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普陀寺志-第一节僧伽传清浩

第一节　僧伽传

清浩

清浩（生卒年不详），约于五代（907—960）年间首登鹭岛（今厦门），在五老峰下依岩结茅住修，是为厦门佛教史上内地僧人始进厦门岛住修第一人，居岩称“泗洲”。

文翠

文翠^[1]，宋治平年间（1064—1067）进鹭岛，居五老峰下五代僧清浩泗洲岩址，改“泗洲”为“无尽岩”。时同安县尉滕翔赠文翠诗云：

海翻波浪绕危峰，无尽岩前世界空。

不是灰心求佛者，片时难耐寂寥中。

断臂和尚觉光

觉光，俗姓宋。生于元末，福建同安县大嶝（今属厦门翔安区）人。早年出家，居同安天兴寺，与其师倡修苦行，断臂燃指供佛，人称“断臂和尚”。明洪武十八年（1385），同安县官以其倡修断臂燃指为异教邪端，将其流放鹭岛。时岛上无任何僧人所住修之寺院，只好暂住宋僧文翠无尽岩旧址，并于岩前左壁书刻“息心断臂”四字，以示断臂心志。时鹭岛正在开建城域，内地移民骤增，觉光利用此时机，四处募化筹建寺院，得到陈氏旺族捐山献地，以及新老移民踊跃捐助。觉光募得巨资，于永乐（1403—1425）初年，就无尽岩下开建鹭岛第一座殿堂毕具的佛教寺院——普照寺。寺建成后，又得到广大信众捐献田租作为寺僧的生活来源。普照寺全盛时，可供近百位僧人住修生活。

亘信禅师

亘信（1603—1659），名行弥，字亘信，又字芥子，俗姓蔡，福建同安（今属厦门同安区）人，是明清以来在闽南地区盛传的临济宗喝云派的开宗祖师。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据传出生时，其母梦一璀璨巨星直扑怀中，觉后遂即降生。其父应其梦兆，取名“福星”。12岁时，随母往南安梅山雪峰寺拜佛，参见该寺住持止安上人，见其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顿生欢喜、仰慕之情。乃要求其母，准其拜师出家，母坚拒不许。回家即忧郁成疾，日渐消瘦。17岁，忽患大病，连日高烧，时发呓语，要拜师出家。母见其病危，乃于佛前发愿，候其病愈，即带他至梅山参拜止安上人，止安上人为其落发，赐名亘信。后往漳州南山寺受具足戒，依樵云律师为戒师。

亘信夙具慧根，聪颖过人，参禅学佛，颇多感悟。崇祯元年（1628），25岁的亘信，辞师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费隐通容禅师学法，与后来赴日本传教的隐元同参。一日，费隐禅师在说法时发问：“何为宗门大旨？”亘信顿然有所悟，答云：“去住原非我，棒喝不是他，一个云门饼，好送赵州茶。”由是得费隐禅师之法。得法后即往漳州，住持南山寺。时南山寺为临济宗门一大丛林，住僧达数百人，均为临济各流派子孙。因派系混杂，各立门户，自相纷争，亘信乃为开说“非我非他”，以破“我执”，开创喝云法派。从此，南山寺遂成为临济宗喝云派的开宗祖庭。

亘信住持南山寺期间，每当开坛讲经，远近缁素人士云集，前来闻法者常达五六百乃至千人以上，德重道高，名振一时。省内诸多禅寺，纷纷恭请其开坛传法，如福州大雪峰寺、西禅寺，福清万福寺，泉州大开元寺、承天寺等。清顺治十三年（1656），应宁德县支提山万寿禅寺方丈之请，前往结夏安居，借此参阅三藏十二部经典，深入经藏，并在该寺说法传戒。后复返福州大雪峰寺驻锡。

明末清初，他先后被迎请为漳州南山寺，南安梅山雪峰寺，福州大雪峰寺、万福寺，泉州大开元寺、承天寺住持、方丈，其中漳州南山寺、梅山雪峰寺被定为临济宗喝云派祖庭；泉州大开元寺和承天寺，至今也仍为喝云派在闽南的子孙丛林。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重建厦门南普陀寺时，特延请漳州南山寺喝云派第八代慧日和尚为开山祖师。从此，南普陀寺便一直成为喝云派的子孙丛林，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转逢和尚才改南普陀寺子孙丛林为十方丛林。此外，近代从南普陀寺远渡南洋群岛传教的转道、转逢、瑞等、广玄、瑞今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乃至澳大利亚、美洲所建的寺院，如新加坡龙山寺、普照寺、普觉寺，菲律宾信愿寺、华藏寺等，皆为喝云派系的子孙禅寺。这些遍布海内外的喝云子孙寺院，大都在其祖堂上特设临济宗喝云派开宗祖师亘信的牌位，永远供奉。

据考，近现代喝云派子孙以十九代的“转”字辈至二十四代“法”字辈即“转、瑞、广、传、道、法”为主，当代现存的以“广、传、道、法”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遍布海内外的喝云派系众弟子，总数有3500人以上，其中海外诸众，远远胜过闽南地区。

一代宗匠亘信禅师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在漳州南山寺圆寂，世寿五十七，僧腊四十一。

明光法师

明光，生卒年不详。俗姓王，号上中，广东人。少业儒，兼行商，奉养寡母。母殁出家，入泉州开元寺海幢庵（《同安县志》作开元寺准提阁）为僧，参亘信得法（参见《泉州府志》卷六五）。勤奋学习，精研深入佛教诸经论。闲暇喜吟咏，为诗清灵幽静，远离尘俗。复擅临池，尤工草书，学苏州祝枝山，时人称其书艺出入于东晋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之间。时同寺僧如寿精于楷书，与明光齐名，人称“明光草，如寿楷”。明崇祯年间（1628—1644）移驻厦门普照寺（南普陀寺前身），常与厦门名士阮锡、叶名高、纪保国、纪许国、池显京等诸名士唱和往来。后得诸名士协助，重兴普照寺，时寺住僧可达八九十人。有阮锡为其选辑诗作300余篇，编为《偶然草》，缙绅苏埙、陈镇峰为之作序，刊刻行世。

慧日禅师

慧日（？—1708），曾住于漳州南山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靖海将军施琅重建普照寺，将之改称为南普陀寺时，特延请其为第一代住持，是为南普陀寺开山祖师。康熙末年圆寂，越年，门下弟子通意为建舍利塔于寺东凌峰山下（今厦门大学校园内西侧）。塔碑正中大字楷书“南普陀开山”，两边分立小字“第一代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世慧日临老和尚之塔”，碑右上款“康熙己丑年太簇月”，碑左下款“嗣法门人通意立”。塔碑背面碑刻正中大字楷书“皇清康熙己丑年孟春谷旦同立”。左下款为徒子孙署名。（见插页图32）

从塔文所载，塔始建于康熙末年，但从塔的现状及左右两侧新建之塔来看，本塔应是民国元年（1912），以时任南普陀寺住持转道和尚为主重建的。

如渊禅师

如渊（？—约1758），临济宗喝云派弟子，清乾隆初任南普陀寺第二代住持。乾隆初年，厦门仕绅以厦门常常天旱需祈雨却无龙神庙宇，要求在南普陀寺附近建龙王神庙，经请如渊长老协助，如渊和尚不好固辞，乃拨出寺西一块土地，并亲自擘划营建。后因如渊老和尚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左右示寂归西，建庙之事遂中停。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由福建分巡台湾道兼理提督学政觉罗四明发起捐建，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始落成。（参见《南普陀西偏建龙庙碑记》）

景峰和尚

景峰，生卒年不详。为临济宗第三十七世传人。先为漳州南山寺所属报劬禅院住持。继承临济宗喝云一脉，法席兴盛，学者奉为楷模，为喝云派中兴之祖。晚年移驻厦门南普陀寺，多所兴建，道望蔚然，深得缁素敬信。清乾隆五十年（1785），漳浦蔡新大学士致仕，告老还乡，钦敬景峰，亲题“方丈”一匾赠送。光绪二年（1876），其徒孙非劣、远孙、远茂等为建塔于无尽岩下。1982年12月，其裔孙新加坡龙山寺广洽、广净法师重建新塔，雪峰居士林子青为作《景峰老和尚塔铭并序》。铭曰：

喝云一脉，南院发祥；近三百载，祖道弥昌。景峰先祖，继往开来；普陀说法，声响如雷。经之营之，楼阁参差；人天瞻仰，道俗皈依。云仍顶礼，一瓣心香；缅怀德化，山高水长。（见插页图33）

佛颜和尚

佛颜（1726—1789），俗姓王，字如华，号青松道人，清代福建南安人。早年出家，嗣法于南普陀寺如渊和尚。平生诚笃清高，参究内典，尤好吟咏，与地方名士黄仕简及诸士绅交往，并应其要求，就南普陀开坛授戒，宣弘妙法，深得佛教界缁索人士的赞誉。曾新修兴嶝山保宁寺，为该寺的开山祖师。乾隆五十四年（1789）圆寂，世寿六十四。

省己大师

省己，生卒年不详。清道光年间（1821—1850）任南普陀寺住持，重修改建大悲殿。时兴泉永道台倪为题“无我”牌匾为赠，现匾挂于客堂左边门上。在清道光十九年（1839）编撰的《厦门志》“五老山”条下曾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僧省己醵金重修（南普陀寺）。”由此可见，省己大师对南普陀的重建有着莫大的功劳。

“无我”匾额

智普禅师

智普，生卒年不详。又名中度，字智普，福建惠安李氏之子。45岁时，因勘破世情，皈依佛门，依泉州承天寺宏仁禅师座下披剃。逊清己未年（1859）春，发心往兴化广化寺忏摩具足得菩萨戒位。从此一瓶一钵，遍参知识，向上一着，再接再励。闻厦门南普陀寺道风，心窃羡慕。一日振锡，飘然来厦，本寺住持，见其笃实，授以副寺一职，襄里寺务。而师自任职以来，为时六年，上下海众，交口称赞，师之为人，于此可以见矣。师直至六十有一，精神强健，犹如壮年。为寺务逐日埋头案际，计盈虚，总出纳，精神饱满，从不知疲厌，师之为寺劳作，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可见一斑。

佛化和尚

佛化（1833—1912），俗姓林，名如幻，福建同安灌口（今属厦门市集美区）人。清咸丰六年（1856），跟随存真堂居士茹素学佛。后居城东雪山岩住修多年。又移往漳浦大帽山天湖庵安居修持，自耕自给。光绪三年（1877），转住海澄龙池岩，于栖贤楼聚徒讲学演法，收居士能辉为徒。光绪十一年（1885）率弟子能辉往漳州南山寺投拜佛乘和尚，请求剃度为僧。佛乘视其年高德厚，不便收为弟子，乃就其先师有情和尚像前代为剃发，以师兄弟见称，取名如幻，法号佛化。出家后第二日，其弟子能辉也在佛前削发，依佛化为师，法号喜敏。同年与其徒喜敏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后仍返南山寺辅助佛乘掌理寺务。

光绪十六年（1890），应南安士绅恭请，率其徒喜敏往南安住持雪峰寺。发愿重振百丈宗风，倡导农禅生活，日间率众上山耕作，夜间坚持课诵不辍，并经常集众开堂说法，清规严谨，慕名求法者往来不绝。全盛时，寺中住众达百余人。光绪二十年（1894），得海内外诸善信乐捐净财，修建殿堂楼院，重妆佛像金身，梵宇琳宫焕然一新，道风因之日盛。

光绪三十年（1904），应厦门庆善堂邀请，率徒众来厦门荷庵启建水陆大法会，盛况空前。宣统三年（1911），南普陀寺喜参和尚以年老退居，礼请佛化继任住持。此时，佛化已登79岁高龄，但仍坚持二时禅诵不缺。两序僧众受其感召，俱皆勤于禅修不怠。是年秋，于南安雪峰寺开坛传戒，全省各地前往求戒的四众弟子共481人，法会历时十八天，盛况为近代所罕见。

民国元年（1912），浙江宁波寄禅和尚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各省闻风竞设分会。闽南佛教界缁素人士亦随之组织“漳泉永龙汀佛教分会”，公推佛化为分会长，就泉州承天寺、厦门南普陀寺和漳州南山寺分设佛教分会办事处。

同年十月初八日，佛化略感不适，当日即于雪峰寺圆寂，世寿八十，荼毗后，诸弟子为其建塔于雪峰慧泉古刹西侧，圆瑛和尚为其题赞曰：

深究万殊归一本，韬光匿彩少人知。

忽然悟彻无生理，讲易谈禅世所师。

佛乘和尚

佛乘（1834—1899），俗姓苏，福建龙岩永定人。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因家境贫寒，8岁即卖身梨园学戏，受尽酷虐打练。同治元年（1862），年28岁，潜到厦门南普陀寺依有情和尚披剃出家，法名佛乘，后于浙江台州因明寺受具足戒。一度在江浙朝山行脚，拜师参学。同治十一年（1872）返回南普陀寺，师父有情和尚已移锡住持漳州南山寺。

光绪元年（1875），应师召前往南山寺，协助住持寺务。时南山寺屡遭兵灾，殿宇倾危，萧墙冷落，部分堂院沦为灾民避难所。佛乘进驻，即通过汀漳龙道尹，请其为佛门护法，妥善安置难民，并以此发动四方善信，募资整修寺宇。同时派其弟子喜昌南渡出国募化，得到海外诸善信的捐施，募集数千元，对梵宇殿堂进行全面翻修，南山寺因此焕然一新。嗣后，又先后恭请佛学和符济二长老来南山寺开坛传授三坛大戒。近代闽南名僧如会泉、转道等皆出其门下，使一度衰落的南山寺喝云派祖堂得以宗风重整，闽南佛教也由之从衰转盛。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圆寂于南山祖堂，世寿六十六，僧腊三十八。

