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对资源开发的影响及环境挑战

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挑战不是近几十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引起的，而是数百年来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引起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建设、战争、经济发展都对土地、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早在7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给环境敲响了警钟。其后的数百年中，资源开发反过来引起战争、灾荒和自然灾害，给中国带来无数的灾难，加速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瓦解。

当然，在环境开发以及造成的破坏方面，不是仅有中国一个国家。正如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在其关于环境发展史的著述中所说的：

无数的古代社会由于环境退化而消亡。埃夫伯里石圈、巨石阵很可能引起了大面积的森林砍伐，从而导致了土壤侵蚀、气候变化甚至可能带来饥馑。玛雅金字塔的建设者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灭亡。苏美尔人过度的灌溉工程把盐灌进土壤，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崩溃，甚至可能导致了印度河领域文明社会的崩塌。^[1]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同样深陷在困扰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之中：中西部森林资源迅速减少，西部水资源严重缺乏，土壤侵蚀，沙尘暴威胁内陆腹地，鱼类和野生动植物不断消失等等。^[2]这些挑战激发政府和民众实施了一批大规模的保护土地、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的计划。^[3]

但是，当今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以及目前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环境恶化的程度更加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更大。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中国这样用大致和美国面积差不多的土地，养活将近世界1/4人口的艰巨任务。

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环境文化传统的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丰富的艺术和文学史料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的重要性和自然美的描写。中国的绘画和诗歌中不乏描写人尊重自然环境的意象。比如，在中国的绘画中，相对于画中的山川、河流和树木，人往往被画得很“小”，这反映了人对自然的尊敬。^[4]出于反对人是宇宙中心的观念，画家不把人放置于画的中心。^[5]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乡野成为远离政治斗争的圣地和避难所。^[6]山川在中国主要的哲学流派和宗教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成为人恢复精力、理解“真、善”的所在。^[7]即便是建筑也要和“当地的宇宙气息”融通和谐。^[8]比如，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就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9]这深刻说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学对自然的重视，从而使一些环境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环境传统主要是尊重自然。^[10]

的确，早在西周时期^[11]，中国的精英阶层就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根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地方官员担负起保护河流、山川、森林、鸟兽的责任。^[12]几个世纪以后，东周春秋时期齐国（？—公元前645年）的上卿管仲提出了尊重人、发展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他告诫人们可以砍伐森林，捕捞鱼虾，但要有“度”。^[13]他还提醒人们“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14]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中更多地描写人是怎样战胜自然、利用自然的。比如，在一个神话传说中，神射手后羿看到10个太阳灼烧大地，威胁地球上的生命，于是他勇敢地射落了9个，从而保护了地球，并从西天王母那里赢得了长生不老药。^[15]另一个故事讲述大禹治水的经历。大禹生活在7000多年前，通过疏通河道，治理了黄河的泛滥。大禹的成功使人相信，只要因势利导，就可以像“大禹治水”^[16]那样征服自然灾害。

中国的环境传统还深受儒家、道家和法家等中国早期主要思想流派的影响。佛教尽管不是源于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艺术、文学和实践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每个流派都有所论述，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践。同时，这些哲学思想还影响了中国的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和中国社会的整体秩序，这些影响对保护自然环境都是既明显又重要的。当然，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贺凯（Charles O.Hucker）所指出的，尽管这些哲学流派“观点不同，侧重点有别……，但并不是相互抵牾的。儒家重视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人，道家重视人在更大宇宙空间中的位置，法家则看重国家的行政管理”^[17]。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每一个哲学流派都试图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建构社会关系，这和西周早期的社会实践有关。西周建立了人与宇宙关系的基本原则，后世大哲学家和政治家以此为基础并加以发展。周朝人认为宇宙由全能的“天”主宰，“天”在世上选一个人，也就是周王，成为天子，来负责管理“普天之下”。中国社会在这个统治者的治理下实现统一，他的任务就是在贤能的人辅佐下治理国家，为他的臣民带来和平与秩序。^[18]

在东周春秋时期，天子尊重环境：“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19]

儒家

孔子关于社会组织的观点主要强调道德、礼节和社会和谐。^[20]孔子认为不仅人有道德，宇宙也有道德。他做这样的联想：宇宙和人都是由非人力所能支配的、强大的“天”统治着，天意让人快乐，并与宇宙和谐（道）^[21]；“人对宇宙和谐所做的贡献就是过一种富有伦理和道德的生活。”^[22]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五常”，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只要君、父、夫等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就能达到和谐、自由，远离冲突。^[23]通过成为道德楷模，统治者就会建立秩序，整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榜样而不是法律来运行。^[24]

自然的位置在长幼尊卑的秩序中体现出来。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孟子和子思发展了人和自然不可分割（天人合一）的观点，仍然认为天包括天道、鬼神和自然，是高于人的，只有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才能理解自然之道。^[25]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不过，他认为人和自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其客观法则：“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26]同时，他认为人有能力应对自然的挑战，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自然。^[27]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的思想^[28]，相信只要尊重自然规律，人一定能超越自然，开发自然，受惠于自然。^[29]

在秦（公元前221—前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时期，哲学家继续他们对神、自然、人之间关系的阐释。^[30]秦朝时期，秦始皇的宰相吕不韦组织门下的学者和哲学家，编纂了《吕氏春秋》^[31]，把天子^[32]看作是神、人、自然这三个世界的沟通者。

