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平台开放环保空间

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环保不力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很大代价，因此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既保持经济增长不受影响，又进一步改进环境保护，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和法律体系，支持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国走的这条路和东欧、亚洲国家10年前走的是一样的，对此我们在第七章中还有论述。从1994年中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成立起，中国领导人就开始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打开了政治空间，允许建立非政府组织^[1]，鼓励新闻媒体进行调查，支持普通民众参与环保。

与此同时，在加强环保工作方面由于担心社会不稳定而拒绝采取更广泛的、更严厉的经济措施，比如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价格或关停污染工厂。通过推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新闻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缩小国家对环境期望和能力不足之间的差距。

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保护这一趋势，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关系上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这就是非政府协会和组织取代一些以前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弱化了政府调控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2]同时，政府也有意识地打破了“铁饭碗”，也就是打破政府为人们提供一切社会基本需求的体制。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继续实行已经延续了50年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个制度包括政府向职工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环保等福利。因此，中国政府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允许新闻媒体更多地进行社会报道，支持普通百姓在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教训已经说明，社会力量一旦释放，可能很难控制。中国领导人在寻求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妙方的同时，更是不遗余力地避免政治动荡，避免出现东欧国家遭受剧烈动荡的情况。

正如一些东欧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往往是非政府活动的先导。因此，问题就不仅是非政府组织在未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是在国家—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非政府组织能对政治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政府决定改变几十年来支配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这一举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但普通民众仍有担忧。人们在希望获得更多活动、联络、结社等方面自由的同时，还担心需要承担新的责任。比如，公众民意测验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感到忧虑。2008年，中国社科院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调查，有数千名中国人参加。调查发现环境问题在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名列第四，排在医疗改革、失业和收入差距之后。^[3]

为解决这些日益增多的社会福利问题，中国根据形势需要批准建立了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组织，既有非政府组织，也有政府支持和组织成立的机构，处理和应对家庭暴力、职业培训和环境保护等事宜。根据管理民间社团的民政部的统计，到2006年，全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35.4万个。^[4]如果把广义上的、包括所有类型的民间团体和经济协会等社会组织全部算上的话，非政府组织的总数将超过100万。如果把那些没有到政府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算上的话，那么非政府组织的总数会高达800万。^[5]

总体上说，中国领导人对这些社团组织的工作是肯定的。这些社团组织有点像民国时期开始建立并日益壮大的宗教小组、文学社、救济会等组织。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这些组织强烈呼吁抗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它们进行了镇压。^[6]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经济改革后不久，又成立了一些类似的民间组织，有些民间组织自称是非政府组织。后来，有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政策研究和政策实施，发挥了很大作用。^[7]

中国领导人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满足了一些需要，受到了国际上的赞誉。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政协（CPPCC）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宣布将部分政府职能交给NGO和中介组织。全国政协委员王珉对此发言道：“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NGO所起的作用将会特别重要。”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杨海坤在谈到环境问题时也认为，NGO在环保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8]2007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发表讲话，认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是连接公众与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9]。另一方面，从1995年到1997年的两年间，中国政府暂停登记注册新的非政府组织，1998年9月，国务院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0]与以前笼统、模糊的规定相比^[11]，这个新的《条例》规定比较详细，要求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必须重新登记，规定以后所有这类组织在申请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登记之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资格申请没有通过，也不再进行申诉程序。^[12]《条例》还规定，全国性的非政府社团要“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有10万元（12000美元）以上的活动资金，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13]，地方性的非政府社团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3750美元）。^[14]而且，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比如前政治犯，不能加入非政府组织。^[15]很多非政府组织为了逃避政府的监管，不去注册，或者以商业机构的身份注册，在法律的空档中生存。那些主要从事人权和民运方面的团体尤其如此，因为这类非政府组织开展人权和民运活动是非法的，而且很难得到国内资助。

因此，中国政府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实行严格管理。除了一些法律规定外，中国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可以有效地取缔非政府组织。赛奇与中国的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要实行党和国家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强有力领导。^[16]2005年，中国政府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主要针对那些有嫌疑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17]

近年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一直持复杂的态度。2007年5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说，中国将修改相关法律，简化非政府组织的审批程序，加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建立非政府组织发展奖励基金，从而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18]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进展也表现出中国政府将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和经费要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提出：“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保障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活动。”据一个分析报告，民政部还讨论了取消非政府组织需要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19]

中国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一些政策行动。比如，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20]根据2007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扣除的比例，从年度利润总额的3%提高到12%。民政部和税务部门的官员已开始讨论推动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受赠单位。

然而，顾虑依然存在。民政部还印发了指导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建立NGO评估体系，对NGO做出一到五级的评估。^[21]根据该指导意见，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将依据一定的标准对NGO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活动范围等。^[22]评估等级高的社团组织将会得到政策优惠、资助或奖励，而评估等级低的社团组织可能会失去获得公益性捐赠受惠者的资格。这些新的规定对中国NGO的发展有何影响，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

中国政府还大力发展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发展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比如国家环保部在其管理职权内，就有5个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分别是中国环境科学联合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98年和2003年，中国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在有些情况下，GONGO成为主管部门在机构精简时安排干部的去处。这些GONGO还发挥着政府部门外围组织的作用，事实上，中国政府要求有关部门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23]，其中有些非政府组织是与国外机构开展合作的合法组织。比如，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和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委员会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围绕中俄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一侧的土地使用规划进行合作。^[24]

然而，很多其他的GONGO仅仅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运动和民主社会建设的工具。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研究会隶属《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尽管有官员称该研究会是“名副其实”的非政府组织，但会长却由《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工作人员也是《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人员，办公地点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办公大楼的五层。^[25]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GONGO在筹集资金和吸收会员方面相对独立以后，可能会演变成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些GONGO和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互惠互利；有些GONGO是沟通政府和真正非政府组织的桥梁。吴逢时对环境GONGO的状况进行了精彩分析，认为中国GONGO的演进可能会对加快绿色社会的发展、扩大政府规划的绿色社会产生深远影响。^[26]

尽管中国政府像管理GONGO那样管理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巧于运作，在避免政府查禁的同时，不断扩大政府允许的业务范围。由于不违反政府政策，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健康发展。比如，尽管严格说来，非政府组织不能设立办事处，但很多省份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建立注册非政府组织前，都接受过北京非政府组织的培训，甚至曾是北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现在，从北京的十几家非政府组织接受过培训或指导的省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网络。而且，互联网的到来使得开展环保的学生团体和一些专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便利，双方可以共享技术数据和管理经验，探讨如何募集资金，扩大会员。有些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办公室设在北京，也在全国各地开展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活动，从而突破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严格的地域限制，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会员。

这些规避国家政策精神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受到制止，主要因为它们还没有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形成挑战。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基本上达成默契，心照不宣，相互支持。但是，如果进一步研究考察环境运动，就会发现环境运动已经演变形成三个明显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方向。^[27]每个环境运动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运作方式，而这些目标和运作方式并不都和政府的相一致。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盟可能是暂时的。

