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扩张与环境代价的分析介绍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内政外交开始了根本的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实施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改革政策，把中国带入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远比行政命令要大的作用。中国通过贸易和加入多种国际组织、奉行多种国际公约，已经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这场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号召“致富光荣”，这无意中为掀起另一场出于经济发展目的而开发自然资源的运动搭设了舞台。今天，30年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环保部门的限制，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国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的传统。

同时，中国领导人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关系，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为了降低人口增长率，中国设立了具有协调职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了大量限制人口增长的规章制度。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下面还要谈），但同时，中国的人口政策由于积极推进的经济改革而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还必须应对经济改革和环境两种因素交织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都有哪些？摆在中国政府首要议事日程上的是农村和城市日渐突出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经济带来的成本增加，比如工厂整顿、企业倒闭以及治理湖泊、河流的环境修复工程等。而且，随着环境挑战的加剧，中国政府有效应对的政策措施也必须在力度和强度上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最近30年最成功的改革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经济由于几十年来采取国家计划的发展方式而步履蹒跚、了无生机。70年代末以后，由于中央的部署和基层的积极配合，改革得以进行，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了全球经济大国。

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把经济发展权力下放到省市（直辖市）的决定，同时给予一批城市省级管理权。省级政府因而获得了财政支配权、项目审批权、外商投资审批权以及更大的官员任命自主权。^[1]其结果是惊人的：“地方政府和党委满腔热情地争取新的优惠政策，他们兴建新的地方工业，以自己省份的优势吸引外资。在地方优惠措施的推动下，不论是地方经济还是国家经济，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人均GDP增长了近30倍，从1984年的84美元（合692元人民币）增加到2008年的3259美元（合22250元人民币）。^[3]

在农村，即便是改革以前，这样的经济活力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一些省份的农民开始分配自留地，发展副业。到了1983年，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明确肯定了农民取得的成绩，下发了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的红头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农村改革。很多地区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农村、城市经济其他方面意义深远的改革。^[4]农民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力市场和粮食市场，这导致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到经济活跃的沿海城市去打工，一方面提供了急需的低端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城市的资源开发。

早在1987年，中央领导就开始酝酿减少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很多大城市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有些企业甚至有十多万工人。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比如电力、有色金属、交通、化工、机械甚至纺织。其突出特点是，雇用上万名职工，并提供工人的教育、医疗和退休金等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然而，就像前苏联那样，这些企业总的来说效率低下，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十年后，也就是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下决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项改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大挑战，因此在许多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大力发展集体、私有和合资企业，作为对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吸纳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

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在一些城市和省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因此外商投资迅速增加，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5]沿海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比如上海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最多300美元^[6]上升到2008年的10592美元。^[7]国际政府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公路、铁路、码头和能源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经济焕发出的活力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促使其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成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开发和国际投资的重要源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将会看到的，中国也给这些国家的环境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负面作用。

当中国领导人总结30年改革的伟大成就时，他们有理由感到自豪。经济体制改革为很多中国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资的丰富、服务的便捷、人员流动和职业选择的自由，为亿万人民带来了机遇，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前景。

然而经济领域的成功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对水、土地和能源的巨大需求。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引发了诸如沙化、洪涝和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

环保工作明显落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小规模的环境保护，并逐渐提高环保力度，扩大环境保护的范围。然而，地方环保局往往听从当地政府的指示，一切要为经济建设让步。

在没有强大、独立的环保机构的情况下，中央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更加自主地集中各类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工作则被放到一边，远离政府工作重心。因此，在很多地区，土地、水、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利用，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恢复问题。

乡镇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保部门对这些企业很难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提高，乡镇企业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威胁，其严重程度一点不亚于国有企业。2000年，乡镇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占全国的50%。^[8]即便是最热情的环保主义者，比如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也只能默认经济发展在中国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方面获得了一些环境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更是成为石化、半导体、采矿等世界上重污染行业的新基地，成为纸张、家具等资源消耗性产品的全球市场提供商。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几年（1978—1986）时间里，地方官员竞相利用新出台的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管理措施。在此背景下，林业采伐上升了25%。^[9]根据地方官员的报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国140个林区中，有25个林区的树木砍伐殆尽，有61个林区树木砍伐速度超过恢复速度。^[10]为满足国内外对中国木材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日夜不停地采伐林木，那些技术高超、伐木数量多的工人甚至成为当地的英雄。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筷子、家具、纸张^[11]的巨大需求，中国的木材产量呈直线式上升，由此推动了林木采伐业的发展。因为有利可图，一些非法砍伐也不断出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本、台湾的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涉足中国的林木采伐业，结果是，中国因其木制产品而在国际市场获得了相当的利益。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品出口国、世界第二大木材消费国。^[12]

数百年来，伐木采薪、毁林造田以及战争破坏，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人均森林面积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新的木材需求形势下，中国已是满目疮痍的原始森林再遭浩劫。^[13]现在，据有关报告，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14]，远低于美国33.1%的森林覆盖率，也低于世界30.3%的平均水平。^[15]

过去几十年来，有些省份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得更为严重。比如四川，这个省份是人工饲养大熊猫的故乡，曾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四川省砍树和植树的比例高达10:1。有人称当地居民正在用“斧之林”替代“树之林”^[16]，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28%减少到80年代的14%。到了90年代末，四川省就只剩下8%的原始森林了。^[17]1998年，国家林业局发起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称为“原始森林保护工程”。这项工程预计2010年完工，旨在收集现有森林资源的详细数据，指定原始森林保护区，或限制伐木活动，让600万公顷农田退耕还林，恢复了3900万公顷的森林面积。^[18]某种程度上来讲，这项工程是成功的。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的林业采伐减少了一半还多，从3200万立方米降至1400万立方米，林木采伐总量一直到2000年都在持续下降。然而，2003年，林木采伐又有上升的趋势。另外，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虽然在1990—2005年上升了25%之多^[19]，但这些新造的林区只有一两类树种，是人为种植而非自然生长出来的。^[20]

同森林资源的命运一样，中国的草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现在，草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大约41.7%^[21]，主要分布在西藏、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总起来说，1950年以来，环境退化使中国的草原面积减少了30%—50%，在现存的大约4亿公顷天然草原中，90%以上的已经退化和过度放牧，50%以上的有中度到深度的退化，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降低了涵养水源的能力。国家环保部的年度报告显示，1996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善。^[22]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中国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把数百万公顷的草原改造成粮田，导致了严重的土地退化。牲畜的私有化，草场的承包经营，牧区的精细化管理，种植牧草、饲料的新技术，这一切都削弱了对草原的保护。^[23]由于草的产量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1/3甚至2/3，牲畜必须啃更多的草地才能吃饱。^[24]

中国森林的减少和草原的退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从中国方面来说，所受的影响是木材短缺、生态系统改变、土壤侵蚀、河床抬高、洪涝频发、区域气候变化等。从国际方面来说，树木采伐导致森林面积萎缩，引起碳汇的减少，使得二氧化碳增加，推动了全球气候变暖。森林减少、草原退化以及土地过度开垦还加剧了沙漠化，使得肆虐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不断增多。

中国1/4以上的土地已经受到沙漠化的影响，或者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用水、气候变化而退化。在中国西北，沙化的速度加快了1倍还多，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560平方公里（大约600平方英里）^[26]发展到90年代后期的3436平方公里（大约1300平方英里）。^[27]由于沙漠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中国每年退化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新泽西州。^[28]中国有4亿人或30%的人口生活在受沙漠化影响的地区^[29]，使得大批农牧民不得不迁移，正如中国人所说，形成了“沙进人退”的局面。^[30]2000年5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担忧快速推进的沙漠化将使北京面临迁都的危险，尽管中国科技界认为如此可怕的结果不可能发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北每年平均发生35次沙尘暴，而230年前，沙尘暴要少得多。^[31]北京由于多发沙尘暴，经常是黄沙漫漫，尘土飞扬，“遮天盖日，阻碍交通，关闭机场”^[32]，“数千公里的公路、铁路因沙尘沉积而中断”。^[33]2006年4月，北京遭受2001年以来最大的沙尘暴袭击，一夜之间北京的街道上覆盖了40万吨的沙尘，遮天蔽日，建筑工地停工，全北京城进行大规模的清扫。2007年，从新疆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沙尘在13天的时间里肆虐全球，大量的沙尘沉降到太平洋里。^[34]据中国环保部估计，2007年中国受沙尘暴影响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半阿拉斯加州。^[35]

