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人类理解论》解读-西北人文科学评论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及文本解读

张　波

摘　要: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一部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经验主义的奠基之作。该文首先概述了《人类理解论》各部分主要思想，其次详述了第三卷中文字部分的思想，洛克在近代更自觉看到了文字——特别是名词、名称、概念在人类认识、知识中的重要功用，特别是名词同观念的密切关系。文字的缺陷、文字的滥用及其纠正尤具特色。要对英美当代分析哲学真正有所理解，必须从洛克开始。他不仅影响了贝克莱、休谟，而且深刻影响了英美分析哲学。

关键词:洛克　人类理解　观念　语言文字　意义

叶秀山先生曾说过:学习哲学读文本是一个功夫，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此言得之。否则，一个人要么对于哲学可能一知半解，要么搞了一辈子可能还未入哲学门，要么所谓“创新”只是自我感觉而已。“中、西、马”皆如此。不读文本，仿佛对着“相片”谈情说爱。本文是洛克代表著作《人类理解论》文本阅读的一个尝试。

一、洛克及其《人类理解论》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经验论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其毕生代表作是《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约30万字、费时17年，是一部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经验论代表作。自1690年首次出版，到1700年已出版了20个版本。洛克解释这部著作的构思是为了“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度和范围，以及信仰的、意见的和同意的各种根据的程度”^[1]。洛克对真理的执著、体系的严密、论证的细致，为近代经验基础上的认识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英美的分析哲学奠定了不同于欧陆哲学的新方向。《人类理解论》中文本为关文运所译，分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目前无新译本出现。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无疑堪称为经验主义的奠基之作，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被体系化、系统化地予以阐明，其认识论、知识论被分门别类详加探讨。这一鸿篇巨制在正文之前有一篇献词，以求得刊行的支持与保障;还有一篇“赠读者”的感言，阐明了心灵理解官能的高贵，追求理解的快乐，犹言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独立思考与判断的可贵，并指出考察人类自身理解能力对于追求真知的重要。他决心在此要“只当一个小工，来扫除地基，来清理知识之路上所堆的垃圾”^[2]，其宗旨与笛卡儿基础假设不同但目标却一致。一般人受哲学史影响，认为他反对笛卡儿“天赋观念”，实在是一个误解，因为洛克集中于“人心”和“观念”问题。他的哲学是笛卡儿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全书正文共分四卷:第一卷作为“总论”一方面阐明自己的哲学纲要和方法，另一方面详尽驳斥了“天赋的思辨原则”和“天赋的实践原则”及其根据——“普遍同意”说。首先，作者力求探讨“我们底理解借什么方式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那些事物观念，我如果能立一些准则来衡量知识底确度，并且如果能解说:人们那些参差而且完全矛盾的各种信仰，都有什么根据”^[3]。而要查明这一切便要省察人的“理解能力”，这也可说明为何该书名为“人类理解论”的缘由，“要想来满足人心所爱进行的各种研究，则第一步应当是先观察自己底理解，考察自己底各种能力，看看它们是适合于什么事物的”。“如果我们能发现出，理解底视线能达到多远，它底能力在什么范国以内可以达到确实性，并且在什么情形下它只能臆度，只能猜想——我们或者会安心于我们在现在境地内所能达到的事理。”^[4]这样我们便既不会企图便知一切而陷于狂妄，也不会怀疑一切而流于懒惰，从而获得与人类理解力一致的利益。作者诚恳地告诫道:“我们如果仔细视察了我们心灵底各种能力，并且估量了我们能由这些能力得到些什么，则我们便不会因为不能遍知一切，就来静坐不动，完全不肯用心于工作上;亦不会背道而驰，因为还有些东西未曾了解，就怀疑一切，并且放弃一切知识。”^[5]其次，人心理解的奥秘在于“观念”，作者以其“来表示幻想(phantasm)、意念(notion)、影像(species)、或心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在人心中是有这些观念的;而且人人不但意识到自己有这些观念，他们还可以借别人底言语和动作，推知别人亦有这些观念。”^[6]这些观念是自然地与生俱来地刻印在人的心中的吗?就如同柏拉图的“回忆说”所假定的那样，或如赫巴特勋爵所主张的那样?洛克在此继承并发挥了笛卡儿的“天赋能力”说，否定了“天赋观念”说，“我希望我在这部论文底下几部分可以给人指示出，人们只要运用自己底天赋能力，则不用天赋印象底帮助，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不用那一类的原始意念或原则，就可以达到知识底确实性”^[7]。他着力驳斥了“普遍的同意”作为观念天赋的证据，人在“开始”运用理性就知道诸观念也并非其“从来”在心中的证据，白痴从无诸观念，而儿童诸观念的建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更何况“天赋的实践原则”——道德的善恶原则、法律原则，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普遍同意”的一致原则，而是随各国的风俗习惯、教育和交游逐渐形成，个人之间、国别之间其观念和原则常常各不相同。人们只是由于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共同的社会利益才确立起了诸多实践的观念与原则。观念与语言——语词的意义、理性与抽象观念——推理能力密切相关联。“人如果不具有那些公理中所含的那些概括的观念，如果不知道代表观念的那些概括名词底意义，如果不能把名词所代表的观念在心中加以联络，则他便不能同意于那些公理;因为那些公理同其所含的名词和观念，亦同耗子观念和鼬鼠观念一样，都是待时间和观察才能使他熟悉的。”^[8]“各种观念同名称是我们逐渐所得到的，它们底固有关系亦是我们逐渐所学得的。学习作用完成以后，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命题中所含的名词底意义，是我们所熟知的，而且其中所表示的各种观念符合与否，我们亦可以借着比较自己底观念观察出来:则我们一听这个命题，就能立刻同意于它。”^[9]由此作者否定了“同一性”、“全体和部分”、“实体”、“礼拜”、“上帝”和“神明”诸观念的天赋性。观念及其原则是人心能动性所建立的，“有些观念是一直呈现于理解中的;有些真理，是在人心把观念组成命题以后立刻所得到的;还有些真理是借一串有秩序的观念、适当的比较和精细的演绎，才能被人发现，被人同意的”，“上帝所给人的才具和本领，虽然能发现、能接受、能保持各种真理，可是它们这些作用，是看我们应用它们的方式而定的。人类底各种意念所以有最大的区别，只是因为他们运用才具时的方式不同”^[10]。那些鼓吹并相信观念天赋说的人是惑人心智、惰人心志、使人盲从权威与教条，阻止了人类知识的探求与进步。如果要获得真知与进步，只能求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因此，我可以说，我们如果能在知识底源泉中来探求知识(就是要直接考究事物自身)，并且在找寻时，只应用自己底思想，而不运用他人底思想，则我们或者可以在发现思辨的知识时，有较大的进步”^[11]。