自然拥有神的能力，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作为人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天子负责管理每一个人的行为，保证其都是恰当的，并且和神、自然两个世界的秩序是和谐的。^[33]天子要认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比如，有这样一个传说：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年）时期，“汤之时，大旱七年，剪发断爪，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何不雨至斯极也？’言未已，大雨。”^[34]

然而，学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抽象的哲学理想。比如，孟子有一次答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5]

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世界是由天、地、人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天“拥有意志，具有创造力量”；地“把天所创造的呈现出来，生长万物，哺育众生”；人则处于天地之间。^[36]地在满足人的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了实现地的潜能，人要投入辛苦和才智，这样才能创造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创建令蛮夷敬畏的物质文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体现自身存在的必要性”。^[37]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论述道：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把土地以及维护土地生产的农业体系看作“命根子”，看作所有价值和所有美德的源泉。帝国王朝将主要的精力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管理土地，农业是国家和社会的命脉，其支柱作用比古埃及以后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大。皇帝每年最重要的活动是到设于都城的天坛去祭天，在那里，他扶犁稼穑，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极其尊重甚至敬畏自然秩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远胜于对人类自身的敬畏。需要指出的是，这往往带有某种说教的口吻：人要敬畏自然，就像敬畏上级和长辈一样，尤其是他的父母和顶头上司。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态度是顺从、孝顺。怀疑或者毁坏自然就是与宏大的自然秩序相悖离，有时被称为有违“天意”，因此会对中国传统中重要的等级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危害。^[38]

道家

与高度秩序化、基于伦理道德的儒家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道家的信条是“顺其自然，回归自我，及时行乐”。^[39]贺凯这样评述：

道家思想充满诗意，神秘玄奥，但决不是毫无理性地宣扬个人主义、遁世主义，而是倡导与自然（道）同生……自然是超越一切的、非个性化的、超越目的的宇宙，一切都在其中，各有其位，各司其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用自然中所不存在的标准，比如善恶标准去解释、分类和评价，只能引起曲解和误识。^[40]

道家崇尚简朴的生活，认为人应该尽可能地与自然亲近，国家不要对自然进行干预或管理。^[41]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统治者，那么他应该使人“愚”、“寡”，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42]黄仁宇（Ray Huang）也指出，道家“认同宇宙统一，希望回归原始古朴，这种思想由于道家反对限制自由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道家反对限制自由一是通过游说劝说，二是通过倡导和谐。因此，道家受到泛神论、浪漫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欢迎。然而，这些思想并不能给当今的政治混乱提供立竿见影的药方，只能使智者遁世”^[43]。这样一种哲学可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44]

新儒学

后来的新儒家学者如张载（1020—1077年）和王夫之把儒家的秩序和道德同道家的自然“归一”观点融为一体。道家坚持：“天为父，地为母，卑微如我者居其中。故而我身盈宇宙，我性观宇宙，人皆我兄妹，物皆我同伴。”^[45]对于新儒学来说，人是与“石头、树木、牲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宇宙同为一体的”。^[46]魏乐博（Robert Weller）和包弼德（Peter Bol）认为：

新儒学继续把思想建立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上，认为“天地”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有机体，这与宇宙共振理论所倡导的学说极为一致。同时……自然界实际上被喻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应该师法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也要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种思想并不是让学者去真正研究自然的秩序，也不是以生物学为中心的观点来观察世界。^[47]

尽管现代的新儒学家试图解释阐明其知识遗产中含有的环境精神，但是从我们今天对环境的理解来看，他们的前辈先贤并不是环境主义者（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人）。^[48]新儒学家更注重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并提出，人“作为最高等的生物”，“生来就具有认识世界、建构思想、付诸行动的能力，一旦这一切都实现了，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49]

法家

法家提出了第三个、也是与上述两个哲学流派明显不同的规范人际关系的观点。法家思想最早发端于公元前7世纪，其后不断发展完善。法家思想“最后的集大成者”及付诸实践者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去世）。^[50]

从某些方面说，法家的思想植根于中国当时的自然环境，认为随着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食物和其他用品将变得匮乏，因此应该实行严厉的控制，制订严格的法规。法家思想家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国家的统一利益，法律应该条文清楚，内容详尽，对人的行为应该有奖惩措施。^[51]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秦朝建立了任人唯贤的政治体制。

然而，秦朝灭亡后，法家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的一些思想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适应儒家观念的要求，比如，曾经绝对的法律法规变得相对了、有条件了。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方方面面，包括背景、动机、危害程度等等，“对法律条文的执行变得不再重要了”。^[52]因此，要惩罚一个污染附近农民水源的当地印染厂，就要考虑印染厂雇用了多少工人，惩罚印染厂会对工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佛教

公元2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使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佛教认为人和其他众生是平等的，倡导尊重自然。^[53]生死轮回，人就像动物和虫子一样要回归大地。因此，佛教徒不杀生，吃素食，而且还保护他们生活居住的山林环境。根据一个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今）中国三分之一的风景名山都有佛寺，佛寺古树环绕，环境优美”，这一事实反映出佛教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54]