除此以外，树木砍伐、草原减少、湿地农垦和环境污染直接威胁中国生物的多样性：《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的25%在中国，中国约有40%的动物、70%—86%的植物物种处于濒危境地。^[36]中国物种保护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工饲养让濒临灭绝的大熊猫、藏羚羊、扬子鳄数量增加，但仍然有一些物种消失了，比如2006年扬子江豚（白暨豚）灭绝了。^[37]中国在建设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仅就2007年来说，中国在全国设立了2500多个自然保护区，相比1997年的1000个是大大增长了。^[38]不过，只有2/3的自然保护区真正有专人负责，有经费支持，而且许多自然保护区经费严重不足，2006年拨给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不足2亿元（2900万美元）。^[39]因此，很多保护区为了筹集保护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求助于保护区内的一些公司，开展商业经营活动。^[40]

数十年来，甚至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很难认识到森林减少和沙化的程度，也很难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1998年，大自然给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发源于西藏高原、流入东海的长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土地5200万公顷，造成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滥伐滥砍，再加上湿地破坏，减弱了大自然吸纳洪水的能力，成为这次洪涝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立即下令，禁止四川西部大规模砍伐森林，该禁令继而扩大到17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中央政府在2000年宣布投入大约7.25亿美元，在整个西北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措施，增加新的草地，建设新的森林，扩大植被面积，目的是阻止沙化，控制沙化。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中国政府首先要让农民的“粮仓充实”，然后鼓励他们把农田种上树。此后，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又实施了其他一些植树造林措施，但主要是植树而不是恢复当地能够有效阻止沙尘暴的草地和灌木丛。^[41]有人估计，由于沙尘暴的影响，中国西北部有将近40个城市被遗弃了。^[42]中央政府还指导一些农牧民改变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实现从农业到种树的转变。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成功还很难确定，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2008年春，北京近邻河北省的农民面临着严重的水源短缺。到了4月份，分配给灌溉用的水已经告急。河北省水利负责人安正刚当时这样说：“农民还在要水……只有看天了，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夏天雨水会多一点。”^[43]河北的农民以前在干旱时都要打井，但2008年发现地下水资源在快速下降。一位河北农民6月份时这样说：“如果你现在打井，见到水之前会先遇到岩层。以前可不是这样……今年老天开眼，雨水多。但再遇到干旱我们怎么办？老天可能不会再及时下雨缓解旱情了。”^[44]2009年3月，河北省水利局报告说，过度使用地下水已经导致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沉，几乎相当于一个肯塔基州。^[45]

就中国很多地区来说，水资源供应的减少，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中国人均淡水2156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淡水8549立方米的1/4）^[46]，高于世界银行关于缺水国家人均淡水2000立方米的标准。^[47]但是，这一指标没有考虑水资源供应的地区差别。中国的水资源分部极为不均，南部和西部水量大，北部水量小。北部集中了中国42%的人口、45%的耕地，但仅有11.3%的水资源。^[48]东南部的平均降雨量（1800毫米）几乎是西北部平均降雨量（200毫米）的9倍。占中国面积45%以上的地区一年降雨量不到400毫米。地下水资源分布也同样极不均衡，南方地下水蕴藏量是北方的4倍还多。使用地下水替代被污染的地表水，导致中国某些地区的地下水位自1960年以来下降了50米。^[49]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地下水减少造成盐度增加，因为含盐量高的水从地表渗入地下，影响到地下水；地表沉降，这是由于地下水被抽出后导致地下水区域的地质结构发生变化；地下水位的下降还增加了将地下水抽到地面的成本，因为地表与地下水位的距离更远，需要功率更大的抽水设备。^[50]

因此，上海、广州和太原的官员都把缺水作为第一号环境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水利部预测2030年当人口达到16亿，人均淡水降到世界银行认定的缺水国家的水平后，中国将发生“严重的水危机”。^[51]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660个城市中已有400个属于缺水城市^[52]，2.6亿人感到用水困难。^[53]而且，有3亿农民没有用上自来水。^[54]由于没有自来水可用，他们只得使用地表水，而地表水因为附近有农田和工厂而被污染。实际上，在中国，将近7亿人的饮用水受到人和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威胁。^[55]

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农业、家居和工业用水需求。中国大多数的水被用来发展农业，45%的土地需要灌溉，占用水总量的64%。^[56]（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仅有11%的耕地是水浇田。^[57]尽管加利福尼亚州水资源的需求大于供给，开始制约新的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但是农业用水也只占全州用水量的48%。）^[58]2003—2007年，中国的工业用水以平均每年3.8%左右的速度增长。^[59]同期，农村的用水总量以每年1.12%的速度增长。在一些经济活跃地区，水的需求量更大。比如，江苏省的用水同一时期增长了44%。^[60]而且这个趋势没有一点减缓的迹象。2007年，一份广东省饮用水调查显示，由于污染和浪费，到2020年，该省的用水缺口将高达一半。^[61]

连年干旱也使得中国的水资源枯竭殆尽。白洋淀曾被称为“华北的珍珠”，现在则已干涸，数十万的渔民转而以织席为生。^[62]过去20年里，中国主要河流的流量，海河流域降低了41%，黄河和淮河流域降低了15%，辽河流域降低了9%。^[63]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依赖脆弱的、储藏在地表1公里以下的地下水。^[64]更为严重的是，北京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从1949年的1000立方米骤降到2007年的230立方米。^[65]2008年，严重的干旱使长江的水位降到140年来的最低点，590万人的吃水问题受到影响。^[66]中国对地下水的掠夺性开发已经造成巨大的地下洞窟，现在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一些富裕的城市正在下沉。比如上海和天津在过去15年里下沉了6英尺多。在北京，地表下沉已经影响到工厂、楼房和地下管线的安全。

随着对水的需求直线上升，水污染也直线上升。根据国家环保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国七大河系中的三大河系淮河、松花江和海河，70%的河水水质为4级甚至更加严重（不适于人饮用）。辽河水文监测河段的水质将近57%也是4级甚至更糟。只有长江和珠江的水质检测数据好一点，80%以上的水达到3级甚至更好（人可饮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尽管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河”“三湖”治理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水质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更加恶化。^[67]就太湖、巢湖和滇池这三湖来说，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的数据显示，太湖75%以上的水文检测站报告的水质为5级（只能用来灌溉）甚至更糟；水文检测站的报告显示，巢湖50%、滇池62.5%的水质也是5级或者更为严重。^[68]

最令人痛心的可能是，水利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18个城市中有115个饮用水被污染，污染物主要是砷（能引起严重的恶心呕吐，身体器官癌变，甚至更为严重的导致死亡）和氟（会引起骨质氟中毒，这是一种骨骼病，发作时关节剧痛）。^[69]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年度报告分析了中国107个城市的饮用水源，发现有大约28%的饮用水受到下水道污物和氮的污染，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70]由于工业和城市废水排放不断增加，城市洁净饮用水供应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的报告显示，与2006年相比，工业和城市废水的排放量增加了3.7%。^[71]

中国大城市之外的乡镇企业极大地加剧了当地的水污染，这些乡镇企业以及乡镇居民直接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到小溪、河流和沿海海域。^[72]制革厂、化工厂、化肥厂、砖瓦厂、陶瓷厂、小火电厂、纸浆厂、造纸厂等异军突起，使乡村的污染恶化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保守地估计，乡镇企业每年排放超过100亿吨的废水，占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73]