《人类理解论》的第二卷也可称为“观念论大全”，探讨了观念的起源、分类、联结，并对不同类型的观念进行详尽的探讨分析。尽管其披着经验主义的外衣，实质具有充分的理性主义鲜明特征。“经验”仅仅给思维提供材料，尽管一切知识最终导源于经验，但思维的对象是“观念”——它及其运用才产生知识。观念的来源是:感觉和反省，这两种活动是理解活动可能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观念产生的来源和知识之源。感觉仅仅是通讯员，反省则是指挥员。前者是被动的外在的“感受”，后者是主动的内在的“知觉、思想、怀疑、信仰、推论、认识、意欲，以及人心的一切作用”。前者具有“先发性”，后者是“后续性”活动。“外界的物象使理解得到各种可感性质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那些物象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知觉。至于心灵则供给理解以自己活动的观念。”“人类智力底第一种能力，亦就在于使人心把这些印象都接受了。人类在发现各种东西时，便以接受印象为第一步，他后来自然所有的一切观念，亦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切耸高的思想虽然高入云霄，直达天际，亦都是导源于此，立足于此的。人心虽然涉思玄妙，想入非非，可是尽其驰骋的能力，亦不能稍为超出感官或反省所供给它的那些思维底材料——观念——以外。”^[12]由此他进一步展开简单观念、复杂观念的基本区分和诸观念的详尽辨析。洛克由此克服了笛卡儿灵与肉、感觉与思维的二元隔离，认为人的认识和知识是二者相互配合地辩证地产生观念的活动过程。