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都正确地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然的力量，希望人们过上富足、繁荣的生活。但是遍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儒家相信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家和官员尽管为保护环境做出了努力，但在战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面前，环境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因此周而复始的社会变迁，包括战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55]，使森林减少、土地沙化、土壤侵蚀、洪水泛滥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事实上，环境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对中国人与环境之间是否有过和谐表示怀疑：“中国某些经典著作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的环保智慧，既普通又可能被人误解：中国先哲关于开发资源的限制可能本不是古代社会和谐的表征，而是对一个虽处萌芽状态但已经露出端倪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理性反应。”^[56]早在夏^[57]、商（公元前1766—前1122）、周时期，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已经很明显：“由于完全依赖土地，人们为了获得最大产量，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58]中国的初民不断寻找、耕种土质好的土地，因此“土地抛荒”问题变得十分严重。^[59]

伊懋可认为，在中国，国家和个人对权力的追逐把自然环境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工具，比如肆意砍伐森林是为了获得木炭，疯狂开发矿山、草原是为了寻找矿石，建造长矛、大炮和盔甲。^[60]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直到晚近，中国人对权力的追逐，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上，主要是基于无休止的土地改良。为了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开发水利技术，修建灌溉工程，控制洪涝干旱，修建海堤，从而确保在气候反常的季节和年份，能够保持生产的稳定……这种权力追求的一个后果是对环境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在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的逐利行为，即便是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即便是普遍认识到逐利对环境的破坏效应，对环境的“剥削”仍然难以抑制。^[61]

这种情况在持续了248年的战国时代非常明显，战国时代，仅有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590次。^[62]《春秋》里面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在灾荒时代，交战双方掠夺对方的粮草，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63]《春秋》里面还揭示，齐国宰相管仲说服诸侯国不要兴建对其他国家有害的水利工程，不要在饥馑之年禁运粮食。但是在大约350年以后，当孟子向统治者推荐《葵丘盟约》时，发现如此英明的劝告也被嗤之以鼻了。^[64]由于不断寻找新的肥沃土地，不同诸侯国之间竞争加剧，冲突加深。正如黄仁宇所讲述的：“魏国地处黄河两岸。有一次，可能是在公元前320年，魏王告诉亚圣（孟子），如果碰到严重灾年，他就把百姓大规模地迁到河的另一边。这个时候，鲁国的疆域扩大了5倍，邻国齐国的面积增加了10倍。”^[65]

即便是战争之后对权力的巩固，也常常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仍称其不世之功。秦始皇和他的臣子还兴建了很多重要的灌溉工程，修建运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中央集权统治。^[66]但是国家建设不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曲格平和李金昌有详细的描述：

秦的统一是以武力对六国的征服为前提的。……自秦孝公至始皇十三年，破六国兵，斩首达一百数十万，大屠城十三次，……此外，死于饥馑和战乱的穷苦百姓的数量恐怕比战场上的死亡者还要多。……秦始皇统一后，并没有让百姓喘息一下，就大兴土木，开始了大规模的非生产性活动。修长城御匈奴去四十万，戎五岭、平百越去五十万，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去七十万，而且最后的筑墓人都成了永久的殉葬者。最终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后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历史确实做出了大的贡献，但是秦的统治者横征暴敛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却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肯定地讲，秦代的人口比统一前有减无增，必在2000万以下。……从环境的角度讲，大规模地兴建土木，势必进行大规模的砍伐和破坏。唐代杜牧的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中，不仅有“六王毕，四海一”的赞誉，也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叹息。^[67]

因此，如果战争是环境退化的一个因素，那么战后的动荡和经济发展就是环境退化的另一个因素。

汉朝（公元前202至公元220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繁荣对环境退化所造成的影响。^[68]人口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由于耕地不足，官员把百姓迁到偏远地区开垦荒地，开垦了2000万英亩农田。^[69]地方志记载了当时环境逐渐退化的过程。比如，在汉朝，位于长江下游的嘉兴，先是生活环境优美，物产富足，穷人即便是没有隔夜粮也能度日。但是到了汉朝后期，该地区“经济衰退、环境退化、社会动荡”。^[70]

随着中国经济在唐（618—906年）、宋（960—1279年）和元（1276—1367年）三个朝代的繁荣，大量人口南迁，造成了森林减少和土壤侵蚀。^[71]即便如此，人们的生活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曲格平和李金昌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战争后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区域，竟闹到“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游鬼哭”的地步，耕地荒芜，水利失修，人口大量死亡和南移，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渐趋衰落。^[72]……盛唐时，为了养活全国5300多万人口，原有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仅新垦土地即达620万顷。……这种对“高山绝壑”的开垦，不能不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重，沟壑增多且延长加宽，导致黄河又一次进入频繁泛滥时期。仅宋朝300多年间，黄河就决口50多次，给人民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73]

在明清时期，森林减少、洪水泛滥、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都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加剧：

