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来的成果

第五节　面向事情本身

从本章上述评论和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步突出，成果显著，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着由于过分贴近实际适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见树不见林、理论深度欠缺、思想水准不高，和研究论域过于宽广，几乎无所不包等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洞察力和自身的学术建设。而这一问题随着中西马对话的开展，正在得到一定的克服。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经历中国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确定上。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之后，越来越渗透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中，并与同样存在于中国文化、教育和学术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发生互动关系。正因为这三种学术资源构成20世纪至今中国哲学的基本格局，并各呈优长、不可替代，“中西马”的对话和比较就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比较和对话中，既彰显出自身的特点，而又通过其他两种资源及其视角，不断发现并突破自身的局限，提升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通过他者，重建自身”;“利用传统，重塑传统”。这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于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是整个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基础与灵魂，它既是对德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又是对现代世界哲学的开启，其现实性、思想性和时代性特点极其鲜明。随着马克思的思想在东西方的传播并结合于各民族的实践，它也赋有了不同的民族形式并呈现为多样的形态。自20世纪初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传入中国以来，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长期以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特别注意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中共的领导人和一批学者的论著之中。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全新历史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继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宏观上关注并揭示中国由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逻辑及内在矛盾，合理地解答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相应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以经典文本为表征、以日常生活习俗为内在机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与整合。

显然，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总体进程还不具备世界的先进性。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国整体上处在工业现代化的前中期阶段，且内部差异很大，如有的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接近这个比例，有些则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三分之一的路程⁽³⁴⁾。一方面，在内地的许多农村和山区，前现代的社会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在某些大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高”现代和“后现代”现象已经出现。这就是所谓在西方“历时”性的现象在中国“共时”地存在着。因而，中国当代实践的历史水平既有滞后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也有突破和领先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这就尤其需要中国的学者进行理论创新。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学界不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在前一方面，许全兴、陶德麟、安启念等学者较有成就;在后一方面，一些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工作，其中，大陆学者欧阳康、郭齐勇、邓晓芒与台湾学者林安梧的持续多年的对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展开的“中”“西”“马”的对话，既表明大陆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在学术思想上的自觉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原来中国社会高度集中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企业自主经营、个体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市场竞争带来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也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层次。现在，一方面，社会应有的分化如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领域的分化仍然很不充分，另一方面，不应有的高度分化如贫富悬殊已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地步，加重了社会整合的难度。

因而，当代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从实践中产生既高屋建瓴又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哲学当然不是实证的操作性理论，但它能够让人们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看待问题，找到根本的思维和价值坐标。中西马对话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敞开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并给予思想上的解答。

中西马三种学术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三种主要成分和角色，直接表达并回应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中西古今之争。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作为中国一切有识之士的思想理论选择，它们一开始就表现出社会价值观上相通或相近的关怀:它们都程度不等地承认中国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中国人再也不能按照“老样子”生存下去了;大都认同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并受到其价值理性和知识理性的濡染;大都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新的文化价值秩序和社会组织秩序。正是基于这种共通性，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取向才成为大趋势，而各家各派彼此的差异和矛盾才得以构成中华民族生存视界的内在张力。

而就其差异而言，中西马三种哲学及其从业者的思想视界分别是从“民族”、“个体”和“人类”这三个坐标观察问题的。中国哲学及其从业者在思想上主要依据的是“民族”共同体这一维度，在文化上表现为保守主义;西方哲学及其从业者在思想上主要依据“个体”这一维度，在文化上表现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首先在理论上立足于由“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所代表的“人类未来”。这些立足点及其理论视界虽然不同，但又相通和互补，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同时拥有了“民族”身份、“个体”自我和“人类”成员这三种角色:“民族”在这里首先指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民族共同体，也可泛指包括家庭、社区在内的利益和文化共同体;“个体”指获得或正在争取公民身份与权利的个人，这些个人直接依托现代市场经济;但他们既不是经济动物，也不是孤立的原子，除了经济关系之外，他们还处在包括政治、文化、心理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人类”指现存的全人类及其未来，并且，正是“人类”社会及其整体性的突出，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才会引起人们越来越高度的重视;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我们才必须承担起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责任。

当然，中西马的对话并不意味着中西马会在不长的时间中消除它们的差异而融为一体。

我们认为，中西马的分野特别是中西之间的分野，正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一样，在某些方面既有融通，其分歧又将长期持续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人的上述三重角色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广土众民，其主要以象形表意的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在世界上更是独树一帜，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给予继承和维护，而这种语言文字中内涵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信息，也就将在他们“日用不知”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为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方面或因素是具有人类通性而又价值独特的瑰宝，完全可以作为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哪些方面或因素具有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可以被我们放在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工具箱中继续使用，哪些方面或因素已属过时的陈规甚至陋习，这仍然要根据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实践的检验，并通过中西马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批评、驳难来加以发现、甄别和取舍，中西马三方的对话也将逐渐产生对某些重要学术概念和命题的新的解释，乃至创造出为各方所认同的新的概念和命题。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像国粹主义所希望的那样悉数保存，而必定继续处于因革损益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上都会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诚然，着眼于全世界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历史文化的长久积淀、人种和文化的密切结合、现实利益的竞争和冲突等各种原因，人类现有的各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将长期保持他们的特点。并且，由于现实自身就有许多可能性，现代人更加注重独立性和个性，文化的多样性恰好能够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保障，所以历史在趋同中也趋异，不用担心将来天下文化一统。但是须知，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的特殊生存方式并不等于各民族原有文化样式的简单的自然的保存或延续，因为任何多样性、特殊性都是相对于同一“普遍”的背景而言的，并且，它们也一定要在这一背景下经由相互作用而发生新的分化、变异与重组⁽³⁵⁾。