对这些乡镇企业进行监管相当困难。虽然不时关闭一些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但专家认为没有任何手段来控制这些小企业排污。^[74]在有些情况下，当地居民愿意接受这些乡镇企业带来的污染，因为他们都在这些工厂打工。^[75]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很少见过污水处理厂^[76]，除了“埋根管子，把废水排到最近的沟里外，没有任何净化措施”^[77]。

虽然不容易看到，但危害同样严重的还有过度使用化肥所导致的污染。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肥使用量增加了6倍多，从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5747万吨。^[78]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化肥质量低劣以及使用不当使得化肥有效成分大量流失，继而导致了大自然的富营养化现象，在中国的很多大湖，蓝藻的泛滥耗尽了浅水中的氧气。^[79]结果，中国40个主要淡水湖中有大约23个——包括太湖、巢湖和滇池，变得富营养化^[80]，其负面影响是长久的。比如，2007年5月底，太湖里面有毒蓝藻大规模生长，使得周边230万居民饮用水告急。太湖易于发生这类大范围的事件是由于附近工厂往湖里排放了过多含有氮和磷的污水，仅太湖北岸就有2800个化工厂，附近的稻谷之乡耕地荒芜。尽管政府号召清理太湖，但这类毒藻泛滥事件仍然不断发生。^[81]

水荒和污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危害，主要是使粮田因污染而成为不毛之地，迫使把宝贵的经费投入到大型引水工程以及清污治理当中，引发农村和城市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目前，还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中国科学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缺水500多亿立方米，达全国年用水量的10%以上。到2030年，中国政府估计中国会将所有能开发的水资源都利用起来。

中国环境污染最明显的景象是全国很多城市上空周期性地笼罩着浓雾。有一个记者曾这样报道：“最坏的时候，首都北京浓雾弥漫，50层的高楼在100码以内都看不见。”^[82]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污染颗粒有所减少，但中国的城市仍然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83]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30座，其中中国20座，而北京是这20座城市之一。^[84]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一半的城市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85]此外，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呼吸的空气达到了欧盟规定的安全标准。^[86]除了悬浮颗粒物外，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居世界首位。悬浮颗粒物是引起呼吸道疾病和肺病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硫是导致酸雨的主要原因，目前它已影响到中国1/3的国土。^[87]酸雨毒害鱼虾，酸化土地，腐蚀建筑物。仅2003年一年，酸雨导致的农作物损失就高达300亿元（43.9亿美元），建筑物损失多达70亿元（10.2亿美元）。^[88]

空气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对煤炭能源的依赖，中国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提供的。^[89]（与此相应的是，在日本、美国和印度，煤炭分别占能源供应的20%、22%和53%。）^[90]石油占中国全部能源消费的大约21.2%。天然气、水电等相对清洁的能源仅分别占中国全部能源消费的2.7%和5.8%。^[91]不过，对环保来说，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城市里使用煤气、天然气的居民稳定增加，1985年以来，城市居民煤气和天然气的使用量增长了5倍。^[92]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中国对再生能源的使用要占能源使用总量的15%。

在中国，空气中70%的烟尘、75%的二氧化硫、85%的二氧化氮、60%的一氧化碳、80%的二氧化碳，都是煤炭燃烧造成的。^[93]中国的煤炭消耗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刚刚超过6亿公吨，翻番到2008年的27.5亿多公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94]

中央政府曾努力提高煤炭发电厂的煤炭利用率。“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具体目标，2006—2009年初，政府关闭了那些规模小、煤炭使用率低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的发电量达540亿瓦特，比澳大利亚的发电总量还多。另外一些规模小、煤炭利用率低的发电厂计划到2012年逐渐关闭，这些电厂的发电总量达310亿瓦特。^[95]

为了减少空气污染，中国政府2003年出台条例，规定2004年1月1日以后建的煤炭发电厂必须安装、运行二氧化硫过滤装置。截至2007年底，一些发电厂安装了这种二氧化硫过滤装置，这些电厂的发电总量超过2700亿瓦特。2008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调查了中国85个煤炭发电厂，发现虽然许多电厂都安装了二氧化硫过滤装置，但为了降低成本，没有充分运行。^[96]

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空气质量，特别是华南的空气质量，那么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跨国公司极大地提高了其中国公司的环保技术水平（这一点会在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但是还有一部分跨国公司和地方官员勾结起来，利用中国的环保政策不健全和环保执法力度不够强大的现状，把污染最严重的工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起诉台湾和韩国的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其本地严格的环境规定，把污染性的工厂建在中国大陆。^[97]

特别是香港企业界，更是利用内地环保政策和环保执法的漏洞，在相邻的广东省发展高污染工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香港公司迁到广东，既利用了广东工资低的优势，又规避了本地工业限制使用高硫燃料的规定。^[98]然而，香港人已经开始为他们把污染企业迁到珠江对岸付出代价。广东省每年排放117万吨的二氧化硫^[99]（而香港只有7.39万吨）^[100]，从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风会把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从广东的工厂吹向香港，从而在香港上空形成有害的、有毒的“云堤”。用一个中国大陆工程师的话说：“香港公司利用我们挣钱，但是他们在这儿留下的污染最后又都回到香港去了。”^[101]

其他国家把高技术领域的有毒废品运到中国。比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纪人从美国和其他国家买来废弃的有毒电子元器件，然后卖到中国大陆进行再利用。不管卖了多少钱，这些元器件最终都要被烧毁、丢弃，从而污染了空气和湖泊。仅以广东贵屿为例，那是一个集成电路板处理和烧毁的地方，水中的铅含量比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铅含量标准高2400倍^[102]，到处是一堆又一堆元器件焚烧后留下的黑灰。

香港政府官员对大陆环境污染给香港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因此与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特别是广东省政府，建立了很多联合工作组，合作应对污染问题，双方共同制定了一个保护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的计划。2009年8月，香港和大陆同意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组，研究2010年以后如何减少珠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问题。另外，他们一致同意协同攻关，做好回收利用和公共交通工作，但效果尚不明显。正如一名香港官员所言：“我们的标准可能比深圳的严格，但是我们不能过境执法，不能让他们执行我们的标准。”^[103]

中国的空气质量，未来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中国迅速增长的交通市场。官方注册的汽车数量从1978年的135.84万辆增长到1985年的349.61万辆，到2008年的时候，则达到了1.6803亿辆。^[104]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达到1279万辆，超过了美国1040万辆的销售量。^[105]2020—2025年，中国路面上跑的汽车要超过美国。^[106]

现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北京每天大约有1000辆新车上路。2000年，北京有150万辆车，2008年则一跃而到了340万辆，2012年估计还会再增加200万辆。^[107]在北京市区，20年前开车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花1个小时甚至更多。到2050年，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每两人拥有一辆车的话，那么全国将有6亿—8亿辆车，是现在全世界汽车的总和。^[108]

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因私家车急剧增加而带来的空气污染。中国的燃油能耗标准是每加仑36英里，比美国略高。美国的燃油能耗标准目前是每加仑27.5英里，计划2016年达到每加仑35.5英里。^[109]2005年新实施的更为严格的燃油能耗标准，使得中国的汽车二氧化硫排放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减少了2500吨。^[110]最近，北京和上海采用了2008年奥运会之前欧洲使用的机动车尾气排放4级标准。这个标准被称为中国4级标准，计划2010年在全国推广开来。但由于更新设施花费巨大，这很可能会延缓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更高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111]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中国上万家工厂倒闭，这更加剧了环境保护的难度。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来阻止经济的下滑，其中3500亿元（500亿美元）用于生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然而，2009年3月，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拨给环境保护的经费也逐渐减少。2009年3月初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宣布原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有所调整，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费减少了1400亿元（大约205亿美元，或者说减少了27.6%）。^[112]为了加快对新的建筑工程的环境预审，国家环保部2008年底实施了“绿色通道”政策^[113]，这一政策也减少了出于环境考虑而可能影响工程进度的障碍。15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绿色通道”政策指导下获得批准。地方政府也放宽了环境标准，把环境影响评估的预审时间从60天缩减到5天。在河北，地方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批准4个水泥厂上马。^[114]

