[45]然而，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开展的积极对华能源外交并没有落实到相应的合作项目上。（尽管中国能源合作项目不断增加）美国能源部一直很难为其清洁煤技术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由于缺乏资金，尤其是缺乏美国公司的投资机制，美国的能源公司很难在争取中国环境项目上与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进行竞争。然而，中美合作仍然在扩大。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支持在广东实施了一个示范项目，主要开展能效评估。申请开展能效评估的工厂可以从参与评估的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支付提高能效所产生的费用，然后这些工厂把通过减少材料或节能方面获得的收益用来还贷。^[46]从2008年6月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签署“十年能源环境合作框架”以来，中美两国政府还支持双方企业之间建立新的“生态伙伴关系”，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和长安汽车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丹佛和重庆两个城市合作开发电动汽车。截至2009年4月，中美双方的大学、企业和城市之间还建立了六对其他方面的生态伙伴关系。2009年7月，中美宣布建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初期投入1500万美元，将重点开展能效、清洁煤和清洁能源汽车方面的研究。^[47]

国际社会也可能在推动中国领导人应对环境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要维护国际形象，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应对环境问题上采取行动。当然，国际社会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以前对北京空气质量表示的关切，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环境项目的实施。（如第三章所讨论的）

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加，在谁应该对中国温室气体减排负责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而且，日益增长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更是将污染和排放责任这潭浑水搅得愈加浑浊。中国指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认为大量的温室气体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工厂排放的。根据《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据排放地计算的，但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此不接受，认为这样不公平。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英国声称1990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减少了18%，但是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估计，如果把英国外包出去的工厂和国际交通算进去的话，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则增长了20%。^[48]中国希望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时要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外包产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反的意见是，既然中国已经从跨国公司外包产业中获得经济好处，那么就应该为此承担减排的责任。

3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引起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同时也为重新思考、定位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成功地发展市场经济、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需要有公开透明、崇尚法治、专业管理以及重视生产效率这些特质，这些特质对于实现中国21世纪议程以及“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环境目标同样非常关键。随着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发展对外贸易，国际社会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政策设计、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激励措施等四个方面加快与中国的环境合作。

政策设计

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在政策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活动，很多活动主要针对能源领域，包括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新的战略和法律，在地方层面制定政策措施，比如制定重庆市建筑能效标准等。

外国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国外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都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有关部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合作的内容是清洁煤炭和再生能源战略；美国政府在战略经济对话中承诺在中国实施15项煤矿甲烷回收项目；美国能源部2006年12月同意向中国出售西屋电气公司4座先进的核反应堆，帮助实现中国到2020年核电翻番的目标；2008年，通用电气在中国建设了第一座“冷、热、电三联供”发电厂，该电厂不仅二氧化碳排放少，而且还能向北京的太阳宫地区供暖、供冷；英国石油公司投入数千万美元，资助中科院的多个研究项目，包括新建一个清洁能源商业中心。^[49]事实上，北京已经在不断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因而，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较大改善。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已经开始实施几个长期项目，为长江流域设计建筑标准，主要开展了制定标准手册，培训有关官员、设计师、建筑师和承包商等，制定财务措施，提高建筑材料的能效等工作。^[50]

中国环保官员也提出，今后将更多地应用财税和市场手段，而不是单纯地利用罚款^[51]、司法措施去改善环境状况。比如，在极度缺水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当地政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下，将水的价格提高了40%，当然在提高水价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不同，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定价。一年以后，张家口市的水消费下降了将近14%，主要是通过企业采取水循环利用技术所节约的。^[52]

事实上，一些国际社会的机构，包括美国环保署和非政府组织，比如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和美国环保基金会（EDF），已经采取市场机制，实施了一些示范项目。比如，为了帮助中国实现减排二氧化硫20%的目标，美国环保基金会从1999年到2005年与中国最大的国有发电公司华能集团公司合作，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和上海、天津等地制定实施了一个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办法。这个办法1990年曾由美国环保协会在美国推广使用过，主要是在某个特定地区，设定一个总体排放限额，给每一个企业设定一个指标，然而允许企业就二氧化硫排放许可指标进行买卖。超额完成排放指标的企业可以将排放指标留在以后使用，也可以卖给其他企业。当然，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在采用这个办法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正如安守廉所指出的，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特征时常使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和办法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坚持“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排放许可证贸易制度，这种办法与中国目前正在实行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要实行的相比，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由独立的权威机构进行监管……“谁污染谁负责”原则的贯彻，首先要明确有哪些排放有害气体和污染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治理污染方面的预算，形成许可证排放市场所需的信息自由流动，划清排放许可证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界限。^[53]

从事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试验的研究人员还指出，中国环保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产权观念淡薄，中国没有建立起产权转让的市场机制，因此也没有产权中介人（指的是转让契约未完成前保管资金的第三方）。2007年12月，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同意帮助中国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二氧化硫交易许可制度。实施周期长，就预示着需要对这项制度进行相当大的改动才能有效地推行。2005年以来，美国环保基金会还一直致力于采取市场机制减排农业温室气体。通过和新疆、四川的省级和县级环保部门合作，美国环保基金会向农民提供精准施肥、免耕农业、滴灌、家用沼气和水管理等技术。中国农科院对采用这些技术减排的温室气体进行认证。这些减排可以打包成自愿减排信用额（VEC），卖给投资者。截至2008年4月，美国环保基金会实施的这个项目已经减排二氧化硫31万吨，并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收购，所得收入返还给农民。

实施大规模的碳交易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都在2008年底分别设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希望在2010年开始碳排放额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市场只有在中央政府理顺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规定以后才能有效开展业务。截至2009年9月，来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公司寥寥无几。交易市场面临的一个体制性障碍是中国分配减排额的方法，中央政府将额度分至省政府，省政府常常会把额度分给那些自己喜欢的公司。黄杰夫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他建议中国应该把减排额直接分配给企业。^[54]这些交易市场还极有可能不开展碳交易，这会非常令人遗憾，但它们将促进能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技术、能源保持配额、污染权，包括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等的交易。只有在中国为碳排放明确价格以后，碳交易才有可能进行。

能力建设

从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如果要使环境合作取得成效，中国就需要加强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没有对中方合作伙伴的适当培训，没有中方内部的协调统一，环境保护的很多政策永远也不会得到圆满实施。^[55]根据对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项目的评估，“很多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而不用进行设备升级，就可以减少污染排放一半以上”。^[56]因此，能力建设已成为国际合作项目的核心要素。^[57]