喜参和尚

喜参（1848—1911），法名性悟，字喜参，原籍安徽青阳。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因避战乱，随族人流寓闽南。幼习梨园，托迹戏班。光绪三年（1877），至漳州南山寺谒见住持佛乘和尚，由于得知与佛乘出身经历大致雷同，都曾同经梨园从艺，因缘感悟，觉人生如戏场，乃请求为其剃度。佛乘乃就其师兄佛日和尚像前代为落发剃度，赐法名性悟，字喜参，时年30岁。越年，受命往宁波天童寺依佛源和尚受具足戒，后又参谒江南诸山长老修学佛法。光绪八年（1882）返南山寺，深得佛乘和尚器重，授以监院重任。不负众望，致力经营，使南山寺一切井然有序。

光绪十九年（1893），应厦门佛教界之请至厦门鸿山寺担任住持。经两年多募化筹建，使鸿山寺寺宇重兴，殿堂修葺一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移锡南普陀寺。时南普陀寺因法席乏人，梵宇失修，门墙倾败，古寺落寞，鱼磬消寂。喜参和尚入住后，即发宏愿整修门庭，重振宗风。乃邀集地方士绅及诸方善信共谋恢复，先后重修大殿、祖堂、禅院、寮舍，并新建普同塔和放生池。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使南普陀寺梵宇殿堂毕具，古刹焕然重光。

“ 随缘”匾额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乃亲往宁波天童寺延请净心大师来南普陀寺开堂授戒。之后曾在闽南颇有盛名的高僧如性愿、妙月等当时均在净心和尚门下受的戒。光绪三十一年（1905），喜参和尚在南普陀再度启建传戒大法会，闽南名僧转逢、转解、转博诸师，皆为此期戒子。两次授戒法会，促使闽南道风日盛，名僧辈出，功德无量。

宣统三年（1911）六月初八日，喜参和尚于南普陀寺圆寂，世寿六十四，僧腊三十五。其徒为其建塔于本寺开山祖师慧日禅师塔之左。1982年12月，广洽、广净为其重建新塔，雪峰居士林子青为作《喜参老和尚塔铭并序》。铭曰：

至人应世，示现何常。梨园寄迹，粉墨登场。中年悟道，皈信法王；普陀卓锡，祖席重光。两期传戒，泽被南闽，高僧垂范，启发后人。五老峰下，旧塔重新；缅怀遗德，勒此贞珉。（见插页图33）

宏聪法师

宏聪（1868 —？），俗姓曾，字本人，福建惠安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民国十二年（1923），年55岁，看破红尘，发心出家，投于厦门虎溪岩，依会泉和尚座下披剃出家。

民国十五年（1926）春，受师命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是时其师会泉已以“闽南僧中巨擘”之声誉，被选为南普陀寺首任方丈。因此受戒后，便来依其师，常住南普陀寺。宏聪为人诚信豁达，修学又很精勤，深明因果，倍受寺中两序大众拥戴，被推举为南普陀副寺。履职期间，尽心协助方丈襄理寺务，对寺内所有建筑潜心规划，悉心指导，建树颇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南侵，战火逼近厦岛，日机轰炸厦门，闽南佛学院被其炸毁，寺中住众惊惶不安，大多疏散内地或海外，师亦于此时随众疏散内陆。

转初法师

转初（1871—1921），俗姓王，讳海明，号道复，别号滋莲，字转初，福建南安四都人。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光绪二十二年（1896）于南安雪峰寺依喜松和尚剃度出家。翌年往漳州南山寺受具足戒。后返雪峰寺，助佛化和尚掌理寺务。之后又受喜敏和尚衣钵，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世。

光绪末年，转初为募资重修岩寺殿堂，往南洋星（今新加坡）、马（今马来西亚）募化，得到南洋诸善信支持，归建雪峰大殿及东西楼。又重修慧泉寺、太湖岩、古玄洞、石室岩等寺宇。

民国元年(1912)，浙江宁波寄禅和尚创立中华佛教总会。福建随之成立佛教分会。转初闻风响应，立即赴省联络，筹设“漳泉永龙汀佛教分会”，推举佛化和尚为分会长。同年，在承天寺创办“鹦哥山僧伽研究社”，任该社主任。

民国二年（1913），南普陀寺创办旃檀学林，转初被恭请担任林长兼教务主任，主授《佛教三字经》、《心经》、《弥陀经》、《金刚经》和《童蒙集》。民国四年（1915）被延请往黄山成敬堂讲经。民国九年（1920），转初时五十大寿，发愿朝礼佛教四大名山。朝山归来后，即于南安三公山麓创建涌莲寺。

民国十年（1921）七月于南安雪峰寺圆寂，世寿五十一。有《诗集》二卷留传于世。临终留有遗偈云：

舍却凡躯得意秋，宿生罪障垢无留。

口称圣号莲身坐，伴与弥陀极乐游。

转道和尚

转道（1872—1943），俗姓黄，名海青（一作“海清”），福建晋江桐林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世代务农，自幼聪明颖悟，13岁听僧人宣讲《六祖坛经》，欣然有感。后往南安大盈仙迹岩充当饭头，以亲近佛教。第二年随人往海澄太岩听佛化和尚开讲佛经，遂萌出家之志。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经其父母同意，随父及善友多人往漳州南山寺，礼喜修和尚披剃出家。五月，其母病逝，回里奔丧。同年十一月，往南山寺依佛化和尚受具足戒。

师事亲至孝，常回家省视其父。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其父逝世，归葬后，感到父母和恩师均已去世，了无牵挂，遂云游大江南北，朝礼诸山参学。初赴镇江金山寺参谒隐儒及赤山、法忍法师，依之修学约三年。之后又至扬州高寺参禅，与一代高僧虚云同参。其间曾与圆瑛、会泉二师一道就学于天童寺通智和尚与谛闲大师座下，习天台教观。后长住高寺七年，足不下山，参禅磨砺，深有所得。一天，偶于冬夜观月，口吟诗偈寄悟曰：

皓月光中绝万缘，一声剥落竟忘然。

了知恁样平常事，云自青山月挂天。

光绪三十年（1904）春，发愿行脚朝礼佛教诸名山。先至阿育王寺拜舍利塔，旋赴五台宝华寺参礼清一禅师，后又遍历云南鸡足山、西安终南山、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诸名山，前后三年余。光绪三十三年（1907）返厦门，住金鸡亭寺年余，而后住漳州瑞竹岩，并奉父母骨灰归葬瑞竹岩下万松关。

宣统元年（1909），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喜参和尚将闭关自修，礼请转道来厦代任住持。在代任南普陀寺住持期间，转道于寺前拓建颇具规模的放生池，待期年建成后，则退居厦门养真宫。

宣统二年（1910），一代宗师虚云和尚从云南来厦门，邀请转道陪他上北京向朝廷请领《龙藏》。到京后，山重水复，几经周折找不到门路，后通过一位相识的内监与大内通融，才如愿以偿。领到《龙藏》后，又协同虚云一路护送至云南。虚云和尚感激其竭诚协助之功，在鸡足山为之启建传戒大法会，以示恩谢。

民国二年（1913），转道从云南转经南洋回到厦门，时值南普陀寺创办旃檀学林，因经费缺乏，请他复返南洋募化。转道不辞劳苦，于是年秋再度出洋。至新加坡，适遇其师侄与一刘姓商人发生争地纠葛，转道出面斡旋，劝说刘氏舍地建造佛寺以种福。刘闻其教，愿意献地建寺，纠纷于是自行化解。遂与转岸、瑞等二师合力募建新加坡现今之普陀寺。此寺乃为闽南僧人在新加坡创建的第一座佛寺。转道就此因缘暂留在了新加坡弘法。

在新加坡期间，他又应福建同乡会聘请任天福宫住持。由于转道精岐黄术，尤其是擅长治疗小儿科疾病。为方便度化，乃于弘扬佛法之余，即于宫中行医，因其认真诊断，所治小儿病例多数妙手回春，而被誉为“儿童活佛”。他本着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遇贫苦患者，不但施医免收诊费，而且赠药。由于转道和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于是声誉远播，前来归依之信众甚多，供养也颇丰。但他自奉俭朴，只要稍有积蓄，便常施赠海内外诸山寺院以供众资用，或惠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20世纪20年代前后，闽南地区之僧侣南下新加坡弘法者与日俱增，转道久思想要拓建一座丛林以安来众，后得郑雨生居士献地，胡文虎诸善信捐资，遂于光明山营建普觉寺，是为新加坡第一座迎纳十方僧众共住的大丛林。民国十一年（1922）普觉寺建成后，即于寺中启建大法会，礼请圆瑛法师开坛讲演《大乘起信论》，时新、马缁素人士云集，盛况空前。法会中，听到闽南来僧谈及泉州大开元寺因年久失修，殿宇倾危，行将就废，遂发重兴古刹之大愿，当即得到圆瑛及其师弟转物的支持和协助。翌年三人相继回国，接受泉州开元寺檀越黄抟扶的敦请，转道为大开元寺住持，圆瑛为都监，转物为监院。

转道进驻后，即以长年所积之净财数万元作为修建古刹基金，于民国十三年（1924）开始翻修大雄宝殿，得到了唐代曾为开元寺大檀越黄守恭之裔孙黄奕住、黄仲训、黄念忆、黄秀烺等黄氏家族成员及诸乡贤捐资助建，重修了东西塔、大山门、戒坛、法堂以及其他堂院僧寮。历数年之营构，终使开元寺千年古刹重光，梵阙琳宫，金身宝相，倍加宏伟庄严。民国二十年（1931），厥功告成，泉州各界缁素人士为感大德，特恭请转道就开元寺新建戒坛传授三坛大戒，四方前来求戒者达750多人，加上护戒缁素人士数百人，可谓盛况空前，此乃开元寺戒坛数百年来所未曾有的千人大盛会。又倡办开元慈儿院，收容社会上无依孤儿，供其衣食，教之读书学艺，数十年来，所收容并培养能自立谋生之孤儿达千余人。为解决慈儿院经费，转道又复南渡，在新加坡各地建立董事会，募集基金，存储生息，终使慈儿院经费得以常年不缺。

民国十六年（1927），转道回国到漳州祭扫先人坟墓，目睹南山寺祖庭被洪水冲溃，满目荒凉，遂捐献巨资重建。同时又协助太虚大师于南山寺创办“南山佛化学校”，时由觉三法师主持校务。嗣后即与其徒至印度朝礼佛教圣地。翌年返新加坡，以转道在新弘法深得众望，且颇具功绩，因此被佛教界人士公推为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两届。民国十八（1929），转道代表新加坡佛教会参加在缅甸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民国二十年（1931），与其徒寂英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创办“转道学园”，发行《佛教与佛学》刊物。民国二十三（1934），倡导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自任导师，组织男女居士念佛禅修。后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创办“英文佛教会”，引导侨生学习外文及佛学。

转道晚年安居星洲，致力于弘扬佛教和济世行医。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月二十一日圆寂于新加坡普陀寺，世寿七十二。

演本法师

演本（1872－1957），俗姓尤，名雪行，字惜阴，亦称雪行居士，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六日。出身书香世家，天资俊秀，20岁前即中秀才。时清廷腐败，列强伺机瓜分，内忧外患频纷。他忧国忧民，于宣统年间（1909—1911）来上海，参加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笔政，揭发清廷无能，鼓吹革命思想。

民国元年（1912），李叔同（出家后之弘一大师）由天津到上海，参加革命人士陈英士所创办《太平洋报》，担任该报文艺编辑，由此与雪行相识，二人交往甚密，成为好友。先是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拜杭州虎跑寺了悟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后雪行曾到杭州探视参访，也皈依了悟和尚座下，法名演本，字弘如。雪行年长弘一大师八岁，而对大师十分尊敬，自称弟子。

民国十年（1921），雪行与上海佛教界的居士名流聂云台、丁福保、黄涵之等共组“上海佛教居士林”，发行“居士林林刊”，雪行任主编。期间，他负责编辑《谈因》、《法味》、《佛教故事浅说》、《了凡四训注释》等几本初级佛书，这些书在民间都流通甚广，时他在佛教界，与当时著佛书甚多的丁福保居士齐名。

民国十七年（1928）冬，上海佛教人士组织“暹罗（今泰国）佛教考察团”，又名“中华净业团”，由心医和尚任团长，团员有雪行、庞铭新、谢国梁、幻一法师等，弘一大师临时加入附团随行。考察团出发前，事为厦门陈敬贤居士所闻，电约该团赴厦门一行，故该团不直接赴香港，而搭乘绕道厦门的轮船，以此因缘，弘一大师才到厦门，而被留在南普陀寺。后雪行常往来南普陀寺，参访弘一、会泉、转道诸大师。

雪行随着考察团抵达暹罗曼谷，留居当地，在华侨界弘扬净土法门，受到佛教善信的崇敬。民国十九年（1930），与曼谷当地佛教居士组织了“中华佛学研究社”，领导信众学佛，并被尊为导师。