在毛泽东执政后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改变几百年来坚持的依靠人多建设未来强国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政策第一次出现了改变，当时周恩来总理建议人口控制应该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1970—1973年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从1974—1977年，这个口号被修改为“晚婚晚育加间隔”，鼓励生一个，最多生两个。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一半。^[115]

1978年，邓小平和当时积极推进改革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扩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广度，加快实施步伐。1979年，为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推进经济发展，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家庭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116]这一决定巩固了中国政府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甚至还批准采用一些更加严格的节育措施。

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中国政府成功地将人口增长速度降了下来。然而，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初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项政策越来越失去它的效用。因此，虽然中国官员声称计划生育政策是成功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承认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太多。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117]国家计生委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让中国人口减少了4个亿，出生率从1978年的1.2%降至2007年的0.58%。2005年底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人口仍然呈增长态势，已达到13.06亿，比上次人口普查增长了4050万。^[118]目前中国人口接近13.4亿，^[119]中国政府的目标是2010年底不超过13.6亿。^[120]同时，国家计生委预计，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121]

近几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热议的话题。2008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回应这一传言：“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人口迅速增长……那会带来一系列不可低估的问题，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122]

但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也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了问题。2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这意味着在今后20年里，中国育龄期的男性要比女性多。（这种男女比例失调主要是由非法胎儿性别检查、是女孩就流掉造成的，这种做法1986年后流行起来。） 2005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是120:100，位居世界性别失衡之首，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1—4岁的孩子中间最为突出。^[123]由于性别失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拐卖妇女、对妇女实施暴力的现象都在增多。巴克纳尔大学教授朱志群指出：“这么多精力充沛、躁动不安的小伙子会带来很多问题，诸如暴力、犯罪……”^[124]

随着中国实施二胎政策，这种现象会逐步改观。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对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可以生第二胎。实际上，1979年以后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生育严格的广大城市。由于这些孩子现在都到了育龄期，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很可能会迎来一个生育高峰期。

要改善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庞大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源，给土地带来更大的负担。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说：“我们将承受与富裕国家相同的社会负担，而只有与贫穷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没有哪个国家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125]

毛泽东在执政后期开始向西方打开大门，邓小平积极推动改革，实行了20多年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对于外来威胁的看法。

1994年，美国环境主义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了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他预测中国粮食产量的减少和食品需求的迅猛增加，将不仅提高中国粮食进口的数量，而且会引起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的确大幅度增加。^[126]这篇文章在中国政坛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警醒了中国虽然表面上忽视但意识深处高度重视的以粮为本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自给和安全。1995年初，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部的前身）局长解振华平静地说：“谁来养活中国？中国人自己来养活。”^[127]中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话，要求一定要摆脱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批评沿海地区大量地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128]，批评沿海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129]《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也批评地方官员逃避粮食生产的责任，该文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当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是兴办能尽快赚钱的产业。还有的同志不切实际地把希望放在其他地区，依靠国家来解决粮食问题，他们认为粮食总是能用钱买到。”^[130]

中国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的确，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再加上风调雨顺，中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保持较快增长，从1994年的3.94亿吨跃升到1999年的5.08亿吨^[13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然而到了2000年，中国粮食产量由于50年不遇的严重干旱下降了9个百分点。^[132]2001年，干旱依旧持续，农田受灾面积达数百万公顷，数十万牲畜饿死^[133]，结果造成了粮食产量的进一步下降，共生产粮食4.52亿吨，比上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2003年，粮食总产量4.35亿吨，掉到10年来的最低点。^[134]

不过，中央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加剧了农业生产和土地耕种中已经存在的棘手问题。首先，中央政府的严厉政策并没有使土地富饶而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从工业转到农业上来，这些地区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低。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刘楚新认为：

现在，各地普遍认为，农业投入在短期内回报慢，甚至没有回报。他们认为，即便农业少投入一点，也不会有人饿死。因此，尽管党和政府一再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但是有些部门只是玩一些数字游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从数字看，他们增加了农业投入，但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多投。^[135]

有些官员甚至把突出农业发展看作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表现，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农村工业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山东省有一个村子叫西山村，以前曾是一个农业生产大队，该村村支书说：“现在没人种庄稼了，我们可不是乡村土包子。”^[136]

由于认识到让富裕省份由重视工业转向重视农业的难度，1994年，中央政府试图扩大其他省份的耕地面积来弥补富裕省份的粮食生产损失，要求“所有转为建设用地的农业用地都必须在其他地区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弥补”。^[137]意想不到的是，这项政策却客观上鼓励广东、江苏等这些由于经济建设而大量减少耕地的沿海省份，向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份支付经费，让那些内陆省份开垦土地，以弥补沿海省份的耕地损失。^[138]内陆省份开始大量毁林造田，开垦更多的土地，进而加速了土壤侵蚀、水资源短缺和土地荒漠化。

MEDEA是美国的一个由知名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智库，它曾发表一项研究，对中国的环境状况进行了总结：

中国土地生产的潜力受到环境的制约。继续通过开垦土地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已经不大。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壤侵蚀、盐碱化以及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导致的产量下降，将对粮食生产带来限制……一项水量均衡模型显示，华北五大水系所孕育的五大“粮仓”，已有两个需要从外面购买粮食。^[139]

因此，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而且还形成了客观上鼓励官员和农民加重环境污染状况的体制。更严重的是，这些措施根本没有推动采用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新技术。由于中国只使用成熟的生产技术，追求农业高产，结果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中国每年损失45亿吨的熟土。另外，1000多万公顷的耕地（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而受到污染。^[140]总起来说，中国的耕地质量不高，大约40%的耕地有土壤侵蚀现象，只有45%的耕地有灌溉条件。^[141]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占全国GDP的6%，现在这个省的情况也不太妙。曾是地球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开始受到侵蚀，55年前黑土层有40—100厘米厚，而现在只有20—40厘米厚，“15%的黑土层被冲走，剩下的是贫瘠的黄土层”。^[142]为了扭转这个趋势，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马中建议扩大“传统的”生态耕作方式，鼓励农民施有机肥，实行庄稼轮作，养殖害虫和杂草的天敌等。^[143]目前，中国只有2%的农田采取这类措施。

同时，耕地的退化也导致农民种地成本增加，效益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种植庄稼，转而种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144]这些经济作物有的种在温室大棚里，有的种在被污染的、板结的废弃土地上，有的干脆就种在急缺的良田上。^[145]经济作物热引起农作物产量下降，威胁中国的粮食自给计划。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近年来中国像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到国际上去购买农业用地。民营企业发现农业土地投资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食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些公司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购买了大量土地，种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146]

为了满足粮食自给，中国政府还通过减少粮食出口的方式来保证国内供应（2007年，中国出口大米134万吨，仅占大米总产量1.3亿吨的1%^[147]）。为了达到粮食自给，中国政府估计需要1.2亿公顷（相当于整个南美洲的面积）的耕地来满足中国人的粮食需求。但目前中国的耕地仅有大约0.6亿公顷^[148]——再加上污染、土地退化、水资源污染和城市扩张^[149]，中国实现粮食自给的难度很可能会越来越大。

尽管国家安全不再是引起中国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但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仍然潜伏在很多中国领导人的意识中，一旦国际或国内形势紧张，这种担忧就会显现出来。比如，我们在第七章将要分析的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计划，已经使中国对于西藏和新疆的边界担忧变得十分明显，也为平衡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护该地区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难的政策抉择。