1.环境保护。第一类环境活动家主要致力于自然资源和生物种群的保护，这个领域的人数最多。领导者有来自“自然之友”的梁从诫、“绿色江河”的杨欣、“绿色家园志愿者”的汪永晨以及“野性中国”的奚志农、“绿色流域”的于晓刚。这些有着共同志向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但在具体工作中常常密切合作。

尽管中央政府支持这些非政府组织，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常常拒绝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领导者开始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环保工作的领导。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发生了一次公众反对建设大坝的行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5年，当在怒江上建设13个大坝的计划发布以后，引起了大陆十几个环境社团和许多人的关注，他们写信呼吁政府根据中国法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尽管环评报告一直没有发布，但政府将修建大坝的数量减少到4个。2009年5月，温家宝总理要求暂停正在怒江上建设的一个水电站，必须对该工程进行全面的环评。^[28]

2.城市更新。第二类环境活动人士侧重于城市的更新。主要有大连医生耿海英（音译）以及厦门的“绿色十字运动”和江苏的“绿色环境之友”等组织以及其他关心城市问题的人士。这些人员和组织更多地与地方政府合作，他们开展的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能效和环境教育等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帮助。

3.污染防治。第三类环境活动人士对中央政府所限制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外的活动感兴趣，并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些人的主张可能跨越了现行政治体系的界限，他们积极推动利用新技术、实施新规定来解决污染的来源和影响问题。这些人中，比较积极的有马军、王灿发（第四章讨论过）和吴立宏等。

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国所有环境保护行动的是中国的媒体，这些媒体宣传非政府组织取得的成绩，暴露地方环境保护中的腐败现象，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因此一直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盟友。很多中国新一代的最有前途、最有智慧的环保活动人士，比如温波、胡堪平和胡劲草，既有环境方面的背景，又有新闻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实现目标的方式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当代知识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两位知名记者和一位学者的文章，这两位记者是唐锡阳和戴晴，学者是何博传。这三位先锋人物都没有建立非政府组织，但却对中国环保运动的发展和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锡阳

唐锡阳曾担任《北京日报》记者，被很多中国人尊为环境运动的精神和哲学领袖，他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观点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唐锡阳1930年出生于湖南，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的5年里，他就像其他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一样，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由于公开发表不同言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唐锡阳的妻子被激进、狂热的红卫兵殴打致死，那些红卫兵声称要铲除一切潜在的政治反动派。为了躲避政治灾难，唐锡阳转而投身自然。

我被逼到一个角落，我想只有两条路解脱我的痛苦，一是自杀，一是杀人。自然救了我……大自然没有狰狞的面孔，伪善、扭曲的人际关系以及无休止的、不能避免的噩梦，大自然给了我最美的文字、最动听的音乐、最纯洁的感情以及最完美的哲学……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能够彼此相通……我越爱她，我就越了解她，了解她遭受的灾难，她受的委屈比我还要深……现在，我自己已无所求，我的一切呼吁全是为了自然。^[29]

邓小平复出以后，唐锡阳1980年被重新安排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担任博物馆杂志《大自然》的编辑。该杂志成为介绍宣传他和其他人关于物种保护等思想的工具。

1982年，唐锡阳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Marcia B.Marks），两人开始一起旅行，到国家公园进行考察。后来，两人相爱并结为夫妻。1996年，唐锡阳和马霞创建了第一个大学生绿色营，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环境活动人士，同时希望引起社会对中国最珍稀资源和濒危物种状况的关注。遗憾的是，夫妇二人共同组办的活动只有唐锡阳一个人参加了。马霞身患癌症，她是基督教科学派教徒，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调整精神来治疗。但为了不拖累丈夫在家里照顾她，马霞不顾教义的约束自己安排住进了医院，坚持要唐锡阳按计划去云南。就在唐锡阳出发到云南开始第一个绿色营的那个清晨，他接到医院的电话，说马霞去世了。唐锡阳和30名大学生一起到云南西北部研究和考察如何保护、拯救那片原始林中的滇金丝猴。1997年，唐锡阳组织绿色营到西藏的西南地区，保护原始森林；1998年，组织绿色营到黑龙江的三江平原，保护那里的湿地。参加这些绿色营的大学生，很多毕业后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比如上海和南京，建立了自己的绿色营。^[30]

2007年，已年届八十的唐锡阳获得麦格塞塞奖，该奖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不过，唐锡阳对中国年轻一代环保意识最大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他1993年写的那本《环球绿色行》实现的。这本书是他长达8个月的旅行记述。在旅行中，他考察了全球五十多个自然保护区，与欧洲、前苏联、加拿大、美国以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他的文字极大地激励了许多中国人投身环境改善，比如自己投资建立自然保护区。^[31]但是，唐锡阳依然认为，保护中国的环境，还需要做得更多。

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裕、组织最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那些重点开展物种和自然保护以及环境教育的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很多创办者是知识分子，有历史学家、记者和大学教授，他们把公民的责任感、政治热情与对自然的敬畏融合在一起。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政府允许开展物种保护，因为这项工作不影响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政治战略，还涉及到不识字的农民、伐木工人以及中国更贫困、更偏远地区的一些官员。在那些地区，有些物种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处于濒危的边缘。

这些以环境保护为主要任务的非政府组织经常和国家环保部门合作，一起敦促地方政府实施中央的环保政策，因此与那些实力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冲突，有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最近，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可能因为取得的成功让他们胆子大了起来，甚至开始挑战中央的决定。

环保主义者中最知名的是梁从诫，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中国当代的环保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一批学生和学者在1989年后努力寻找一个开展活动的出口，这种形势使得谦逊而又洞察一切的历史学家梁从诫萌发了创建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想法。

梁从诫出身显赫，血脉里的改革基因使他成为建立非政府组织的自然人选。他的祖父是清朝著名的维新变法倡导者梁启超，父亲是中国知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毛泽东执政时期，梁思成曾努力（虽然未成功）保护旧北京城。而且，梁从诫本人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机构，既给他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其他人所没有的政治保护伞。

由于缺乏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组织民间活动的经验，梁从诫一开始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建立非政府组织没有把握，因此就咨询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戴晴鼓励他试一试。梁从诫曾听说海外华人在美国波士顿建立了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绿色中国”，这个组织激发了他自己要建立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愿望。不过，促使梁从诫下定决心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国家环保部的前身——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建议梁从诫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为环境保护做些有益的贡献。

在朋友的支持和指导下，梁从诫开始制定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章程，确定任务目标。“绿色和平”是美国建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往往与政府的政策相冲突，经常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梁从诫在思路上不愿意效仿“绿色和平”组织，因此决定重点开展环境教育。他拿着起草好的章程，请求挂靠国家环保局，但是国家环保局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因此建议梁从诫挂靠“中国文化书院”。梁从诫本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重要成员，在该书院的支持下，梁从诫于1994年3月30日注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32]在1994年底，梁从诫收到了国家民政部发给的印章。

在得到政府批复同意之前，梁从诫就在1993年6月5日以绿色文化分院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大约60人参加，主要是梁从诫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33]梁从诫的朋友戴晴由于公开批评政府建设三峡大坝的规划而没能参加，不过戴晴的朋友参加了。