《人类理解论》的第三卷可称为“语言分析说”。这一分析在近代哲学具有开创性贡献。他深刻地阐明分析了语言——言语对于人的理解、认识、知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语言不仅是社会联系的工具与纽带，也是观念的载体、知识的载体和思想的媒介。他集中探讨的是:“第一点，在普通语言中，什么是名称所直接所表示的。第二点，一切名称(除了固有名称)既然都是概括性的，而且它所表示的不是特殊名称的此一事物或彼一事物，而是一类一列的事物，因此，我们其次就应该考察，它们所表示的这些种和类究竟是什么东西，并且它们是怎样形成的。”^[13]他认为一个字不仅仅是具有声音的符号，从功用上看，“人们所以要利用这些标记，一面为的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以帮助自己的记忆，一面为的是要把自己的观念表示出来，呈现于他人之前。字眼的原始的或直接的意义，就在于表示利用文字的那人心中的观念”。“语言之所以具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做观念的标记。”^[14]由此他对于名词与观念的关系展开了详尽考察与分析，并分析了语言的滥用及其纠正的方法。

《人类理解论》的第四卷是“知识论”部分，洛克明言:我们的知识只与观念相关。它“只是人心对任何观念的联络和契合，或矛盾和相违而生的一种知觉”。有此知觉则有知识，否则就只是“想象、猜度或信仰”。将知识与信仰划分开，具有重要意义。从“契合”角度划分了四个层次:通过直观可见的“同一性或差异性”;通过观念间比较、推证的不同实体的“关系”;在同一实体中的“共存或必然联系”;与观念相契合的“实在的存在”而不是虚妄的存在。知识从等级而言，“直觉的知识”具有最高的确定性，具有观念的自明性与实在的契合性;“解证的知识”、“证明的知识”，它通过观念中介来完成，是可靠的。^[15]它不仅包括数学的解证也包括“试验”或实验的知识;感觉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有限的”外物存在的知识，具有梦幻的特征因而不具有确实性、真实性。在知识的范围方面，洛克认为: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我们的知识不但因为我们的观念稀少而不完全，大受了限制，而且即在这个范围内，它亦不能遍行。”^[16]知识有限性的原因有三:缺乏观念;各观念间缺乏明显的联系;不能循序考察我们的观念。因此完全的自然实体的科学知识是可望却不可即，更没有关于神灵的知识，由于二者无限广大。但是洛克并不否认有伦理道德知识，只不过由于其观念复杂不容易得到证明罢了。人类知识虽然有限，但是通过观念建立的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都是实在的而不是虚妄的。由此出发，他进一步阐明分析了真理、判断、推理、知识的改进等问题，并重复了笛卡儿式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最后将科学——知识划分为物理学、实践之学——道德学、标记之学——观念论。

二、洛克《人类理解论》选读、解读

在此选关文运中译本《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九、十、十一章予以解读(第462—514页)。洛克的“文字分析”——语言分析在近代独具特色，也通常为哲学史所忽略。他比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上》更详尽更自觉看到了文字——特别是名词、名称、概念在人类认识、知识中的重要功用，特别是名词同观念的密切关系。文字的缺陷、文字的滥用及其纠正尤具特色。下面分析不以洛克原文序号为序，而是对其所论问题的梳理与解读。^[17]

第九章:文字的缺陷

文字的功用是用来记载和传达思想的，思想的对象是观念，因此也可说它是用来记载传达观念的。语言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要传达思想给别人，则需要语言的精确——意义指示的精确。洛克说，传达有两种方式:“通俗的用法，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社会中用各种文字表示各种思想和观念，来同别人谈论日常生活。”“哲学的用法，就是要用它来传达事物的精确观念，并且用普遍的命题，来表示确定而分明的真理，以使别人在追求真理时，有所依着，有所满足。”前者只需普通的精确，后者需要极大的精确。这一语言的基本思想都是合理的。日常交流还可借助肢体语言，形诸文字需字斟句酌的精确。

在洛克看来，语言自身是有缺陷的。其缺陷在于意义含混——语言具有歧义性。这一现象培根曾称之为“市场假象”。造成假象的原因，洛克认为在于“声音和观念没有自然的联系”，有意义的观念是附加于声音符号的。由此哲学和日常交流文字都不能尽其功用，于是便产生词不达意。现代人们更认识到语法结构、语气、语境对于意义的影响，以及历史变迁语词意义也会变化。因此要准确运用和表达必经过艰苦的训练。语言的缺陷洛克概括为四种:语词表示观念的复杂;在自然中缺乏确定标准以校正;文字意义统一标准的不易知、不易形成;文字意义和事物本质难精确同一。正是这些造成了意义的含混。当然洛克时代还不知汉语，特别是汉字起源的象形字，它主要针对的是表音文字，对于音义合一的汉语有些说法并不适用。