民国二十年（1931），雪行自暹罗到新加坡，下榻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时北京法源寺道阶和尚的弟子德玉南来，也驻锡居士林。雪行认为因缘成熟，乃礼德玉和尚为师，剃发出家，仍以演本为名，由此成为一名60岁的老沙弥。民国二十八（1939）始到缅甸受具足戒，后赴印度朝礼圣迹，曾北至大雪山。后又自印度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受皈依弟子谢莲塘的供养，闭关潜修密宗，得其法要，出关后提倡显密圆修、知行合一、即身成佛的法门。这时他出版了《法海一滴》（上下集），分赠各地信徒。

民国三十四年（1945），演本74岁，因新加坡毗卢寺住持雪山法师礼请，出任其在马来西亚金马仑所创建的三宝寺住持，并约请槟榔屿洪福寺监院本道法师任监院，以为襄助。后在当地信众支持下，在三宝寺建“法轮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对外开放，以法惠施当地居民。在金马仑期间，他经常应请到新加坡讲经弘法，并担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及佛教居士林导师，连任多年，皈依弟子遍及新、马、泰、菲各地。

演本对药用植物颇有研究，在金马仑山上种植中草药，为人治病十分灵验，尤以吉祥草治疗痔疮效果显著。不过也以金马仑地势高亢，为海拔数千米的高原，演本对高原气候不能适应，以致罹患风湿症，晚年行动不便，常卧禅榻。

1957年，演本以年迈体衰，于7月24日示寂于金马仑三宝寺，世寿八十五，僧腊二十七，戒腊十九。25日封龛，30日荼毗，获各色舍利甚多。虚云老和尚闻讯亲撰挽联：“法化被南州聿喜人天留眼目，哀音播乐土顿悲道俗失皈依。”

演本早年曾研究周易，探玄寻秘，辨识机微，造诣颇深。一生著作颇丰，著有《东方之宅运新案》（4册），《宅运图解》（1册），《人间天眼指南宅运摄要》（1册），演绎数理、地形、方位、时空人事等综错复杂之关系，颇具卓见。在上海居士林主编居士林林刊时，曾撰辑有《谈因》、《法味》、《故事浅说》、《了凡四训语释》等书。在南洋弘化期间，复著有《法海一滴》上下集，另外还著有《三种戒经合刊》、《佛法要领》、《佛化家庭》、《众福之门》等著作，平生还喜好并倡印佛书，普赠善信结缘。

会泉和尚

会泉（1874—1943），俗姓张，法名明性，号印月，别号华藏，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小西门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父名张善碛，世代业农，家境贫寒。7岁丧父，后随母徙居厦门，靠其母为人帮佣为生。自幼天性仁孝，见母亲辛苦操劳，很不忍心。稍长，即与其兄做小买卖补贴家用。光绪十三年（1887），母亲因积劳成疾去世，顿感生死无常，遂萌出世之志。光绪十八年（1892），拜厦门虎溪岩善温和尚为师，削发出家。第二年，即往漳州南山崇福寺依佛学和尚受具足戒。

会泉和尚

光绪二十年（1894），往江、浙参谒诸名山大德，学佛修禅。先后在宁波天童寺、南海普陀山、镇江金山寺、焦山定慧寺以至大通、悦州等地，亲近江、浙名僧印光、谛闲、幻人、通智、月霞诸师，听他们讲演《楞严经》、《法华经》和《贤首五教仪》。特别是得到八指头陀寄禅和尚的启示，多次进天童寺禅堂和金山寺禅堂苦修禅定。他在江、浙勤修苦学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方回厦门南普陀寺，光绪二十九年（1903）襄助喜参和尚开堂传戒。事后，又往南安小雪峰寺随侍其法祖佛化和尚，学习《易经》和佛学经典。在雪峰寺修学三年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再度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开讲《弥陀蒙钞》、《唯识三十论》、《因明论》。同年复至杭州灵隐寺听慧明和尚讲《金刚经》。越年，回天童寺修禅。在此期间，得与当代佛学大师太虚、圆瑛同参，并发愿共同为振兴中国佛教而献身。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重返闽南，致力于弘法兴教活动。开始在泉州襄助承天寺创办水陆大法会，历时49天。在会上讲演佛法，得到泉州各界人士的赞扬。第二年，应南安小雪峰寺邀请，开讲《楞严经》，闽南僧众数百人前往参学听讲，盛况空前。

宣统元年（1909），于厦门虎溪岩创办“虎溪莲社”，开设佛学讲座。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中华民国，他再次到宁波与太虚、圆瑛晤谈，共商振兴中国佛教大事。

民国初年，政治革新，社会上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提倡教育救国，反对封建迷信，到处毁神像，拆神庙，倡议清寺产办学校。闽南佛教亦深受影响，毁寺逐僧之事，时有发生。当时，会泉正住持泉州承天寺并兼安海龙山寺住持，他一方面创办“优昙初级学林”，对僧俗进行初级佛学教育；另一方面又倡导寺僧生活改革，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开展农禅活动。同时鼓励泉州庆莲寺、朵莲寺等菜姑住众的寺院，建立农作自食法规，并在泉州所属各佛寺推广，蔚然成风。

民国十三年（1924），转逢和尚倡议将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实行选贤制度。会泉此时有“闽南僧中巨擘”之盛誉，众望所归，遂被选为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他就任后，即着手整顿寺规，发展寺务。师素抱振兴中国佛教宏愿，认为振兴佛教，首在挽救佛门颓风，弘扬佛学正信。而挽颓树正，最重要的在于提高寺僧素质。以此，在住持南普陀寺期间，即着力于加强僧伽教育，整肃佛门法规。他在寺中除日常开示法要外，还经常组织讲经论法，亲自主持打七参禅、放参念佛。对于丛林法规，更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南普陀寺住众精神面貌由此焕发一新。

民国十四年（1925），他与南普陀寺原住持转逢拟议创办僧学院，并着手筹办。筹办期间，诸如办学经费的筹集，教学设施的措置，教授法师的延聘，学院章程的制订，以及对外招生等事务，都亲自策划，争取诸山长老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学院筹办时，即聘请当代佛学大师常惺为副院长，自己则亲自主理院务（兼任院长）。闽院的创办，吸引海内外众多的学僧纷纷前来就学，进而成为福建僧伽教育的中心。民国十六年（1927），会泉首任方丈任期将满，即决意让贤引退，乃与转逢相议，极力推荐太虚大师来寺继任方丈和闽院院长职务。

会泉毕生致力于僧伽教育和佛化教育。早在民国三年（1914）住持泉州承天寺时，即创办“优昙初级学林”，僧俗兼收，有学僧40多人。从南普陀寺退位后的第二年，又协助创办“漳州南山佛化学校”，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厦门虎溪岩开设“楞严学会”，同年十二月，又到潮州协助创办广东“岭东佛学院”；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万石岩开设“万石佛学研究社”，有来自台湾和潮、汕等地的学僧60多人进社就学；同年又协助弘一法师倡办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吸收初级学僧入学。在会泉积极倡导兴办僧学的影响下，闽南各地较具规模的寺院，也纷纷开办各类学院、学林、学苑或佛学研究会，他对各地设立的学院或研究会（社）都给予热情的支持，或派人协助组织教学，或亲自前往讲经授课，使闽南佛教宗风大振，学风日盛。

会泉在倡导兴办僧教育的同时，还到处奔走，弘扬佛法。自光绪三十年（1904）以来，经常往来厦、漳、泉各地，先后多次在厦门半山岩、南安雪峰寺、泉州承天寺、漳州南山寺以及南安慧月精舍、碧云寺等处，开讲《楞严经》、《金刚经》、《心经》、《大乘起信论》，各地缁素听众均达数百人以上。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两度应邀在广东潮州开讲《楞严经》和《金刚经》，受到潮、汕佛教界人士的赞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南普陀寺喜参和尚开传三坛大戒，延请会泉为陪堂，并负责戒期中一切事务。从此以后，福建省各大寺院如小雪峰寺和承天寺开坛传戒，都延请会泉分别担任传戒的开堂、教授、羯磨等要职。民国二十年（1931），又代转道法师于泉州开元寺举办传戒大法会。

会泉先后六次到台湾弘扬佛法，首次赴台为民国元年（1912）七月，受聘在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开讲《金刚经》、《般若蜜多心经》以及《地藏经》，同时为在家善男信女佛教居士传戒。民国二年（1913），第二次赴台南县火山大仙寺创办佛学院。民国九年（1920），赴高雄县大岗山龙湖庵主讲《金刚经》，又在高雄县大岗山超峰寺主讲《大学之道》。民国十二年（1923），会泉与会机赴台，在龙湖庵主讲《唯识论》、《心经》、《地藏经》等，并为数十名在家的男女居士皈依授戒。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会泉与弟子宏船赴台，在龙湖庵开讲《金刚经》和《大乘起信论》，后又在台湾僧尼间传授各种唱念和拜万佛、做水陆法会及诸法事规仪。同年十月再次往台主讲《地藏经》，并主持开设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水陆大法会，会上为在家二众传戒，盛况空前，轰动全省。此行有20多位台湾僧人随他来厦门，进入闽南佛学院和万石莲寺佛学研究社修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厦门沦陷，他拒绝日本占领军胁请担任伪职，避居鼓浪屿，后又携弟子宏船辗转南洋新加坡。先后在新加坡龙山寺讲《金刚经》和《六祖坛经》。民国二十九年（1940），应印尼棉兰信众邀请，在棉兰佛学社讲经三个月，信受听众甚多。后人在他讲经的地方，建一座菩提精舍，以作永远纪念。此后，他又于新加坡的广福宫、观音堂等处讲授《金刚经》和《地藏经》。民国三十一年（1942），会泉以69岁的高龄，仍在马来西亚双庆寺为广大信徒开讲《楞严经》。他的皈依弟子林炳昭夫妇受其感动，捐献巨资，为他在槟城建一座妙香林寺，作为他晚年息足传经的道场。

会泉精于经学，善于词令，巧有辩才，每当讲经说法，亦庄亦佛，并能根据不同听众的特点，随机契理，融会贯通，间或杂以通俗诙谐的风趣语言，使听众都能欢喜信受。民国二十七年（1938），他曾多次应请在厦门监狱为罪犯说法，以度生济世的大悲心，用具体生动的语言，讲述人世善恶因果的佛理，使数百名囚犯受到感化，萌生向善之心。

会泉在厦门和泉州等地，还曾住持重兴大小寺院多所。对于这些寺院，不论是十方丛林或地方小庙，都以振兴弘法道场为目的，从不把它视为自我或子孙的私业。在首任南普陀寺住持时，十方善信之捐资，他始终廉俭自守，分文不沾，全部用作创办学院经费和作为扩建寺院基金。他先后在南普陀寺扩建放生池、天王殿和殿侧功德楼。住持泉州承天寺时，亲自四出向各界募化，兴修大雄宝殿，重建文殊殿、一尘禅堂、功德堂和放生池。他在住持这两座丛林时，虽为兴办僧教育、发展寺院竭尽心血，功不可没，但任期一到，随即拱手让贤引退，将福泽留给后贤。他在厦门住持虎溪岩和万石岩时，把寺院作为四方僧尼修学的场所，开设楞严学会和佛学研究所。此外，还积极协助圆瑛和转道重兴泉州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大力支持重修安海龙山寺，兴建晋江庆莲寺和朵莲寺，并协助这些寺院创办义学和养济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

会泉德高望重，先后依其剃度的弟子众多，有宏扬、宏西、宏识、宏宣、宏念、宏圆、宏聪、宏船、宏定（近代闽南地区第一个比丘尼）等人，这些徒众大都能继承其衣钵，致力于弘法利生的佛教事业。其中，宏识长期在云南弘法，度众达数百人。宏船更成为现代海内外知名的佛教高僧。

会泉毕生修学严谨，除读经著述外，对于书法更有研究。他把临池练字作为日常必修课，虽在百忙中也要抽空写上几字，孜孜不息，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练出一手好字，自成一家，时人把他与弘一、太虚并称为近代僧界中三大书法大师。

会泉和尚舍利塔

民国三十二年（1943）正月十六日（公历2月20日），于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圆寂，世寿七十。临终时还安详写偈与众告别，偈曰：

真性露堂堂，僧界设隐藏。婆娑难久住，极乐是家乡。

吾今赋归去，汝等勿忧愁。不久乘愿至，度尽心方休。

其遗体火化后，得舍利子80余颗。其徒众后在马来西亚妙香林寺和厦门南普陀寺分别建造舍利塔，以志纪念。遗著有《金刚经集讲》、《金刚经讲要》、《普门品集讲》、《弥陀经疏钞集讲》、《起信论科要》、《佛学常识息知录》等。其毕生著作已由徒众汇集编纂为《会泉大师全集》出版。

转尘和尚

转尘（1876—1961），俗姓黄，名奕钵，法名海净，字转尘，福建南安六都仁宅乡（今南安市洪梅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品性忠厚，勤劳笃实，人所不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方21岁，即觉世路崎岖，人心浊恶，乃有出世之想，遂投漳州南山寺喜静禅师为师，剃度出家。受具足戒后，更力行佛事，精持梵行，曾历任南普陀寺监院，十余年在寺中致力服务大众，奉持佛教，未尝稍息。民国初年，与瑞等法师共谋重建南普陀大雄宝殿，忍苦耐劳，数载落成。

民国十三年（1924），继会泉和尚之后住持泉州承天寺，创办“鹦山小学”、“东方伦理研究班”、“月台僧伽学社”、“月台佛学研究班”，建立常月念佛会制度，不定期举行佛学演讲和学术讨论，造就僧材，弘扬教法。转尘一贯积极倡导农禅并重，他自身更是身体力行，从事自给自足的生活，带领承天寺僧众度过了抗日战争艰苦岁月。抗战胜利后，一度往新加坡弘法，驻锡天福宫。在闽曾历任晋江与石狮市佛教会理事长。