比如，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环保部合作，在中国化工界开展化学安全、应急准备和处理方面的培训项目，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该项目在2008—2010年实施，是陶氏化学公司和环保部开展的系列能力建设项目中最近实施的一个，目的是强化中国化工行业的环保能力。陶氏化学公司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尼尔·霍金斯（Neil Hawkins）说：“（中国）是全球转型发展的中心，与环保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将对很多人以及中国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和长期的影响。”^[58]其他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公司，也对其中国工厂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知识、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听证技巧和特别事宜的工作计划，比如如何保持空气和水的质量、如何防止污染和注意工业卫生等。

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长期重视投资能力建设以及对合作伙伴的培训，同时强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59]比如，通用汽车用了5年时间才选定上汽作为其中方合作伙伴。

不过，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官员认为，当中国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在一个合作项目上需要降低成本时，首先要削减的往往是培训支出。而且他们还注意到，过去10年来，尽管中国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态度变化很大，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总是能在项目实施中体现出来”。比如，这家跨国企业尽管非常清楚地向中方伙伴介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1环境标准，但中方企业在实践中并不完全执行。^[60]

缩小中国政策设计和具体实施之间的差距还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这一点恰恰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国合会的中外成员都相信，他们提出的环境建议不能被切实采纳，往往是因为相关的部委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国合会的一个中方成员指出：“当环境问题涉及相关部（委）时，由于该部（委）与国合会之间缺乏联系，因此，不管是该部（委）部长（主任），还是主管司局，甚至是有关处室，对国合会都一无所知。”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也发现，跨部门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往往导致部门之间相互扯皮”。^[61]比如，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由于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省政府的意见分歧，实行“绿色GDP”的努力在2007年最终流产。

技术转让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还通过引进国外新技术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2001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对中国的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实现向更具竞争力、以需求推动的工业的转变，需要提高收入留成和再投资比例，这样才能增强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较少的环境成本实现更快的工业增长”^[62]。中国官员普遍表示，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钥匙。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说：“国际社会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方面加强合作，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时用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敦促欧盟取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63]

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中国从1993年起，开始逐步推行清洁生产，从1997年开始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64]，中国2007年获得的ISO14001:2004环境管理许可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至少说明中国制造业迫切希望达到国际认可的环境等级，从而实现其经济利益。^[65]（2007年的许可证代表ISO 2004年颁布的标准。）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了很多清洁生产合作项目。成功的项目都需要有政策的变化、技术的创新和能力的建设。比如，沃尔玛作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与美国环保基金会合作，在其产品供应商中支持清洁生产，涉及大约10万家中国工厂。从2009年开始，沃尔玛要求为其供货的中国商家遵守环境法律，提高能效，并进一步提高工作透明度。为了扩大清洁生产，沃尔玛在要求供货商采用新技术，推广最优管理的基础上，还要求供货商与其他企业共享这些成果。^[66]美国铝业公司也在中国的铝生产行业提供新的、更清洁的技术。2007年，美铝公司和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发轻型、高效的城市公交车。^[67]两年后，美铝公司和矿资源丰富的河南省达成战略协议，提供新的节能、清洁技术，提高铝回收利用能力，建立更加清洁的废物处理机制。^[68]美铝公司在河南的努力将促进铝业的清洁生产，进而带来在可持续发展技术中更多地使用铝，比如制造全铝节能汽车。

建立新的机构，促进技术转让和环境教育，也是加快中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比如，世界银行就支持中国建立了一些节能服务公司（ESOCO），这些公司为中国公司购买、安装和使用节能技术提供咨询服务，并从中国公司节省的经费中获得报酬。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的统计，2002年，中国的节能服务公司不足5家，到2006年底，则发展到200多家。这样的发展速度表明，节能服务公司将成为国家能源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69]

然而，很多跨国公司在转让、推广环境技术方面并非一帆风顺，即便是与能力建设、政策改革结合起来，中国对能源新技术的采用仍然不理想，其原因是中国的环境执法和政策激励体制相对较弱。一个又一个的实例说明：“技术并不能代替执法。”^[70]不管是废水处理，还是通过电滤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很多企业都具有解决环境污染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担心增加成本，不愿采用污染控制技术。^[71]

执法与激励措施

中国环境执法能力弱这一点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广为人知。世界银行2003年的一个报告称：“实施国家综合环境政策的能力受行政管理地方化、地方政府强调投资和就业、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均衡、环境状况责任不明确等因素的制约。尽管法制体系在慢慢改善，但仍然很少通过立法和执法解决环境问题。”^[72]

环保部2009年发布的一则新闻显示，执法行动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增长：“去年，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6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70多万家次，立案查处1.5万家环境违法企业。”然而，“我部受理的建设项目中有15.5%存在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问题，9.6%的取缔关闭企业有死灰复燃的迹向，25%的重点污染源治污设施运转不正常”。^[73]而且，全球经济衰退还可能阻碍了清洁工业技术的采用。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说：“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客观上存在停运治污设施、偷排漏排动机，环境执法的难度和压力明显加大。”^[7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执法面临的挑战有好几种形式。比如，公众与环境中心2007年发布污染企业名单后，中国民众和官员纷纷指责名单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合资公司由于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而陷入停顿或流产。^[75]还有其他公司发现中方合作伙伴由于额外成本而不使用终端处理技术。很多工厂要么根本不开污染控制设备，要么只是在环保部门检查时才开。即便跨国公司提供必需的污染控制设备，中国合作公司也不愿意在工厂安装，因为安装成本要比超额污染排放罚款高得多。^[76]

所以，执法能力弱就会影响企业转让最好技术的积极性。如果使用一般技术不被罚款的话，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愿意使用其先进的技术，因为那样会增加合资公司的启动成本。^[77]应对执法难的挑战，必须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投资新技术，提高工厂效率。^[78]为了推动清洁生产，企业需要诸如限制资源、提高价格、严格管理等措施。截至目前，清洁生产技术只是在出台强有力激励措施的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华北地区^[79]，以及外方合作伙伴提供技术的合资企业，或者那些能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出售减排指标的公司中推广。

即便是中国企业采用了最先进的环境技术，由于基础设施不到位，管理能力差，这些技术的效果也会打折扣。正如一个分析报告所指出的：“最新的环保技术在中国往往不适用，原因是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落后。在中国陈旧的体制上嫁接新技术不仅会导致结果欠佳，而且可能是全盘皆输。”^[80]比如，杜邦和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发现：“不稳的电压经常引起超灵敏的高技术化工制造流程的混乱。在计算机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时，现场的技术人员往往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出现的情况。”^[81]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公司不得不从国外派来专家，因此大大增加了合资公司的成本。由于中国政府坚持强调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并保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支持，因此，发生这种事以后，国外合作公司的官员显得特别不高兴。^[82]

