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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十二沾:七七事变及其影响

【摘要】:此次斗争对塘大地区统治者震动很大。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了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天津、北平在七月末相继沦陷。第一号码头长七百米,可停靠三千吨级轮船五至七艘;第二号码头长二百五十米,可停靠万吨级轮船两艘,并设有装煤机两座。

八、七七事变

1927年,国民党接管塘沽地区,大肆横征暴敛。1930年塘沽地区的鱼税和渔船捐两项就达三十五万元。1931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北省设航政局塘大办事处,征收船只登记费等苛捐杂税,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大沽、北塘、于家堡渔民联合起来,拿着斧头、棍棒、长矛等武器,在渔工的支持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把国民党的塘大办事处捣毁。

1933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全权代表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总参议熊斌,在塘沽伪满铁路公司运输部办事处(33)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大开。从此,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屯军司令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寇在塘大地区修军用仓库和军事设施,事后将修建工人全部杀死埋掉灭口,部分尸体弃于海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

1935年,为反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愤怒的北塘渔民火烧了大渔霸杨景周的各种税单、账簿、房屋,并砸毁了杨景周的光明电灯厂。此次斗争对塘大地区统治者震动很大。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侵入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向何应钦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遣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卖国贼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34)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写信给梅津,接受了日方要求,即所谓《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后,日本侵略军向长城一带大量增兵,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在平、津、塘异常紧张的情况下,11月25日,国民党的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投敌卖国,在通县成立伪冀东政府,在塘大地区设有伪冀东保安大队。这时,汉奸、走狗、卖国贼在塘大地区群魔乱舞,闹得乌烟瘴气。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了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1937年6月,日本的船只经常通过大沽口来往于天津、大连之间。一天,日本船三寿丸突然在海河快速航行,慌忙离开大沽口,霎时,来了两架日本飞机,轰炸塘沽的开滦矿务局码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前奏。

6月20日,日本侵略军以旅顺、大连为基地,集中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二十余艘,及大批运输船,运载侵略军十二万余人,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司令官小松率领,从大沽口、北塘口相继登陆。很多日本鬼子的小炮艇侵入海河,鬼子兵在炮艇上连唱带闹,嘻嘻哈哈地就占领了塘大地区。日本的岗哨布满了街头,飞机低空盘旋,坦克在街上横冲直撞,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这时,塘大地区的人民受尽了凌辱。而后,日本侵略军分四路,长驱直入。天津、北平在七月末相继沦陷。

在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北方,攻占天津、北京,都是首先进攻大沽口。大沽口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从海上登陆,进攻天津、北京、侵占北方的必经之路。1937年,塘大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此期间,日寇在塘沽设有兵站司令部、日本宪兵队、塘大警察局、镇公所、丰财场公署、盐警缉私第二大队等。那时,翻译汉奸满街跑,特务警察赛牛毛,到处都是恐怖气氛。在东沽小码头设立日本驻天津武官府大沽武官分室,这是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的海军炮艇队控制渔船和货船出海,限制渔场捕鱼。日本帝国主义水产株式会社、日满渔业组合等,在大沽口垄断鱼虾,压制鱼价,致使渔业生产凋敝不堪。

日寇为了增强塘沽到津、京间的运输力,在塘沽广施建筑,拆毁塘沽民房两千多间,毁掉新河一部分园田,开辟所谓京塘国道。(www.chuimin.cn)

日寇在经济方面大肆掠夺。他们为掠夺长芦食盐,以最低价格,强行收购塘大地区的民有盐田百余幅,并在大沽设有盐田办事处,直接控制塘大地区的盐田及其副产品——苦汁硝土。从1937年开始,长芦盐输往日本每年平均竟达三十多万吨,对日输出就占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补充国内征兵而严重缺乏的劳动力,于1943年在德大码头设立劳工收容所,后迁入新港卡子门,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塘沽劳工营。塘沽劳工营如同人间地狱,是五排瓦楞铁房顶大仓库,夏天晒得暴热,冬天是个冰窖,四周围有电网,电网外挖有深壕,伪警、狼狗日夜巡逻,以防脱逃。日本鬼子在劳工身上进行细菌实验,对经过接菌试验发病的人,便说是得了瘟疫,将人活活烧死。劳工营里的所谓劳工,一部分是从当地抓的,大部分是从外地抓骗来的,因病、饿、冻死的人很多,每天有几辆马车往外拉死人,每辆车装二三十具尸体,每天死百人以上,弃尸遍野,久之便成为尸骨累累的“万人坑”。万人坑位于新港卡子门外新港路南、天津碱厂排水沟以东,长约一百八十米。

盐业资本家为了效忠日本侵略军,对盐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盐工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儿,每天要在滩地上走几十里地的路。“天未明,就得干,黑了天,才能散,下雨天,连轴转”,很多人被累得骨折身残,很多人惨死在苦海盐滩。

自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后,天津成为重要港口城市。塘大地区作为天津市的内河口,其战略地位和经济意义愈见突出和重要,各列强国家又在塘大地区沿海河抢修码头,以便停靠货轮,各主要轮船码头在涨潮时,均能停靠五千吨级的货轮。塘大地区轮船码头兴旺发达的原因是由于海河航道的经常淤浅,阻碍了天津的航道。当时主要码头、仓库多集中在天津市区的海河两岸,所以外轮多在塘沽码头卸货,然后由驳轮运往市区。这就是天津市的内港,也称为老港。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大沽北岸修建外港,称为“新港”。1938年日寇的兴中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在北京设立北支新港临时事物建设局,筹备建设新港事宜。1939年6月正式开工兴建,并有正式建港工人一千余人,技术工人二千五百人,强征中国民众一万余人负担沉重的劳役。1941年,日本迫于战争的需要,为加快新港工程进度,改由日本塘沽新港港湾局继续建设,总投资为一亿五千万日元。到1945年,历经六年,但工程没能完成,即一再压缩计划,仅建成一号、二号码头各一座。第一号码头长七百米,可停靠三千吨级轮船五至七艘;第二号码头长二百五十米,可停靠万吨级轮船两艘,并设有装煤机两座。

图3-14 塘沽码头

大沽口近百年来是帝国主义抢掠中国原料的口岸。据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海关统计,自1861年(咸丰十一年)天津开港后至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止,在这八十七年之间,由大沽口开出的外国商船达六万余艘,掠走的是中国的棉花、羊毛、皮张、花生、蛋品、地毯、猪鬃、煤炭等土特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塘大地区后,海河两岸所有修造船业务完全被日寇控制,1941年大沽造船所、小码头船厂、新河材料厂合并,统称天津浮船株式会社。原大沽造船所专修军用船只,兼做小型农具;原新河材料厂则以制造军火为主。此外,日寇为配合建港需要,于1940年在新港附近办了一个专修小型挖泥船、驳船、加工零部件的机械维修厂,这个厂就是新港船厂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