1961年1月19日圆寂，世寿八十五，塔于泉州清源山赐恩岩。

慈舟法师

慈舟（1877—1957），俗姓梁，法名普海，湖北随县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九月。父母均是佛教居士，自幼随父母学佛，稍长，常怀出家之志，只以双亲年迈未能如愿。宣统二年（1910），父亲逝世，更感人生无常，再求出家，始得其母应允，乃礼元照和尚为剃度师，于本县佛洹寺出家，时年33岁。是年冬，于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

民国二年（1913），赴扬州长生寺和金山江天寺参学。翌年秋，进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后迁杭州）修学。民国五年（1916）毕业，朝拜普陀、九华两圣地。民国六年（1917）从月霞法师于汉阳归元寺讲楞严经，暨武昌中华大学讲《大乘起信论》。民国七年（1918），应河南信阳县贤首山华严大学之请，前往开讲《起信论》。从此开始到处弘法讲学，足迹遍及京、沪、杭及武汉等地诸山名刹，并在各地举办佛学教育机构。民国九年（1920），协助了尘、戒尘二法师在汉口九莲寺创办“华严大学”。民国十二年（1923），应杭州灵隐寺之请，为办“明教学院”。又于常熟兴福寺辅佐惠宗和尚筹办“法界学院”。自此，又先后到河南开封、安徽当涂以及镇江、汉口等地开讲《地藏经》、《般若经》、《起信论》、《圆觉经》，并就任苏州灵岩寺住持。

民国二十年（1931）冬，应虚云老和尚邀请，参与福州鼓山涌泉寺筹办“法界学院”，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式开学，慈舟留院为学僧讲授《华严经》，历时两年之久。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于福州城内法海寺续办法界学院。而是时青岛湛山寺，虚老法师，派人于福州坚请慈舟北上弘法，遂至青岛，讲演比丘戒相，提倡结夏安居，使湛山寺教风为之一振。是年秋，虚老法师与王湘汀居士等，又邀请慈舟住持北平净莲寺。以南北遥远，无法兼顾，乃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正月，将福州法界学院迁移来北平。此后直到抗战期间，慈舟一直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华北地区讲经弘法。

民国三十六年（1947），应福建陈大莲居士邀请，再次卓锡南来。初住福州舍利院。嗣因海潮寺、大觉寺和地藏庵的诚请，为主持念佛七，并逐日开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鼓山涌泉寺拟请其复办法界学院，由于陈大莲和邵武双泉寺的一再邀请，乃转赴闽北，于双泉寺结夏，为寺众和四方参学者讲《四分律戒本》和《四谛要义》。旋应邀至陈大莲家乡泰宁，驻锡天王寺为四众弟子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复至城南古台岩，在岩洞中讲《大乘起信论》。

1949年春，从泰宁回福州应邀往香港，因受战事影响，香港之行未果，遂留福州，仍住舍利院，为学人讲《梵网经》，及《四分律》。佛七时又为宣讲《称赞如来要义》。1950年冬，应泉州静远法师之请，莅泉州转南安杨梅山小雪峰寺，讲《八大人觉经》、《大乘起信论》。1951年，至泉州承天寺，主持佛七，讲《净土要义》。之后回福州舍利院。

1952年，南普陀寺广心和尚方丈任期届满，荐举慈舟为继任方丈，负责主持南普陀寺大小事务。后因年老多病住日光岩静养，由广心、会觉代为住持寺务，并以清华、悟道为都监，襄助管理。1956年，慈舟任期满，应北京缁众邀请回京，驻锡安养精舍。1957年弥陀圣诞日，于安养精舍舍报西归，世寿八十，僧腊四十八。遗体荼毗后，得舍利四千多粒，五色缤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中国佛教协会特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将其舍利分供于北平青龙桥观音寺塔（今北京西山碧云寺）及苏州灵岩山寺普同塔，台湾佛教界亦请得四粒，在台北海会寺及高雄印弘茅蓬建舍利塔供奉。

慈舟法师的毕生行愿，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宗净土，数十年南北弘化，泽被众生。他持律严谨，虽游方弘化途中亦不中辍。遗著有《毗尼作持要录》、《菩萨戒疏本疏》、《慈舟大师自修禅简录》、《慈舟大师开示录》、《大乘起信论讲记》、《金刚经讲义》、、《心经讲录及述意》、《阿弥陀经讲记》、《八大人觉经讲录》、《普贤行愿品闻记》等多种。其台湾弟子道源法师等将其遗著按经、律、论、杂编排为《慈舟大师法汇》15种8册印行，并将台湾各大德对其的纪念文章印成《慈舟大师纪念集》行于世。

圆瑛和尚

圆瑛（1878—1953），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字圆瑛，福建古田端上村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父名吴元云，母阙氏。5岁，父母双亡，由其叔父抚养成人。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年甫及冠，顿觉人生如梦，一心舍俗出家，为叔父所阻。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病，愈后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增西和尚为师。翌年，依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后随侍妙莲研习律仪，并辅助妙莲重兴鼓山下院白塔寺。半年后又到古田雪峰寺从达本和尚勤修苦行，在寺中当“饭头”（伙房煮饭）杂役，在苦行中修习禅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发心往江浙参学，先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参学五年，旋至宁波天童寺就寄禅和尚修禅六年。宣统元年（1909）被举为宁波接待寺方丈。

民国十三年（1924）往南洋弘化，结识闽南僧转道和尚，相约返闽南重兴泉州大开元寺。经多年营构，修复大雄宝殿及戒坛、法堂等殿堂院舍，使千年古刹重现庄严盛貌。后又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自任院长（后由叶青眼居士继任），收养社会上失养孤儿，供其生活和学习。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高等顾问、海军上将萨镇冰为题匾，称为“婆心法乳”。

圆瑛和尚

是年，厦门南普陀寺改子孙寺院为十方丛林，首届方丈会泉与退居和尚转逢拟就寺中创办闽院，请圆瑛协助筹办，并聘为南普陀寺首座。圆瑛为闽院代起草规划和章程，并多次到院指导。

民国十五年（1926）返福州，应邀在白塔寺讲经，座无虚席。民国十七年（1928）应古田雪峰寺退居住持达本和尚邀请，接任雪峰崇圣寺方丈，且嗣法于达本和尚，并把福州法海寺收为雪峰寺下院。

民国十八年（1929）受聘任宁波七塔寺住持。时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被选为主席。是年九月，出席在朝鲜举行的世界佛教大会。后又任宁波天童寺住持。民国二十年（1931）应福建四众代表的邀请，任福州林阳寺住持。同年，又应厦门思明佛教会的邀请，在妙释寺开讲《金刚经》。由于圆瑛在闽南佛教界有很高的声望，每次讲经，法堂内外都挤满听众。有一天，圆瑛正整衣升座准备开讲，突有不同教派的歹徒，用蛋壳注满沥青向法座猛掷，黑污四溅，圆瑛袈裟亦被污染。此时座下群情激愤，有些人急起要追歹徒。座上圆瑛却镇定自若，挥手止众安静，反躬以“夙业”自责。旋又拂衣就座，安详温静一如平素。广大信众为其处惊扰仍能安坐如山的涵养和宽宏广舒的胸怀而赞叹不已。

圆瑛法师德学毕具，禅教兼通，到处弘扬佛法，誉满中外。曾多次应邀到日本、朝鲜、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弘化。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槟城弘化时，受聘为极乐寺住持。他每次讲经说法，多劝人念佛行善，常倡导教诲佛教徒应慈悲为本，以弘法利生为己任，而且身体力行，为众僧表率。

圆瑛法师也是个爱国爱教之人，抗战期间，曾到南洋各地募资，赈济难民和支援前线。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时，圆瑛即以中国佛教会名义通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日本佛教徒敦促日本政府停止侵略，维护和平。并电告全国寺院，祈祷世界和平，安民保国。圆瑛爱国爱民的慈悲心怀，还在其自撰联文中表现出来。联曰：“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抗战期间，由于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尽刑讯，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经佛教界人士多方营救方获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三坛传戒大法会”，请圆瑛、虚云诸大法师为传戒阿黎。十方求戒的佛门四众弟子达千余人，无不感受圆瑛律仪教导而欢喜信受。圆瑛一贯认为，戒律规仪是僧人的生命线，而提高僧人的律仪意识，主要在于加强僧伽教育。因此，他对于发展僧伽教育也极为重视。曾在民国十三年支持协助南普陀寺创办闽院，此后又于宁波创办佛教讲习所，在南洋槟城举办佛教研究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创设圆明讲堂，开办圆明学院和楞严专宗学院等。楞严专宗学院是以专门研究《楞严经》为主，《楞严经》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圆瑛法师对这部经典的钻研和弘扬不惜余力，有《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问世，名震海内外，有“楞严独步”、“楞严讲主”之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圆瑛以古稀之年仍致力于爱国爱教、为法为人的弘化活动。1952年8月，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回上海组织启建祈祷世界和平法会49天。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此时他虽感到体弱难支，仍坚持工作，终因积劳成疾，于1953年9月19日在宁波天童寺圆寂，世寿七十五。当圆瑛辞世消息在新华社发布后，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纷纷来函来电吊唁，并在南普陀寺及各地寺院为其举办公祭或追悼法会。

圆瑛法师一生主要遗著有《楞严》、《圆觉》、《弥陀》诸经讲义及《一吼堂诗集》，后被结集为《圆瑛法汇》出版传世。

转逢上人

转逢上人

转逢（1879—1952），俗姓王，字卧莲，法号海妙，福建南安四都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一个佛化的家庭，父亦堆，母胡氏，皆长斋奉佛，其胞兄转初，也先出家于南安小雪峰寺。12岁随兄学佛于小雪峰寺。时小雪峰寺住持佛化禅师德学兼备，为闽南僧俗所尊仰。见面时，佛化为开示云：凡躯能灭，其中有不生灭之佛性在，了解得此义，方可为僧。并授转逢一偈，云：“端坐念佛意新新，寂寂虚虚净无尘，六个门头光灿烂，通融法界本来人。”自得佛化上人此偈后，转峰由此参禅念佛修持不辍，学经习字日以为常，在学修上大有进步。

光绪二十二年（1896），依喜敏大师披剃。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厦门南普陀寺从喜参和尚受戒。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同戒性愿法师结伴参学诸方，初参高僧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于宁波天童寺，学习禅堂丛林规矩及瑜珈忏法。因修学精进，威仪具足，深受寄禅和尚器重。旋又参学镇江金山江天寺大定和尚多年。再至扬州高寺亲近句容和赤山、真如、法忍等首座，并于禅堂精进参禅，深悟本来面目。后回宁波天童寺任禅堂维那，领众禅诵。不久，又至常州天宁寺参学，冶开和尚授以知客、僧值之职服务常住。

转逢遍参江南各寺，复礼山西五台山文殊道场，于丛林生活规制悉皆精熟，了然如胸。清末民初，厦门南普陀寺寺宇残破，荒凉满目，令人凄惨不禁，亟需德僧领导。民国九年（1920）监院瑞等以转逢道学已成，乃率寺中代表专程北上，礼请转逢归任南普陀寺住持。转逢任住持后，首先募修大雄宝殿及两旁走廊、钟鼓楼等，数载落成，香火鼎盛，僧众日增。为了培育佛教人才，乃请性愿法师主办“景峰佛学社”。

南普陀寺原为子孙制寺院，历代住持都是南山喝云一派传承。转逢为了振兴南普陀寺，乃召集全寺大众商议，参照天童寺选贤制度，决定将南普陀寺由子孙制度改变为十方丛林选贤制度。乃订立十方常住规约20条，以作为永久之法则。其中第一、二两条如下：

一、本寺定为十方选贤丛林，住持一席，不拘法派，不分畛域，凡十方僧众有合格者，皆可被选为住持；即本寺原有喝云派下资格相当者，亦有被选为住持之权利。

二、住持资格必须在36岁以上，宗教兼通，行解相应，能说法开导后学，领众坐禅行道众望相孚者为合格。

民国十三年（1924），南普陀寺依照规约所定，选出会泉法师为首任方丈。转逢此时乃与其兄转道，共赴浙江南海普陀山朝拜观音。回来后即应聘任南安小雪峰寺住持。民国十五年（1926）冬，往漳州南山寺，因病返回厦门，住养真宫养病就医。

民国十六年（1927）春，会泉法师三年方丈任期已满，得常惺法师推荐，依法改选太虚大师继任方丈。转逢被推为南普陀寺常住代表，偕同闽南诸山代表转岸和常惺法师三人，专程赴沪迎请太虚。太虚来厦就任南普陀寺方丈后，因应各省邀请讲经，不能常住厦门，乃请转逢为都监（上辅住持，安抚大众，下匡监院察理常住要务），继续为南普陀事务而操劳。