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就必须面对改革和环境互相作用所引起的一系列伴生的、复杂的社会挑战和环境挑战。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社会紧张，农村和城市地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稳定，不断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和退化带来的工时耽误、工厂关闭、环境修复成本高等巨大经济损失，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使中国经济脱离发展的轨道，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

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化

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更多的经济收入，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工已经成为很多大城市服务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垃圾收集处理和城市建筑等行业打工。据2009年初的估计，全国农民工已经达到1.5亿人，比2006年多了3500多万人。在一些大城市，“流动的人口”数量可能占到其全部人口的10%—33%。^[150]比如，在北京，据估计，每3个人中就有1个外来打工者。^[151]仅江西省这一个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就从1990年的20万上升到1993年的300多万。2008年，江西省有680万农民在外省打工，安徽和湖北分别有820万和700万农民去外地打工。^[152]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当地政府明确鼓励农民到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打工，因为这些打工者可以向他们的农村老家寄回相当一部分钱。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是其在农村干农活的10—20倍。

尽管目前为止农民工比较容易地融入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中，但未来确实很不确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因为农村环境的退化。比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83年以来，已有37万名农民从他们沙化的村庄迁到城市和黄河流域新开辟的灌溉区。估计到2013年会再有20.6万宁夏农民迁到这些地方来。到2027年，会有15万从宁夏的邻省甘肃迁居到这里。^[153]今天，北京城外的一些农民由于土地荒漠化问题，也不得不向外迁移，尽管规模要小一点。这些只是环境污染所引起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和西方的分析家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因环境退化而重新安置的农民有2000万—3000万，到2025年至少还要再安置农民3000万—4000万。^[154]沙化问题已经影响到4亿人的生活和工作^[155]，仅以中国西南部为例，如果土壤侵蚀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35年的时间内将会有近1亿人失去家园。^[156]农民安置问题大部分都能稳妥处理，但是如果思想工作做不好，或未给予适当的补偿，农民就可能抵制外迁安置。这样既造成了资源的紧张，也造成了移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中国政府还通过实施庞大的城市化工程，来缓解农村生活水平低、土壤退化和移民问题。2000—2030年，中国政府计划把4亿农村人城镇化，这几乎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这样做对环境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

城市化把人口从土壤侵蚀、森林减少的地区迁移出来，给他们提供自来水和卫生设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政府兴建了100多座城市来容纳这些新的城镇居民，中国还有创造更好的城镇环境的潜力，比如采用高水平的能源、水资源保护技术，进行城市规划，发展公共交通。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的楷模。

当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规划，事情可能会走向反面。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耗是农村居民的350%，中国房屋建设消耗的能源是德国的2.5倍。2008年，全世界新建造的楼房中，中国占了一半。发展新的城市中心占用了大量耕地，到2020年，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耗将占全球消耗的大约20%，石油消耗将占全球消耗的1/4。^[157]随着私家车的增加，空气污染可能会更加严重。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城市化进程问题，将决定着中国环境的未来。

公共卫生

对中国人来说，也许环境污染引起的最可怕的后果是全国发生公共卫生危机。尽管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与环境有关的卫生数据，但是一些和污染有关的特别报告、区域性疾病报告越来越多，污染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明显。

●2009年1月，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江帆说，由于污染或不良饮食习惯，中国每30秒钟就有一个残疾婴儿出生，残疾婴儿出生率在农村和城市都呈增长趋势。江苏省的一个医疗小组进行了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江苏的残疾婴儿出生率中，大气污染导致的占10%，而在中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山西省，残疾婴儿出生率最高。^[158]

●2008年，云南省杜旗堡村的村民因煤矿公司往当地一条河里排放含铁过多的废水而中毒。这条河的含铁量超出正常标准的11倍还多，80名村民喝了被污染的河水后上吐下泻，头晕头疼，而肇事的煤矿公司却拒绝赔付农民医疗费。^[159]

●北京往南120公里（75英里）有个刘快庄，这个村子2008年被当地媒体称为“癌症村”，因为每50人中就有1人患癌症死去，高出中国癌症发病率的10倍还多。这个村子周围尽是橡胶厂、化工厂、油漆厂，它们排出的含有大量汞和铅的废弃物，污染了空气和饮用水。为了避免因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喝了被污染的水而患上癌症，健康的村民纷纷迁走。^[160]

●2008年10月，湖北监利县政府关闭了13座铅炉，因为铅炉的排放物导致当地农民患上皮疹。另外，有毒的排放物也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和农田。^[161]

●2008年10月，广西省两个村庄的450名村民在喝了被砷污染的水后生病。当地政府称，那儿有一个冶金厂排放含砷的废水，暴雨引发大水，污染了为当地居民提供饮用水的水源。^[162]

杀虫剂也成为健康的一大危害。据估计，每年有300—500名农民因杀虫剂使用不当死去。另外，由于杀虫剂的毒害，很多农民患上肝病、肾病、眼病、血液病以及头痛、皮肤病和呼吸道疾病。农民往往缺乏安全使用杀虫剂的知识，也没有钱购买喷洒杀虫剂的设备和防护服来自我保护。^[163]

中国空气质量差也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严重影响。^[164]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每年有65万—70万儿童由于空气污染而夭折。^[165]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孩子每天呼吸被污染的空气，等于抽了两包烟。^[166]

中国长期使用含铅燃料^[167]还导致了一些大城市中的孩子铅中毒。（铅中毒会引起智力低下以及其他行为障碍。）2005年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6岁以下儿童铅中毒的比率是10.45%。^[168]2007年，北京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5个城市调查孩子的血铅含量，结果显示，北京6岁以下儿童7%的血铅含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尽管国家明令禁止在北京使用含铅汽油，但该研究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汽车尾气都是导致孩子血铅含量过高的重要原因，因为靠近马路或在楼房低层居住的孩子血铅含量更高。^[169]而且，即便被发现了，铅在被污染的土壤和人体里面也会长期存在，这也是在汽车尾气导致的铅污染土地上种植的粮食，其含铅量不断上升的原因。

公共卫生问题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对政府来说，公共卫生问题变得异常严峻。

环境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不断增加。2006年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说，2005年全国抗议污染的事件多达5.1万起，几乎每星期就有1000件^[170]，比2004年增加了29%。^[171]

身体健康受损是引发中国环境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有几个月的时间，甘肃6个相邻村子的村民不断地抗议附近的锌、铁冶炼厂，他们认为这些工厂在危害他们的健康。这6个村子的四五千名村民中有一半的人得了和铅污染有关的病，从维生素D缺乏症，到神经系统问题。^[172]2008年底，重庆青山村的村民和附近一家矿业公司的领导发生冲突，原因是该公司污染了村民用水，引起地表下沉，危及很多村民的房屋，引发村民同矿业公司的保安人员发生冲突。警察闻讯赶来时，据说愤怒的村民砸烂、烧毁了几辆警车。一年前，矿业公司同意赔付给地方政府450万元（66万美元），帮助净化污水，修缮由于地表下沉而受损的房屋。但当村民得知政府挪用了这笔钱后，他们围攻矿业公司，阻止它进一步危害他们的健康和当地环境。围攻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双方争吵不休，导致20人受伤送进医院。^[173]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2009年8月。1000多名村民冲进陕西东岭铅锌冶炼厂，捣毁部分机器，用石头砸坏卡车，推倒护栏。原因是体检显示，该冶炼厂附近731个孩子中有615个血铅含量过高，其中154个已经住院治疗，其他很多孩子还有待检查。上千名警察赶来维持秩序。^[174]当地群众投诉该冶炼厂已有3年之久，虽然当地政府答应重新安置这些遭受铅危害的家庭，但村民反映在新的安置区，他们的孩子同样受到铅的危害。^[175]虽然大多数环境抗议事件发生在农村，城市的抗议事件也在不断增多。2008年1月，数百名上海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把上海的高速磁悬浮列车轨道延长至杭州，他们担心列车靠近时会带来辐射。甚至在上海市政府于该年3月份宣布磁悬浮列车轨道项目不是他们2008年的工作重点之后，仍有50名左右在城郊买了房子的市民第二次聚集起来，抗议这个建设项目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健康危害和财产损失。^[176]因为市民反对，改建另一条成本略低的铁路线，预计2010年世博会之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中央对农村不稳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非常清楚，也知道环境退化是造成这种不稳定形势的重要原因。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指出：“随着环境群体事件的增加，污染已经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原因。”^[177]

