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江文化现象-浙东文化论丛

论姚江文化现象

戴松岳

唐以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与此相对应的是著名人物多生自北方。中唐以来，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位日益上升，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在南宋以后逐渐成为令全国瞩目的经济繁荣、文化鼎盛之地。南宋时，浙江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全国首善之区。浙江在北宋时仅有进士1602人，占全国总数的8.6%，而南宋时却有5765名，占31.7%，居全国各省之首。此后历明清两代，江浙人物之盛长冠各省，故被誉为“财赋重区，人文渊薮”。而在这“人文渊薮”之中，以姚江（浙东运河东段）为纽带的沿江三县余姚、慈溪、鄞县更是以空前绝后的科举奇观震惊天下，在明代近三百年间，以“科举金三县”的形象灿烂于中国的科举史和中华文化史上，成为一个世代相传的地域传奇。

一、科举史上的旷古奇观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首先完备的朝代，在其277年间，共举行89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共24876人，其中浙江3458人，占全国六分之一。而在全国的355名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会元）人物中，浙江也有73人，仅次于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直隶（87人）。而鄞县、慈溪、余姚三县在明代共有进士921人，其中，余姚369人，鄞县297人，慈溪255人；并有状元5人，榜眼9人，探花5人，会元4人，共23名巍科人物，分别居全省的27%和33%。在全国仅有的9个进士人物超过200人的科举强县中，唯有这三个县以姚江为纽带，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囊括浙江科举强县，居全国科举强县前列，其人数竟超过土地辽阔的广东省（857人）和文化发达的南直隶中的安徽地区（902人）。其进士人数之众，鼎甲名位之高，巍科人数之多，实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壮观，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科举“金三县”。

在明代89次殿试中，浙江共有20人登状元，而“金三县”中有5人，分别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余姚县谢迁、成化十七年辛丑科余姚县王华、嘉靖二年癸未科慈溪县姚涞、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县韩应龙，万历甲辰科慈溪县杨守勤。榜眼浙江也有20人，而“金三县”中有9人，分别为鄞县的杨守阯、丰熙、余本、陆、葛世振和余姚县的黄珣、孙清、孙陛、毛惇元。探花浙江有14人，“金三县”有5人，分别为鄞县的余有丁、慈溪的袁炜、王应选和余姚的谢丕、胡正蒙。而在会试中独夺桂冠的会元里，浙江有19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而“金三县”又有4人，分别是慈溪的袁炜、杨守勤和余姚的胡正蒙、孙。又如在明代能两中元魁的全国仅60人，而金三县却有8人，几占七分之一，分别为鄞县杨守阯，成化乙酉解元，戊戌榜眼；余姚黄珣，成化辛卯解元、丙戌榜眼；余姚谢迁，成化甲午解元，乙未状元；余姚谢丕，弘治辛酉解元、乙丑探花；余姚孙清，弘治（顺天）戊午解元、壬戌榜眼；慈溪袁炜，嘉靖戊戌会元、探花；余姚胡正蒙，嘉靖己未会元、探花；慈溪杨守勤，万历甲辰会元、状元。这其中余姚的谢迁、谢丕还是全国仅有的两例父子两中元魁中的一例。

“金三县”的科举优势在浙江各县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明代的浙江乡试共举行88次，而“金三县”中的鄞县有解元10名、慈溪有解元6名，余姚有解元12名，三县解元（乡试第一）共28名，占全省三分之一。这三县参加顺天（北京）和应天（南京）的乡试生员也远远超过他县，鄞县人郑宏，余姚人谢丕、孙继光还分别中顺天和应天乡试的解元。在乡试中，这三县的中举人物不仅多出他县，而且常常名列前茅。特别自成化至嘉靖的四朝中，全省共举行34次乡试，而三县却有14个解元，占41%。其中成化自元年至十三年的5次乡试中，解元都是鄞、姚两县考生。成化元年的乡试，解元鄞县人杨守阯，第二名余姚人石塘；成化二十二年乡试，解元鄞县人孙钥，第二名慈溪人杨子器，第三名余姚人翁健之。在正德十四年的乡试中，前七名中有六人是这三县考生。在乡试中获得的优势地位也体现在全国的会试和殿试中。如在明正德九年（1514）的殿试中，浙江中进士57人，而三县却有23人，其中鄞县10人，慈溪9人，余姚4人，超过三分之一。为此，慈溪县人还特地在县城（今慈城）建九凤联飞坊以志纪念。明代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对这一奇特的科举壮观惊叹不已，在其人文地理名著《广志铎》卷一中赞叹说：“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远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广志绎·方舆崖略》）正是这种科举鼎盛、人物荟萃的壮观，赢得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倾慕，明代时即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说。这既是对当时绍兴府余姚县人物的称颂，也是对同是姚江流域的宁波府鄞县、慈溪县的肯定，是对这以姚江为纽带的科举金三县的定评。