一开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侧重开展环境教育，出版了环保科普书籍^[34]，组织公众开展种树等环保活动。然而，梁从诫不久就突破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活动范围，从环境教育扩展到一些有争议的领域，包括物种保护，比如藏羚羊和滇金丝猴以及防治森林乱砍滥伐等。会员也发展很快，到2007年，已有8000人。

由于政府限制成立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也由于梁从诫担心无法控制分支机构的运行，因此“自然之友”在其他城市没有设立分支机构。在此情况下，“自然之友”的一些会员离开北京，在其他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知名的环保活动者、《大自然》杂志的摄影师杨欣，他曾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后来到四川成都建立了非政府组织“绿色江河”。^[35]另一位会员田达生在重庆建立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自然之友”撒下了环保的种子，各地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侧重环境和野生生物的保护，比如观鸟、动物援救等。^[36]

梁从诫因工作出色，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他经常到国外去考察，赢得了很多赞誉。比如中国政府曾授予他“大熊猫奖”，并资助他从事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对梁从诫质疑那些不理睬国家政策的地方官员的行动表示赞赏。比如，在1998年，在海南省环保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从诫对海南制止森林砍伐取得的成绩表示质疑，与会的一位国家环保部的代表后来为此感谢梁从诫，并坦率地说，在他那个位置，是不可能直接批评地方环保官员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更不能批评。^[37]

尽管得到这样的赞誉，梁从诫仍然低调做人，继续在北京市区那个拥挤的办公室里工作。然而，他改善环境状况的志向依然远大。2000年，我到北京拜会梁从诫和他的夫人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试图推进改革中国环境政策的办法。比如1999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项重点目标之一是“生态建设”，但是在实施这项战略的20多个国家部委中，却没有国家环保总局。梁从诫以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国务院写了封信，希望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领导小组成员中增加国家环保总局。

梁从诫还告诉我，他计划围绕水资源、能源开发等开展一些新的活动，大力突破以前重点关注自然保护的思路，涉足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敏感的领域，比如城市的污染防治和资源利用等。不过，两年以后，也就是2002年夏天，在我拜访他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感到他们好像仍然集中于环境教育方面的事情，而没有开展梁从诫曾向我提及的那些新活动。梁从诫所开展的创新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自然之友”环境教育教学车，带领志愿者到中国一些贫困的内陆省份开展环保教育。在那儿一次停留几周时间，采用图片和游戏的方式教育当地学生，增加对环境挑战的认识。“自然之友”还利用其相对比较大的影响力以及收到的大量捐款，提供小额资助，一般是一千到两千美元，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全国的创立和起步。梁从诫于2009年从“自然之友”负责人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新任总干事李波和马军一道负起责任，监督排污企业。）

不过，梁从诫对中国的环境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促进政府支持而不是反对非政府组织。凭借显赫的家庭背景以及采取不与政府对抗的工作态度，梁从诫能够在中国的体制内推动政府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并且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而且，凭借他在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中所担任的高级别职务，梁从诫在向政府领导表达其他环保人士关心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云南的非政府组织“绿色高原”通过梁从诫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转交了一封信，希望通过梁从诫的影响敦促政府停止组织攀登位于云南西北地区的梅里雪山。由于梁从诫的介入，攀登梅里雪山的行动被终止了。然而，即便是梁从诫领导的“自然之友”也不能免于政府的管理。

梁从诫在两个产生很大影响的环保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两项活动是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滇金丝猴生活在云南德钦县，由于德钦县非法砍伐山林，金丝猴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藏羚羊生活在中国西部边陲，由于偷猎猖獗，藏羚羊也面临绝迹的危险。这些活动不仅鼓舞了中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还催发了全国性的环境运动，并为未来的环保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大自然》杂志的摄影师奚志农用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第一次用摄影机记录了濒临灭绝的滇金丝猴的活动情况^[38]。那时，奚志农还在云南省林业厅工作。滇金丝猴在针叶林带觅食，主要吃附生在云杉、冷杉上的松萝。那些针叶林树龄长，生长在将长江和湄公河分隔开来的大山里。^[39]森林采伐，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严重破坏了滇金丝猴的栖息环境。制作完那部专题片不久，奚志农获悉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卖给砍伐者。为挽救这片森林，奚志农向云南省林业厅领导反映，但林业厅领导向他解释，那片森林不在保护区范围内。即便是那些曾积极关注环境保护的媒体也拒绝报道，担心这个事情太敏感，因为涉及到藏族人民。^[40]

奚志农的一个朋友与唐锡阳联系，介绍了奚志农正在做的事以及遇到的困难。唐锡阳马上给奚志农打电话，并劝他给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写封信，把趋于濒危的滇金丝猴面临的问题与长江上游森林减少导致的更大威胁联系起来，并提醒森林减少引起的水土流失会使淤泥堵塞三峡大坝。^[41]唐锡阳还把信转交给梁从诫，梁从诫把信的复印件提供给新闻媒体。该信首先由美联社刊登，继而中国媒体进行转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就是1995年底，温波、颜军这两位初出茅庐的记者，也是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环保活动的环境运动分子，在北京林业大学组织200多名学生观看奚志农制作的滇金丝猴专题片。

这些信和专题片在国务院各部委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结果是，1996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展开调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德钦县森林采伐的情况，专题采访了奚志农，并邀请他到广受欢迎的《东方时空》栏目组工作。1996年夏天，奚志农帮助唐锡阳组织了第一个大学生绿色营，带领30多个大学生到德钦县，了解那里的森林状况，扩大对社会的宣传。最后，国务院责成当地政府停止非法砍伐，并承诺连续三年每年补偿伐木工人800万元（97万美元）。

然而，1998年，有人告诉奚志农德钦县的森林砍伐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通过隐蔽采访，报道了林业砍伐的情况，后来又对该县一名副县长进行了访谈。凑巧的是，那期节目播出的第二天，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当时的朱镕基总理亲自处理，给云南省林业厅厅长打电话，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马上召集会议，德钦县主要领导在会上“承认错误”，那名副县长被免职。^[42]

尽管有16名高层领导的批示，地方政府还是没有有效地制止森林砍伐，个中原因可能是经济利益在作祟。^[43]有些官员甚至恐吓说，他们能“让奚志农消失”^[44]，奚志农因此失去在云南省林业厅的工作。梁从诫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在云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让更多的公众和官员关心环保，这样才能成功。^[45]

虽然这项活动在防止森林砍伐、保护滇金丝猴方面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改变了中国环境保护的面貌，为中国的环保运动注入了活力，使环保分子认识到通过他们的努力的确可以取得一些成就。这是中国的环保主义者第一次协同行动，并对最高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一些参与者在这次活动以后更加热心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比如，奚志农和他的妻子史立红于1999年回到德钦县，申请注册成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环境非政府组织工作方面，史立红已经是老资格的环境运动人士了。一开始，史立红在《中国日报》当记者，看到了由廖晓义制作的一个关于妇女环保运动的纪录片，并受到感染，投身到环保运动中来。1996年，她和温波以及其他几个年轻的环保主义者参加了唐锡阳组织的赴德钦大学生绿色营。后来，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自然之友”和“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并从1997年3月开始兼职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担任中国项目环境教育助理，后来在1999年10月开始全职担任中国项目联络处主任。