随着中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环境保护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然而，通盘考虑未来体制、政策和技术对国际环境合作效果的影响，只有采取综合的方法，将各种支持措施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的结果。^[83]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合作方面，要把政策设计、能力建设、技术转让以及执法/激励措施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国际环境运动将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同时，充分利用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一些环境方面的要求，也将会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

即便是在最重视环境的国际宣言中，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2款规定：

出于环境目的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不应成为一种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成为一种对国际贸易的隐性限制。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去处理进口国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挑战。处理跨越国界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的环境措施，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国际一致的基础上。^[84]

由于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要求，中国的一些行业已经受到影响，包括纺织、农产品和木箱。美国和加拿大禁止用木箱装运货物。^[85]

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在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为了保持向欧盟出口电子产品，就执行《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这是通过国际贸易促进中国实行环境标准的一个积极案例。2005年，向欧盟出口的电子产品占中国出口的35%，金额达3800亿美元。当欧盟通过了《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指南，并于2007年1月1日开始生效时，中国估计在对外贸易中损失了370亿美元。^[86]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出台了自己的限制有害物质指令——《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使得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能够符合欧盟《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的条款，对电子产品的环保信息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这个新规定也适用于那些出口欧盟以外的产品。^[87]

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社会希望中国通过融入国际贸易网络以及实行的市场自由化，提高其对环境和安全问题的认识，从而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入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积极变化还有中国出台了影响贸易的环境法律法规、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更大的法律透明以及更有效的执法机制、继续关闭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确，加入WTO以来，中国关税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2009年的9.8%。^[88]然而，特别是在安全生产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的“入世”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通过与贸易伙伴拖延谈判、延长争端等措施，使得这些问题上的进展裹步不前。

中国“入世”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善中国的工业污染环境的状况。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能源强度总体上是增长的。^[89]截至2009年初，中国钢产量占全球的38%，其中出口只占12%。^[90]国际组织对国内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很有限。主要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中国在降低能耗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在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到2010年降低能耗20%的目标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十一五”的前三年（2006—2008），中国累计降低能耗10.04%。^[91]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加州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联合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对钢铁、煤矿、建筑材料、发电等九个行业的1000家企业的节能实行激励政策。为了支持企业自愿节能降耗，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培训。2008年9月，这一行动确定到2010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5亿吨，相当于韩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和。^[92]遗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吞噬中国已经取得的环保成果，对实现“十一五”计划环境目标将带来威胁。2009年，中国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投入能源密集型产业。2003年，出于对国内外关于资金、资源密集型发展项目负面影响的考虑，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起草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所有新上的重大建设项目都要有环评报告。由于经济影响的压力，环保部的一位发言人在2009年1月10日宣布对推动内需的重大建设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开通“绿色通道”。^[93]在天津，60天的环评期限缩减到7天。^[94]

在产品安全方面，2007年发生的涉及中国出口有毒产品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责难，也显示出中国对产品标准监管不严。2008年9月，中国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导致20多个国家拒绝进口中国奶制品。该事件导致至少6名婴儿死亡，对30万名中国儿童的健康产生危害。此前，在2007年3月，掺有三聚氰胺的宠物食品造成宠物肝脏衰竭，使得中国不得不召回销往北美、南非和欧洲的宠物食品。2007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扣押了所有来自中国的植物蛋白产品。2007年5月，在中国销往巴拿马、美国、加拿大、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牙膏中发现了有毒物质。2007年6月，人工养殖的鱼被发现含有抗生素。也是在2007年夏天，有几个玩具品牌，其中最著名的是美泰，因使用含铅过多涂料而被迫召回数百万个玩具。2007年以来，印度曾出于健康考虑禁止进口中国玩具。2009年1月，印度如法炮制，宣布今后6个月内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理由同样是出于健康考虑。2004年中国禽流感爆发以来，美国就禁止进口中国的禽类食品。尽管WTO成员国并没有向中国施压，要求其保证产品安全，但仍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投诉的平台。2009年春天，中国就以地方保护主义为名，将印度和美国告到WTO最高法庭。

当然，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得中国更加看清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官，至少是部分出于缓和贸易伙伴恐惧的政治愿望，对那些生产有毒出口产品的负责人课以重罚，有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两人被判处死刑，有一人畏罪自杀。2007年6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被指控受贿。诸如此类的行动可能会使人关注改革的必要性，但问题是系统性的，很难根除。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IPR），中国在执行国际标准方面进展较慢。美国在2007年4月指控中国，称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不健全，不符合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因为中国的《著作权法》不保护那些未通过“中国内容审查”的作品，中国对盗版的处置方式损害了合法作品的声誉，中国关于仿冒、盗版的刑法规定使得大多数商业知识产权侵权者逍遥法外。2009年1月26日，WTO就前两项指控做出美国胜诉的决定，对第三项指控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进行裁决。^[95]这类知识产权侵权事件使得跨国公司在向中国进行产品和技术转移时变得非常谨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些跨国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公司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支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政府和执法部门提供法律人员和培训服务。^[96]

而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高了那些对消费者来说安全但可能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出口潜力。比如，纺织品出口2007年和2008年每年增长近8.2%。^[97]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再次鼓励发展对环境有害的产业以及能源密集型产业，比如锡矿、锡产品加工，在2008年底全球经济开始衰退以后尤其如此。^[98]同样，中国的汽车拥有量到2030年将增长7倍。^[99]

与WTO不同的是，APEC不会硬性地向成员国提出某些要求，但提出每个成员国应该报告其在清洁生产、海洋环境保护、食品、能源几个关键领域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措施。^[100]而且，APEC能源部长会议提出，要切实重视利用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来提高能效，等等，甚至鼓励成员国积极参加温室气体减排。^[101]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2007年发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达成了与2005年相比，在2030年前将亚太地区的能源强度降低25%的意向性目标。2009年，APEC在新加坡召开会议，为期3天，讨论气候变化问题。APEC近期推进的项目包括一项由美国支持的行动，即努力消除APEC成员之间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碳封存潜力评价方面的交流障碍，减少东南亚地区天然气生产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期限是从2008年到2009年。^[102]