二、一条闪光的人才金带

以科举为表象的姚江文化现象的另一特点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发展。自明代开始的在沿姚江（浙东运河东段）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四百余年地域文化异常发达，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各类人物竞相出现，文化士族比邻而立的“姚江文化现象”。在这一现象中，不仅出现了科举“金三县”的奇观，并形成了一条闪光的人才金带——姚江人才带。出现了著名的政治家金忠、桂彦良、谢迁、屠侨、屠滽、杨守陈、张邦奇、赵文华、袁炜、姚镆、余有丁、沈一贯、孙如游、孙鑛等；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潘平格、朱舜水、万斯大、沈光文等；文学家乌斯道、屠隆、屠本畯、周朝俊、陈束、郑真、沈明臣、陈沂、周容、李邺嗣、吕天成、叶宪祖、郑梁、郑性、姜宸英、裘琏等；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邵晋涵等；书画家张楷、吕纪、陈远、丰坊、金湜等；抗清英雄钱肃乐、张苍水、魏耕、王翊、冯京第、孙嘉绩、王江、董志宁、华夏等，以及其他难以枚举的重要人物如朝廷重臣、封疆大吏。

以朝廷重臣而言，尚书居文官之首，明代不设宰相，尚书之权尤重，故有“文到尚书武到督”之谚。在明代，全国共有9个县的进士尚书超过8人，浙江却有2个县在其列，分别是余姚县15人和鄞县12人。余姚15人为谢迁、王华、黄珣、陈雍、王守仁、魏有本、李本、孙昇、翁大立、赵锦、孙、陈有年、孙鑛、沈应文、孙如游。鄞县12人为陆瑜、屠滽、杨守阯、杨守随、张邦奇、闻渊、屠侨、张时彻、汪镗、余有丁、沈一贯、赵彦鲁。慈溪尚书虽不及姚、鄞两县，但也有7人，为冯岳、姚镆、王来、赵文华、袁炜、张九德、冯元飚。在这些居于政坛高端的官员后面是难以数计的进士、举人和读书人，以及讲学、向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以王阳明为宗师的姚江学派和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浙东学派。王阳明的弟子遍及全国，而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其主要活动地点则在姚江三县，尤以鄞县为多，甬上证人书院则是他聚徙、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著名学者、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对这种“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霑被全国及海东”的现象赞叹不已。

再以文学创作中的戏剧作家而论，姚江沿岸的余姚、鄞县、慈溪也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自明代昆山腔这一正声出现后，执中国剧坛牛耳二百多年，剧本的撰写便成为有才华的文人学士们抒发才情学问的工具。这一时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和苏南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构成全国戏剧作家最多的地区，而浙西南的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却没有传奇作家，仍流行义乌腔和弋阳腔。在传奇作家中，成就最大的是鄞县的屠隆、周朝俊和余姚的吕天成、叶宪祖。屠隆著有《凤仪阁乐府》，内有《彩毫记》、《修文记》等。周朝俊有《红梅记》传世，其塑造的李慧娘为中国戏剧史上不朽的复仇女神。存目有《香玉人》、《李丹记》两种。叶宪祖一生创作传奇7种，其著名者有《玉麟记》、《金锁记》、《双修记》等，杂剧24种，其中有合称为《四艳记》的《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桎钿合》、《嘉梅玉蟾》和《生死缘》、《易水寒》等，被称为明末剧坛“一代搴旗手”。吕天成著有传奇《烟鬓阁传奇》15种，并著有戏曲理论著作《曲品》。稍后的慈溪作家裘琏则有传奇作品《四韵事》和杂剧《女昆仑》等，被誉为“宁波的汤显祖”。他们以及难以数计的诗人构成了晚明浙东文坛的盛况，延及明清之际，又成为全国诗社最多的地方。(www.chuimin.cn)