环境退化的经济代价

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退化造成的社会代价的同时，还必须应对环境退化所引起的迅速增加的经济代价。尽管环境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每年为环境退化以及资源短缺所付出的代价占GDP的8%—12%^[178]，但最近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表明，这种影响仍然有扩大的趋势。中国政府2006年开始测算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称为绿色GDP。根据测算，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2004年达6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179]评论家认为中国的绿色GDP核算报告低估了环境退化带来的实际经济损失，特别是考虑到GDP核算中所集中采用的几个指标。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报告，估计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约占每年GDP的10%。2007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每年仅为污染一项付出的代价就占GDP的5.78%。^[180]（关于绿色GDP，第四章会做进一步的讨论。）

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卫生和工业生产损失位居经济损失的首位。在中国111座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仅空气污染就导致16.9万人因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病住院，372万人去看门诊，278万人患支气管炎，265万人患上哮喘，经济损失总计407.4亿美元。^[181]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估计，中国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美元。^[182]酸雨导致的农作物和建筑物损失至少有133亿美元。^[183]地方官员对环境污染给经济带来的损失问题感受更加直接。比如，位于长江岸边的重庆，其地方官员估计，治理污水对地方农业和公众健康危害的费用，就占重庆每年总收入的4.3%。^[184]即便不把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在内，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带来的损失也是惊人的。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由于过度使用和干旱，2007年降到历史最低水位，导致江西省76万人面临用水危机，40万公顷农田受灾，农作物减产3740万公吨。^[185]

不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更大损失是，为了解决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水荒问题而实施的引水工程的支出不断增加。城市需要解决水价上涨的社会问题，也需要改善水的利用率，加强污染治理。因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引水工程开支巨大，但这仍然是一个政治风险较小的选择。比如，目前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投资620亿美元，目的是把长江的水从湖北引到北京和天津。^[186]

改革时期保护环境的任务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挑战。比如，森林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侵蚀和洪涝灾害。但是面临农村和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保护森林资源，就意味着数百万的伐木工人失业。保持粮食高产就会引起对已经退化的土地过度耕耘，增加沙化的危险。况且，在中国，很多肥沃的粮田被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或用于工业开发，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用于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农村挣钱机会的减少，数百万的农民不断外出打工，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和环境的紧张形势，地方官员和城市居民强烈抵制农民工进城。

除非采取重大措施，否则资源退化和短缺的环境趋势只能是加剧，中国经济为此付出的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一项评估预测，到2020年，中国农村耕地将减少25%，对水的需求增长40%，废水增长230%—290%，颗粒物排放增加40%，二氧化硫排放增长150%。^[187]尽管对今后这些日益增长的环境威胁可能带来的成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但是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那么到2020年，仅空气颗粒对人们健康造成的损失就会增加3倍，达到980亿美元，其他的环境危害造成的代价也会相应上升。而且，环境退化和污染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公共健康和经济领域，进而引起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农村和城市的稳定。

今天，随着环境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明显还不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环保部门职能弱，权力小，环境保护工作受到进一步的制约。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注释

[1]谢淑丽：《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181页。

[2]同上书，第181—182页。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瞭望数据库，2009年10月，参见www.imf.org.

[4]周晓：《农民如何改变中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西方论点出版社，1996年，第46—47页。

[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创新高》，《国际财经时报》，2009年1月16日，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20090116/zhongguowaimao.htm.

[6]罗恩·邓肯、田晓文：《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成因初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系列》第1999012号，表2。

[7]《上海介绍》，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处，2009年，http://www.buyusa.gov/china/en/shanghai.html.

[8]乔舒亚·穆达文：《中国改革时代环境政策和资源管理的悖论》，《经济地理》，第76卷，2000年第3期，第255页。

[9]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环境危机：国家发展制约因素探讨》，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10]《世界资源，1994—199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11]潘文：《中国林业经济危害边境森林，伐木产业部门利用市场监管缺失砍伐树木》，《华盛顿邮报》，2001年3月26日，第A19版。

[12]王光宇：《中国林业发展及其对加拿大的启示》，加拿大国际理事会，2008年7月。http://www.canadianinternationalcouncil.org/download/resourcece/archives/foreignpol/cic_wang_e；以及迈克·戴维斯：《非法木材出口可能使中国付出高昂代价》，《卫报》，2006年3月22日。

[13]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6.55%，也就是最多1.59亿公顷。根据国家环保总局1998年和2000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两年时间内，中国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从13.92%上升到16.55%，见www.zhb.gov.cn/english/SOE/index.htm.中国有史以来损失的森林面积几乎是现有面积的2倍，大约2.9亿公顷，是阿拉斯加州面积的3倍。《采取严厉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中国日报》，1999年8月30日，第2版。

[14]《中国林业发展情况》，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http://www.china.org.cn/environment/report_review/2009 03/20/content_1743108.htm.

[15]《200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www.fao.org/forestry/static/data/fra2005/global_tables/FRA_2005_Global_Tables_EN.xls.

[16]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7]四川省环保局官员2000年6月14日与作者的研究助手谈话，谈话稿记录由作者保存。

[18]马天杰（音译）:《彼此关联的森林：中国林业保护对全球和国内的影响》，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8年8月，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forestry_aug08.pdf.

[19]《2008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key_indicators/2008/pdf/Key Indicators 2008.pdf.

[20]杨金新：《中国软壳龟，危机的象征》，《纽约时报》，2007年12月5日，http://www.nytimes.com/2007/12/05/world/asia/05turtle.html.

[21]《200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草原》，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www.zhb.gov.cn/plan/zkgb/2007zkgb/200811/t20081117_131277.htm.

[2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

[23]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华盛顿D.C.:世界银行，2001年，第23页。web18.worldbank.org/eap/eap.nsf/Attachments/China+Env+Report/File/China+Env+Report.pdf.

[24]李子君（音译）:《沙漠吞噬中国的草原和城市》，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6月1日，www.worldwatch.org/node/3963.

[25]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林恩林纳出版社，1994年，第61—62页。

[26]罗恩·格卢克曼：《沙尘暴》，《亚洲周刊》，2000年10月13日。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2000/1013/is.china.html.

[27]石元春：《关于20年沙化控制的思考》，www.china.com.cn/english/2002/May/32353.htm.

[28]谭燕、郭飞：《中国西部的环境问题与人口安置》，亚太地区迁移研究网络第八次会议论文，2007年5月26—29日，福建。http://apmrn.anu.edu.au/conferences/8thAPMRNconference/26.Tan%20Guo.pdf.

[29]《中国的林业发展》，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

[30]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76页。

[31]莫飞、戴伟：《沙化：拯救这片贫瘠的土地》，《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7月19日，第30页。

[32]莱斯特·布朗：《沙尘暴威胁中国未来》，《地球政策警示》，2001年5月23日，第1页。

[33]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刊》，1996年，第520页。

[34]谭依琳：《中国沙尘暴13天绕地球一周》，路透社，2009年7月20日。

[35]李子君（音译）:《沙尘暴影响华北空气质量》，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5月23日。

[36]杨金新：《中国软壳龟，危机的象征》。

[37]同上。

[38]《200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自然生态》，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

[39]李晓华（音译）:《资金短缺使自然保护面临困境》，china.org.cn，2006年11月19日，www.china.org.cn/English/material/189447.htm.

[40]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32—35页。

[41]艾林琳：《中国的沙漠化和环境发展趋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7年4月2日。

[42]韶华:《沙漠化：追寻被遗弃的城市》，《数字记者》，2009年6月，www.digitaljournalist.org/issue0906/desertification on the trail of abandoned cities.html.