但是，环境问题在APEC看来远远没有经济和其他问题重要。尽管APEC能源工作组实施了很多项目，但是却没有实施一个可持续发展计划项目。虽然商定每年举行一次APEC环境部长会议，但最近的一次会议却是在1997年。尽管APEC在2006年举办了一个“可持续发展高官会议”，但会议取得的成果只是在APEC成员之间共享国际组织和国内社团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并没有确定宏大的目标。^[103]

不过，APEC框架下有些地区性环境问题经常在直接相关的国家之间进行小范围的讨论。比如，韩国、日本与中国讨论如何应对酸雨问题，不断磋商海洋渔业协议问题。地区合作中更困难的是那些涉及主权的敏感事务，比如南海的资源控制以及湄公河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因此，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与国际环境组织加强交往以及推进市场化进程，中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国外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当然，如果这种合作对中国产生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合作就会少一些。不过，由于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全方位地引进外资，中国实施的一些大规模的项目也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

三峡大坝工程

三峡大坝工程遭致的批评主要来自国际方面，当然国内也有。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建设三峡大坝的建议，但真正着手实现这一宏图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04]三峡大坝工程巨大，将最终为中国每年提供2.2万兆瓦电能，占中国全部电能需求的10%还多。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大部分在2006年完工，大坝高200米，水库长600多公里，深175米。整个工程分两期建设，先是向大坝周围的地区供电，当大坝在2010年满负荷运转以后，中国政府希望三峡发的电能输送到北至北京，南至香港。但是，那个时候这两个地区是否有电力需求，目前还不清楚。

在三峡大坝工程建设问题上，中国科技界意见不一。尽管美国政府在1984到1993年之间不断为三峡工程提供技术帮助，但是国际社会的很多专家对该工程给予批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中国人民在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那个时候，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该工程有几个方面不切合实际：一是将造成一百多万居民迁移；二是将淹没大量宝贵的耕地，破坏古代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名城，比如著名的“鬼城”丰都；三是大坝所筑起的水库将会被淤积的泥沙充塞，阻碍一些船舶通行。虽然有这些争论，中国政府仍然决定上马三峡工程，并于1994年开工建设。

起初，国际上对该工程的资金支持很少。世界银行拒绝提供帮助^[105]，中国政府计划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但国际金融机构缺乏兴趣，因此债券发行也失败了。但是，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募集了资金，摩根士丹利拥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35%的股份。而且，美国投资公司，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和大通银行，认购了中国开发银行1万亿美元的债券，该债券募集的资金主要贷给了三峡工程。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反对三峡工程建设。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江河网”组织了大规模的活动，采取抵制摩根士丹利发行的“发现卡”等措施，迫使该公司抽回资金。另外，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主要开展“社会责任投资”（SRI）业务。1995年以来，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呼吁并施加压力，希望花旗集团、大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三峡大坝。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在这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洲银行同意不直接向三峡工程贷款，而且要“认真审查任何一笔可能使三峡工程受益的转账”。^[106]另外，在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下，花旗银行开始在贷款和认购债券方面统筹考虑环境、人权、公共关系风险等因素。

政府间的支持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尽管很多政府通过出口信贷机构向本国金融公司提供资金和保险支持，帮助它们赢得三峡大坝工程项目，但美国国务院却通过本国的进出口银行，撤销了对美国公司争取三峡大坝项目的支持。

三峡大坝所带来的地质影响，特别是地震活动和严重的山体滑坡带来的影响使得社会问题愈加复杂。2006年9月三峡水库水位升高后的7个月内，科学家记录了822次地震。^[107]水库建设引发的地震增加又引发了三峡两岸陡峭山坡坍塌的增加。政府又投入17.5亿美元减少地质活动带来的危害。^[108]然而，另一个问题是三峡水库周围乡镇和城市造成的污染。政府考虑到潜在的环境危害，宣布投入资金55亿美元新建150个污水处理厂和170个垃圾处理中心。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报道说，每年排放到三峡地区和长江上游的垃圾有600万吨，固体工业废料有1000万吨，倾倒到三峡水库周围地区的垃圾有2000多万吨。2002年夏天，我沿长江顺流而下，看到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河面上漂满了垃圾。不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三峡水库建设完成以前，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清理长江沿岸所有的工厂和煤窑，因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水污染。

西部大开发：开发还是开采？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21世纪初启动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在全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凸显了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压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该战略从1999年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发展西部6省（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5区（宁夏、西藏、内蒙古、广西、新疆）和1市（重庆），“缩短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西部地区涉及540万平方公里土地，3.63亿人，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和人口的56%和27.5%。^[109]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金子、石油、天然气、煤的储量都很大，不过煤很难开采。而且，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这些西部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而且中国最穷的一些省份也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人均收入仅达到上海的9%多一点。^[110]

西气东输工程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确定实施的一个典型发展项目，主要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及其下属公司中国石化设计、建设，被认为是能够让西部省份在经济上受惠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将为西部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引来投资。第一条西气东输管道西起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到上海，已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商业运行。第二条管道于2008年2月开始建设，将气输往广东，计划于2010年完工，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111]2009年3月，通用电气获得一项3亿美元的合同，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涡轮机，对输送过程中的天然气进行压缩。（2005年以来，通用电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已经获得6亿美元的合同，包括第一条西气东输管道以及2010年将要完成的从四川到华东的管道。）^[112]第三条、第四条管道正在设计规划中。

蒋高明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指出，政府投资600亿元（87亿美元）用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减少土壤侵蚀，但中国东部地区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显示这些资金和努力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比如，有些官员把种草改为种树，尽管草能够保持土壤疏松，而且不消耗宝贵的地下水。有些官员还只在能看得到的路旁和城市种树，忽视那些面积更大的、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主要原因是：“谁会看得到呢？”

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的安全简单挂钩，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战略对环境损害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把西部大开发战略看作是巩固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重要措施。这些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有2000万维吾尔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总人口的92%。然而，在新疆和西藏，尽管1949年以后汉族人大量迁入，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人数仍比汉族人多。）

随着中国到2030年实现4亿人进城计划的推进，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开始重点关心数百个新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机遇和挑战。生态城市已经成为迎接挑战的流行模式，引起了中国和国外政府、媒体的广泛关注。最有建设前景的生态城市还吸引了国外公司和政府的大量投资。遗憾的是，这些大规模的合作目前还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国际社会和中方合作伙伴不同的期望值已经对这些开创性的发展项目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东滩曾计划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全方位的生态城市。2004年，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SIIC）委托麦肯锡咨询公司，寻找一家国际公司在崇明岛的东端开发建设一个城市。崇明岛位于上海北部的长江三角洲，面积有曼哈顿的3/4那么大。^[113]这个岛的东端是一片湿地，是34种珍稀候鸟的栖息地，还是中华鲟的哺育地。^[114]崇明岛也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上海的最后一个欠发达地区，被誉为上海的“绿肺”。

