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返本开新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的返本开新

随着由真理标准讨论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做适当区分，通过“回到马克思”即深入而完整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重新认识和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和思想学术传承的学术动向。这一动向被学者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返本开新”。

“回到马克思”特别是回到青年马克思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开展的讨论，对于破除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起源、进展和性质，也不无裨益。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所谓“对立”“分裂”问题。一方面，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化，但是另一方面，夸大并纠缠于这其中的差异，也有走向理论误区之虞。如前所述，我们对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展开的;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学者对于“回到马克思”的提法尽管有不同理解，但大都承认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弄清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必须在追求真理的学术与作为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之间作必要区分。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谈得上发展马克思。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化和对马克思论著的深入解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取自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文本及其真实思想，因而应当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与后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作适当区分;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重新研读和深度阐释，溯本求源，拨乱反正，修正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和错误理解，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旨趣及精神实质，然后由此返本开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并且让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建筑在它的学术性和真理性之上。可以说，“回到马克思”的鲜明指向，就是对前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官僚特权阶层服务的教条以及中国的“文革”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极左意识形态的偏谬进行彻底否定，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找真正的理论原点，恢复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并在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的同时开显或转换出它应有的建设功能。在这个过程中，黄楠森先生主编的8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前面已指出，“文革”一结束，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受到理论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末，围绕着《手稿》的解读和思想旨趣的争论，仍一直未断。开始阶段，中国学界与国际上一样，对《手稿》也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评价。肯定一方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否定一方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不成熟作品”;也有依照法国阿尔都塞用“认识论断裂”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判然二分的，即1845年以前的《手稿》属于“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以后的著作属于“科学阶段”;与此不同的看法是《手稿》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类属性和类意识、劳动异化和异化的克服的思想是“哲学”，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唯物史观则属于实证性的“科学”。只不过有人因此推崇前者而贬低后者，有人则因此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

《手稿》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借鉴“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的思想，明确肯定劳动、生产在人及其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将其提炼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概念，以此破解人类“历史之谜”即人类历史的生成、异化及其克服的问题，原则上超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但仍然可以视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彻底发挥。《形态》则转换了思维框架，不再用人道主义的逻辑，而是以生产的逻辑特别是劳动分工及其发展来解释私有制，解释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人类解放的途径，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较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是孙伯鍨所指出的《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思路”，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这两条逻辑当时虽有纠缠，但后来很快被马克思区别开来，而正是遵循科学的逻辑，马克思才得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不仅关系到对《手稿》的理论评价，还牵涉到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如何理解马克思本人解放人类的“情怀”与他解放人类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外在规定与自由取向等问题。这也正是所谓“事实”与“价值”、“理性”与“情感”(信念)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表现。张一兵在冠以《回到马克思》之名的论著中，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思想给予深入的揭示和阐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哲学及其研究似乎抽象，但它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深刻地表达着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是较为紧密地联系着的。当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一大二公”的制度的虚妄性并给予废止，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又引入资本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其激励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经济的功能，也是推动社会分化并要求新的社会整合的功能时，人们一方面重新意识到人类历史的某种难以规避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过去的理论不能有效解释的现代文明秩序及其内在矛盾以及在中国的特殊表现问题，故不能不产生理想与现实、理性与道德之间矛盾的复杂心态。诸如“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一类文章，表明哲学学者认识到哲学在参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实现自身的变革。但变革什么，如何变革，学者们并不十分清楚。这就像后来人们虽然提出了哲学的“个性化”的口号，但并不清楚什么才是个性化的哲学，这里面的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与中国的学术，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纠缠。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原则上都未超越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主要是由马克思的下述观点构成的:关于“劳动”和“实践”的观点，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普遍交往”的思想，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点，关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及其“矛盾”和“限度”的论述，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定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如景天魁、王东、巫继学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在当时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¹¹⁾。

然而，其中存在的深层理论问题并未得到明确的开显和深入的研究。如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也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超越;而废除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首先是实践马克思有关理论的结果。——就此而言，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果能够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理论上说明这一结合的可能与机制，无疑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是学界真正关注的焦点。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名称以及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特别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争鸣，是学者们在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同时，必然要进入的理论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和实质问题，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与传统教科书基本保持一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表明自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未在理论上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有学者指出，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或以后者取代前者;就其内涵而言，实践唯物主义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上属于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实践本体论而非物质本体论;即实践唯物主义不仅以实践命名，而且以实践立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不能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认识论范畴，它首先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以生产和交往为其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最基本方式，是人的感性世界存在的基础，因而也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必须从实践方面去看待人、自然和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不首先在本体论上确立实践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理论，而下降为从属于自在的物质运动的实证科学，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否定。(www.chuimin.cn)