民国二十年（1931）和二十五年（1936），泉州开元寺和承天寺分别举办的两次传戒大法会，都请转逢担任“开堂”师，负责教导四众一切戒律威仪。

民国二十六年（1937），转逢在厦住禾山茂后社，社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卜居之地。陈敬贤在其地设立佛堂、图书室、讲堂、香积厨、宿舍，招待各处高僧大德。陈敬贤夫人王碧莲，拟在该处建一大雄宝殿，作为南普陀寺第二丛林，请转逢为开山方丈。后因日本侵华，厦门沦陷，计划未能实现。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转逢偕苏慧纯居士离厦赴香港，经越南河内到昆明，又经贵州到四川重庆，上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访太虚大师，再到峨嵋山朝礼普贤大士。翌年五月回昆明，在云栖寺竟发现厦门南普陀寺所藏日本《续藏经》。转逢查明这部《续藏经》是在抗战爆发后，有人将其运至云南昆明云栖寺的，乃向寺方交涉，请出具借条，并将借条寄回南普陀寺。解放后，才由南普陀寺派人到昆明搬取，完璧归赵。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一月，太虚大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国访问，转逢和居士苏慧纯、杨瑞田也随团出访，经鸡足山到缅甸腊戌。后至仰光，即与杨瑞田转赴印度礼佛。在葛伦堡得铸记行主人马铸才之助（马铸才在尼泊尔与西藏拉萨都设有铸记分行），乃只身行脚进入西藏，经五十三日始抵拉萨，所历艰险，不亚于昔日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遭遇。转逢在西藏铸记分行休息时，得遇厦门闽院毕业学僧满度，招待住进哲蚌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并介绍与哲蚌寺住持喇嘛多杰格西相识，转逢由此得其传授密宗奥旨。

是年冬，转逢离西藏南行入印度，朝拜菩提伽耶释迦教主成道处、鹿野苑释迦佛初转法轮度五比丘处、参观释迦讲经的灵鹫山等佛教圣迹。后再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缅甸等佛教国家，得到佛的舍利数十颗，原拟回国建万佛塔供养，却为新加坡广洽、广净两法师所闻，乃急电请其到新加坡弘法。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转逢先到马来西亚三宝寺，演本法师开欢迎会，请其开示。后应马六甲延祥招提之请，赴马六甲弘法。最后到新加坡，遂应广洽法师等人之请，任新加坡龙山寺方丈。

1952年6月14日，转逢于龙山寺无病念佛圆寂，世寿七十三，戒腊五十一。火化后得舍利子甚多。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佛教徒乞求供养。其中晶莹如豆子大者，其徒孙广净敬以银塔供奉，1957年春带回厦门南普陀寺建塔永留纪念。1975年广洽法师又特由新加坡携其灵骨归国，分作两份，一份安于厦门南普陀寺纪念塔内，一份则安奉于苏州灵岩山寺。

1981年转逢和尚百年腊寿，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漳州南山寺、南安小雪峰寺等均分别召集佛教徒为其举行纪念法会。新加坡广洽法师还为编印出版百岁冥寿纪念集，以作永久纪念。

转逢上人舍利塔

转逢和尚遗著有密宗《莲舌阿鞭论》及《六字云梯》两书行世。转逢和尚舍利塔建于南普陀寺后山，会觉和尚为撰塔铭，铭曰：

人生天地间，何终复何始。但观所行事，应知其来去。佛称大丈夫，从善业作起。究竟证菩提，久当人天礼。吾侪头颅皆丈夫，何事生来不如彼。只因不发菩提心，随处执著私我尔。若乃逢公和尚者，不枉一生所行事。(行事)精进，愈老而弥坚；牛堆马厩，以行其所志。吁嗟乎！环观斯世与斯人，不禁馨香顶(礼)，祝其来此。

弘一大师

弘一（1880—1942），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别号息霜，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一官宦富商之家。幼时天资颖悟，7岁攻读《文选》，琅琅成诵，人多异之。光绪二十四年（1898），19岁时奉母携眷南迁上海。居沪时，参加袁希濂在城南草堂组织的“城南文社”，所作诗赋名噪一时。后移居城南草堂。

弘一大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母王氏逝世，深感人事无常，改名李哀。从此了无挂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春柳社”话剧团体，公演法国小仲马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亲自饰演茶花女，悉臻神妙，名震一时。宣统二年（1910）学成后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民国元年（1912）春到上海，被上海《太平洋报》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在这个时期，他专门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吴梦非、金咨甫、丰子恺、曹聚仁、刘质平、李鸿梁、李增庸、黄寄慈、蔡因等，皆是其得意门生。

民国五年（1916）冬，在好友、著名作家、出版家夏尊住处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便决意一试，趁这一年寒假入杭州西湖虎跑寺“习静”，进行断食体验。历经十八天，但自觉并无痛苦，反觉轻快，且心思灵敏逾于常时。依此因缘，对佛法渐生信心，自是常来虎跑听经闻法。民国六年（1917）因见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在虎跑寺出家，大受感动，从此决意出家。

弘一大师书法

民国七年（1918）夏，即依杭州虎跑寺了悟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同年九月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之后，因看了《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觉得按照戒律规定自己虽受了戒但实不得戒。因此发愿研习戒律，这即是弘一大师后来发愿弘扬律学的因缘。

民国九年（1920），到浙江新城贝山闭关，得《弘教律藏》三帙，又求得唐道宣所著南山三大部之《四分律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和宋代灵芝元照律师的有关律学著作，潜心研读。越年正月，返杭州玉泉寺，阅《四分律》。

民国十年（1921）到温州庆福寺闭关安居，在此期间再次披阅《四分律》，因感《四分律》戒相繁杂，常人难以记诵。为使初学容易看懂，乃用列表撮记方法编录，从事编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亲自以端楷书写，历时四年，始告完成。

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弘一与尤惜明、谢国梁（尤氏后来出家名演本，谢氏出家名寂云）二居士一起拟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十二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在南普陀他认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尘诸法师，并被他们恳切地挽留下来，弘一大师由此独自留在了厦门。这是他初次和闽南结下的因缘，自此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闽南度过的。弘一大师在住南普陀寺期间，为闽院撰写了“悲智”训语。不久，由于性愿法师的介绍，他又到泉州南安小雪峰寺度岁。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寺住了三个月。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间，由泉州经福州到温州。同年十一月，弘一第二次入闽。到厦门约留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弘一大师曾住闽南佛学院，时闽院大醒、芝峰诸师等，有感国有国歌、学校有校歌，唯佛教缺了一首可代表佛教义理和精神的教歌，遂请精通音乐的弘一撰定曲谱，由太虚大师依曲谱词，作成了一首微妙精深、流传至今的《三宝歌》。此次居厦期间，弘一大师还曾到过泉州承天寺为性愿法师于寺中所创办到“月台佛学社”的学僧讲课，并为承天寺整理所藏古版藏经。弘一大师于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十八日，又乘轮返回温州庆福寺。

弘一大师在福建与学生合影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弘一又重返厦门，这是他第三次入闽。在厦期间暂住妙释寺，讲《净土法门大意》。十一月由性愿和尚礼请住万寿岩，于此时著《地藏菩萨圣德大观》一卷。十二月又到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告诫佛教徒：“在病重到临终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切勿询问遗嘱，亦勿亲谈杂话。”

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月初八日，在万寿岩开讲《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十二日于妙释寺讲《改过经验谈》，以自己五十年来修省改过的实践为例，劝诫佛弟子自我修省应“一学、二省、三改”，指出出家人应“虚心、慎独、宽厚、寡言，不文饰己过，不覆己非，闻谤不辩、不嗔”。是年，又于晋江草庵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及《戒相表记》。叙述自己弘律本愿说：“甚愿得有精通律义之比丘五人，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弘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肩荷南山之道经。以此为毕生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此次在妙释寺讲律，实可谓余弘律第一也。”适逢五月初三日为益大师诞日，弘一大师又为诸学者撰写《学律发愿文》，阐明学律弟子应发四愿：“一、愿学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为善友，互相提携，常不舍离。同学毗尼，同宣大法，绍隆僧种，普利众生；二、愿弟子等学律及以弘法之时，身心安宁，无诸魔障，境缘顺遂，资生充足；三、愿当来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众，广为弘传，不为名闻，不求利养；四、愿发大菩提心，护持佛法，誓尽心力，宣扬七百余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宗，流布世间。冀正法再兴，佛日重耀。”同时，又撰写《地藏菩萨九华事迹图赞》。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弘一大师应会泉和常惺之请，住于南普陀寺，在寺讲《盗戒》，并一再嘱咐瑞今和尚创办佛教养正院，以培育闽南籍初级僧侣，改变闽院自开办以来一直没有闽南籍学僧的状况。他亲自为学校书匾题名为：“佛教养正院”。大师以为：“振兴教育首在德行。佛门无论何宗何派，各有所长，不宜分别。而每一宗派学者，于善恶因果报应，必深信无疑，自勉勉人。”养正院于七月正式开学，推举瑞今主持院务，慧云、广义、本觉等为佛学教师，广洽为监学，并聘请厦门大学高文显居士、刘锡亨等兼任语文、历史教学课程，首届招收闽南学僧40多人，分甲、乙两个班级上课。从养正院开办以来，弘一大师只要是来厦门，都要到养正院巡视，并多次为院学僧演讲和开示。是年，弘一大师在南普陀结夏安居。八月二十五日在南普陀寺后山兜率院作《一梦漫言跋》、《华山见月律师行脚略图》，并作跋。是月为弘一55岁生辰，其门下弟子、画家丰子恺为造像纪念。弘一大师手书一联：“愿尽未来，普化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身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并题跋书赠广义和尚。十一月移居万寿岩，开创念佛堂，宣讲《弥陀经》，编《弥陀义疏撷录》一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元旦，弘一大师带病从晋江草庵到厦门南普陀寺。三月一日在寺讲《四分律含注戒本》。读万均所著《为僧教育进一言》，认为很好，即书华严偈联：“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并加跋寄奉万均。五月间，亲自写信通过日本在上海的书局，自日本请得大小乘经万余卷，加以整理，编成《佛学丛刊》第一辑，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月初，又在闽院讲《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在佛教养正院讲《十善业道经》及写字方法。继而又在南普陀寺功德楼讲《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因感其文字繁缛、深奥，初学者不容易读懂，于是乃精心编写《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二月，在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此文后来刊登在《佛教公论》第九期，后收入《晚晴老人讲演录》。四月十一日移居万石岩。五月二十二日，厦门在中山公园举办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并以大会所得收入救济灾民。筹备委员会请弘一代为谱写运动大会会歌，师欣然应允，亲自作词谱曲。翌年转鼓浪屿了闲别墅讲经，后移居泉州温陵养老院。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日军南侵，战火逼近厦门。时师与会泉长老避居万石岩。诸多佛门弟子劝请二位大师离厦到内地避难。弘一镇定自若，为题“殉教应流血”字句，以示其爱国爱教的志节。直至日军即将登陆厦岛，二位大师方在诸信众强行敦促下避居鼓浪屿。此后，会泉即与弟子宏船法师远渡南洋，弘一即转至漳州，后又辗转在泉州乃至永春各地山岩寺院静养。每到一地，佛教界与文化界人士纷纷慕名求见，求请墨宝，大师均应所求，为其题写。如是有求必应，普结良缘，人们将大师之墨宝，均奉为至宝珍藏。是年十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弘一大师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体现了大师爱国爱教的高尚情怀。

民国二十八年（1939），弘一大师六旬初度，丰子恺为他画《续护生画集》60幅和佛像1000尊奉寿。弘一收到画集，跋云：“己卯秋晚，续护生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晚晴老人。”是年夏，广洽和尚在新加坡为祝其寿辰，请名画家徐悲鸿为弘一作了一幅油画像。

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弘一大师移居泉州温陵养老院。自感一天比一天衰老 ，或将不久于人世，但仍为信众讲经，并为人书写联文，为出家众传授沙弥戒。十月二日又为转道、转逢二位法师书写楹联。下午即感身体发烧。三日食量遂减。四日复为学生写字。五日食量减去四分之三，又照常写字。六日整天断食，只饮开水，医药悉被拒绝。七日叫妙莲法师抵卧室写遗嘱。八日嘱临终助念等事。九日整天不开口，独自默念佛号。十日上午，为居士黄福海写座右铭一幅。下午写“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莲法师。至十三日医生王振邦恳请服药及进牛乳，后说《十诵戒文》。是晚八时正，吉祥西归，终年六十三岁。

圆寂后，第二天早晨缁素弟子焚香献花礼拜。十五日辰刻入龛，午刻送龛于承天寺安座。至二十日晚八时，在化身窑火化。荼毗后获舍利子1800粒，舍利花600块。其舍利分两处建塔：一置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置于杭州虎跑寺。

弘一大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极深的造诣。自民国七年（1918）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进修学，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大师尤为对佛教律宗贡献颇大，被佛教界尊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平生严净毗尼，发愿毕生精研戒法，誓护南山律宗。遍考中外律仪，校正唐代道宣律师所撰《四分律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之南山三大部，及宋代灵芝元照律师解释三大部之《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三记，为后世修学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弘一大师自出家后几乎每天都在律藏中探讨精微，发扬深显，撰作过很多律学著作，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都非常有名，至今都是佛教僧人或在家居士藉以修学戒律的指导书。民国二十三年（1933），还曾于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开办南山律学苑，亲自讲授戒律，以培养佛教律学僧才。

弘一大师，虽以持律闻名，但笃志念佛。平生最推崇印光大师，效其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之风，唯以写字与人结缘。其清纯恬淡、孤高耿介之风范，对民国以来之佛教界影响极大。生平以德胜威，克己复礼。利人无微不至，处事一毫不苟，俭朴惜福，一领破衲，落落自处。常怀忧国忧教之心，每对学人谈及佛法式微，世风日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不自已。常孑然一担，云游各处，讲经弘法，以在闽南时为最久。大师晚年几乎都是在闽南度过的，足迹遍及厦门、泉州、漳州、晋江、安海、惠安、永春等地。弘一大师为发展闽南以及南普陀寺的佛教文化事业，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植福闽南，功德无量！大师虽然圆寂近六十多年了，但他的声名仍为现今国内外人士所仰慕。一生著作等身，除了律学的著作外，还有《晚晴集》、《清凉歌集》、《华严联集》、《弥陀义疏撷录》等，1986年2月，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佛教协会和泉州弘一法师纪念馆组成编委会，将大师一生的著作结集成《弘一法师全集》十册，流传于世。