总部位于英国的工程公司奥雅纳（Arup）全球公司2005年赢得开发东滩的竞标，这项工程被看作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奥雅纳已经获得了竞标参与建设2008年奥运会的几个标志性工程，包括国家体育馆（人们称之为“鸟巢”），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奥雅纳和上海实业的协议合作仪式在唐宁街10号签署，胡锦涛主席和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出席了签字仪式。^[115]

东滩建设的最初计划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该生态城分期建设，第一期计划投资20亿美元，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将容纳5万人。^[116]到2040年，人口将达到50万人。建成后的东滩生态城，低矮的建筑群落将集工业、商业和生活于一体，道路、公园和河道杂陈其间，只允许使用零噪音、零排放的汽车，当然，更重要的是，汽车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尽管整齐紧凑的居民区周围就是农田，但奥雅纳还是设计开发房顶农业和地下“植物工厂”，在铺实的秸秆上种植庄稼，并通过LED灯照射提高亩产量。上海实业要求，即便是在2010年完成的一期工程中，东滩60%以上的电力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发电用的太阳能板、风电涡轮机以及新型稻壳沼气将由东安格利亚大学开发。所有的废物都将回收循环利用，当作生物质或肥料。奥雅纳还将投资新技术，保证燃料转化率达到80%，那将是目前转化标准的很多倍。^[117]

开发单位就工程对附近湿地的潜在影响向国际环境组织进行了咨询，湿地是候鸟的家园。中意环保合作项目（Sino-Italian Cooperation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于2004年进行了环评。为了遵守已经实施了30年之久、旨在保护湿地发展的《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中国政府要在东滩和湿地之间建一个长3.5公里的缓冲带，奥雅纳将湿地保护区纳入了开发规划。^[118]

合作协议签署4年后，奥雅纳没有实现东滩建设计划的任何一个目标。尽管奥雅纳否认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但已经开始不再坚持履行一些具有革新性的设计承诺。2008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奥雅纳城市规划负责人盖瑞·劳伦斯说：“如果允许使用汽车，那么汽车是最不受欢迎的交通工具”，这与东滩早期关于汽车的规划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转变。^[119]同时，东滩和上海之间建起了一座桥。崇明岛居民不再渴望建设“生态城”，而是希望为上海市民建设高级宾馆和周末度假村。^[120]一些观察家还认为，与其让东滩作为一个失败项目闲置浪费下去，不如为2010年世博会建设几个国家展览馆。当然，这些展览馆拆除后对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好处。^[121]

黄柏峪的设计理念没有东滩宏大，在东滩建设以前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最后由于想法各异无疾而终。黄柏峪是辽宁本溪市的一个农村小镇，有近400户居民。2002年，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开始在黄柏峪建设中国第一个生态村。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由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和知名环境可持续建筑专家、威廉·麦克唐纳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比尔·麦克唐纳共同担任理事长，该中心和麦克唐纳的公司共同重新开发这个项目。^[122]最初要把黄柏峪建成中国乡镇的示范样板，麦克唐纳在2005年的一个报告中描绘了他“12年内为4亿中国人建房”的目标。^[123]

2005年，威廉·麦克唐纳向本溪市政府递交了设计计划，该计划声称要把向阳的屋村住宅、商业区、政府和学校都建在山谷中，周围是农田，不再使用汽车进入社区或农田。^[124]住宅采用碾压泥土制成的免烧土砖和草砖建造，避免传统烧窑制砖所产生的污染和废物。墙壁设计得很厚，以隔热保暖。所有房子都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每幢房子的造价不超过3500美元。惠普、英国石油公司、英特尔都进行了投资。爱荷华威猛建筑公司捐助了碾压泥土制砖设备。^[125]

这项工程2006年陷入停顿，当地的一个开发商代小龙负责建造的第一期工程，没有达到计划所规定的很多生态设计标准。完成的42座房子只使用了2座，到2007年，入住的几户居民既没有供热，也没有供气。^[126]黄柏峪村民也抱怨每家的空地太小，不能种植作物或养牲畜；新家远远不如老家；房子建的不合格；尽管村里汽车不到10辆，但每家都建了车库；许诺的到工厂上班也没有兑现。房顶没有安装太阳能板。从项目的结果看，很明显，对于黄柏峪项目，各方的期待不同，而且这些期待又没有进行明确的沟通。

中美双方建设生态村的初衷有很大不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希望建设一个生态示范村，以推进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同时对世界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黄柏峪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生态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由于在目标上没有达成一致，具体建设过程中出现分歧就难以避免。

中国政府和新加坡企业建设的中新生态城于2008年9月28日在北京以东150公里（93英里）的天津破土动工。这项投资100亿美元的工程选用26个“重要业绩考核指标”（KPI），包括生态城不占用农业用地、90%的交通实行“绿色方式”（步行、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每10亿美元排放150吨以内。然而，从某些方面说，天津生态城的生态理念还没有东滩先进。比如，这个占地30平方公里（11.6平方英里）的生态城需要对盐碱滩进行脱盐处理，需要对部分天津港污染水面进行填埋。^[127]

尽管天津生态城在建设中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有所妥协，但仍然代表着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运动中的进展。更重要的，这是个商业运作项目，由新加坡吉宝集团、天津泰达投资公司和包括卡塔尔投资局在内的国际投资商投资。开发商希望通过环境研发、服务领域的商业和旅游业实现投资回报。这个项目的营利性质要求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它的成功，也许会为中国未来生态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示范。^[128]古小松、李明江是中国学者，两人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发表文章，鼓励新加坡和中国企业在华南地区的北部湾开展类似的合作。^[129]

东滩这个最有雄心的生态城项目的失败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方伙伴在环境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小规模合作。在这些项目中，各合作方的期待更加容易沟通，因而成功便更有把握。2008年，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合作建设了四五层高的住宅楼，有825套住房，每套都配有干式、粪尿分开式生态卫生厕所。^[130]2006年，伯克利大学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和成都市、西南交大合作设计成都的公共交通系统，希望将成都市公共交通的利用率提高30%。^[131]