但是，尽管工作出色，奚志农和史立红在当地申请注册成立非政府组织时，仍没有如愿，原因可能是奚志农发起参与了拯救滇金丝猴行动。^[46]在这种情况下，奚志农找到省里，云南省的领导肯定了他所做的工作，顺利批准了他的创立非政府组织的申请。2000年3月，奚志农夫妇注册成立了“生态保护发展研究中心”（现在称为“绿色高原”）^[47]，挂靠北京西城区工商局。该中心把主要工作放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土壤侵蚀方面，尽管这些工作是“地区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发展”。^[48]他们还实施了各式各样的项目，比如培训德钦当地的妇女通过卖地毯提高收入；帮助扩容一个小型水电站；协助当地建筑设计师改善藏族房屋设计，少用木材；培训教师等等。他们还开展环境调查，史立红在一篇关于政府治理滇池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滇池的水质事实上是在恶化。^[49]

作为中国环保运动的领导者，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还要做出个人的牺牲。史立红以“世界未来100名领导”之一的身份到纽约参加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我遇见了她，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云南，回到了北京。尽管他们在云南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不是本地人，因此决定把那儿的工作交给他们培养的当地环保运动人士。回到北京后，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工作室“野性中国”，重点制作珍稀物种电视片和电影。^[50]6个月后，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史立红。虽然她依然充满活力，侃侃而谈，可难掩疲惫之态，而且对于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她感到很忧虑。廖晓义此前曾忠告过史立红，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环境运动分子，个人隐私很难保留，个人生活也要做出牺牲。可能是接受了廖晓义的建议，史立红在一位研究中国的知名学者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的邀请下，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

保护藏羚羊为推动中国初生的环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第二次机遇。藏羚羊脖子上的羊绒柔软细腻，质地精良，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国际藏羚羊绒贸易，藏羚羊面临灭绝的危险。藏羚羊数量的减少和国际藏羚羊绒贸易之间的关系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环境主义者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提出的，夏勒博士数十年在中国工作，拍摄专题节目，保护珍稀物种。尽管藏羚羊自1979年就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之列，但是藏羚羊的数量依然从上个世纪末的100万只减少到本世纪初的7.5万只。^[51]如果非法偷猎以目前的速度进行下去的话，那么藏羚羊这个物种到2020年就有可能灭绝。^[52]

藏羚羊分布、活动在可可西里、青海、新疆、西藏这片中国西部广阔无垠的贫瘠土地上。藏羚羊羊绒贸易的发展有三个因素，一是偷猎者；二是以藏羚羊绒为原料的围巾加工生产者，这些生产者主要集中在克什米尔；三是西方非常富有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是为藏羚羊绒贸易推波助澜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西方，一条藏羚羊绒披肩售价高达1万美元。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打击藏羚羊羊绒贸易，然而，印度仍然对环境主义者关闭藏羚羊羊绒加工厂的呼吁无动于衷。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Dr. Farooq Abdullah）2002年前担任克什米尔首席部长，他悍然宣称：“只要我还是首席部长，克什米尔就要卖沙图什羊毛织品”，并扬言“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藏羚羊的数目正在减少，或是有人为了获取沙图什羊绒而将其猎杀”。^[53]

在中国，1992年，为制止日益猖獗的藏羚羊偷猎活动，治多县成立了民间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54]，可可西里就在治多县境内。“野牦牛队”的队长索南达杰本是当地一名官员，1994年被偷猎者杀害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他的事业，继续领导“野牦牛队”。1998年，扎巴多杰在青海格尔木他的家里因枪伤去世，警方认定是自杀，但还有其他解释，认为死于谋杀，或死于家庭矛盾等。就在那个时候，梁从诫、奚志农以及“绿色江河”的杨欣决定加入到保护藏羚羊的队伍中来。

1997年，奚志农与杨欣一起去西藏，与《东方时空》合作报道可可西里的反偷猎活动，他们与“野牦牛队”一起进行了两周的巡逻。返回后，奚志农说服妻子史立红争取让世界自然基金会参与进来。史立红的老板吕植与梁从诫以及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亚洲区总代表葛芮商量非政府组织对此能做些什么。为了抢救藏羚羊，史立红开始四处联络，最后联系上了《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日内瓦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同意参加由国际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

1998年7月，“自然之友”和国家林业局《中国绿色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胡勘平邀请扎巴多杰到北京做了系列报告，这些报告给公众以极大的鼓舞，也为“野牦牛队”赢得了很多赞助。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月后，扎巴多杰就被杀害了。

尽管发生了扎巴多杰英年早逝的悲剧，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仍然继续推进藏羚羊保护工作。索南达杰的挚友杨欣开始筹备在可可西里建立自然保护站，既可以从事气候变化的研究，也能利用5个分站对所在地区进行观察，制止偷猎。同时，梁从诫和“自然之友”积极筹款为“野牦牛队”购置了两辆北京军用吉普。^[55]梁从诫还就藏羚羊问题专门向国家环保总局和林业部打了报告，呼吁给予更多的资金、武器和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梁从诫认识到如果能制止偷猎活动，那么青海、新疆和西藏这三个省区就会同时行动，保护藏羚羊。

新闻媒体对非政府组织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1999年春，经过一年的努力，奚志农说服年轻的电视制片人胡劲草制作了一个藏羚羊专题片。1999年4月，中国政府对藏羚羊偷猎者进行严厉打击，逮捕了12个偷猎团体。但是到了6月，偷猎活动又死灰复燃。

8月初，青海省政府提出由官方的自然保护部门替代“野牦牛队”，这对“野牦牛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梁从诫和其他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野牦牛队”强烈反对青海省政府的这个决定，因为一方面，培训和建立一支官方反偷猎队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其中可能有说法。

然而，既然已经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愿意看到“野牦牛队”被解散。正如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所说：“‘野牦牛队’从某种形式来说，已经成为中国环境事业的一面旗帜，没有人希望它倒下去，但是由于‘野牦牛队’的所作所为，很多人害怕和它有牵连。”^[56]到了2001年，青海省政府决定，“野牦牛队”解散，相应地，成立一个政府组织。至少有一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认为，政府的努力正在日见成效。

藏羚羊和滇金丝猴保护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巩固加强了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全国的联系，激励了更多新的环境主义者加入到环保运动中来，还显示了北京非政府组织的辐射领导能力，以及在环境问题上引起中央重视、推动地方支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环境运动要想蓬勃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活动领域，将更多的地方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一如既往地推进环保工作。这实属不易。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政治色彩不浓，因此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系较少，而且受地方的影响也很大。

很多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在昆明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内陆城市不断涌现。对此，中国政府通过注册登记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然而，即便是在人力和经费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非政府组织依然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事实上，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做了那些北京环保人士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可能会成为今后中国环境运动的典范。