洛克将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语词表达时前者无歧义而后者则多产生歧义。混杂的情状观念是复杂观念——大部分道德观念就属于此，产生歧义的原因一是由于复杂，二是没有外界的标准，比如“谋害”、“渎神”。语言的“常度”——约定俗成的通常用法是否能帮助我们完全摆脱歧义?在洛克看来似乎也不能消除语义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通常标准”本身就是有争议的，比如谈到“光荣”、“感激”的用法就因人而异。语言作为有意义的观念表达，其意义的含混性固然与语言本身有关，但也和人们学习的途径相关。比如儿童学习语言对于简单观念可指示实相，而对于复杂观念则是从声音学说，对于意义并不明了，因而这些观念就只是一些空洞的声音，随着理解的增加和个人的观察、体悟，其意义自然就产生了个人化的意义。为何神法或人的法律——经文和法典不断有新的注释，就是歧义性的一个明证。因此“人们纵然有能力、有意向，来利用极清晰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思想，可在他们口中，那些混杂情状的名称亦是天然不确定的”。

作为复杂观念的实体名词其意义又如何呢?实体名称是来对于事物归类命名的，它仅仅具有“名义本质”并无“实在本质”，其意义也是不确定的。人们往往误以为它就是实在本质，但它并不与实在的事物完全相契合。在洛克看来事物的实在真相是难尽知的。“人们以为事物都有实在的组织，它们的一切性质都是由此流出，并且汇聚于此。”实则不然，此其一。其二，事物的性质的简单观念用这个实体名称指示，并共存于实体，但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也是无穷的，由此也导致了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洛克的这一思想意义何在呢?他一方面认为实体观念仅仅具有指示性以使我们对于事物分门别类，一方面又认为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归类及认识具有不完全性，从此看来其思想具有合理性。所以实体的确切意义是扩展的、变化的，但是显然洛克夸大了这一不确定性。但是洛克还是肯定了日常交流实体概念的实用性，只是要达到哲学及其推论的准确性是远远不够精确的。

洛克从经验论出发，明确肯定“简单观念”——不论是简单的性质或情状，其意义的确定性、非歧义性。其理由在于:其一，“是因为他们所表示的那些观念个个都是一个单独的知觉，因而它们比复杂的观念，不但较容易得到，而且亦较易于保存”;其二，“因为它们并不参照于任何实体，只参照于它们所直接表示的那个知觉”。复杂观念则不如此，对于复杂观念“人们在谈论时，既要处理普遍的命题，要在心中确立普遍的真理，并要考察由此所得的结果，因此，如果用起这一类意义不确定的名词来，一定会发生误解和争执”。洛克在此阐明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开启了现代“知觉现象学”、“身体现象学”的先河。

作者为何要费心考察语言的缺陷?因为它和求知密切相关，是知识获取的工具:“知识和文字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如果不先考察好它们的力量和意义，则我们的知识方面所说的，万不能明白，不能切当。……知识虽以事物为依归，可是它又必得以文字为媒，因此，各种文字就似乎与我们的概括知识是不可分的。至少我们亦可以说，文字是介在理解和理解所要思维的真理之间。”如果我们知道文字的缺陷并加以提防和改进，“则世界上滔滔不绝的争论会停止了，而且知识之路，甚至于和平之路，将会比现在宽敞得多”。

第十章:文字的滥用

运用文字传达思想要求清楚明白，但是滥用文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在洛克看来，滥用文字有七个方面可做辨明:第一，就是“全无观念的文字，或无明白观念的文字”。在此方面又分为两种，一种为文字所表现的观念由各哲学派别或宗教派别所发明运用，仔细考察可知其为“无意义的名词”，经院哲学家和玄学家乐于此道。他们或为猎奇、或为标异、或为掩饰。这和“奥康的剃刀”所提倡的“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思想类同。另一种“因为他们学习名词在学习观念之前”，并不理解了悟文字所表观念的意义，由此而张冠李戴滥用文字，所表达的都是一些含糊而纷乱的意念。他们并不费力弄清楚文字的确切意义，谈论的都是自己并不真正知道的东西，便运用一些并不懂的名词概念，由此或人云亦云、或胡说八道。这种南郭先生在当代也不乏其人。