这个时期环境恶化的主要标志，首先是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数量急剧减少。……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土地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相继进入秦岭北坡的深山老林垦荒，多至“结棚满山梁”。……由于新开的耕地十分肥沃，无需施肥，就可“种一收百”。过几年贫瘠后，再砍森林，另辟新地。这样，年复一年，终于使秦岭北坡老林几乎荡然无存。……环境恶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个时期的水土流失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这是流域森林破坏的直接后果。水土流失的严重恶果表现为黄河含沙量增高，决徙增多。在明朝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黄河决口127次，约两年多一次；在清朝200多年中，黄河决口增至180多次，差不多一年一次。……另外，汉、唐盛世时在西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垦区和古城，在明清时期基本上全被流沙侵吞。……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随着植被的破坏，不断扩展。而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则是清代垦殖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的。^[74]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初期开始，中国专门修建了园林和公园，主要用作观光和娱乐，这种做法有助于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75]然而，从总体上说，清朝经济的发展给环境带来了灾难。清朝时期，人口大量增长，土地过度开垦，草场过度放牧，鱼类过度捕捞，森林过度砍伐。所有这一切都对林业、农业和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正如伊懋可详细描述的，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成为一个被“资源枯竭”困扰的国家，“特别是林业和矿产资源枯竭，水资源缺乏，土壤侵蚀，土地由于粗放开发而盐碱化严重”。^[76]那个时候，“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木材都有着极大的需求……经济发展加速了林业资源的消耗，资源消耗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资源再生的速度，不论是通过林业自身再生，还是通过植树造林，都不能弥补林业资源的消耗。”^[77]

自然灾害接踵而来。1876年，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干旱，造成1300万人死亡。10年后，黄河决堤，200多万人因此丧生。^[78]

中国历代帝王都不停地扩大人口，这成为人类给自然环境造成压力的第三个因素。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把人口众多作为国家强盛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多既可增加税源，又可以壮大军队。商鞅是促进秦朝发展的政治家，他认为大量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是统治者最大的财富。唐朝的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同样，南宋的叶适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明朝的邱浚这样论述：“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79]

由此看出，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遇到人口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伊懋可把人口问题追溯到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年）^[80]，邓海伦（Helen Dunstan）甚至认为至少可追溯到隋朝（589—618年）。^[81]邓海伦说：“儒家的人文思想倡导人类的繁衍生息，如果一个地区‘人口众多、人丁兴旺’，那么就标志着这个地区富有活力。”^[82]比如，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83]

但是，中国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挑战鼓励人口繁衍的传统观点。比如，管仲认为人口增长要受土地和人口构成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太多或太少都会带来效率低下和潜在的食物短缺。他说：“善者心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84]就第二个因素来说，都城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均衡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都城人口太多，那么“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同样，如果军队太庞大，那么就会“‘地博而国贫’，长此以往，早晚会变成‘国为丘墟’”。^[85]

明朝是人口快速增长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人口从1403年的大约6600万增长到17世纪中叶的一个亿。史书记载，随着农民“抛荒”并不断开发新的林区，森林大面积缩小，土地大面积开垦，土壤严重侵蚀，洪涝不断发生。^[86]其结果是，为了找活干，“流动”的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向沿海城市地区流动。^[87]

到了18世纪中期，中国的官员清楚地看到人口增长和粮价提高之间的关系，开始真正认识到供养庞大人口的困难。^[88]但是，直到又过了一个世纪，清朝学者汪士铎才提出一套措施，遏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他甚至建议采取严刑酷法，比如男人25岁以下婚娶、女人20岁以下婚嫁，就要判处死刑；比如对溺婴和流产者，给予税赋减免。^[89]

几百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很明显不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环保的主要责任由各省巡抚承担，而这些人根本不重视环境保护。比如，对于一个清朝的巡抚来说，最重要的两项职责是刑狱和税政，还负责人丁、治安、邮政、河道（比如地方农田灌溉用的水库、大坝以及道路等）、粮仓、赈灾、救济和祭祀等，祭祀包括祭土地爷、谷神、风神、云神、雷公、雨神、山神、河伯和农神等。最后，地方官员还负有劝课农桑、疏通河道、兴修堤坝等责任。^[90]但是，对于这些职责，没有多少官员认真履行。清朝一道皇帝的上谕对此抱怨道：“至以爱养百姓为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如循吏所为者，盖不可得。”^[91]邓海伦这样评述：“如果探讨怎样顺利地收取土地税同时又要顾及百姓利益，那么地方官员可以做得很细致，很认真，很详尽，很合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环境的考虑通常是很少的。”^[92]不过，仍然有一些省份的官员真正关注环保问题。比如，17世纪末期，在河南做官、负责疏通河道的俞森，提出了大规模种树的建议，以解决明末战乱造成的一些环境破坏问题。他的建议有些没有可操作性，但还是明确地提出了柳树对于控制土壤侵蚀有一定作用：“豫土不坚，濒河善溃，若栽柳列树，根枝纠结，护堤牢固，何处可冲？”^[93]

俞森还从更高的哲学角度来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

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人物粗猛。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人环秀饬。^[94]

有些官员还非常了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制定了区域性生态系统管理的总体规划。陈宏谋1737年任云南省布政使，他对植树造林、农作物多样化、土地所有制以及如何发酵牲畜粪便制造有机肥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很关注。^[95]他在植树造林方面的报告充分显示出其对人类如何改变了环境的清醒认识。