在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中，杨欣的“绿色江河”可能是最成功的。杨欣曾是一名会计，年届四十的时候开始集中关注长江源头的环保问题，已出版了四部书，其中，《长江源》在美国有很大的销量，为杨欣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杨欣有很强的组织才能，每年都花很多时间在北京，与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等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杨欣还为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绿色江河”建立了网站。

2000年春天，杨欣组织科学家、记者、政府官员考察长江源头，建立了江泽民主席题写碑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不过，正如前面所述，杨欣最杰出的工作是1997年在长江源头建立的索南达杰生态环境自然保护站。建立这个保护站，一方面是纪念索南达杰率领的“野牦牛队”制止藏羚羊偷猎行为的壮举，另一方面是鼓励在长江源地区进行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2008年9月，“绿色江河”宣布沿第一个保护站顺江而下，建设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第二个站将建在大熊猫、红熊猫、羚牛和金丝猴等珍稀动物活动的地区。一旦建成，这个站将重点开展对年轻人的环境教育，并开展自然保护方面的培训。^[57]

杨欣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而且还因为他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8年，杨欣在注册非政府组织时，没有遇到一点麻烦。从那以后，杨欣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2003年，杨欣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J.保罗·格蒂奖”。2006年，根据网络投票和公众民意，杨欣在获得提名后被环保部门授予“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58]

其他非政府组织，比如重庆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昆明的“绿色行动”，在开展环保活动中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是由重庆大学的德语教授田达生创立的，田教授深受俄罗斯作家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唐诗和德国浪漫派作家的影响，激发了对自然的热爱，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和德国左翼绿色运动的鼓舞下，投入环保运动。1996年，田达生从电视上了解到“自然之友”的情况，就申请加入该组织，参加了到内蒙古的植树活动。回到重庆后，他协助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绿色家园”。

吴登明是“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人之一，他曾是一名解放军军官。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吴登明担任部队狩猎队队长，带领队员射杀了很多野生动物，后来想起来好像欠了一大笔债。他参加环境保护工作，原因之一是为了还债。同时，作为一名钢铁工人，吴登明还担心中国会像西方工业国家一样受到严重污染，因此在结识田达生以后，受他环保事迹的鼓舞，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

成立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时，田达生和吴登明遇到了一些阻力。本来，田达生计划设立一个“自然之友”的分支机构，但是有人告诉他非政府组织是不能设立分支机构的。的确，地方政府有关人员也告诉他，由于当地已经有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就不能再设一个。无奈之际，田达生和吴登明找到当时一个面临解散的单位的领导，这个单位就是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经协商，他们两人接手了该组织，正式通过了注册，并积极加强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扩大“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的影响。田达生和吴登明都是“自然之友”的会员，都参加了廖晓义2000年3月在北京组织的“地球日”活动。通过“地球日”活动，他们还认识了杨欣，并开始了合作。

田达生和吴登明积极发展会员，使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人数达到1800多名，两人还开展了一项大胆的环保活动，分别扮成商人和地质学家，进行秘密调查，收集证据，揭露非法砍伐活动。由于他们的调查以及后来的报告，组织非法砍伐的村领导被判处三年徒刑，尽管后来是以保释的形式执行的。随着媒体对这类调查与环保活动的报道，田达生和吴登明很快成为当地的名人。^[59]但是，吴登明不断地受到恐吓，面临地方政府的掣肘。2003年，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对位于重庆西边50英里的浦鲁河谷中的工厂污染进行曝光，该联合会的一名调查人员在访问当地一位村民时被拘押。^[60]

于晓刚在环保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但为此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于晓刚是云南本地人，从小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中长大。2002年，于晓刚围绕湄公河漫湾大坝的环境影响，完成了他的硕士研究论文。漫湾大坝损害了当地的渔业经济，使得当地村民无以为生。于晓刚一开始在云南省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他的报告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同一年，于晓刚在昆明创立了一家NGO，名为“绿色流域”，主要是向当地民众宣传大坝建设和其他项目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宣传已经建议将在怒江上建设的13座大坝的负面影响。“绿色流域”认为建设这些大坝将造成5万人移民，并会对怒江流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带来严重影响。于晓刚向政府提建议，并于2004年带领部分村民参加联合国在北京组织召开的水力发电会议。围绕大坝建设，“绿色流域”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公众讨论。

在于晓刚和其他NGO的努力下，温家宝总理做出批示，叫停怒江大坝建设工程。2006年，“戈德曼环境奖”授予于晓刚，表彰他在保护怒江方面做出的贡献。……于晓刚一如既往地从事他的环保工作，继续呼吁停止建设其他的大坝，开展自然灾害管理培训。仅2008年一年的时间，“绿色流域”就对100多个NGO和60多个社区进行了培训。目前，于晓刚领导“绿色流域”集中开展漓江附近拉什湖的保护工作，实施一项综合流域管理项目。而且，于晓刚在2008年还联合其他环保NGO发起评选“绿色银行创新奖”活动，奖励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成绩的银行和金融机构。^[61]在获得2009年“麦格塞塞奖”时，于晓刚说，在当前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对GDP的自豪将变成GDD，也就是国民生产灾难”。^[62]

尽管遇到这些困难，田达生、吴登明和于晓刚仍然矢志环境运动，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变革怀有坚定的信念。因此，这些以开展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不管是从环境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都体现了唐锡阳、戴晴等人提出的理想信仰，这就是呼吁更大的政治透明和政府诚信，当时是以温和的语言呼吁的。北京以外地区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严重缺乏资金、人员和场地，还有其他的政治上的限制，因此生存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田达生、吴登明和于晓刚这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环保工作，并与其他关注城市重建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比如与廖晓义的“地球村”建立联系，从而扩大了环保活动的范围。

和梁从诫一样，廖晓义也是由于参与环境保护而获得国际知名度的。1996年，她在北京创立了“地球村”，目的是通过电视节目改善城市环境，推动环境教育。

廖晓义本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曾到美国的北卡州国际环境政治中心做研究员。在那里，她开始研究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地球的女儿”，介绍了四十位女环境运动者的工作。受此鼓舞，廖晓义回国后在北京创建了“地球村”，主要目的是通过电视提高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

廖晓义的工作与梁从诫和其他环保主义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梁从诫不同的是，廖晓义注册的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企业。廖晓义1995年到民政部注册非政府组织的时候，她在美国两年的研究还未完成。而且，她被告知开展任何活动或举办任何会议之前，都必须得到她的主管部门的批准。如果注册成一个企业，就可以避免以上那些问题，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当然，廖晓义必须为企业的经营照章纳税。^[63]

廖晓义的公司和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不同之处还有：她的企业主要侧重社区发展等城市事宜。在政府的支持下，她在北京宣武区实施了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后来将这个项目推广到其他区。她还和宣武区一道建设“绿色社区”。因此，宣武区采用推广了一大批节能降耗技术，如节能灯、节水阀门、垃圾回收桶，等等。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廖晓义与当地环保局和其他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使各相关部门都参与到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廖晓义还支持西城区大乘巷居民委员会的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在该小区，一些退休教师组成小组，进行社区环境保护。廖晓义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可能是她在北京城外建立了一个环保教育与培训中心。该中心住有40户人家，都以绿色的方式生活，实行垃圾分类，循环利用日常用品，不使用化肥。^[64]