文字滥用的第二方面:就是前后矛盾、首尾不一贯。洛克在这里指出了，人们在谈论中——特别是在辩论中，特别是运用的核心概念及其辩题中的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在逻辑中称为“偷换概念”、“转移命题”，“同一的文字(这些文字在谈论中往往是很重要的，往往是全部辩论的关键)，有时会表示此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有时又会表示彼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这可以说是语言的彻底滥用”。这种做法或是由于愚钝，否则就是故意的欺骗。但有些人还视之为“机智和博学”。这种情形在古代或当代辩论中，或在一些学院派人的文章中，都屡见不鲜。它只会产生无共识的争吵，或者使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文字滥用的第三个方面:故意误用文字使其混乱。一种为逍遥学派所乐为，将古字赋予新意、或创制新名词、或改变文字的常用义。另一种则是经院哲学的做法，洛克还特别表达了中世纪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滥用，并批评道:“逻辑和辩论最能助进文字的滥用。”经院哲学培根称之为“不能生育的处女”。洛克批评道:经院学者编制的晦涩的文字网只能遮掩自己的愚陋，“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光荣和重视，只在让人知道自己有博大而普遍的知识。可这种知识，冒充则易，真求则难，因此，他们要应用不可理解的名词，希图博得他人的赞美，因为他们的文字愈不可了解，则人们愈会羡慕他们”。可是这种所谓的“学问”并非真知，且于世无益，并不能现实地造福于人。经院哲学就用这种玄虚的方式以维护个人和宗教的权威:“因为他们觉得，要想维持他们所已达到的那种最高权威，则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要用艰涩的文字来收买匆忙而无智者的欢心，并且使聪明而懒散的人们从事于纠纷的争辩和无意义的名词，使他们永远陷于无底的密洞之中。”当代学院派的一些智者们，读洛克之语不知作何感想呢?!

经院派的故弄玄虚，消灭了文字作为构建知识和传达思想的功能。对于这些人洛克称之为“博学的愚陋之人”。他们自命可启人心智，实则使人陷于迷惘、远离知识之途。这种繁琐论证、玄虚空洞的思辨、文字的卖弄，使法律和宗教、善和正义陷于迷途。宗教无非使人向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法律则在于建立秩序、维护公正、保障人的正当权益。如果适得其反则不应该饮鸩止渴。所以，洛克说:“人们所以发明语言，既是为的促进知识，联络社会，则人们应该想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应用语言，来遮蔽真理，来动摇人民的权利，来兴云作雾，来使道德和宗教成为无意义的。”对经院哲学的抨击，构成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主题。

文字滥用的第四个方面:将文字当做事物自身——特别是实体名词。关于此问题，洛克在上一章中已有所论及，观念仅仅表示的是事物的“名义本质”而非“实在本质”。不过在这里洛克还申述了培根曾论及的“剧场假象”:“人们如果把自己的思想限于任何一个系统，并且完全相信某种假设是完美无缺的，则他们最易陷于这种错误，因为他们既是这样，那么他们就会确信，那一个教派的一切名词都是合乎事物本质的，都是完全与事实的真相相符合的。”一切哲学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理论，是假设、是解释和理解的一种方式，其概念范畴不可对号入座。概念文字仅仅具有“指示性”、“指称性”:“如果我们能如实地观察文字本身，如果只把它看做是观念的标记，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事物本身，则世界的争执，一定比现在会减少了许多。”

文字滥用的第五个方面:洛克称之为“用文字来表示其本不能表示的东西”。他继续着上面的话题，还是围绕实体的“名义本质”而非“实在本质”展开申述。实际强调的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不要试图用文字表示我们不能表示的东西、或未尽知的所有性质，否则就误用了语言。指示自然物的实体的“实在本质”不可知，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休谟，在康德“物自体”概念中也可看到其影响。洛克的认识论是一种经验基础上审慎的有限的认识论、知识论，他并不主张一种“神目观”的认识论。神目观的认识论恰恰将实体的“名义本质”等同于“实在本质”。洛克在此仅限于“自然物”的实体观念，二者不等同。但是，表示“混杂状况”的观念，二者就是等同的，即“名义本质”等同于“实在本质”。法律的诸概念表示的就是某种行为的本质，它不是自然的处于幽冥不显的本质，而是对于人在社会中某种行为本质的规定。道德观念亦是如此。那么，人们面对自然将“名义本质”等同于“实在本质”理由何在呢?一是出于目的论假设，宇宙仿佛有目的地被设计成有自己不变的本质，依此来形成一切特殊事物，以供人类运用实体观念区分事物的种类;一是人可以有神的法眼可窥透这一切自然本质。