应当指出的是，国内治中西学术和哲学的学者不仅在其专业研究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指导，一些主要治西方哲学的学者如邓晓芒、赵敦华、张汝伦等也直接参与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范畴的研究和争论，许多见解并不逊色于专业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还有些学者本身就是跨专业的。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开放性，也说明了中西马三类学术的区分是相对的，在高明的学者那里并无人为造成的所谓学科“壁垒”，何况哲学根本上属于思想而不属于学科。

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过中西马的对话和自身理论的丰富与创新，应当进一步注意研究和解决好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提升发现重要问题的能力。无疑，“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的生活实践，并要回到人们现实的生活中去。完全脱离现实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以实践性和现实性著称。

但是，理论毕竟源于而又高于现实，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关注重心和不同的抽象层次，而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抽象程度最高的理论如哲学、神学，表面上远离现实甚至具有某种超验性，但恰恰是这些看来深奥难懂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能够深刻地触及到人类及其社会历史的内在矛盾，深刻地洞察并把握住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对人类生活发挥根本的和长远的作用。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和变革人的现有生存状态提供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未来图景。显然，理论要卓有成效地指导、影响人们的现实活动，首先要从现实实践中脱颖而出，并深刻地把握住现实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而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反复进行的过程，经过这个反复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提升创造理论和洞察现实的能力，即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发现真正重要“问题”的能力，而不至于发一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议论。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论滞后，或理论官样化形式化，不能或不敢正视和解答真正重要的“现实问题”。问题当然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是，问题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只有对于特定的理论预设和诉求来说，现实问题才不再是表面现象，而是被人们明确地加以认识并有待人们给予解答的事情的“真相”。就此而言，“问题”本身就是“理论”的原生形态。对于人而言，根本问题正是“人的问题”，即人在自己生命的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就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个“人的问题”则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问题撕扯在中西古今的矛盾纠葛中。中国前进的道路的确没有什么模式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完全充分的解释力。这也是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上出现两难选择甚至出现从一极跳到另一极的“怪圈”现象的原因。只有通过自我否定，中华民族才能实现自我肯定，走出怪圈。

人们一度争论不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说到底是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改革与开放，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实情。因而，我们要特别提出“面向事情本身”即面向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生命形态、生存性状本身，并且幸福着他们的幸福，痛苦着他们的痛苦，努力探讨中国必须建立也能够建立的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由此，我们才会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形成足以发现和解答当代重大社会和思想文化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又是属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

【注释】

(1)“新时期”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这里所要回顾和评论的“哲学研究”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一章的内容由我与王虎学、毛建平共同撰写。

(2)参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

(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再版后记》，《读书》1984年第4期。

(4)朱光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5)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学术界》2000年第3期。

(6)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7)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2～273页。

(8)如汝信、邢贲思、薛德震、王锐生、朱德生、张奎良、张尚仁、黄克剑、刘奔、李连科、李景源等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并发表了较有影响的文章。参见《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老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则是指“协同学”、“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新老三论在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我们知识的更新、框架的转换和思想的解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www.chuimin.cn)

(10)温映瑞:《“检验实践标准”讨论综述》，《哲学动态》1990年第2期。

(11)参见景天魁:《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孙承叔、王东:《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参见《萧前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可参见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阎孟伟:《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与现象学运动》，《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14)参见任平:《迈向21世纪的人类中心视界:交往实践观》，《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交往实践观的研究:对话历程与未来走向》，《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

(15)参见廖申白:《公共伦理研究系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参见陈筠泉、刘奔主编:《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参见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0)参见张曙光:《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性》，《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对社会规律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再思考》，《哲学研究》1988年第6期。

(21)参见《高清海哲学文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参见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哲学研究》1988年第8期;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

(23)参见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参见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5)参见张雄等:《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的跨越——访张雄教授》，《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余源培:《经济哲学在我国的缘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6)参见鲁品越:《货币力量的深层本体论》，《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货币化与价值世界的祛魅》，《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27)这方面，徐梦秋对规范、规则的研究，鲁鹏对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参见徐梦秋在国内学术刊物上的相关论文和鲁鹏的《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8)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方面，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坏世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广受关注。赵汀阳所利用的学术资源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他对于这些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也很值得注意。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第55页;第7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4页。

(33)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际歌》中的“英特奈雄奈尔”(international)即国际主义，我们音译却不给予意译，似乎有意识地制造一种崇高的想象，一种不无神秘的体验。但现在人们常用的“英特”网却解构了这种崇高和神圣。

(34)参见陈佳贵、黄群慧:《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了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9期，第7～9页。

(35)参见张曙光:《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