在多山的云南，丘陵上遍布大片大片的原始竹林，草木葳蕤，薪柴充足。但由于盐厂需要木材，矿厂、铸币厂需要木炭，树木被日夜砍伐，结果山秃了，甚至能够一览无余地极目远望。木柴和木炭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以买到，到了最后连树根和树皮都被挖尽剥光了……一度丘陵起伏的云南也难以种植粮食，但并不是不能种树。而且既然这个省以前林木繁茂，竹林葱茏，只是现在才被砍伐殆尽，那么重新让山林披上绿装是完全可能的。^[96]

也在同一时期，陕西巡抚毕沅提出了平衡人口不断增长与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的措施，制定过一个“屯田移民”的综合计划，包括在全省范围内重新分配人口，扩大灌溉设施，组织发展畜牧业，主要是饲养骆驼、马、牛、羊等。^[97]1778年和1779年期间，他把陕南山区的10万居民进行了重新安置。

当地居民对于经济盲目发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危害也并非熟视无睹，地方工业危害农业发展是清朝人普遍关心的事。据记载，农民强烈抗议环境污染。邓海伦转述过1737年发生的一件事，有108个当地居民向当地官员递交诉状，抗议苏州虎丘地区的印染作坊污染了他们的水源，毒死了他们的庄稼，污染了他们的饮用水，损害了他们风景优美的佛教胜地。后来，官府恩准，禁止该地区开设印染作坊。^[98]在云南，有一个居民写信，详述采矿如何污染了水源和空气，使丘陵荒芜，从而影响了当地的农业收成。^[99]

尽管有这些零散的、个人的努力，到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面临着与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水运管理体制开始瓦解，部分原因是由于水利疏于兴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水利工程建设过度。18世纪，湖南中部由于人口增长的需要大肆围堤造田，阻塞了河道，切断了排水系统，导致了这一农业富庶地区洪涝灾害连连不断。长江沿岸，由于官府和地方乡绅的利益冲突，江堤常年失修。其他地方的水运管理体制也由于类似的利益冲突和水利设施老化而受到严重破坏。尽管清朝初期通过采取良种良法成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到了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农田的亩产量开始停滞，落后于人口增长。^[100]

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公共设施投入不足、腐败、暴乱、抗税、边疆少数民族造反以及西方施压等问题，这些问题和人口增长交织在一起，变得愈发严重。^[101]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但是并没有缓解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很多人的生活处于赤贫状态，到处有饥馑、流民、失业、贫困以及土地掠夺。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在城市沿街乞讨；父母无奈卖儿鬻女。^[102]当时的海关官员对中国的迅速瓦解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中国“法律秩序崩溃，交通、市场瘫痪，洪涝、干旱失控”。^[103]

国民政府也不是完全忽视履行发展经济的传统责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很多大城市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国民政府还实施了一些水利灌溉和洪涝防治工程，加强农业研究，解决了农民面临的一些环境和农业问题。但是，由于“官僚作风”，这些努力多数无疾而终，只有少数“取得了一点进展”。^[104]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征兵、提供军需和土地征用，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是，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1911—1949），无休止的战争，不管是国内军阀混战，还是抵御外寇日本，都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到了19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105]

1949年，以工农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恢复经济、缓解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建国初的五至十年里，中国领导人在深受战争创伤的国土上重建经济，农业和工业迅速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实施了水利、造林、抗灾等一批重大公共设施工程，但也未全部达标。比如，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梁希在1956年指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植树造林数据不是基于真正实际的测量，而是仅仅在目测或估算的基础上确定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高估甚至是全部毫无根据的报告。”^[106]工厂，特别是电厂，常常沿河而建，没有任何的废水、废气和工业残渣处理设备，因此就把河道当作排污渠了。

毛泽东的宏图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这一宏图的实施很快就使中国进入了人口增长、资源耗费、环境退化、社会动荡这种新一轮的循环之中。中国要备战，要实施宏大的经济发展规划，从而大大加速了资源的利用。毛泽东一方面赞赏秦朝的法家传统，坚信法律法规是“谋幸福之具也”^[107]；另一方面，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实施法令需要对人民进行“立信”。毛泽东在他19岁时写的也是目前保存的最早的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普通大众反抗商鞅的严刑酷法可以解释为“国民之愚也”，一般百姓不愿实施新法，是因为“非常之原，黎民惧焉”。^[108]但毛泽东对商鞅法治思想的推重并没有让他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却使他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有些运动对环境带来了影响。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建设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09]毛泽东后来的著作和讲话集中论述了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克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墨菲曾经对毛泽东的自然观做过这样的描述：“自然被公然视为敌人，人要憧憬更加光明的前景，更加充满自信和热情地与自然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甚至比西方的达尔文、斯宾塞所持的观点还要激进。”^[110]

毛泽东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强调解放群众、发动群众战胜来自环境和自然的威胁，他号召人民备战备荒^[111]；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12]墨菲很率直地指出，这种“对自然的进攻”是“一个经济上、技术上都很落后的社会很自然的行动，有时……很盲目……与自然进行斗争要比保护自然更有吸引力，如果说与天斗充满戏剧冲突，那么保护自然、积累资源、投资环境则显得像散文一样波澜不惊，平淡无奇。”^[113]

为了实现建设强国的宏图，毛泽东把扩大人口作为重要措施。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为杜鲁门总统（Harry S.Truman）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因此给土地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这一庞大的人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14]毛泽东在他的答艾奇逊的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重申了他关于人口重要性的观点：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115]