这条人才金带一旦形成一种自身的生命机制后，又不断地扩张升华，成为一种连绵不绝的文化现象，据人才史专家研究，在自秦以来全国人才最密集的52个县市中，姚江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都位列其中。而在近代五口通商后，随着上海的崛起，素有经商传统的鄞慈各大家族迅速适应形势，黄宗羲倡导的“工商皆本”的观念和外来工业文明相互激荡，使素有商贸之风的鄞慈商人与镇海商人以乡谊为纽带，在上海大显身手，形成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工商集团——宁波商帮。在这四百年的嬗变演进中，以科举奇观和人才金带为特征的“姚江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文化标本已具有永恒的意义。这个现象是指文化士族毗邻而居，互通声气，互通婚姻，互相交流，互善其说；各类人物竞相出现，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各建其功，从而在明清时期以姚江流域为范围人才高度会聚，多方面发生重大影响，进而以某种事物，甚而多方面的发展促进和影响全国的文化现象。这个现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也是一个例外，一个历史的奇迹。

三、奇迹何以发生

“姚江文化现象”的发生固然有许多原因，诸如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等，但最特殊的原因是全社会重视教育的氛围形成的教育优势和文化士族间相互交流而激荡生成的思想深度、学术成就，这是“姚江文化现象”的基础。

明清时期的余姚属于绍兴府，慈溪、鄞县属于宁波府，但由于姚江（浙东运河东段）直贯三县，使之以姚江为纽带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人才密集区域，其地域之间的特质也互相交融，形成更为广阔的地域文化背景。这一地域背景甚至异于同府各县却趋同于姚江两岸。明末绍兴学者张岱在《夜航船》序中说：“余想因吾八越（指绍兴府所属会稽、山阴、诸暨、萧山、上虞、嵊县、新昌、余姚八县）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学习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同时代的鄞县人李邺嗣和万斯同也有同样的记载。李邺嗣在《东竹枝词》中说：“邱版易经人一册，儿童尽读唐宋文。”万斯同在《西竹枝词》中也说：“田家有子皆知学，仕族何人不织麻。”而在《宁波府志·风俗》篇中同样记载慈溪的学风：“青衿之士，亦皆过于菲陋，不羞韦葛；皆旦闭户诵经，绝鲜他营。”清雍正《慈溪县志》说明代慈溪“学校之士，弦诵声洋洋出金石，自兹科第接踵，巍然浙东望邑”。这种全社会重视教育、注重读书的现象在明代恰恰发生在姚江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从而形成连续四百多年的“姚江文化现象”。这其中，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文化士族示范作用尤为突出。这三县都有名重一方的文化士族。

在鄞县，著名的文化士族在宋代是楼氏、丰氏、史氏、郑氏等，在明代则为杨氏、陆氏、张氏、屠氏等，以镜川杨氏为例，鄞县文化士族的特点便可窥见。杨氏以礼诗传家、忠孝报国。杨氏自杨范以后，代有才俊。杨范生三子，三子又有九孙。孙辈中杨守陈、杨守阯、杨守随、杨守隅及玄孙中杨茂元、杨茂仁皆为进士出身，其中杨守陈为景泰元年解元、景泰二年进士，杨守阯为成化十四年解元、成化十七年榜眼，时有“一门六进士”之称。弘治年间，杨守陈以少詹事掌翰林院，杨守阯以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兄弟两人对掌两京翰林院，为人所艳称之。时人有“兄弟对掌南北词林，近世所未有”之称。后辈中杨美璜官至广南、广西二府知府，杨美益至太仆少卿，杨德政万历丁丑（1577）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杨德周在鲁王监国时召为尚宝卿。当明清之际，杨家更多忠义之士，或抗节不出，或以忠报国，而其中尤以“杨氏四忠”最为著名。“四忠”为杨文琦、杨文琮、杨文讚、杨文球，他们都是太仆卿杨美益之玄孙。杨文琦、杨文讚死于1648年5月的“五君子翻城之役”。杨文球死于1649年的福宁之战。杨文琮于康熙二年（1663）就义于杭州，葬于南屏山，与同因抗清而死于杭州的宁波志士张煌言、魏耕并称为“西湖三忠”。杨氏一族，英才辈出，风流倜傥，孝以传家，忠以报国，为明代江南著名望族。明代襄阳知府徐威在《西园杂记二卷下》中说：“杨守陈为学士，弟守阯，从弟守隅、守随，子茂元、茂仁，皆相继登进士，同宦于京，好事者作春联以侈之云：‘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回。’后文懿官至吏侍，守阯至吏书，守随至工书，谥康简，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使，皆有贤名，昆弟子姓一时之盛，江浙文献之家鲜能俪焉。”史学家全祖望则在《杨氏四忠双烈合状》中感叹：“五世中有四开府、三翰林、两台谏、四监司，而守牧以下无论也。”