不管是什么规模，中国还没有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东滩不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阿联酋的玛斯达尔有望获得这一殊荣。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景充满希望，一是因为中国需要这种发展，二是因为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办到这类具有风险的城市发展项目。生态城项目中的核心问题是环境工程技术以及技术转让。目前，建设环境可持续发展示范城这类大规模项目的失败表明，国际技术向中国的转让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外方合作伙伴一直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实施大规模的试验项目。中方合作伙伴的推动力则是项目会带来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愿望上的差异影响了一些项目的实施，也把未来生态城市的试验引到营利项目或小项目上。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后的30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态度和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一个没有环保机构、没有环境法律体系、仅有极少环保精英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拥有众多环保机构、环境法律体系健全、全社会重视环境教育的国家。

国际社会在这个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社会的环境活动，促进了国内环境社区、环境法律、环境机构的发展。中国这些新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数年来，这种相互促进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合作，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级政府甚至是每一个国际组织。

而且，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还将环境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涉及创新政策制定、先进技术开发以及更大规模的专业人员交流。中国越来越全面地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把加强环境保护与未来经济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中国仍然需要提高环境执法能力，强化激励措施，采取市场化机制，实行更多的环境政策措施，开发推广更多的先进技术。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有合作成功的范例，也有没有达到目标的教训。能否推动国际环境合作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在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激励措施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且，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破坏环境的发展战略不仅让人怀疑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而且招致了国内外的批评。

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未来的环境保护合作中既会有很多机遇，也会有很多挑战。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积极推动这种合作、提高中国环保能力的动机已经很明晰。接下来的是中国领导人能否投入必要的政治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使环保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在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应对环境挑战方面，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前东欧国家、前苏联以及一些亚洲国家都曾面临过与中国同样的经济、政治和体制对环境的挑战。而且，这些国家采取的最大胆激进的保护环境的措施是发展非政府组织，扩大公众参与以及开展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这些措施和中国目前采用的也是一致的。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前东欧国家、前苏联以及亚洲国家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以致引起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和转型。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中国是如何从这些国家吸取教训的。

注释

[1]这一点在第四章有详细讨论。

[2]要深入了解中国加入国际环境条约以及实施那些条约情况，参阅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学术论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2月。

[3]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学术论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2月，第13页。

[4]关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同中国首次合作的曲折动人故事，参阅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

[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关闭消耗臭氧的化工厂》，新闻发布会，2007年7月1日。

[6]“数据查询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臭氧秘书处，2009年3月23日更新版。

[7]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第29—30页。

[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关闭消耗臭氧的化工厂》，新闻发布会，2007年7月1日。

[9]易明：《苏联和中国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沟通国际和国内决策之路》，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94年，第159页。

[10]易明：《苏联和中国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沟通国际和国内决策之路》，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94年，第179页。

[11]国家科委官员1994年6月和1996年5月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

[12]国家计委官员1992年6月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

[13]“联合实施”是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实现的减排指标可以作为自身完成减排的任务。（比如，一家美国发电厂可以在巴西进行森林恢复方面的努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成本要比国内低很多。

[14]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则还没有全部制定出来。

[15]实施国注册项目活动情况、清洁发展机制数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

[16]《第一季度中国单位GDP能耗降低3.35%》，新华社，2009年8月2日。

[17]《中国将增加可再生能源》，合众国际新闻社，2009年7月6日。

[18]伊迪·陈、汤姆·迈尔斯：《中国将征收燃油税，浮动燃油价格》，路透社，2008年12月5日。

[19]《中国的林业发展》，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

[20]白水纪彦：《中国用绿色轿车推动汽车产业》，《华尔街日报》，2009年3月23日，www.online.wsj.com/article/SB123773108089706101.html。

[21]马丁·里斯：《9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会议总结报告，北京，1991年1月25日，第30—31页。

[22]同上书，第9—19页。

[23]同上书，第22页。

[24]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0年12月27日，第31页。

[25]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支持单位不断增加，包括英国、德国、荷兰和世界银行。CCICED组成了5—7个短期工作组，重点探讨资源核算和定价、生物多样性、贸易与环境、能源等问题，有50名中外环境和经济专家以及中国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其中。工作组每年召开会议，发布报告，向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2002年11月的建议包括强化民营组织在环境执法和实施生态税中的作用。由于一些参加者本身是副部长或部长，因此，这些建议经常可以直接报中央高层领导。（他们还参加论坛和研讨会，发布重要信息）

[26]这些传统思想观念包括：主权保护高于自然资源保护；环保技术从发达国家无偿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工业国家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多，因此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

[27]参阅第三章，该章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中国国内环境政策实践的影响有详细的论述。

[28]一位美国NGO负责人2001年11月与作者的通信。

[29]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4年6月29日，第22页。

[30]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0年7月11日，第31页。1996年，中国官方说资助这些项目所需要的40亿元经费中的1/3已经募集到。不过，一位国家科委官员认为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31]事实上，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目前是国家科技部直属事业单位。——译者注

[32]并不是所有中国官员都欢迎国际环保的理念、态度、方法与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比如，尽管现在中国广泛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的西方基础在1995年到1997年却受到一些中国人的质疑。中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保护环境迫使中国放慢经济发展步伐从而遏制中国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与中国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总趋势相比，这一时期的偏差只是暂时的，但也说明，环境问题和很多其他多边事务一样，很容易被政治化。

[33]中国21世纪议程中心官员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4]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合会的秘书处以及世界银行报告的共同支持者。

[3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结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说明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有关内容以及作为可计入额度的HCFC-22产量》，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09年4月3日，蒙特利尔，http://www.multilateralfund.org/files/57/C5762.pdf.

[36]克利斯·韦特：《绿色金融投入需要清查》，《欧洲货币》，2007年10月3日。

[37]杰弗里·鲍尔、约翰·D.马敬能、夏雷：《中国利用全球变暖挣钱》，《华尔街日报》，2007年1月8日，第A11版。

[38]丹尼尔·埃斯蒂、邓沙特：《美国对华援助绿色化》，《中国商业评论》，1997年1—2月合刊，第41—45页。

[39]世界银行：《国别贷款业务摘要：中国》，2009年，www.go.worldbank.org/J7TULWEO00。

[40]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度报告》，2008年4月8日，第45页。

[41]经合组织：《分国别的政府开发援助》，www.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ODA RECIPIENT。

[42]日本外务省：《日本的国际合作：日本政府开发援助2008年白皮书》，2009年3月，第179页。

[43]《日本推进向中国转让环境技术》，《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9日，www.en 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3/6330165.html，以及《日本首相寻找“创新型伙伴”》，《中国日报》，2007年12月29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12/29/content_6357675.htm。