廖晓义的做法是通过具体案例和媒体宣传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和有效的。据廖晓义说，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充分肯定绿色社区的成绩，并在当时指出绿色社区建设应该成为今后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截至2002年，廖晓义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资助下，积极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比如武汉、上海等城市建设绿色社区，那里的地方官员对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廖晓义认为中国的环境主义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涉及到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她看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教育公众，协助政府实施环保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重视环境保护。^[65]她曾组织召开过一个可持续消费方面的会议，邀请中国高层官员、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官员、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公司等企业的负责人前来参加。

与其他环保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是，廖晓义在公开言论中从来不谈论政治。比如，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不喜欢极端的方式，我从事环保工作，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这是我的方式，也是我的原则。”^[66]她非常不愿意介入到诸如三峡工程之类的棘手政治问题当中。她可能会说不喜欢三峡工程，但一定会补充说她不想“惹麻烦”。她坚持从正面做工作，影响人们的环保行为，因此总是积极地向前看。有一次，她私下里告诉我，戴晴请她多关心一下三峡工程，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她说，“在中国，我们除了三峡大坝工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再犯三峡工程那样的错误。”

同时，廖晓义与全国各地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络，组织举办一年一度的“地球日”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主义者参加。2002年，有12个非政府组织参加。2002年8月底到9月初，廖晓义还牵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举办展览。当时有几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参加，更多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是通过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专题录像介绍给国际社会的。这个专题录像片介绍了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在1992年的大会上，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参加。

廖晓义坚信媒体的力量，她在环境和媒体的结合方面是一个先行者，她制作的电视节目《环保时刻》从1996年到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每周播出，连续播出5年，共有300集。2002年，在美国农业部和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她制作完成了9集节目，系统介绍了美国中等农场的环保情况。目前，她继续以制片人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环境节目，包括谈话类节目《绿色访谈录》和纪录片《地球的女儿》。的确，她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以及未来环境非政府组织活动基础的重要性。

廖晓义不仅在工作成绩上，而且在管理技巧上都给其他非政府组织树立了典范，她成功地筹集资金5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国外，在北京亚运村的一个写字楼设立了办公地点，有7名全职雇员。办公场所虽然不大，但工作人员很忙碌，有大量的业务需要处理。由于工作出色，廖晓义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曾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两次当选“《中国妇女》杂志十大时代人物”。

廖晓义在利用媒体开展环境活动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此后，中国媒体在环境保护运动方面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2007年的一次社会调查中，81%以上的人说关于环境保护的事情是从电视和广播里知道的^[67]，通过政府宣传获得环保信息的人数仅列第4位，比例为13.5%。^[68]

近年来，很多媒体人和新闻记者在环境教育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汪永晨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家园志愿者”的富有激情的召集人，可能是由于是第一个从事环保事业的广播主持人，汪永晨通过脱口秀节目引起社会对藏羚羊等问题的关注。2003年，汪永晨牵头发起一场阻止在四川省的岷江上兴建杨柳湖大坝的活动，指出杨柳湖大坝将会损害都江堰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水利工程。中国的主要媒体对修建杨柳湖大坝反对声一片，公众也在网上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汪永晨介绍说，岷江杨柳湖水利工程的下马，是中国有史以来公众力量第一次直接影响了工程决策。^[69]2004年，由于在阻止建设怒江大坝中的努力，汪永晨获得美国“康狄·纳斯特旅行家环境奖”。目前，她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负责环境报道的高级记者，每个月都组织记者会，提出和讨论影响媒体和环境的迫切问题。

中国电视在环保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一些环境污染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揭露。一名前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说：“为公众争取正义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的，之所以特有，是因为中国的法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70]中国媒体中最受人关注的节目之一是《焦点访谈》，是模仿美国新闻节目《新闻60分》设立的栏目。《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调查类节目《东方时空》的一部分，于1994年开播。虽然只有短短的13分钟，《焦点访谈》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品牌，有2亿—2.5亿观众，报道的内容有环境问题，还有社会关注的其他重要问题。^[71]在2007年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栏目调查中，《焦点访谈》成为中国第二个观众最多的栏目，仅次于《新闻联播》。^[72]

李小平是《焦点访谈》制片人，她在一篇论述中国媒体作用的精彩论文中谈到，很多人等在《焦点访谈》制作室门外，请记者去调查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官员的渎职等事件。她还提到，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盗、防焦点访谈”的说法。^[73]地方媒体也积极报道环境问题。2005年，广东省上坝村不断有人死于癌症，地方媒体进行了报道，此后地方政府和大宝山矿得到资金，建设了一个水库，向村民提供清洁的用水。^[74]在向政府高层领导传送有关环保信息方面，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总理朱镕基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污染问题后，立即采取行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的防沙化行动和非法砍伐治理行动最初都是源于电视报道。^[75]

电视节目报道还促进了草根环保主义的发展。比如，中国的电池回收行动就是通过电视宣传得到公众支持的。^[76]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大连，一位名叫耿海英（音译）的医生，就是通过观看电视节目走上环保道路的。耿海英看到的电视节目是胡劲草制作的，胡劲草是一名年轻的女新闻工作者，在梁从诫和其他环保人士的影响下，参加环保运动，制作了一批有关藏羚羊、淮河和森林减少等的环境节目。

看了胡劲草的节目后，耿海英怀疑当地垃圾堆里的废旧电池会泄露出来，毒害水源以及农产品，因此就从国家环保总局的网站“绿色北京”以及固体废物处理方面的书籍了解有关信息，进而调查废旧电池污染问题。然后，她开始单枪匹马地在大连回收废旧电池。当地环保局表示支持，但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中国在应对废旧电池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多少实际的行动。后来，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废旧电池回收是工作重点，耿海英在征得到大连市环保局的同意后，在全市开展废旧电池回收活动。耿海英劝说当地百货商店设置废旧电池回收点。一开始，这些百货商店怀疑她的动机，但是到了2000年4月，已经有三家百货商店设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箱。耿海英的环保行动还得到了另一个大连人温波的支持，温波帮助她通过广播节目向社会宣传回收废旧电池的意义。

耿海英的情况反映了草根环境运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就是：政府没有满足普通大众提出的环保要求。2000年，电池回收的另一个实践者田桂荣（音译）在河南省回收了30吨废电池。然而，她说：“我把这些电池收上来，就是为了保护环境，但不知道往哪儿放啊。”^[77]在北京，市环保局设立了环境热线以及“有用垃圾回收中心”，收集使用过的电池和其他物品，但是这个中心的电池处理设施达不到国家环境标准，只好将回收的电池储存起来。中心的一个负责人说，工作人员最怕接到电话说有人要送电池过来，他们患上了“电池恐惧症”。^[78]

因此，虽然有媒体的关注、公众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的确，中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些个人行为，比如个人设立自然保护区、从事垃圾回收^[79]，正反映了地方环保部门工作的不足。