转岸大师

转岸（1882—1970)，俗姓刘，福建惠安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父刘翁，务农为业。母张氏，敦厚贤淑。青年时期，父母相继逝世，师孑然一身，感念人生无常，亲人离散，而萌生出家之念。光绪二十九年（1903），投南安杨梅山雪峰禅寺，礼喜敏上人为师，剃度出家。越三年，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圆戒后返回泉州。继而行脚参访，曾参学于宁波天童寺。返回闽南后，先后任泉州大开元寺、承天寺及漳州南山寺等首座，复亲近云果禅师，得其法教。

宣统三年（1911），奉雪峰祖庭之命，赴马来西亚，于马六甲代理青云亭寺寺务。翌年，赴缅甸仰光瞻礼大金塔，又赴新加坡，与转道、瑞等二师，合力兴建普陀寺，历年余而竣工。民国八年（1919），参与南普陀寺规划修建。那时转尘、转解诸师亦在新加坡，瑞等法师在新建的新加坡普陀寺任监院，转岸主张大家一同返厦门，共议南普陀寺修建大计。

返回厦门，众议决定兴建工程，委由转岸与闽南名匠杨桂馨洽商工程诸事。议成，转岸任监督。此一巨大工程，为时十年，转岸不辞辛劳，栉风沐雨，于雕梁画栋，壮丽梵宫，乃至一石一木，莫不悉心规画，始终其事。

民国二十五年（1936），转岸继任杨梅山祖庭雪峰寺住持。他原计划鸠工庀材，大事修筑，因翌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事遂中止。民国三十年（1941），他重到新加坡弘化，驻锡普陀寺。次年（1942）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居士林组织“佛建救恤会”抚辑灾黎，救济难民，请转岸主持其事，他尽心尽责，献身于社会救济事业。后来居士林又在淡岛创设垦荒农场，种植稻粱，开辟经济来源，此事仍由转岸主理。转岸以筚路褴褛的精神，经营筹划，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加坡光复，1947年转道接任普陀寺住持，以普陀寺信托人的身分，礼请在槟榔屿弘化的宏船法师，到新加坡出任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乃由槟城到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始建于1921年，由最早创建普陀寺的转道法师开山。当时是由一位郑雨生居士捐献了30英亩土地，侨界士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施舍净资建造，所以规模十分宏大，并且是一处安僧接众的十方丛林。建成后由转道任该寺第一任住持，转道以后继任住持的，有善慧、弘宗、步森诸师。

普觉寺前原有一处放生园，众议扩大兴建，辟成一处园林，凿一巨池，以供水族放生。又广建栅舍，以供禽畜栖息，此外并建造亭囿台榭，以配合景观。这项工程，繁复万端，若不是胸有成竹，具泉壑造化之匠心者，难以胜任。众议组织“建园委员会”，推请转岸为主任委员，负起建园任务。辛劳多年，始竟其事。

新加坡龙山寺毗邻之弥陀寺，旷地极广，佛教人士共议在该处创建学校，以培育青年学子，转岸首先响应。他以精于建筑出名，这建校的责任又由他担负起来，出任“弥陀学校建筑委员会”主席及信托人之一。1950年，转岸被推为弥陀寺住持，更筹划修建大殿，扩建功德堂，经年落成，弥陀寺焕然一新。继之又与普觉寺住持宏船、监院广周二师，计划翻建普觉寺大雄宝殿，后来这项工程也在他的筹划下翻建完成。

1965年，新加坡居士林购下了金炎律旧林址毗邻的一大片土地，要扩建新林址大楼，转岸是居士林的导师之一，集会共议之日，他主张大厦中要有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以供集会及念佛共修，并适应未来的发展。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解，与会者咸表赞同，众人又推他为“建筑委员会”主席，他也同样不辞辛苦承担下来。他以为，末法时代要引人对于佛法起信，寺刹庄严也是条件之一，以此他一生为佛教建筑尽力。

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佛教施诊所”，设立在普陀寺功德堂的二楼。这时转岸已年逾八十，数年前已自弥陀寺退居，在龙山寺静养。施诊所董事会又推他为佛教施诊所名誉主席，以资号召。

转岸一生淡于名利，而为教为法，义所当为者，决不推诿。他生性重实际蠲繁文，虽一生为佛教尽瘁，而本身朝夕行持，未尝间断。每晨拂晓即起，上殿礼佛，禅净并修。他开示大众，念佛者须兼静坐观心，始能顿歇妄念，以至定境现前，此为一心不乱之法要。慈祥恳切，感人至深。

转岸年轻时练过武功，八十余岁犹身体硬朗，走路健步如飞，往返市区，乘坐巴士，攀登上下，不亚于年轻人。他生活节俭，不尚浮华，而在抱之心，出乎天性。晚年预立遗嘱，将其毕生俭蓄的钵资，委托广净、印实二师，悉数分赠各慈善机构。

1970年1月中旬，转岸示疾，拒进汤药，对周围的人说：“死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落叶归根，自古不免，我现在唯一心念是求归安养，毫无其他挂碍。”24日傍晚，转岸自知时至，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回弥陀寺丈室。众人扶持他回到弥陀寺，在丈室安卧，身边的人为他念佛。到初夜时分，他睁开眼，随众念佛。念了数声，声音转弱至无，安详入寂，享年八十九，僧腊六十八。

1月30日，遗体荼毗于光明山化身塔，四众送龛至山者数千人，山谷为满。荼毗后得大舍利十余，小舍利数百，皆灿然夺目。舍利分做数份，供养于普陀、普觉、龙山诸寺及居士林。

转解法师

转解（1885—1960），俗姓黄，法名海脱，字转解，福建南安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世代务农，父名认忠，母李氏，俱早见背，依兄长大成人。青年时曾随兄至南安杨梅山雪峰寺谒喜敏上人，及听佛化老人讲经，由此有了出家之志。20岁依喜慧上座剃度出家。越年于厦门南普陀寺依喜参和尚受具足戒，长期随侍参公，深得器重，并授以衣钵。继而行脚参访，在宁波天童寺坐禅三年。返回闽南后，随侍转道和尚南游新加坡、马来西亚。转道在新加坡创建龙山寺，转解参与襄助，以后屡屡往返于新加坡、闽南之间，长途跋涉，不以为苦。

转解在闽南，先后担任杨梅山雪峰寺、泉州承天寺、厦门南普陀寺主要执事。民国八年（1919），南普陀寺组织寺务委员会，转解担任委员，首倡重建大殿，与会者咸皆赞同。他参与重建工程，使寺容为之改观。后任雪峰寺住持，道粮不裕，常住生活十分清苦，他以身率众，从事耕种，虽手足胼胝而不稍懈。又复在山上开辟茶园，种植佳茗，改良烘制方法，亲自肩挑背负，从事销售，以售茶所得之收入改善常住生活，而雪峰茗茶也因此声誉远播。

转解为恢弘祖刹，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50余岁之年，又远渡重洋抵达新加坡，从事募化以充裕祖庭经济。由于他慈缘广被，受熏者日众，复于新加坡创建普济寺、香莲寺，使精修参学者有所凭依。以此道誉日播，遐迩推崇，新加坡佛教总会推为监察主任，弥陀学校聘为副董事长，中华佛教会礼请为导师。

转解人在南洋，而闽南诸山佛刹及公益慈善事业凡有启告，莫不应缘解囊。虽人在万里之外，对祖庭之护念殊殷，在新加坡募得善财，重建了雪峰寺佛阁、前楼。本拟继续修建东西辅阁，因晚年罹患胆结石症，药石罔效，又以年逾古稀，手术困难，于1960年9月示寂，世寿七十六，僧腊五十七，戒腊五十五。

觉三法师

觉三（1887—1930），俗姓刘，字契林，湖南衡山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一个望族大家庭，俗家兄弟18人，他居最小。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南岳祝圣寺从妙现和尚出家。同年，从师叔妙见和尚受具足戒。翌年侍师祖云长老朝礼南海普陀山，后至四明七塔寺参学。不久，复返南岳祝圣寺随侍云专修禅净。后又就天然法师研读文学词章。民国初年，湖南地方兴起一股毁寺逐僧风潮，湘中僧侣惶惶不可终日。觉三为之慨然喟叹，认为佛教如此衰败，非提倡僧伽教育，培育僧才，不足以振弱起衰。于是即往长沙，进长沙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转入法政学院学习。民国七年（1918），外出云游，至安徽安庆迎江寺，并在此寺驻锡多年。民国十一年（1922），迎江寺创办佛教学校，聘请常惺法师为主讲，觉三法师为学监。斯时闽南学僧瑞今和广津即在佛教学校就学。

民国十三年（1924），南普陀寺筹办闽南佛学院，前往安庆聘请常惺来寺协助筹办，觉三亦随常惺应聘来厦，就任闽院学监兼训育主任。与此同时，南普陀寺也聘之为堂主。师仪态庄严，不苟言笑，但对学僧，却又关怀备至，深得学僧的敬畏和爱戴。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就任南普陀寺第二届方丈兼闽院院长，议决将原学院附办的小学部，由觉三等负责迁往漳州南山寺独立建校，称南山学校，觉三主持校务。建校伊始，曾遇到不少困难阻抑，但觉三始终不惮余力，艰苦经营，使学校得以顺利发展。民国十八年（1929），觉三为筹募经费偕同瑞今法师赴台湾弘化，因在台湾奔劳不息，致积劳成疾。回漳州后，医药无效，病势日重，次年三月在南山寺圆寂，世寿四十三。

太虚大师

太虚（1889—1947），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清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幼年时便受其外祖母的影响，经常随其朝礼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及当时之名刹，对佛教深生爱乐。13岁时就已萌出家之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年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同年冬，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后依止宁波永丰寺歧昌和尚学经。越岁，复住天童寺禅修并学习佛教经论。时与闽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佛学。

太虚大师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杨文会居士所创办的洹精舍学习，至是年秋，精舍因经费匮乏，又无学生而停办，太虚在精舍的学习生活仅半年就宣告中止，时间虽然短暂，但洹精舍在近代中国佛教教育上的里程碑意义却给青年太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可以说远植了他日后以注重佛教教育、推进佛化世界为导向的中国佛教复兴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虽廖廖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关系。”

宣统二年（1910），应栖云之邀赴广州，拟组织僧教育会未成。夏，于广州狮子林设佛学精舍讲学，编《教观诠要》、《佛教史略》。秋，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民国元年（1912），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他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加入以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并被选任为该会所办《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积极倡导“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佛教月刊》总编职务。民国三年（1914），转入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潜修佛学，长达三年。在闭关期间，深研法相唯识、如来藏思想体系经论及佛教其他诸宗经论，还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勤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六年（1917）二月四日出关，十月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兼讲学，十二月十九日返沪，时年29岁。

民国七年（1918），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续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民国十一年（1922），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至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二年（1923）夏，往庐山大林寺主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民国十四年（1925）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十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太虚大师书法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和尚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请太虚来厦就任。是年五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并为闽院学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回应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是年冬，闽院发生学潮，太虚命大醒、芝峰先后于闽院主持教学。后数年，闽院成为太虚佛教教育事业之中心。

民国十七年（1928），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同年四月，发表了《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提出了他有名的、对中国近代佛教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生佛教”的思想理念，此之思想理念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乃得以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建设立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远赴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回厦，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并倡议厦门市组织思明佛教会，嗣以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自由选修。在为闽院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主张《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及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之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

闽院经太虚大师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时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如印顺法师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也多是当年受太虚大师亲自教诲的学僧。

太虚在厦门时，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法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三十论》等佛学论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中国佛学会闽南分会和闽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民国二十八年（1939），又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民国三十二年（1943），他又与冯玉祥、白崇禧、于斌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相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后由其门下弟子汇集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十七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世寿五十九，僧腊四十四。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曰：

太虚大师舍利塔

太虚大师，善探三藏，悲愿宏深，于近代中国佛教史中有八大贡献：一者，利摄一切佛法；二者，创办武昌佛学院；三者，发行《海潮音》月刊；四者，整理僧伽制度；五者，提倡人生佛教；六者，弘法欧美各国；七者，沟通汉藏文化；八者，组织僧伽救护队，诩赞抗战大业。凡此，略举其荦荦毂大端耳。至其戒行之庄严、心量之广大、学识之闳肆、智慧之超奇、著述之丰富、允为僧伽巨臂，无待敷陈，成知敬仰矣。

大师俗姓吕，讳淦森，浙江崇德人。父，泥水工，早逝。十六岁出家受具足戒，百炼险阻以成器，而一趣于法事。岁次丁亥三月十七日，示寂上海玉佛寺。四月八日，荼毗于海潮寺，赫然得舍利三百余颗，心脏焚而不化，斯乃慧业所晶、结净德所集成也。世寿五十有九，僧腊四十有三。

新加坡广净、竺摩、演培、优昙、广义等诸上善人，感念大师曾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整顿丛林，弘开讲座，功德卓著，汇资建塔于五老峰巅。南普陀寺妙湛法师、厦门佛教协会蔡吉堂居士等，行见大师法乳长春、慧灯永耀，乃为铭曰：“海天浩荡，雨露荣滋，巍巍石塔，千秋奉之。”