[44]美国财政部：《美国概况：能源和环境成就》，新闻发布会，2008年12月4日。

[45]作者2009年4月22日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布兰特·克里斯坦森、克拉克·T.兰德的谈话和电子邮件交流。

[46]易明：《中国：大跃退？》，见诺尔曼·威格、米歇尔·克拉夫特编：《环境政策》，华盛顿D.C.国会季刊出版社，即出。

[47]美国能源部：《中美宣布建立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新闻发布会，2009年7月15日。

[48]邓肯·克拉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多归咎于为西方出口生产》，英国《卫报》，2009年1月23日。

[49]美国能源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简况》，新闻发布会，2007年5月23日；亚历克斯·帕斯特奈克：《希拉里·克林顿赞赏北京市超高效率热电冷三联供发电厂》，2009年2月23日，www.Treehugger.com；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快兑现其对中国的承诺》，新闻发布会，2008年1月18日。

[50]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官员2002年与作者的电话谈话。

[51]上海环保局官员1999年9月在上海与作者的谈话。

[52]《水危机：第一部分》，www.websiteasaboutchina.com/envi/environment_1_1.htm。

[53]安守廉、舒圆圆（音译）:《法律在应对中国环境问题中的局限性》，《斯坦福环境法学学报》，1997年1月，第136页。

[54]钟亚瑟：《中国第一家排放权交易所可能于年底开始交易》，争气行动网站（见路透社），2009年2月20日。

[55]阿米努尔·哈克、宾杜·N.罗哈尼、卡济·F.贾拉勒、艾里·A.R.欧阿诺：《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环境影响评估评论》，第19卷，1999年，第550—551页。

[56]哈克等：《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第542页。

[57]有些公司，比如BP，已经走出了仅支持合作伙伴和与其直接需要相关的能力建设阶段，还重点关注中国的长远环境问题。BP已经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7年，在3所教学型大学里支持开展环境教育。经过三年的实践，这一项目已扩展到10所大学，并在环境教育领域颁发资格证书，开设硕士课程。壳牌公司小规模地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比如在云南开发生物燃料，在浙江开发秸秆气化技术等。（《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承担社会责任》，《中国发展简报》，第4卷，2001年第1期。）

[5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化学安全和应急准备》，2008年9月16日。

[59]国际上对合作伙伴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了符合要求的中国公司的数量。如果与大城市以及知名机构以外的伙伴合作，将会大大增加合作初级阶段的费用。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大学和智库都与国际机构建立了满负荷的合作关系。这会产生一些挑战。有一个例子，比如，一家美国智库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近12万美元，与一家知名中方机构进行沟通，最后被告知该机构不能承担曾承诺的项目，因为要完成与其他重要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

[60]作者2002年3月与该英国跨国公司北京分部主任的电子邮件交流。

[61]哈克等：《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第551页。

[62]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华盛顿D.C.:世界银行，2001年，第2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总理要求与德国进行更加紧密的环保合作》，新闻发布会，2009年1月30日。

[64]清洁生产也是《中国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的中心内容。

[65]国际标准组织：《ISO调查：2007》，2008年，www.iso.org/iso/survey2007.pdf。

[66]美国环保基金会：《沃尔玛效应》，2008年11月5日，www.edf.org/page.cfm?tagID=2101。

[67]《宇通公司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生产生态友好型公共汽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2007年9月24日，www.chinacsr.com/en/2007/09/24/1710-yutong building eco friendly buses for-2008-beijing olympics。

[68]《美铝公司和中国河南省合作进行铝产品可持续生产》，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2009年2月18日，www.chinacsr.com/en/2009/02/18/4522-alcoa to work with chinas henan province on sustainable aluminum production/。

[69]赵明（音译）:《中国的节能协会和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中国节能协会，在印度新德里气候技术产业联合论坛（2007年3月7—8日）上的发言。见EMCA网站，2009年3月，www.emca.cn。

[70]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报》，1996年，第537页。

[71]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报》，1996年，第537页。

[72]罗伯特·C.G.华莱：《世界银行和中国的环境：1993—2003》，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估部，2003年，第2页。

[73]《污染者要清洁自己的行为》，《中国日报》，2009年4月15日。

[74]同上。

[75]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具有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经验。该公司将其设计图授权给中国电力部后，电力部就和中国所有的大型锅炉制造商共享设计图，美国在实施过程中给予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适当的补偿。全球环境基金也有这样的经历，它的中方合作伙伴是财政部，即便如此，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严重问题。有一个大型项目，“主要是资助中国企业从国外获得新型工业锅炉技术许可证，”但没有得到顶级跨国公司的响应，部分原因是这些跨国公司顾虑中方合作伙伴不能保护其知识产权。（吉姆·沃森、刘雪（音译）、杰弗里·奥尔德姆、戈登·麦克凯隆、斯蒂夫·托马斯：《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0年8月，第55页。）美国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所遭遇的经历使其他企业有所顾忌。比如，三井巴布科克能源有限公司就反对给予中国公司技术许可证。有些跨国公司只是把技术或工艺流程的一部分转移出去，而保留不愿转移的部分，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壳牌公司转移了包括气化过程的技术，但是保留了关键部件的设计，目的是保持公司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其他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则不仅是和中方合作伙伴共享技术，而且还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基础研发，培训中方经理、科学家和专家，确保合资公司的长远利益。比如，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就有基础研究和工程、软件、生物力学等合作。中方经理和技术人员也被派到通用汽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外方经理和技术人员也被派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家安全等原因，一些最先进的技术，比如燃料电池，是不和中方共享的。

[76]吉姆·沃森：《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第36页。

[77]同上书，第29页。

[78]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联合在河南、江苏和山西的256个点提高锅炉使用效率，尽管为不同的锅炉开发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廉价的技术，但一开始却失败了。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研究团队发现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没有更新改进他们工厂技术的积极性和动力，所以现在正研究污染和当地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服当地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使他们明白该项目的重要性，同时也寻找资助技术更新的机制。（当然，该团队遇到了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抵触，这些官员不愿意告知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吉姆·沃森：《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第50页。

[79]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102—104页。

[80]蔡舒恒（音译）、斯特芬·伊格巴莲、蔡景松：《中国的绿色挑战》，《哈佛中国评论》，2000年第2卷第1期，第85页。

[81]同上。

[82]同上。

[83]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xxii页。

[84]彼得·莫里奇：《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贸易与环境统一》，华盛顿.D.C:经济战略研究所，2002年，第8页。

[85]吴长华（音译）:《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国视点》，《汉学》，第3卷，2000年第3期，第29页。

[86]李子君：《欧盟‘绿色’发展指南给中国的电子工业带来挑战》，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2月22日，www.worldwatch.org/node/3883.