有时，毛泽东对能否满足中国庞大人口的生活需要似乎也有犹豫。比如，1958年在成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116]然而，毛泽东时代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口高速增长，从1950年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对人口的这一增长，中国目前仍然在为此付出代价，而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3.06亿了。^[117]

毛泽东没有听从专家关于限制人口的明智建议。马寅初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与毛泽东“人多力量大”^[118]的思想不同，马寅初认为如果中国的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下去，将会成为生产发展的一大障碍。马寅初认为：“只要把人口控制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现实。”^[119]马寅初提出了几条措施，包括把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行晚婚晚育，采取避孕措施，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等。^[120]

尽管马寅初起初得到学术界其他专家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但他仍然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牺牲品，由此被解职，失去了生活来源。直到1979年，在98岁高龄时，马寅初才最终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恢复名誉。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毛泽东执政时期错误地加给他的指控，全部予以平反。^[121]然而，这个平反来得太迟了，无法阻止20年来毛泽东实行的人口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虽然毛泽东很多时候也考虑人口太多这个问题，但直到1974年，当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外来威胁有所减弱时，他才真正感到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粮食和就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毛泽东号召人民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122]

1958—1961的“大跃进”

毛泽东崇尚人定胜天，迫切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这使得他决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这个群众性的运动目的旨在加速中国的共产主义进程，在工业发展上赶英超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采取的环保措施很快便淹没在全国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浪潮之中，虽然开垦土地是为了种粮，但却对森林、湿地、湖泊和河流造成了破坏。

曲格平是“大跃进”20年后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第一任局长，他对这一时期的环境状况如此描述：

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的作用，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和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在“大炼钢铁”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指导下，小钢铁和其他“小土群”遍地开花。……在工业布局上，几乎冲破一切规章制度和禁忌，随心所欲，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123]

为了把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当时甚至发出了很多错误的指示。比如，要求人民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到处植树，“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24]；推广种粮新法，包括密植、深耕、广施肥料、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甚至少种（但是多收）等。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人，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描述了当时大量进行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伪科学的农业革新。有些错误简直难以置信。报纸刊登了孩子坐在麦田上的照片，以显示小麦长得稠密。后来的调查则证明那些照片不过是造的假，拍照时在孩子屁股底下塞了条凳子。^[125]

毛泽东还大幅度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包括大建水库、堤坝和灌溉工程：“中国的每个县都必须垒坝修渠，建一个水库……不到两三年，大多数县的大坝都坍塌了，三门峡黄河大坝建成后不久，库区就填满了淤泥，极大地损害了水库的功能。”^[126]诸如此类的水利枢纽工程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建设过程中，为了使水库扩容，仅从一个县就迁走了30万人。^[127]

“大跃进”运动中另一个对环境带来巨大破坏的是大炼钢铁狂潮。为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产量，中国全民用土办法炼钢。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128]贝克指出：“全中国人民，从西藏高原偏远地区的农民，到北京中南海的最高领导，都在1958年和1959年搭起了炼钢炉，用土方法大炼钢铁。每个人都有指标，要把自行车、钢轨、铁床架、门把手、铁锅、铁盆、铁篦子等金属东西上缴。为了烧钢炉，中国人大量砍伐树木。”^[129]

大炼钢铁的结果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环境污染急剧上升。北京从一个“连铅笔都不生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拥有“700家工厂、2000个炼钢炉”的城市^[130]，这些工业设施把烟尘不断地排到北京的空气中。总体来说，在“大跃进”中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0000多个。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7万个猛增到1959年31万多个。”^[131]

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环境所受的影响。比如，有专家估计，毛泽东实施的土法炼钢政策消耗了中国10%的森林。^[132]曲格平这样描述：

环境污染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烟雾弥漫、污水横流、渣滓遍地的局面。在“大办”的冲击下，对矿产资源滥挖滥采，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破坏了许多地方的地貌和景观。更为严重的是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133]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由于看到“大跃进”带来的危害，中国领导人开始放慢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1966年，也就是“大跃进”政策仅仅调整甚至停止实施5年后，毛泽东又发动了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同样对国家和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要比“大跃进”严重得多，对环境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曲格平认为：“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等领域建立起来的极为有限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被否定，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无遏止地迅速蔓延开来，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134]

“文化大革命”中实施的一些政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环境。工业生产一味强调数量，追求高产量，很少注意采用适用的技术，因此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浪费。由于不再执行劳动和环境法规，空气和水污染不断加剧，同时还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135]

“文化大革命”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忽视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人民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填湖造田，建成人造平原，种植粮食。中国北部的东北和新疆的造田运动由于不能“延长生长季节或投入巨额资金改良土壤”，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136]

瓦茨拉夫·斯密尔详细阐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土地退化的情况：

非法砍伐森林一直是缺乏木材的中国的一个难题，“文革”期间，非法砍伐变得更加猖獗，农村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在大多数地区，毁林造田后不久，就会开始环境的恶性循环：新开垦的土地种几年粮食后，土壤里积累的有机物就会急剧减少，薄薄的土壤层迅速侵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然后为了多打粮食，再去毁林造更多的田。被抛弃的、荒芜的土地就会完全侵蚀，如果全部土壤侵蚀殆尽，基岩裸露，那么就可能带来环境不可修复的后果。^[137]