“实践本体论”的提法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实践本体论难以解释马克思所自称的“新唯物主义”，也难以回应已经出现并为学界关注的生态方面的问题，仍然盲目迷信人自身或人的主体性，无视大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人类固然凭借自己的实践活动才能生存于世界，但人类却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实践活动不能不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特别是生态系统整体，如果人类实践超越生态平衡所允许的界限，一味地强调自然的“人化”，就会导致各种隐患，带来生态危机甚至生态系统的崩溃。他们据此指出，认为实践包容一切、统摄一切、根本不存在游离于实践统摄之外的自然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客观物质世界才是“元”，大自然才是“本体”，而实践只是沟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桥梁，无论如何是成不了“本体”的。

第三种观点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但不等于实践本体论。已故萧前教授是这种观点的代表⁽¹²⁾。由于实践唯物主义从总体上代表着现时代的精神，是现时代人与世界基本关系结构的哲学升华，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它包含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并内在地通向本体论(包括自然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和人类学本体论)，而又以实践为红线贯通起来，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理论。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不等于实践本体论，是因为实践的本体论属性与其方法论功能内在统一;实践对于人和人的世界的基础地位，是在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与中介，即人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从而表现、证明和实现自身的意义上而言的。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人们开显外部自然并确证其优先性的过程，因而，马克思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我们由此认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方法而没有其本体论或体系是难以成立的，反过来以传统的“自然本体论”或“概念本体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也是成问题的，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体系哲学，并不意味着这一哲学没有内在的逻辑与系统。本体总是预设了某种总体性或体系，而方法和本体不可分割，没有离开本体的方法，也不存在脱离方法的本体。

无论如何，后来学界至少已就“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达成共识。而要真正弄清并继承马克思“实践优先”的原则，梳理出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实践概念、实践理性的因革关系，显然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洪汉鼎等对于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的哲学史的考察论文，徐长福对于源于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及其演变的梳理，都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此为基础，学界才能突破对于“实践”的一般认识论和功利性理解，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真正深入到人类生活活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之中，深入到多样性的文化样式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对当今世界的各种价值冲突和所谓“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做出建设性思考，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前瞻性预见，并反转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基于这一见解，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必须实现从过去重“革命”到重“建设”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能的转变，还必定涉及内容、方法和形态。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和平发展时期，以突出斗争思维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共生双赢的思维方式，是时代对于哲学的共同要求。因而，进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主导地位，已不能再主要依靠国家行政的力量，而要靠它自身对于时代经验、对于各种资源的汲取和创新能力。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与后现代思想的译介和探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初期，由于尚未摆脱“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学界不少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些“他者”，还是习惯于以简单的“阶级观点”给予定性，以批判和否定为主要倾向;随着思想解放和开放的扩大，对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学界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方的“他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体上可以概括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物和著述的专题性研究。如卢卡奇的文本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研究、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研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符号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等等。

第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进行了较深的挖掘。如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军人物霍克海姆、阿多诺、哈贝马斯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韦默尔和霍奈特等著作的评述。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较多关注;对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一些学者还对新葛兰西主义者米利班德等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人物进行了梳理和评价，特别是对拉克劳和墨菲这两个重点人物的著作进行译介和研究，一些学者还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如对德波《景观社会》以及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读和评析。值得指出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原苏联、东欧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的见解(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也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不少启发。

此外，对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探讨，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也有不小启示，这种启示并不等于所谓的“以海解马”，而是如俞吾金等学者所指出的帮助我们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知识论理解，彰显出其现当代哲学的性质和意义。吴晓明、王德峰等进一步指出，在过去，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并没有在存在论的层面得到充分理解，那些对于这一存在论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如“感性对象性”、“感性意识”、作为“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劳动”、“人类社会”等——也未曾得到具有原则高度的澄清和阐明。结果，对于马克思哲学发挥着拱心石一样作用的实践原则，或者只是被当作认识论的观点来强调，或者被限制在实证的社会历史理论中，甚至远未达到海德格尔的理解水平。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包括而不等于知识论路径，它首先体现的是生存论存在论的视域。由于马克思从存在论上看待“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才第一次使得“历史性”真正成为哲学的枢轴。因而，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思想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海德格尔等人的生存论存在及其源于而又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就不无借鉴意义。而这种借鉴，其实是在马克思的文本、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的思想和作为解释者的我们之间进行对话⁽¹³⁾。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方面也有了突破性进展。过去中国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除少数从事翻译工作的专家，基本上都是靠汉译著作，而由于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汉译作品不可能不存在对原著的某些“误译”或“曲解”。为了尽可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实思想，国内早就有老一辈学者重译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作品，近些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通过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搜集并认真研究国外最新编排的马恩著作、影印资料和某些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理论的再认识和理论创新。中国的“马克思学”正在显露端倪，也一定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谱系和学派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