性愿和尚

性愿（1889—1962），俗姓洪，名水云，法名古志，别号栖莲，暮年又号安般、乘愿，南安华峰乡（今石井古山）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父名朝鸣，母黄氏名善顺，均为佛教居士。性愿从小极具慧根，7岁便开始素食戒荤。光绪二十六年（1900）依南安石井东庵德山和尚披剃出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厦门南普陀寺依喜参和尚受具足戒。圆戒后，从南安水头仙迹岩喜光老人习佛门经忏，诵读《禅门宝训》。翌年，到小雪峰亲近时在闽颇具盛名的佛化老和尚，听老和尚讲解宗乘法典，兼及儒学经史。这时同在佛老座下参学的，还有转逢、转解、转岸、转物、会泉等人。性愿在小雪峰一住五年，学修各个方面均有增进。

宣统元年（1909），与转逢、性知诸僧结伴往江浙诸山名刹参学，先后驻锡宁波天童寺、南京毗庐寺、苏州圣因寺、镇江金山寺、扬州高寺等诸名刹丛林，亲近现代高僧八指头陀寄禅、谛闲、慧明、净心诸大师，参禅研教，尤于天台教典，颇有心得。经历十载后返闽。初在厦门南普陀寺讲《大乘起信论》，继讲《禅林宝训》，自此随缘摄化，席不暇暖，与圆瑛、会泉被誉为福建三大法师。

民国八年（1919），性愿为漳州南山寺常住及善信公推为代表，向厦门驻军司令臧致平、旅长高泉中交涉，要求军方收回征用南山寺作为工业学校之成命。性愿据理力争，交涉成功，被推负责主持寺务。师乃积极整顿，予以修缮，督造天王殿佛像。师住南山寺三年，惨淡经营，庄严梵刹，焕然一新。寺中田产先前被典卖者，全部赎回，常住众四十余人，道粮充足。至此，师乃将寺务交广通法师继任。他应厦门南普陀寺之请，前来讲经。

民国十三年（1924），性愿在南普陀寺设佛学研究社，学僧数十人入社受学，开闽南研究佛学之先声，是年，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时，他还帮助起草丛林规仪《十方丛林住持规约二十条》。

民国十四年（1925），性愿又于泉州承天寺东方伦理佛学研究社，讲授佛学。翌年春，出任承天寺监院，先后在寺开讲《楞严经》及《金刚经》。民国十六年（1927）春，他又与转物、转解两师赴新加坡弘化，会晤在光明山兴建普觉寺的转道法师，是年七月返国，任厦门南普陀寺监院，处理寺中日常事务。

自民国十七年（1928），弘一大师常来闽南弘法，及至晚年常住闽南，性愿都从各方面对大师多所照应，与大师之交往颇为密切。性愿对弘一大师清净的律行及渊深的学识、精湛的书法，备极崇仰，故自身在学律习经以及书法上深受大师之影响。弘一大师圆寂后，性愿发起筹印大师遗著《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晚晴山房书简》及大师手书《金刚经》、《药师经》、《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佛典多种，令一代高僧的律学著作和书法墨宝，得以弘传流布。

民国二十五年（1936），性愿代理南普陀寺方丈，至此其服务南普陀寺也有八年之余，其对南普陀寺之贡献，自不待言。

民国二十六年（1937），性愿受旅居菲律宾佛学居士之恭请，南渡菲岛到菲律宾弘法。菲律宾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早期移民菲国的华侨，虽然也有人信奉佛教，甚至于也建有观音堂一类的小庙，但那是华侨间的民俗信仰，建庙的目的是为了消灾祈福，庙宇也是由在家人管理。民国二十年（1931），华侨界一部分信仰佛教人士，发起组织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后来改名为旅菲中华佛教会），民国二十五年又发起兴建大乘信愿寺。民国二十六年，中华佛教会自厦门礼请性愿法师南渡，至此佛法僧三宝俱足，菲律宾才正式有佛教。所以，性愿法师是中国僧侣赴菲国弘化的第一人。

性愿到达菲律宾后即就任菲岛首刹大乘信愿寺住持。居任后，即筹划营运，整修扩建殿堂院舍，塑造佛菩萨圣像，购请碛砂版《大藏经》，使信愿寺成为菲律宾国内第一座三宝俱足的丛林禅寺，嗣又向国内延聘僧众到菲协助寺务。并以寺院为广弘佛法的佛教基地，经常举办各项讲经弘法大法会，性愿亲自主讲佛经教理，引导广大信众修学佛法。他还领导侨界有力人士组织佛教居士会，加强侨胞间的团结；又组织青年会，接引青年人学佛。在菲前后二十余年，使菲律宾侨胞皈依三宝者，不下十万之众，菲国佛教，自性老抵达后，日益隆盛，蒸蒸日上。性愿法师对菲律宾的佛教有着卓越的贡献，也由此被誉为开拓菲律宾佛教的开山祖师。

民国三十四年（1945），性愿于马尼拉马拉闷社开建规模宏伟的华藏寺。其寺占地26000平米，耗资菲币数十万元，1953年前后始完成。寺建成后，性愿即倡议联合信愿寺和华藏寺为十方选贤制的丛林禅寺，同时亲自聘请瑞今大师为两寺丛林的首任方丈。后来，又在宿务、三宝颜等处也兴建了佛寺，其他一些省份也有了佛寺，使佛教在菲国日渐壮大。

性愿在菲律宾还先后协助创办了普贤学校、文殊学校，让华侨子弟接受祖国文化。性老除了发展菲国佛教外，对祖国的佛教也予以极大的支持，闽南的大小佛刹以及江浙名刹如金山寺、高寺等，都曾得到他经济上的支持。

民国三十七年（1948），性愿六十大寿。厦门南普陀寺特发起为其举办“三坛传戒大法会”，十方求戒四众弟子达千余人，盛况空前。之后性老于厦门万石岩创办大觉佛学讲社、在厦门太平岩创办觉华女子佛学苑，培育女众人才。

1958年，性愿老和尚七十寿诞，四众弟子及全菲佛教团体成立性愿老法师七十大寿庆祝委员会，在华藏寺启建祝寿法会，印行《法华经》赠送善信结缘，并编印《性愿法师七十纪念集》祝寿。是时，印顺导师亦由台湾来菲为性老祝寿，性老借此推请印顺法师为信愿寺与华藏寺二寺上座。

1962年，性老身体不适，于4月11日在华藏寺园楼圆寂，世寿七十四，僧腊六十二。遗体荼毗后，得舍利百余颗，灵骨葬于寺之北隅。

性愿法师平生善辞章，工书法，戒德庄严，学修并进，驻锡菲岛弘化20多年，建寺安僧，兴教办学，讲经弘法教化信众，为菲律宾佛教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国内的佛教，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为弘扬佛教，化导众生，竭尽心血，其高尚之德行，受到海内外缁素人士的钦仰和敬佩，誉为近代僧界之楷模。

瑞等法师

瑞等，生卒年不详。俗姓陈，字寂平，福建漳州海澄（今龙海市）白水宫人。因看破世缘，发心出家，投南普陀寺依转武上人座下，脱白披剃。未几，往兴化广化寺受具足戒。后往南洋参学，颇有声誉。数年后回国，仍归南普陀寺，任监院。

民国九年（1920），率寺僧代表专程至北平（今北京市），诚邀转逢和尚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并鼎力协助其重建大雄宝殿。工程竣工后，飘然南渡弘法，于名于利，无动于衷。性好施，人所不及。民国十七年（1928）秋，南普陀寺大悲殿毁于火，重建工程浩繁，需款巨万。他云游南洋，四处募化，不时寄汇巨款以供给，使大悲殿得以顺利建成，厥功甚伟。晚年长期在海外传教，极少回国，与国内佛教界人士甚少联系，乃至后事不详无从查考。

其入门弟子广玄，在新、马乃至印尼、澳大利亚等地传教，并在上述地区各建一座普照寺，以纪念其师瑞等所披剃祖庭南普陀寺之前称“普照寺”。晚年，广玄在其故里龙海市港尾镇的太武山左侧，兴建一座规模雄伟辉煌的普照寺，并设祖堂以奉其师瑞等一脉宗师牌位。

会觉大师

会觉（1892—1972），湖南人。太虚大师首席弟子之一。性沉默寡言，生活简朴，为人敦厚。对佛学深有造诣，尤精于唯识，兼通天台、贤首诸宗。诗文俱佳。先后任武昌佛学院、安徽安庆迎江寺佛教学校和厦门闽南佛学院教师。民国十四年（1925）夏，太虚在庐山大林寺设“庐山学窘”，会觉与大醒、满智、迦林等皆在此就学，专修英文和佛学，以期将来往英、美弘化之用。后任《海潮音》佛教月刊主编。

民国十七年（1928），会觉应请与满智同到闽院任教。民国二十年（1931）应中华大学邀请，前往开讲《唯识研究法》。民国二十一年（1932）复返闽院，任研究生部教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任期届满，离厦返沪。芝峰与大醒也皆相率离厦，会觉则仍留院协助常惺住持院务，但后因体弱多病，较少讲课。

抗战期间，厦门沦陷，会觉仍留居南普陀寺静养。民国三十二年（1943），大众共推会觉出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并于是年去日本考察。翌年从日本回国，途经上海，在上海招收学僧16名带回厦门。此时闽院学生已寥寥无几，学僧仅有上海16名、厦门2名、汕头1名。合计不足20人。为补不足，学院首次招收在家信徒6名，勉强开班上课。但不到一年，即因师生两缺而停办。

抗战胜利后，会觉辞去南普陀寺方丈职务，迁住厦门妙清寺。民国三十五年（1946）应杭州诸山邀请，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自任院长，演培、妙钦任教师。武院开办二年后，因时局紧张，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停办，会觉再度到南普陀寺定居。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会觉与许宣平居士相议，组织僧众及闽地居住在寺中的菜姑生产自救，联合妙清寺菜姑成立莲友棉织厂，又为印月堂菜姑组织群华棉织厂。后会觉以年老体衰，退居后院。1956年会觉任厦门佛教支会副主委。1957年南普陀寺住持二埋和尚卸任离厦，僧众又推会觉为住持。1958年，厦门实行并寺，集僧于南普陀寺。许多僧人因此离厦他就，全市寺僧零散。同年厦门市佛教协会进行改组，会觉被选为会长。1962年市佛协再次改选，会觉退居为名誉会长。此后，佛教协会已形同虚设，不再开展活动。

1966年爆发“文革”，会觉不幸受到冲击，1972年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一日）示寂于妙清寺，世寿八十。生前许多著作，未及整理编辑成册，大都散见于《海潮音》月刊和其他佛教刊物。

慈航法师

慈航（1895－1954），俗姓艾，名继荣，字彦才，福建建宁溪口镇艾阳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父炳元为国子监生，一生教私塾蒙馆以终其身。6岁随父入私塾就读，年10岁，母亲过世，家境日显困窘。13岁辍学习裁缝自谋生活，因常到寺院中剪裁僧衣，羡慕出家人之行止，渐萌出家之念。

慈航法师

宣统三年（1911），父辞世，慈航孓然无所依，遂投泰宁峨眉峰礼自忠上人剃度出家。次年，于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受具后参学大江南北，历时十四载，先后游历或驻锡常州天宁寺、南京香林寺、天台山观宗寺等十多所寺院。游历期间，曾受天台之教于谛闲大师，学净土于度厄长老，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对深奥的佛学甚难理解，深感学经困难，闻太虚大师在厦门主持闽南佛学院，遂于民国十六年（1927）到厦门入闽院修学。时大醒法师主持院务，正改制为大专学制，慈航被编为旁听生，随众学习，因成绩跟不上，常被同参学僧奚落，不到一年，便离开闽院往安庆迎江寺，担任执事。此时的慈航，依然看不懂佛学书籍，因自感学识浅陋，难以服众，便到南京毗卢寺太虚大师创办的“僧伽训练班”参学半年，结业后回迎江寺与道源法师一起创办佛学研究部，组织星期念佛会和义务夜校，普及佛学知识，培育弘法人才以化导社会，是为慈航办学之始。

民国十八年（1929），法舫法师在武昌办佛学函授班，慈航闻讯立即汇款报名。不久，函授班寄来一本深奥的《唯识讲义》，慈航硬着头皮读了几遍，也不得要领，但他并没有气馁，从此人到哪里，便将讲义带到哪里，由迎江到香港，到缅甸，到新加坡，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车上，一有时间便拿出来逐字逐句研读。

民国十九年（1930），慈航随太虚大师到香港弘法，之后入缅甸。时有旅缅华侨在缅甸组织居士佛教团体，开展学佛、弘法等法务活动，慈航与厦门籍佛教居士曾双堂、陈步墀、丘贻厥等共同发起建立“仰光中国佛教学会”，组织旅缅佛教信徒学习佛教经典，举办各种法会以及开展佛教宣传活动，深受华人的欢迎。他在仰光住了四年多，弘法之余深研唯识法义，自此佛学大进。回国后在上海、无锡、常州、南京、桐城、九江、武汉等地演讲弘法，卓锡所向，缁素景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赴南洋，慈航为团员之一。此行的目的是宣传我国的抗日政策，访问团所到之处，陆续成立中缅、中印、中锡等文化协会，以揭发日本的侵华罪行。访问团行程结束后，因四众弟子的热情挽留，自此留在南洋，在南洋七年间曾驻锡马来西亚，往返于新加坡，在马六甲、吉隆坡等地巡回讲经，并创办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院、星洲佛学会、雪州佛学会、怡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等佛教教育机构以及《佛教人间》月刊等佛教文化刊物。他发扬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理念，提出“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大救命圈”。