文字滥用的第六个方面:人们假设文字有明显确定的不同意义。人们出于想象，将文字和指称的意义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实则名词所指称的意义，是基于人的经验和认识的，名称仅仅是意义指称符号，是人的观念的一种定型与表达。如果没有或不明白意义，名称只是空洞的声音。洛克说:“他们在谈论中应用各种名词时，既然以为他们已经由此把他们所谈的东西分明置于人前，而且他们既然以为别人的文字所表示的东西自然亦同他们用这些文字所表示的一样，因此，他们从来不肯费神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意义，或明白地了解他人的意义。”洛克在此谈论主要是名词，实则其思想可通用于语言。也可看出，概念范畴意义的确定明晰，是思维严密准确表达的初步，由此才可有判断推理产生的真知。

语言的目的、功用何在呢?洛克认为有三:思想观念的相互传达;简易、迅速的传达;将事物的知识传达。概括起来，实则是两个方面。在“实体观念”的表达中，阻碍语言功用的实现，洛克尽管有重复申述之嫌，但他较明确指出了五个方面:其一，有文字而内心无确切的观念;其二，内心有观念却无恰当的字词表达;其三，标记的文字所表观念的游移和转换;其四，文字所表观念的“私人性”而不具“公共性”;其五，文字所指实体的观念的空洞虚幻性。在“实体观念”的语言分析中，洛克说:“总而言之，一个人如果只有名称而无观念，则他的文字是缺乏意义的，他所说的亦只是一些空洞的声音。一个人如果只有复杂观念，而无名称来表示他们，则他在表示时便不能自如，不能迅速，而且他必须采取迂回说法。一个人如果只是粗俗、分歧地应用各种文字，则他或不能为人所注意，或不能为人所了解。一个人用各种名称所表示的各种观念如果与常用的文字不一样，则他的语言便失去了常度，而且他所说的，亦只有妄语。一个人所有的实体观念如果与事物的实相不相符，则他在自己的理解中，便缺乏了真正知识的材料，所有的只是一些幻想。”

对于“实体观念”语言的功用失效。洛克将复杂观念三分为:实体、情状、关系。那么，对于另两种复杂观念，语言的功用又如何呢?上述的其一、其二、其四，都适用于情状和关系观念，特别的一点在于名称误用于观念，产生张冠李戴的错位。同时再次申明，实体只有名义本质，而情状和关系观念“名义本质”等同于“符合于”“实在本质”。(www.chuimin.cn)

文字滥用的第七个方面:洛克称之为“绮语”。出于华丽想象的辞藻、机巧的论辩术、修辞术，都是绮语的表现。在洛克看来，如果为一时之快，绮语作为装饰品无可厚非，它只能动人感情却能迷惑人的判断。“因此，在雄辩中和演说中，这些把戏虽是可奖赞的，可是我们的议论如果在指导人，教益人，则我们应免除了这些。因为在真理和知识方面，这些把戏委实可以说是语言本身的缺点，或应用这些语言的人的过错。”洛克还偏激地称修辞学是一种骗人的艺术，要人们小心提防以免受骗。

第十一章:前述各种缺点和滥用的改正方法

从上面两章的阐述中，可看到文字的缺陷和文字滥用的各种可能的情形，如何改进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洛克看到理想化的改进是困难的:“要使人应用起文字来恒常具有同一意义，恒常表示确定而一律的观念，那就无异于想使人们具有同一的意念，而且使他们想说的都只是他们所明白地，清晰地观念到的。”但是，改进又是必须的，特别是哲学所必须的。由于语言的误用、滥用，会使人们对于语言的功用产生怀疑:它究竟是促进了人类的知识，还是阻碍了人类的知识?即是否如中国古语所言:人生识字糊涂始?语言的滥用尽管不至于损害了知识之源，但却堵塞了其传播之道。科学和知识的各部分充满了“含混而双关的名称、含混而无意义的词语”，这些都使哪怕最精细的人在知识和道德方面难有进益，并产生无益的口角、争辩。那么从哪些方面改进呢?洛克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不要用无观念的文字——不要乱用无意义的文字和无观念的名称。文字—意义—观念，三者是一个理解与传达的统一体。运用文字需了悟其意义以表达观念。文字是有意义的，不是空洞的声音;观念是一个人内在的感知，要将观念表现出来就要选择能够表现观念的有意义的文字符号，而正确选择的前提是了悟文字的意义，要了悟文字的意义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所以，洛克说:“任何文字和任何观念之间，既然没有自然的联系，因此，人们纵然在心中没有观念来表示于文字中，而他们亦会根据习惯来学会，来诵读，来书写这一类文字。”因此，要消除文字的滥用，先学习文字，掌握其意义，这是根本。