毛泽东还实行“三线”建设的政策，为了不受外国列强攻击，要求把生产从沿海地区搬到内地，把工厂建在“靠山、分散、进洞”的地方。^[138]其结果是，这些工厂把有毒废气、废物排放到山里，污染了空气和水质。^[139]不过，就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中国知识青年——后来扩大到所有领域，包括环保领域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被打倒。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被发配到农村或工厂去劳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害致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约15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深深镌刻着役使环境、为己所需的传统，很少考虑自然和人恢复地球资源的能力。中国对环境采取的态度、建立的体制、实行的政策植根于并浸润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比如儒家哲学鼓励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征服自然，而相对来说关切生态的道家和佛教对中国大众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却很有限。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在攫取权力、发展经济、满足需要方面表现得过度进取，给森林和矿产资源带来了浩劫，使河道和水利管理工程变得盲目，使土地因集约耕种而日益退化。周而复始的社会变革（包括战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沙漠化、土壤侵蚀、洪涝这些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升级。

中国的保护环境体制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责任首先在帝王或国家的领导人那里，其次在地方要员那里。简而言之，帝王的“天命观”以及儒家推崇的官员道德观和责任观，成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保护环境的主导思想。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保持水土资源，主要依靠个别官员的自觉性和个人倾向。有些开明政治家和地方要员，比如管仲、俞森，积极推行保护环境的政策，但大多数官员一味地发展经济，增强武力，很少考虑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

同时，普通大众在环境保护上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除非他们眼前的环境和资源受到威胁。比如，水污染和庄稼毁坏可能导致恶性的地方冲突。但是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认为环境保护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只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他们才有所行动。

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一方面存在依赖个人行为的弱点，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制定和实施环境法律法规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和法家理想的结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更愿意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平衡各方的利益冲突，而不是主要依靠系统的法律制度。这就使得帝王或官员在处理问题上更加率性而为，从而对环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的是，负责执法的环保机构要么权力小，要么根本就没有设立。最后，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司法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腐败愈演愈烈，进而削弱了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加剧了社会动乱和动荡。

尤为严重的是，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喜欢采取运动的方式，以群众运动来解决洪涝灾害和森林减少等环境问题，但是这些运动多以失败告终。在强调速度、扩大范围的同时，很少考虑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环境和科学因素，也不允许有质疑科学的精神，不允许实行其他方案。因此，中国的专家就不能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详细的、有价值的研究分析。

中国传统上对环境所持的态度、建立的体制和采取的措施，没有为建立强大的环保机构打下基础。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又将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

注释

[1]德里克·沃尔：《绿化的历史》，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撒缪尔·P.海斯：《美、健康和持久》，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2页。

[3]同上。

[4]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收入弗雷德里克·费雷、彼得·哈特费尔主编：《伦理学与环境政策：当理论和实践相遇》，雅典城：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5]同上。

[6]杨晓山（音译）:《中世纪中国诗歌中的荒野理想化》，收入克伦·K.高卢、杰基·希尔兹主编：《太平洋岸边的风景和社区》，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2000年，第104页。

[7]罗兹·墨菲：《中国的人与自然》，《现代亚洲研究》，第1卷，1967年第4期，第316页。

[8]瓦茨拉夫·斯密尔：《退化的土地》，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1984年，第6页。

[9]杨晓山：《中世纪中国诗歌中的荒野理想化》，第92页。

[10]侯文慧（音译）:《中国传统自然观反思》，《环境史》，第8卷，1997年第4期，第482—493页。

[11]史料对朝代开始、结束时间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本书中依据的是狄百瑞在《中学原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卷中对朝代日期的记载，该书用缩写C.E.表示公元，B.C.E.表示公元前。

[12]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林恩·雷纳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13]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3页。

[14]同上。

[15]卡罗尔·斯特潘楚克、查尔斯·王：《月饼和饿鬼》，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出版公司，1991年，第53页。

[16]侯文慧：《中国的环境危机和环境史研究实例》，《环境史评论》，第14卷，1990年第1—2期合刊，第152—153页。

[17]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69页。

[18]同上书，第55—56页。

[19]理查德·埃德蒙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中国环境恶化与环保调查》，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24—25页，转引自方红（音译）的硕士论文：《中国的环境观》，俄勒冈大学，1997年6月，第44页。

[20]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6页。

[21]“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它是通过阴和阳这两种既对立互补又相辅相成的因素相互作用进行的，阴和阳的关系就好比电的正负两极。和阳有关的是太阳、光明、温暖，与阴联系的是月亮、黑暗、寒冷……一旦阴阳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不协调就会出现，可能会带来灾害或其他不利的影响，但从绝对、抽象的意义上来讲，没有好与坏的问题。”参见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70—71页。

[22]同上书，第84页。

[23]肯尼思·E.威尔肯宁：《分析文化与环境之间安全关系的一种理论框架，以及它在东北亚儒家思想研究中的应用》，为华盛顿大学和太平洋西北部环境安全系列会议提交的论文，会议议题是“文化态度和生态环境，以及它们与地区政治稳定的关系”，1998年1月16—17日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www.nautilus.org/esena.