从耿海英的情况看，环保主义者的行动和媒体的关注如果有机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新一代的环保主义者中有很多人当过记者，然后再到大学、智库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继续读书或做研究，这些人带给环境保护事业的不仅是坚实的技术知识，还有与国内外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能力，因此将成为未来环保事业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其中有些人将在北京工作，但更多的将到其他地区工作。

中国环境保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下一代环保主义者，不过情况还是很乐观的。唐锡阳、梁从诫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密切合作，认真培育新一代环保主义者。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环保人士不仅受到老一代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熏陶，还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因此，他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敏捷的思维能力、成熟的政治意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温波、马军、“绿色高原”发起人之一史立红以及《中国绿色时报》的胡堪平。

在这些年轻的环保主义者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是温波。还在25岁的时候，温波就已成为知名的环保人士，具有良好的新闻和环保素质，在很多方面都为中国新一代环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温波曾在《中国日报》跟史立红实习，后来在《中国环境报》当记者，同时，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组织学生环境团体，帮助他们参加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该论坛已经有250个学生团体。温波还参加唐锡阳的绿色营活动，参与“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国际雪豹基金会”（ISLT）、“国际河网”（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IRN）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其中“国际河网”是反对建设三峡大坝最激烈的组织。2001年，温波协助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第一个办公室。

2001年，温波加入“太平洋环境组织”，主要是为中国各地方的环境NGO提供组织和资金方面的援助。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9年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与温波不同的是，胡堪平主要从事记者工作，重点报道国家林业局的有关情况。胡堪平大学期间学的是文学，先在国家林业局主办的报纸《中国林业报》工作，1997年，该报更名为《绿色时报》。现在，胡堪平是《环境保护》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负责环保部的特别专题报道。他还写了几本书，探讨中国人怎样才能过环境友好型生活。

温波和胡堪平两人都意识到媒体的局限性。比如，在讨论《绿色时报》的时候，胡堪平提出，他的记者可以采访报道地方腐败，但不能报道任何暴力和个人隐私等。而且，国家林业局允许记者发表不属于该局职能业务范围内的文章，比如污染，但限制发表属于该局管理职能业务之内的文章。^[80]不过，胡堪平逐渐突破这种限制，使得环境报道更加贴近普通民众。比如，胡堪平自己创建了一份独立的报纸《绿色周末》。1995年10月，他带着《绿色周末》参加一个报刊发行会，结识了温波，并成为朋友。尽管《绿色周末》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订户少，但林业局的领导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绿色周末》没有多少官样文章，不登公文通知等，体现出生动、信息量大的特点。林业局的领导鼓励他在《绿色周末》上多登载文字活泼生动的文章。由于胡堪平在环保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因此“自然之友”邀请他加入理事会，成为理事会成员。

马军开始从事环保事业的时候也是一名记者。他生于沿海城市青岛，长在北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习英语。1993年，马军在《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做助理，以调查环境事件而出名，后来被提拔为《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999年，马军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论述了经济发展对中国河流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本书极大地引起了中国公众对水的关注，被誉为中国人写成的《寂静的春天》。2005年，马军创立非政府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要从地方环保部门的报告中收集有关空气和水污染方面的数据，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于2006年发起建立了网上公众数据库，描绘污染源的状况。一年以后，马军制作了类似的空气污染地图。马军的污染数据库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数据库，目前已公布了3万多家违反空气和水质量规定的企业名单，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公司，也有一小部分是跨国企业。对污染名单作出回应的企业将被列入一个观察名单，只有在经过第三方的环境审核后，才能从这个污染名单中除去。

马军的工作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6年，《时代周刊》杂志授予马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称号。由于曝光污染企业，马军和企业、地方官员不断发生冲突。尽管如此，马军在环保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依然能正常开展工作。他主要针对跨国公司并只采用政府公布的数据，这也保护了他的工作。

2008年8月，“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了绿色选择联盟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这个管理体系，企业可以查到其供货商是否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污染企业名单上，如果供货商名列污染企业名单，那么企业就会取消该供货商的供货资格。仅仅4个月，污染名单中就有16家企业受到审核，其中10家企业从该名单中除去。在污染企业的审核过程中，马军不断吸收地方NGO参与其中。

2009年8月，由于“利用科技和信息应对中国水危机，在保护中国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利益方面做出的实际的、多方面的、有效的努力”，马军被授予“麦格塞塞奖”。

相比之下，环境主义者吴立宏则没有那么幸运。吴立宏四十多岁，曾是一名工厂销售员，16年来为了解决江苏省太湖严重的污染问题，一直收集证据，向地方官员写信，最终关闭了近200家污染企业。2005年，吴立宏被中国政府评为知名环保人士，但是2006年，吴立宏批评过的一个地方政府以诬陷和诈骗的罪名将其逮捕。吴立宏被迫认罪后才免受皮肉之苦。2007年，吴立宏被判处3年徒刑，上诉后，维持原判。^[81]

新一代年轻的环保工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开放、进取心强。比如，我认识的一个青年记者说，他希望看到非政府组织挑战中央政府的政策，拿出更高水平的报告，帮助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成为游说团和压力团，采用绿色和平组织那样的行动应对环境事宜。不过，他对公开发表意见还是怀有戒心，更愿意通过实际行动突破一些限制。

其他一些环保人士在谈到变革要求时显得更为直率：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扩大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政府还是很强大的。我认为，环境团体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发展，而最后，环境工作可能导致中国有更广泛的民主。事实上，环保主义和民主是相关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不愿意承认和我们有关系，但我相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正在建立民主。^[82]

总起来说，这种态度尽管谨慎，还是表达了一定的乐观看法。这一代环境主义者似乎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存在目前是微不足道的，但相信最终会强大起来。

随着中国的政治改革，环境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很快涉足政治领域，通过举行“地球日”活动、摄制播出环境电视节目，在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暴露了地方环境执法不力，尤其是在物种保护和森林砍伐等方面执法不力的问题。这些非政府组织还与城市合作，积极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使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通过这些方式，环境非政府组织保护人民的利益，了解人民关心的问题，满足政府的需要。

但是，为什么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存在和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廉价的机制，可以监督地方的污染治理行动，教育公众开展环境保护。国家环保部尽管没有和环境非政府组织联合开展过活动，但双方的利益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环境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清明的政治形象，表明中国政府允许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注释

[1]中国的NGO和西方的不一样。中国的NGO必须有一个政府归口管理部门，该部门对NGO的活动和会员情况进行名义上的管理。尽管如此，这些NGO与政府组织的NGO相比在独立性上有了较大进步，政府组织的NGO在中国社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2]裴敏欣：《大中华地区的去民主化》，《走进亚洲评论》，第1卷，1998年第2期，第5—40页。

[3]《调查显示：环境在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中列第四位》，《中国日报》，2008年4月8日。

[4]关晓峰（音译）:《NGO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国日报》，2007年5月25日。

[5]保罗·慕尼：《如何与NGO打交道，第一部分：中国》，耶鲁全球在线，2006年8月1日，www.yaleglobal.yale.edu/content/how deal ngos—part-1-china.