而慈溪（慈城）却是另一种景象，冯氏、姚氏、杨氏、王氏一直为当地著名的文化士族，尤以冯氏影响最大，共有进士56人。冯氏为慈城最大的望族，共有六大支派。在明中期时即有刑部尚书冯岳、御史冯震、湖广布政使冯叔吉等高官。以晚明时城南的福聚支中的冯燮为例，便可知冯氏一族的人物之众。冯燮以子孙而贵，封官布政使，子冯季兆官工部司务。孙冯若愚进士出身，至太常卿。冯若愚有三子，长子冯元飏号留仙，崇祯元年进士，巡抚天津；次子冯元飚，号邺仙，天启三年（1622）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三子冯元飗，号眉仙，崇祯十五年进士御史、按察浙东。浙东失陷后，据四明山寨抗清，被鲁王封为兵部，鲁王时为太仆寺少卿。冯元飏的从子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少负高才，下笔数千言。少承诸父元飏、元飚之教，外师事山阴刘宗周、漳浦黄道周。南明时，被唐王任为监察御史，按察浙东。浙东失陷后，据四明山寨抗清，被鲁王封为兵部侍郎，屡败清兵。被捕后，壮烈就义，以一臂留之世，人们将其臂与王翊之首、董志宁之身合葬于宁波城西马公桥，谓之三忠墓。在余姚县，孙氏、王氏、谢氏则是最著名的文化士族，而孙氏影响尤大。乡谚有“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之说。在明代有16位进士，其中孙燧一支“四世进士”，俱为高官。孙燧弘治进士，官至副都御使；子孙陞，嘉靖榜眼，官至礼部尚书；孙孙、孙铤、孔錝、孙鑛俱为进士，孙官至吏部尚书，孙铤为礼部侍郎，孙錝为太仆寺卿，孙鑛为兵部尚书；曾孙孙如法、孙如洵、孙如游皆为万历进士，孙如法官至刑部主事，孙如洵主事，孙如游为礼部侍郎。清军入浙，孙如游之孙孙嘉绩振臂而起，毁家纾难，为浙东义军著名人物，最终壮烈殉国。此外如孙清既为解元，又中榜眼，孙佳顺天乡试解元，殿试进士。清初著名史学家邵廷采对此盛赞说：“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思复堂文集·姚江孙氏世传》卷三）这些世家大族的示范作用，使姚江两岸三县的社会风尚尤重教育，从而为大量人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姚江文化现象”形成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三县文化士族、文人士子间的频繁交流和联系。由于姚江的存在，使三县文人学者能通过舟楫相互往返，切磋学问变得非常便捷，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三县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学术交流。明清之际，鄞县、慈溪学者和士子都通过姚江到黄竹浦向黄宗羲求学就是一例。黄宗羲在为友人刘应期所撰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记叙了当时鄞县、慈溪、余姚三县才俊英杰的定期聚会，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慈溪（慈城）人刘应期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士硕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爰先（采），张天如（溥）。东浙冯留仙（元飏）、邺仙（元飚）与之枹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士人奔走辐辏其门，蓬荜小生，苟能分句读、习字义者，挟行卷西棹娄江，东放慈水，则其名成矣。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讽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耑愚、刘瑞当（应期）、冯元度、冯正则、冯簟溪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鄞县）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余姚）则余（黄宗羲）兄弟晦木（黄宗炎）、泽望（黄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瑞当（刘应期）于诸子中芒寒色正，诸子皆引为畏友。”（《黄梨洲文集·刘瑞当先生墓志铭》）这个包括慈溪冯氏诸贤、鄞县万氏八龙之父万泰和余姚黄氏三杰的定期聚会，老少成集，群贤毕至。席间众人指点江山、月旦人物、辩驳事理、纵论时局，其学术氛围和议政激情异常浓厚，实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盛会。其发展的逻辑结果，便是以后的甬上证人书院的建立和浙东学派的形成。姚江也因此而成为文化之江、学术之江。

自明清以来以姚江为纽带的“姚江文化现象”和“姚江人物群体”（姚江人才金带）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著名江南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王家范先生在闻知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太湖流域明清时也是人才众多，但政客也多，惟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其中必有一种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影响。”确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的“姚江文化现象”已成为一个文化史上的典型文本。这是历史回馈于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和关注。而研究这一文本既是宁波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宁波人的责任。因为在宁波的发展中，我们需要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和文化的支持。

（作者单位：鄞州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