[43]田磊（音译）:《华北水危机》，《南风窗》，2008年6月21日，译自《三峡探索》，www.probeinternational.org/index.php?g=Beijing water crisis/news and opinion/water crisis north china.

[44]储百亮：《奥林匹克城市面临水危机》，路透社，2008年6月26日。

[45]《北京主要水源地面临严重水荒》，新华社，2009年3月21日。

[46]谢剑（音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世界银行，2009年1月。

[47]根据世界银行在其《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中的定义，当年度循环水资源供应量少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时候，缺水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而年度循环水资源供应量少于人均2000立方米的时候，就出现缺水问题了。

[48]莫丽·德萨尔等：《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哥伦比亚大学水资源中心，2008年8月14日。

[49]《中国污染的代价：有形损失的经济学评估》，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第9页。

[50]《中国全国面临地下水枯竭》，美国地调局，2003年11月，www.pubs.usgs.gov/fs/fs 103 03.

[51]《中国水资源短缺2030年将达到警戒线》，新华社，2001年11月16日。

[52]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世界银行，2009年1月，第1页。

[53]珍妮·刘：《中国的废水发电》，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9年1月，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wastewater_jan09.pdf.

[54]《中国污染的代价》，第33页。

[55]《反贿赂机构说，穷人是水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法新社，2008年6月25日。

[56]李玲（音译）:《水浇地保持稳定》，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11月8日www.worldwatch.org/node/5445.

[57]《农业和水》，《水资源百科全书》，www.waterencyclopedia.com/A$Bi/Agriculture$and$Water.html.

[58]《常问的问题》，加州农业用水联盟，2008年，www.farmwater.org/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html.

[59]《中国统计年鉴2008》，《水供给和水利用》。

[60]《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7、2006、2005、2004》，《按地区统计城市自来水供给基本数据》。

[61]陈虹（音译）:《广东水资源环境更加恶化》，《中国日报》，2007年11月28日。

[62]潘公凯：《中国湿地在变干，干旱危害神秘湿地的古老生活方式》，《华盛顿邮报》，2001年7月1日，第A14版。

[63]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第11页。

[64]储百亮：《奥林匹克城市面临水危机》。

[65]《北京的水危机：从1949年到2008年奥运会》，《国际探索》，2008年6月26日。

[66]《590万中国人饮用水短缺》，法新社，2008年3月1日。

[67]《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68]《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淡水》，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

[69]《中国污染的代价》，第82页。

[70]《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水环境》，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11月5日。

[71]《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水环境》。

[72]中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和城市废水排放以及农业的化肥、农药残留和畜便、固体废弃物浸洗。世界银行，《碧水蓝天》，第90页。

[73]马克·王等：《中国的乡镇企业和水污染》，《环境管理》，第86卷，2008年3月，第4期，第648—649页。

[74]《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4日，第4版。

[75]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农民自己建了个制革厂，获得收入3亿元（3660万美元）。然而，到了1993年，这个制革厂排放的废水达到1130万立方，而且含硫量和含铬量都很高。这些废水直接排到污水池，严重损害了地表水和地下水，减少了粮食产量，结出了“酸”果子。可是，这些农民说他们并不关心粮食减产，因为制革厂对增加收入更为重要。《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4日，第4版。

[76]莱恩·霍登：《中国污水处理和清洁能源的需求增长》，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2月1日，www.worldwatch.org/node/4889.

[77]《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第25页。

[78]《中国化肥行业研究报告，2008—2010》，雅虎商业资讯，2009年3月5日，www.finance.yahoo.com/news/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bw-14551440.html.

[79]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58页。

[80]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第14页。

[81]周看：《在中国，一个太湖保护者给自己带来麻烦》，《纽约时报》，2007年10月14日，http://www.nytimes.com/2007/10/14/world/asia/14china.html.

[82]弗兰克·朗菲特：《中国努力使空气更清洁》，《巴尔的摩太阳报》，2000年1月17日，第A2版。

[83]《中国污染的代价》，第2页。

[84]《中国概况》，世界银行，2008年。

[85]《中国污染的代价》，第3页。

[86]周看、杨金新：《中国急速发展下污染达到极限》，《纽约时报》，2007年8月25日。

[87]《中国三分之一地区受酸雨袭击》，BBC新闻，2006年8月27日。

[88]《中国污染的代价》，第xvii页。

[89]美国能源信息局。

[90]《日本能源数据、统计和分析》，美国能源信息局，www.eia.doe.gov/cabs/Japan/Background.html.

[91]丹尼尔·罗森（荣大聂）、特雷弗·豪泽：《中国能源：破解谜局之道》，《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2007年5月，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rosen0507.pdf.

[92]《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28—29页。

[93]茅于轼等：《煤的真实成本》，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10月27日发布，第2页。

[94]《中国：煤炭和矿产设备》，美国商务部，2009年，www.buyusa.gov/china/en/coal.html.

[95]《中国发电公司的污染情况》，绿色和平组织2009年7月28日发布，第5页。

[96]爱德华·斯戴菲等：《更绿色的植物，还是更灰暗的天空》，麻省理工学院工业评价中心中国能源研究小组，2008年8月。

[97]希拉里·弗伦奇：《全球化能避免出口的危害吗？》，《今日美国》，2001年5月1日，第23页。

[98]张玉兰（音译）:《现在你看到的……现在你看不到的》，《亚洲周刊》，1999年10月1日，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99/1001/hongkong.html.

[99]《广东二氧化硫排放十年来首次下降》，新华社，2007年1月7日。

[100]《更清洁的空气，更明确的目标》，香港环保署，2008年，www.epd.gov.hk/epd/misc/ehk08/en/air/index.html.

[101]张玉兰：《现在你看到的……现在你看不到的》。

[102]《出口危害：亚洲的高技术废品》，吉姆·帕科特、泰德·斯密斯编，（巴赛尔行动网络和硅谷有毒产品联盟，2002年2月25日）第22页。www.svtc.org/cleancc/pubs/technotrash.pdf.

[103]张志辉（音译）:《跨境联合项目的绿色恐惧》，《南华早报》，2001年10月2日，第4版。

[104]《中国机动车保有量1.68亿辆，年增长5%以上》，新华社，2008年10月8日。

[105]乔·麦克唐纳：《中国2009年汽车销售量超过美国》，美联社，2010年1月9日。

[106]泰德·C.费舍曼：《新的长城》，《国家地理》，第213卷，2008年5月，第5期，第142页。

[107]谢传娇（音译）:《北京控制汽车增长》，《中国日报》，2008年10月10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 10/10/content 7092425.htm._

[108]贾斯柏·贝克：《中国大陆疯狂发展汽车走入错误方向》，《南华早报》，2001年12月28日，第12版。

[109]皮特·戈里：《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星报》，2008年3月8日，www.thestar.com/News/Ideas/article/32694.

[110]《北京实行新燃油标准，办好清洁绿色奥运》，新华社，2008年1月1日。

[111]吉姆·白：《北京采用更加清洁燃油》，路透社，2007年12月25日。

[112]《中国高层领导解释经济刺激措施》，新华社，2008年12月9日。

[113]《环保部批准资助153个项目》，《中国日报》，2009年1月10日。

[114]安思乔：《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工业优先发展重点》，《纽约时报》，2009年4月18日。

[115]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92页。

[116]同上书，第92—93页。

[117]《总理的“加减乘除”体现科学发展》，新华社，2004年3月4日。

[118]《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将达到17亿》，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9年4月1日，http://www.npfpc.gov.cn/.

[119]2009年7月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

[120]《调查显示中国可能面临生育高峰》，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9年1月16日，http://www.npfpc.gov.cn/.

[121]《中国人口可能增至15亿》，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8年10月24日，http://www.npfpc.gov.cn/.