[6]安娜·布莱特尔：《中国的环境NGO:合作开展环境运动中的新来者？》《太平洋亚洲杂志》，2000年第6期，第34页。

[7]同上书，第35页。

[8]邢志刚：《NGO可以成为政府的重要“伙伴”》，《中国日报》，2004年3月13日。

[9]《中国政府称赞NGO在制定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人民日报》网络版，2007年10月31日。

[10]《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0号令，译自《人民日报》，1998年4月11日，见《中国发展简报》网站，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page.asp?sec=2&sub=1&pg=1.

[11]高倩倩：《中国的环境NGO》，《中国环境系列》第1卷，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12]潘文：《中国打击自由组织讲自由》，《华盛顿邮报》，1998年12月19日，第A14版。

[13]贾斯柏·贝克：《加强党团管理》，《南华早报》，1998年12月5日，第2版。

[14]国务院：《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15]贾斯柏·贝克：《加强党团管理》，第2版。

[16]安东尼·赛奇：《协商共进：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国季刊》，2000年3月，第126页。

[17]保罗·慕尼：《如何与NGO打交道》。

[18]关晓峰：《NGO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空间》。

[19]明克胜（音译）:《转型中的中国民间社团》，《中国评论》，第47卷，2009年夏季卷，第10页。

[20]于方强（音译）:《中国NGO的挑战》，亚洲促进会，2009年6月26日，www.asiacatalyst.org.（译者说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10月25日起实行。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1998年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没有作者所说的有关“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的条款。根据作者的注释，此系引自于方强的一篇文章。在这方面，于方强有类似的中文论述，在《社区社会组织备案，NGO准备好了吗》中，作者说：“各地文件均规定，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此处中的“各地文件”应不是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1]明克胜：《转型中的中国民间社团》，第10页。

[22]同上。

[23]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2000年3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24]安娜·布莱特尔：《中国的环境NGO:合作开展环境运动中的新来者？》，第47页。

[25]《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官员2000年3月21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26]吴逢时：《新伙伴还是旧兄弟？中国环境政策过渡中的GONGO》，《中国环境系列》第5期，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

[27]这一讨论不包括很多以研究为中心的环境NGO，那些NGO的工作将在第六章讨论，并在国际社会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背景下进行观照。

[28]布雷迪·姚奇：《环境主义者为温家宝总理停止六库大坝建设的决策欢呼》，《国际探索》，2009年5月22日。

[29]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7月6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0]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7月6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1]唐锡阳、马霞：《环球绿色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32]除了正式批复同意的名字“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外，梁从诫在他个人印章的下面刻下“自然之友”（后改为“朋友”）几个字，后来，自然之友便成了这个社团广为人知的名字。

[33]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4]戴晴、爱德华·魏美尔：《做好事，但不要惹“老共产党”》，收入《中国的经济安全》，罗伯特·阿什、维尔纳·德劳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35]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4月在北京的谈话。

[36]《关于自然之友》，《自然之友通讯》，1999年第2期，第8页。

[37]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1998年在纽约的谈话。

[38]乔治·韦尔弗雷兹，《绿色热浪》，《新闻周刊》，1996年10月7日，第13页。

[39]马丁·威廉姆斯：《猴年》，《BBC野生动物纪录片》，2000年1月，第72辑。

[40]马丁·威廉姆斯：《猴年》，《BBC野生动物纪录片》，2000年1月，第73辑。

[41]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6与作者在纽约的谈话。

[42]马丁·威廉姆斯：《猴年》。

[43]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44]乔治·韦尔弗雷兹：《绿色热浪》，第13页。

[45]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46]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6与作者在纽约的谈话。

[47]中文名字是“北京志农生态保护发展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奚志农的名字“志农”，即便后来英文名字变了，中文名字一直未变。

[48]史立红，绿色高原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谈话，华盛顿D.C.，2000年12月8日。

[49]同上。

[50]史立红与作者2002年2月在纽约的谈话。

[51]盖伊·特雷贝（Guy Trebay）:《死亡的藏羚羊》，《乡村之声》，1999年5月26日至6月1日。

[52]《关于自然之友》，第2页。

[53]彼得·波帕姆：《这些动物在死亡，全是因为女士喜爱沙图什羊绒》，《独立报》，1998年6月20日，又载于《关于自然之友》，第7页。

[54]《野牛队驰援救助珍稀藏羚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99年11月22日，第38页。

[55]梁从诫：《成功固然多，需要做的仍有很多》，《环境之友通讯》，1999年第2期，www.fon.org.cn/newsletter/99-2e/4.html。

[56]中国NGO负责人2000年12月8日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与作者的谈话。

[57]《NGO计划建立中国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绿色江河网站，www.green river.org/english。

[58]《绿色江河获得的主要荣誉》，http://www.green river.org/english。

[59]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助理2000年6月在昆明的谈话。

[60]潘文：《环境保护主义者继续反对三峡大坝建设》，《华盛顿邮报》，2003年6月22日。

[61]色列斯·P.多由：《拉蒙·麦格塞塞奖授予中国水资源保护者》，《菲律宾每日问讯报》，2009年8月30日。

[62]《2009拉蒙·麦格塞塞奖：于晓刚获奖感言》，拉蒙·麦格塞塞奖基金会。

[63]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3月在纽约的谈话。

[64]《个人改变世界》，《北京周报》，2000年8月14日，第20页。

[65]同上书，第16页。

[66]同上书，第17页。

[67]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调查报告》，中国环境意识项目，2008年4月3日，第3—4页。

[68]同上。

[69]汪永晨与作者2002年2月在纽约的谈话；凯利·哈加特、穆兰：《人民力量阻止大坝建设》，《三峡探索新闻服务》，2006年10月16日。

[70]陈晓伟（音译）:《当今中国社会媒体的多种功能》，“当代中国记忆和媒体”会议提交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李小平《中国电视产业的重大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华盛顿D.C.: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8月，第13页，www.brookings.org/dybdocroot/fp/cnaps/papers/li_01.pdf。

[71]李小平：《中国电视产业的重大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72]乔·马丁森：《人人都爱CCTV》，Danwei网，2007年12月21日。

[73]同上。

[74]《居民保护环境权利案例：“癌症村”居民为洁净水请愿》，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9年2月25日，www.greenlaw.org.cn/enblog/?p=1407.

[75]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4月在北京的谈话。

[76]王英（音译）:《进一步加强废旧电池回收》，《中国日报》，2000年8月7日。

[77]刘俊、曾茜（音译）:《公众回收的废品难以出手》，《中国日报》，2000年9月8日。

[78]同上。

[79]关于这类活动的讨论，参见戴晴、爱德华·魏美尔《做好事，但不要惹“老共产党”》，第154页。

[80]胡勘平2000年12月8日在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谈话。

[81]周看：《在中国，一个太湖保护者给自己带来麻烦》，《纽约时报》，2007年10月13日。

[82]中国环保主义者2000年12月8日在华盛顿D.C.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