[24]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79页。

[25]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3页。

[26]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5页。

[27]同上。

[28]侯文慧：《中国的环境危机和环境史研究实例》，第153页。

[29]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5页。

[30]狄百瑞：《中学原典》，第207页。

[31]同上。

[32]“天”同样指的是天国、上帝、自然；“子”指的是上天之子。

[33]狄百瑞：《中学原典》，第207页。

[34]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7页。

[35]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3页。

[36]海伦·邓斯坦：《18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收入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37]海伦·邓斯坦：《18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收入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38]墨菲：《中国的人与自然》，第314页。

[39]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0页。

[40]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0页。

[41]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6页。

[42]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1页。

[4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纽约阿蒙克：M. E.夏普出版社，1997年，第20—21页。

[44]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6页。

[45]杜维明：《万物一体：中国人的自然观》，收入安乐哲、约翰·白诗朗主编《儒家思想与生态：天地人的内在关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46]同上。

[47]魏乐博、包弼德：《从天到地到自然：中国人的环境观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收入安乐哲、约翰·白诗朗主编：《儒家思想与生态：天地人的内在关系》，第322页。

[48]同上书，第323页。

[49]同上。

[50]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3页。

[51]同上书，第94—95页。

[52]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164页。

[53]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5页。

[54]同上书，第45—46页。

[55]段昌群、甘雪春、詹妮·王、保罗·K.钱：《环境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心迁移中的作用》，《人类环境学刊》，第27卷，1998年第7期，第575页。

[56]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中国季刊》，1998年第156期，第738—739页。

[57]狄百瑞没有提供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时期，而贺凯提供的公元前2205—前1766又不完全可靠。

[58]段昌群、甘雪春、詹妮·王、保罗·K.钱：《环境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心迁移中的作用》，第572页。

[59]同上书。第573页。

[6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3页。

[61]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2—743页。

[62]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08—411页。文中引用的日期来自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0页。

[6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5页。

[64]同上书，第24页。

[65]同上书，第25—26页。

[66]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46页。

[67]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7页。

[68]2002年，甘肃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道汉朝的敕令，该令禁止春天伐木、猎取幼兽，禁止夏天焚烧林地、秋天开采矿藏。《中国发现最古老的环境保护条例》，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4月24日，www.fpeng.peopledaily.com.cn/200204/24/print20020424_94647.html.

[69]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7页。

[7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36—737页。

[71]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9页。

[72]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1页。

[73]同上书，第22页。

[74]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4—25页。

[75]王玉清（音译）:《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人类环境杂志》第16卷，1987年第6期，第326页。

[76]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36页。

[77]同上书，第747页。

[78]贾斯柏·贝克：《饿鬼》，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79]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8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53页。

[81]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2页。

[82]同上。

[83]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60页。

[84]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6页。

[85]同上。

[86]同上书，第24—25页。

[87]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3页。

[88]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2页。

[89]同上。

[90]瞿同祖：《清朝时期地方政府的职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6—167页。

[91]《清会典事例》卷九二七，收入《清朝时期地方政府的职能》，第167页。

[92]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1页。

[93]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602页。

[94]俞森：《种树说》，转引自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1页。

[95]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603—605页。

[96]同上书，第605—606页。

[97]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5页。

[98]同上书，第609页。

[99]同上书，第609—610页。

[100]玛丽·B.兰钦、费正清、费维恺：《导言·中国现代史面面观》，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中华民国，1912—1949》第二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页，第15页。

[101]玛丽·B.兰钦、费正清、费维恺：《导言·中国现代史面面观》，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中华民国，1912—1949》第二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02]马若孟：《中国农业经济》，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257页。

[103]同上书，第13卷，第256页。

[104]易劳逸：《1927—1937年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152页。

[105]同上书，第151页。

[106]莱斯特·罗斯：《中国的环境政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107]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1912—1949年的革命篇》，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1992年，第5页。

[108]同上书，第6页。

[109]毛泽东：《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月5日，转引自《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204—205页。

[110]墨菲：《人与自然》，第319页。

[11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4日），转引自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3页。

[112]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转引自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3页。

[113]墨菲：《人与自然》，第323页。

[114]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67页。

[115]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453页。

[116]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4页。

[117]同上书，第68页（1950年的中国人口）；刘英玲（音译）:《中国最近人口统计结果》，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3月21日，www.worldwatch.org/node/3899.

[118]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119]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88页。

[120]同上。

[121]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第45页。

[122]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5页。

[123]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1—212页。

[124]毛泽东：《征询农业17条的意见》，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279页。

[125]贝克：《饿鬼》，第70—82页。

[126]瓦茨拉夫·斯密尔：《退化的土地：中国的环境危机》，转引自贝克：《饿鬼》，第77页。

[127]贝克：《饿鬼》，第77页。

[128]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节选），冷战国际历史计划，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www.wwics.si.edu.

[129]贝克：《饿鬼》，第63—64页。

[130]安安托阿内塔·贝兹洛娃：《环境—中国：北京呼唤新鲜空气》，国际新闻社，2000年1月3日。

[131]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2页。

[132]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第82—83页。

[133]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2页。

[134]同上书，第213页。

[135]同上。

[136]墨菲：《人与自然》，第330页。

[137]斯密尔：《退化的土地》，第16页。

[138]简称山、散、洞。——译者注

[139]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