[122]《中国坚持一胎化政策》，法新社，2008年3月9日。

[123]莎朗·拉芙兰瑞：《中国性别偏见导致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纽约时报》，2009年4月10日。

[124]萨莉·玛丽·哈默：《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合众社，2009年8月6日。

[125]周看：《中国的定时炸弹，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人口危机》，《纽约时报》，2004年5月30日。

[126]1994年，中国购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比1993年增长34%，达到1600万吨。从1994到1995年，中国小麦购买量增长13%，达到1790万吨。从1995年到1996年，粮食进口有小幅下降，减少到1625万吨。（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纽约：W.W.诺顿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100页。）到了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仅次于日本。

[127]解振华回应莱斯特·布朗文章的标题，后来莱斯特·布朗的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第17页。

[128]广东因为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尤其受到批评。按照正常需求，该省有粮食缺口200万吨。参见《关于农业问题的评论》，新华社，1995年2月25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3月6日，第81页。

[129]《总书记谈农业的重要性》，新华社，1995年2月27日。

[130]《〈人民日报〉会议报道》，《人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3月1日，第64页。

[131]《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378页。

[132]《华北旱情严重威胁来年农业产量》，《道·琼斯国际新闻》，2001年5月30日。

[133]《遭受干旱的中国农民抗议乱收费》，《京都新闻》，2001年6月13日。

[134]张文杰：《粮食安全》，中央电视台网站，2004年2月2日，www.cctv.com/english/special/chinatoday/20040204/100699.shtml.

[135]《省农业官员谈投入》，《人民日报》，1995年2月26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2月26日，第60页。

[136]周看：《养活大众：中国工业挤占粮田，扩大粮食进口需求》，《华尔街日报》（欧洲版），1995年3月13日，第A6版。

[137]莱斯特·布朗：《沙尘暴威胁中国未来》，第2页。

[138]同上。

[139]《中国农业：耕地面积、粮食指数及启示》，MEDEA总结报告，1997年11月。

[140]塔尼亚·布拉尼根：《调查显示：土壤侵蚀威胁1亿中国人生存的土地》，《卫报》，2008年11月21日。www.guardian.co.uk/world/2008/nov/21/china soil erosion population.

[141]《土壤侵蚀对中国形成威胁》，新华社，2008年11月20日，www.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 11/20/content_10389313.htm.

[142]《中国报导土壤侵蚀正使黑龙江省的黑土地面积减少》，新华社，2000年1月25日，BBC《世界报道》。

[143]马中：《从中国的过去看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应用研究和公共政策论坛》，第10卷，1995年冬季卷，第53—54页。

[144]安特门纳塔·巴罗娃：《中国在国外购买农田，确保粮食安全》，国际新闻社，2008年5月9日，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42301.

[145]李晶：《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大的挑战》，摩根大通中国通系列，2007年7月。

[146]同上。

[147]安特门纳塔·巴罗娃：《中国在国外购买农田，确保粮食安全》。

[148]路德杰尔·法克松等：《解决中国和印度饥饿问题的努力》，《明镜周刊》，2008年4月28日。

[149]李晶：《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大的挑战》。

[150]2006年，中国进城农民工达到1.15亿人。（《中国进城农民工上升到1.15亿人》，见中国驻美大使馆门户网站，2006年11月22日，www.china embassy.org）这个数字既包括那些作为暂住人口登记的，也包括没有登记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未进行暂住人口登记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马润潮、项飚：《故乡、进城和北京农民村的出现》，《中国季刊》，第155卷，1998年9月，第556—587页。）

[151]马润潮、项飚：《故乡、进城和北京农民村的出现》，第554—555页。

[152]《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农民工返乡工作》，《人民日报》，2009年12月9日，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2/6550129.html.

[153]《中国西北地区移民安置计划需要移民20.6万人》，新华社，2008年5月7日。

[154]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的环境难民：原因、规模以及危险》，见《中国环境危机：地区冲突与合作方式》，在瑞士阿斯科那真理山举行的国际会议报告，1994年10月3—7日（安全研究中心，1995年），第86页。

[155]《沙漠化导致中国年均损失540亿元》，《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6日。

[156]塔尼亚·布拉尼根：《调查显示：土壤侵蚀威胁1亿中国人生存的土地》。

[157]华强森等：《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内容摘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3月。

[158]陈佳（音译）:《中国畸形婴儿因污染急剧增加》，《中国日报》，2009年1月31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 01/31/content_7433211.htm.

[159]张明爱（音译）:《铁矿使村民呕吐恶心》，中国网，2008年12月18日，www.china.org.cn/environment/news/2008 12/18/content 16973405.htm._

[160]艾玛、林薇薇：《中国“癌症村”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代价》，路透社，2008年12月11日，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news/idustre4ba0kz20081211.

[161]崔晓火、龚铮铮（音译）:《污染冶炼厂损伤农民皮肤被关闭》，《中国日报》，2008年10月15日。

[162]《中国水污染致病450人》，BBC新闻，2008年10月11日。

[163]杨扬（音译）:《中国环境健康项目个案研究简介：中国杀虫剂和环境健康趋势》，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7年2月28日。

[164]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导致慢性肺病、肺癌、心脏病和中风，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危险性，损害肺功能。一项针对沈阳、上海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显示，室内污染，主要是源于煤炉，所导致的肺癌比例占所有癌症的15%到18%，室外污染导致肺癌的比例占总数的8%。

[165]《中国污染的代价》。

[166]唐磊（音译）:《中国大陆的空气对孩子是致命的》，《南华早报》，1999年5月6日。

[167]中国已开始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在北京，“30%的汽油估计达不到政府规定的环境标准”。亨利·朱：《研究发现：中国在把污染转移到下一代》，《洛杉矶时报》，2002年6月19日。

[168]《10.45%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十分之一的孩子铅中毒》，《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19日，www.pressinterpreter.org/node/84.

[169]李玲：《北京汽车尾气威胁儿童健康》，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5月22日，www.worldwatch.org/node/5084.

[170]《中国官员表示，污染激化社会矛盾》，路透社，2006年4月21日。

[171]马天杰：《中国农村的环境群体事件：浙江东阳大规模突发事件透视》，见《中国环境系列》，第10卷，（2008/2009），珍妮弗·特纳编，第33—49页。

[172]《中国村庄抗议铅、锌中毒》，《自由亚洲之声》，2006年11月29日。

[173]路易塞塔·穆迪：《重庆水污染冲突中的暴力》，《自由亚洲之声》，2008年11月25日。

[174]《数百人涌向冶炼厂，抗议儿童铅中毒》，路透社，2009年8月17日。

[175]史江涛（音译）:《遭抗议工厂秩序恢复》，《南华早报》，2009年8月18日。

[176]《数百市民抗议上海磁悬浮铁路线延长》，路透社，2008年1月12日。

[177]马天杰：《中国农村的环境群体事件：浙江东阳大规模突发事件透视》。

[178]如果加上1998年长江洪水或2001年干旱等灾难带来的损失，那么真实数据可能会更大。

[179]刘坚强（音译）:《中国发布绿色GDP指标，检验新的发展道路》，世界观察研究院，2006年9月28日，www.worldwatch.org/node 4626.

[180]《污染代价达中国GDP的10%》，《上海日报》，2006年6月6日。

[181]史蒂芬·安德鲁斯：《穿过迷雾：看中国空气污染报告制度的不足》，见《中国环境系列》，第10卷，（2008/2009），珍妮弗·特纳编，第33—49页。

[182]《中国污染的代价》，第105页。

[183]同上书，第xvii页。

[184]同上。

[185]《中国遭受十年来最严重旱灾》，路透社，2007年12月21日。

[186]美国驻华使馆环境与科技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有关情况》，2001年4月，www.usembassy china.org.cn/english/sandt/SOUTH NORTH.html.

[187]塔玛尔·哈恩：《中国应对一系列环境挑战》，《地球时报》，2001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