[87]于洁琼（音译）、彼得·希尔斯、理查德·威尔福德：《生产商责任增加与生态设计变化：中国的观点》，《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环境管理》，第15卷，2007年第2期，第111—124页。

[88]《中国2009年将保持9.8%的总关税水平》，新华社，2008年12月18日。

[89]丹尼尔·罗森（荣大聂）、特雷弗·豪泽：《中国能源：破解谜局之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皮特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2007年5月8—10日；简丽芳（Flora Kan）:《中国1000家企业节能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能源会议（2008年9月22—23日）提交论文，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media/Services/Energy and_Climate_Change/EPU/TOP1000_UN Energy_FloraKan.pdf.

[90]特雷弗·豪泽：《绿色和节约：美国新经济能够既气候友好又竞争力强吗？》，在美国国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上的证词发言，2009年3月10日。

[91]《中国能源效率2008年下降4.59个百分点》，路透社，2009年2月25日。

[92]简丽芳：《中国1000家企业节能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能源会议提交论文，2008年9月22—23日，www.unido.org/fileadmin/user media/Services/Energy_and_Climate_Change/EPU/TOP1000_UN_Energy_FloraKan.pdf.

[93]李静（音译）:《中国环保部批准153个新项目》，《中国日报》，2009年1月10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1/10/content_7384689.htm.

[94]《天津将环评程序缩短为7个工作日》，《天津日报》，2009年2月9日，www.news.sina.com.cn/o/2009-02-09/073815132565s.shtml.

[95]美国贸易代表：《世贸组织就中国知识产品争端事宜采用专家报告》，新闻发布会，2009年3月20日。

[96]通用电气：《中国的知识产权》，2009年，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 areas/public policy china.jsp.

[97]《商务部表示，中国纺织品出口不会大幅上扬》，《人民日报》，2009年1月22日，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4/6579775.html.

[98]同上书，第6页。

[99]同上书，第5—8页。

[100]亚太经合组织：《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999》，www.203.127.220.67/apec_groups/other_apec_groups/sustainable_development.downloadlinks.0002.linkURL.download.ver5.1.9.

[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部长关于清洁煤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00年5月12日，www.203.127.220.67/apec/ministerial_statements/sectoral_ministerial/energy/00energy/00cleanenergy.html.

[102]亚太经合组织主页，2009，www.apec.org.

[103]同上。

[104]关于三峡大坝历史和现状的详细情况和分析，参见戴晴《长江！长江！》，帕特里夏·亚当斯（Patricia Adams）、约翰·希波杜编，南希·刘、吴梅、孙友耕、张晓刚译（人名均为音译），多伦多：地球扫描出版物有限公司，1994年。

[105]世界银行行长詹姆士·沃尔芬森将“安全”的概念扩展到所有项目评估方面。性别、移民、少数民族人口、环境和公众参与都是世界银行资助项目时要考虑的因素。在中国，这样的考虑已经影响到好几个潜在的项目合作。

[106]卡林·库克：《大坝耻辱》，《乡村之声》，2000年3月29日至4月4日，第48页，www.villagevoice.com/issues/0013/cook.php.

[107]国际江河网：《三峡大坝》。

[108]常红晓、欧阳洪亮：《三峡地质求治》。

[10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110]同上书，第328、341页。

[111]《中国设定第二条西气东输线路》，新华社，2007年8月27日，www.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7-08/27/content_6612538.htm.

[112]通用电气：《中国西气东输的里程碑，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输送工程之一再一次使用通用油气技术》，新闻发布会，2009年3月25日，www.genewscenter.com/Content/Detail.asp?ReleaseID=6376&NewsAreaID=2&MenuSearchCategoryID.

[113]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发展的城市：中国建设绿色大都市》，《连线》杂志，2007年4月24日。

[114]马尔科姆·摩尔：《中国首座生态城市计划东滩项目搁浅》，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10月19日，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3223969/Chinas-pioneering-eco-cityof-Dong tan-stalls.html.

[115]马尔科姆·摩尔：《中国首座生态城市计划东滩项目搁浅》。

[116]《每周报道》，《进入亚洲》简报，2007年4月16日，《中国经济评论》摘要，www.chinaeconomicreview.com/editors/2007/04/19/dongtan-eco-potemkin.

[117]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发展的城市：中国建设绿色大都市》。

[118]斯蒂文·切利：《如何建设绿色城市》，电子和电力工程师研究所网站，2007年6月，www.spectrum.ieee.org/jun07/5128/3.

[119]保罗·弗伦奇：《东滩：中国绿色生态村的变迁》，道义公司，2008年2月18日，www.ethicalcorp.com/content.asp?ContentID=5722.

[120]《亚洲的梦幻之城；一个中国生态城》，《经济学人》，2009年3月21日，第43页。

[121]梅琳达·刘：《只是形式，没有人》，《新闻周刊》，2009年3月28日，www.newsweek.com/id/191492 .

[122]威廉·麦克唐纳事务所：《黄柏峪村》，www.mcdonoughpartners.com.

[123]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智慧》，TED非盈利组织（报告录音），加州蒙特利，2005年2月，www.ted.com/index.php/talks/william mcdonough on cradle to cradle_design.html.

[124]威廉·麦克唐纳事务所：《黄柏峪村》。

[125]萨拉·谢弗、安若丽：《建设绿色建筑》，《新闻周刊》，2005年9月26日，www.newsweek com/id/104598/page/1.

[126]萨拉·谢弗、安若丽：《建设绿色建筑》，《新闻周刊》，2005年9月26日，www.newsweek com/id/104598/page/1.

[127]新加坡政府：《中新天津生态城》，2008年6月24日，www.tianjinecocity.gov.sg/.

[128]黄立安：《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的详细考察》，大跃进网站，2008年11月16日，www.greenleapforward.com/2008/11/16/creatinga-better-life-a-closer-look-at-the-sino-singapore-tianjin-eco-city-project/；新加坡政府：《中新天津生态城》。

[129]古小松、李明江：《北部湾生态城美好前景》，《海峡时报》，2009年1月6日。

[130]斯萨·提戈诺：《国家水行动计划：中国建设生态城市拒绝冲水马桶》，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3月，www.adb.org/water/actions/PRC/Rising-Eco-Town.asp.

[131]伯克利环境研究所：《中国的快速公交系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www.bie.berkeley.edu/brt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