第二，首先，对于“情状”观念，要有能清晰明白表达情状的文字。在洛克看来，复杂的情状观念是简单观念的集合体，我们必须创设与这一集合体相对应的声音符号。这一语词必须含摄其中一切的简单观念，才可视之为清楚明白。由此，必对所应含摄的一切简单观念予以分析，以达到普遍含摄而无遗漏。以“正义”为例，他说:“我并不是说，人在每一次用‘正义’一词时，都应当永远记着，要详细地做着分析。我所说的乃是，人必须把那个名称的意义详加考察，必须在心中对那个名称的各部分都有了确定的观念，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从事分析。”其次，对于“实体”观念，文字的“有定”还不够，它必须是建立在实在的对于“物相”感知基础上的，必“契合”于实在的事物。总之，名称要有精确的或相对精确的意义。他还明确主张，哲学要有自己明确的范畴体系:“哲学家和辩论家如果想被别人明白地了解自己，他们亦应还有自己的文字才是。”

第三，文字要有“常度”，运用要遵循“常度”。洛克曾阐述了语言“常度”形成的困难，并认为是语言自身的缺陷。但是，他还是主张应该形成语言的文字的“常度”——通常的意义、用法。他更强调在交流中遵循常度的重要。“必须尽力把自己的文字应用在平常人用这些文字所表示的那些观念上。”“我们的思想必须依据于语言的常度，然后才能迅速地，明了地进入于他人的心中;因此，我们应当费一些心思来研究语言的常度，而在道德的名称方面，尤其当如此。”

第四，如果文字意义和用法发生变化，应当明确指示。由于知识或认识的进步，文字的意义常会发生变化:或造新字，或赋旧字以新意。在此都应当明确予以指示。有哪些指示途径呢?洛克认为有三条。第一条，可用同义字或实物来指明。所谓梨子的滋味的“甜”可通过“尝梨子”而知。第二条，下定义的方式。洛克强调，下定义的方式尤其可适用于道德学。它可以使道德“名词”明确无误、为人知晓。第三条，借助于观察和定义。观察注重的是特征标记——显著特征、可感的性质，列举由观察而来的简单观念，由此使名称契合于事物。如果由观察不能得到什么，及感官不能感受则不能说具有明确的观念，也不会有确切的名称，神灵概念就是如此。对于实体观念在下定义时，还可配以“图例”、“图示”。

第五，文字的意义要前后一致。文字—概念要在论说、表达时，意义保持一致。在洛克看来，“人类的思想是无限的，文字的供给是稀少的”。但是只要人类认识到上述种种并对自己的表达加以改进，知识和认识便会不断进步。

三、简短结语

近代哲学起源有两个流:经验论和唯理论——认识论、知识论(自然和社会的大知识论)是二者共同的主题。从经验论而言，洛克具有承先启后性，而要理解经验论洛克的哲学就是不错的选择。要对英美当代分析哲学真正有所理解，必须从洛克开始。他不仅影响了贝克莱、休谟，而且深刻影响了英美分析哲学。正是洛克第一个开始了“理解”问题研究，由此和“解释学”相关联;对于人类“理解力”的研究省察，开始了“物自体”不可知的理性主义的怀疑论;由于其对于“语词意义”的研究，开始了人在认识过程中对于“意义”关注，这一关注一直延续到当代。当代的“知觉现象学”、“身体现象学”甚至都可追溯到洛克。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读洛克，包括洛克所提出的问题，还有洛克思想中的矛盾。

(作者简介:张波，男，1966年生，哲学硕士，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1]〔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2]〔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14页。

[3]〔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4]〔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5]〔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6]〔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页。

[8]〔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9]〔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页。

[10]〔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63页。

[11]〔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4页。

[12]〔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3页。

[13]〔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5页。

[14]〔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6页。

[15]〔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5页。

[16]〔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34页。

[17]为简略起见，本部分引文可参阅《人类理解论》(下)第462—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