自民国三十三年（1944）起，慈航在新加坡灵峰菩提学院闭关阅藏三年，出关后在灵峰讲堂讲学，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应邀赴台湾主持台湾佛学院。入台初期，曾主持灵泉佛学院和狮山佛学院，在两院收留默如、戒德、妙峰等十多位从大陆到台湾的僧人。为此，无端卷入所谓“匪谍案”，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六月被当局逮捕入狱，在监狱呆了近半个月，才经友人营救出狱。

慈航出狱后依然四处讲经，其间一度驻锡弥勒内院讲学，当时台湾佛教界并没有较正规的佛学院，弥勒内院可谓是最具影响力的僧伽教育机构。

1952年农历九月，他在弥勒内院的法华关房再度闭关。1954年5月6日圆寂于关房，世寿六十，僧腊四十四。圆寂后面色如生，肉身不化。缁众弟子见此祥异，称之为活菩萨，乃将其肉身装金供奉。台湾许多寺院见此灵异，也竞相分炉立像崇奉。

2007年9月，泰宁祖庭住持应邀往台湾迎请慈航法像回祖庭供奉，途经厦门，厦门佛教协会组织南普陀寺僧众、闽南佛学院师生、各寺庙负责人及护法居士数百人，在和平码头举行隆重的接驾仪式，恭迎慈航圣像回归故里。

觉斌法师

觉斌（1897—1942），俗姓陈，法名复文，原籍福建南安。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家三世都长斋奉佛，其父及兄妹俱出家，一时闻者，叹为稀有。尚在母胎时，其母即在佛前发愿说，倘若得生男儿，当舍其出家为僧。3岁时被送至紫帽山古玄寺，拜性行法师为师，披剃落发，成为小沙弥。宣统二年（1910），14岁，奉师命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受具足戒。从此梵行清修，日益精进。

民国八年（1919），发愿行脚朝山礼佛，精修苦行。曾两次朝礼山西五台山，三次拜参安徽大九华山。此外又遍参三江诸多名山古刹，如杭州天目山、宁波天童寺等，参谒诸名师大德，学修禅净经论，历三年之久，始返厦门，就任白鹿洞住持。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南来膺任南普陀寺方丈，觉斌受聘为闽院事务主任兼南普陀寺监院。由是得以亲近大师，从其学习佛典经论。民国二十年（1931），厦门成立“思明佛教会”，觉斌被选为理事兼常务执行委员。师为人宽和谦逊，任事精明认真，经管财务经济，涓滴归公，厘毫不爽，深受学院师生和两序大众的钦服与信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任满引退。翌年七月弘一大师在南普陀寺创办“佛教养正院”，觉斌兼任两院事务管理，事务繁多，但因其善于调度排比，使之井然有序，条理分明，杂而不紊。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时局紧张。闽院、养正院相继停办，大部分师生疏散撤入内地。师以诸务缠身，未能随众内撤。厦门沦陷后，一度避居云顶岩不出。

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日伪当局利用日、台籍佛教徒，拉拢部分厦门佛教界人士组织“大乘佛教会”，并通过佛教会劝说觉斌住持南普陀寺，并推选他为佛教会顾问，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觉斌被选为副会长。虽勉强出任，但忧国忧民之心忡忡，经常托病深居云顶岩或白鹿洞。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师曾以《山居》为题吟诗一首以抒志怀。其诗序云：“余近因事忧扰，百感丛生，觉病魔日作，聊咏《山居》诗以遣之，并慰平生之愿。”诗中有句曰：“三界如火宅，红尘日茫茫……讽经有龙听，静坐无畏床。……山河有败坏，佛日胜天长。”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处身“山河败坏”、红日尘劫的茫茫沦陷区中，如居火宅的忧患焦虑的情怀，以及只能静坐无畏床头，无可奈何地诵经以求自我解脱的心境。

民国三十年（1941）春，南普陀寺准备复办闽院，拟请觉斌出任院长，但他极力推荐大醒以代，并亲自去上海迎请大醒来厦就任。

此后，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月圆寂，世寿四十六。

方莲比丘尼

方莲（？—1939），福建厦门鼓浪屿人。生年不详，未出家前是一位虔诚的优婆夷（在家学佛女居士），在20世纪20年代初，往缅甸首都仰光朝礼大金塔。后侨居马来西亚槟榔屿，投拜道阶和尚削发出家。此后，即在南洋各地弘法，受到各地佛教信徒的尊崇。民国二十二年（1933），回厦门南普陀寺参拜太虚、会泉、常惺、转道、转逢诸名师，并带回一批女弟子，安排在闽院等僧院学习。次年返回南洋群岛弘法传教，后在南洋圆寂。

常惺大师

常惺（1897—1939），俗姓宋，名寂祥，亦名优禅，字常惺，江苏如皋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少年时，依慈母学《大学》、《中庸》，聪颖过人，忆诵不爽。12岁依福成寺自诚和尚出家。自诚见其聪明好学，以师为可造之才，使之就读于如皋之省立师范学校。师勤奋向上，考试每列前茅。17岁时，毕业于师范学校。民国四年（1915），进上海华严大学亲近月霞和尚。华严大学后不久又迁至杭州海潮寺，常惺随之而往继续就读于该校。同年，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民国五年（1916），学禅于天宁寺，究明心宗。民国六年（1917）夏，往宁波观宗寺依谛闲和尚修习天台教观。此后数年间，博览诸经，修习止观，融会贯通。后来他曾自述所学过程：“惺初学华严，继习天台、唯识、禅、律。最近研习密乘，融会观之，不免为门庭所囿蔽。”

常惺大师

民国八年（1919），常熟虞山兴福寺创办法界学院，常惺被延请任该学院教师，专讲华严教义。民国十一年（1922），应安徽安庆迎江寺竺庵和尚聘请，赴安庆主办佛教学校，并亲自授课。民国十三年（1924）夏，应太虚大师之邀赴庐山出席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后随太虚至江苏泰州光孝寺讲《维摩诘经》。

民国十四年（1925），应聘来厦门南普陀寺，协助会泉长老创办闽南佛学院，就任学院副院长。在学院筹办期间，常惺撰写《闽南佛学院缘起》、筹建院舍、聘任教师、招收学僧，以至安排授课计划等事务，无不亲自主持、亲自过问、亲自动手，终使学院于是年中秋正式开学，并逐步走上正轨，成为福建第一所正规化的佛教高等学府。民国十六年（1927），会泉三年方丈期满卸任，转聘太虚为继任方丈兼学院院长。常惺遂辞却闽院教学职务，应云南佛教界人士之请，前往讲经。时云南爆发中法战争，常惺积极组织佛教弟子往战地救护伤员，颇著成绩，受其爱国爱教精神的感召，有数千名善信因之皈依佛教。

民国十七年（1928），常惺随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并受密教灌顶，准备赴西藏学密。太虚闻知，急函挽留，因未能成行，仍回闽院助教。民国二十年（1931），受聘任泰州光孝寺住持，并创办光孝佛学研究社，招收学僧，研究佛学。在此期间，又兼北平万寿寺住持。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因连任南普陀寺方丈和闽院院长任期届满，离任返沪。常惺继太虚大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闽院院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常惺离厦返沪，是年，中国佛教会改组，常惺出任佛教会秘书长，与众多高僧大德一起共谋振兴中国佛教大业。他因多年为佛教事业奔波，心力交瘁，致患肺病，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39年1月14日）在上海宝隆医院逝世，年仅四十三岁。

蕙庭法师

蕙庭（1897—1933），字蓁宽，江苏如皋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早年毕业于如皋省立师范学校。民国十二年（1923）到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就学，在院主修法相唯识之学，深有所得。

民国十五年（1926）夏，自内学院毕业。时逢如皋同乡常惺应会泉之请欲前往南普陀寺筹办闽南佛学院，常惺即邀惠庭一同前往着手闽南佛学院之筹备工作。闽南佛学院成立后，常惺任副院长，蕙庭任教务主任。在创办期间惠庭大力协助常惺主持闽院工作，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民国十七年（1928）蕙庭离开闽院，应请到江苏常熟虞山兴福寺的法界学院任教半年。后又应常惺邀请前往杭州昭庆寺佛教师范学校协助办学，此校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办。之后蕙庭又与寄尘法师同往安徽九华山共办“江南九华佛学院”，但不久寄尘因故离去，留蕙庭当代理院长兼教务主任。

蕙庭在九华山佛学院，锐于改革教学。首先参考当代普通中学学制，除佛学功课外兼授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佛学课程根据学僧程度，授《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辨中边论》、《因明入正理论》等唯识宗课程。在教学中应用通俗的语言，对法相唯识学的理论和名相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利用课余的时间引导学僧进行讨论，使学僧于短时期内对法相唯识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民国二十年（1931）夏，蕙庭接受镇江超岸寺守培法师的力请，出任超岸寺住持兼玉山佛学院院长。就任后即对超岸寺之寺务进行了整顿改革，开放云水堂，以接待十方僧众往来常住，同时又以曾在九华山办学的经验对玉山佛学院进行教学改革，扩大招生，提高教学质量。

惠庭虽寺务、院务繁忙，但仍不废修持，精进不懈，终致积劳成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舍报西归，年仅三十七岁。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发展僧伽教育、创办佛学院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近现代不可多得的大德高僧。

元镇大师

元镇（1897－1977），俗姓孙，福建惠安山雅边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自幼父母见背，由祖母康氏抚养（康氏晚年也出家为尼），且教其读书识字。五叔父孙喜生，为惠安儒医，设有医局。元镇童年常到叔父医局玩耍，日久之后，对岐黄之术发生兴趣，自叔父处学习了不少中医知识。10余岁时，由于一次意外受伤而骨折，他叔父是内科，外伤非其所长，乃送他到泉州紫帽山普照寺，请妙月和尚治疗。在寺内疗伤期间，妙月和尚常为他开示佛法道理，他感到身心清凉，由此萌生出家之念。伤愈后，求妙月和尚留其在寺中，随众练功，兼学医术。17岁时，依止妙月和尚剃度，出家为僧。

元镇出家后，继续依妙月和尚学习医术及武功。他生性吃苦耐劳，于农禅及练功之余，在紫帽山下就地取石，为普照寺修筑了一道围墙，并开辟荒地，种植菜蔬，供养常住。此外则勤奋穷研岐黄奥旨，焚膏继晷，学问日进。

民国四年（1915），元镇19岁，奉妙月和尚之命，到兴化县（今莆田市）涵江慈寿寺，依元智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圆戒后到厦门南普陀寺任职事。元镇为人忠实勤恳，为寺中寺务任劳任怨，深为监院转诚和尚所器重，其职务也由侍者、香灯、殿主而至副寺，总管寺中账目，采购常住众食用物品。当时南普陀寺尚是子孙庙，但也有十方云水僧来往挂单参学，元镇虚怀若谷，常向挂单的老参们执经问难，住云水堂的行脚僧来自各方，甚么样的人才都有。有精于拳术的，有精于医道的，元镇不耻下问，与他们切磋拳术，钻研医道，他融会各家之长，不久之后，其医术、拳术两方面，都有非常深的造诣。

民国八年（1919），元镇自南普陀寺告假返泉州礼祖，途经晋江，适逢南岳寺住持妙意和尚圆寂，寺中常住找他去参加助念。其中有人知道他会看病，有病的人就找他医治，果然是妙手回春。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开来，寺外信众也来找他看病，他慈悲心重，来者不拒，予以施医。南岳寺常住见他慈悲喜施，对他深为敬重，大家挽留他继任南岳寺住持。他不敢自专，回到崇福寺（位于泉州，为妙月和尚当时所住持的另一道场）请示妙月和尚，得到允许，再到南普陀寺告假。这时南普陀寺监院已换为瑞等法师，瑞等本来要请元镇担任常住维那，以他已答应了南岳寺，深感失之交臂，唯有相互珍重道别。

元师住持南岳寺后，以医术广结善缘，妙手回春，受到乡民的爱戴。日久之后，晋江、南安及邻近诸县人士，无人不知元镇大师的大名，善男信女皈依于其座下者不计其数。民间若有婚丧喜庆等事，都以能请到元镇大师光临为荣。地方人士如有争执，元镇若出面排解，往往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而他对晋江县最大的贡献，是他化解了地方上多年的械斗。原来民国元年（1912），泉州一带有所谓“小姓大姓”、“强房弱房”等帮派之分，时而发生械斗。一旦械斗发生，轻则多人受伤，重则有人丧命。民国十三年（1924），晋江有“十乡帮”和“三股帮”者，以多年宿怨，已械斗多次不能解决，此时又发生械斗。元师善巧方便，利用神权为之释怨。当两方械斗时，元师会同地方父老，抬了乡民最畏敬的石狮城隍公及七王爷到械斗处。此时双方已有多人受伤，元师告以此即神明的惩罚，若不停止械斗，将有更大的伤亡。乡人迷信，信以为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元师此时再以佛法化导他们，终于消除了双方的宿怨，以后不再有械斗发生。

南岳寺周围荒山野地极多，元师亲率寺众，胼手胝足，开辟荒地变成良田，在平原地上种植麦豆地瓜，在山坡地上种植桃梨果树，在贫瘠的山上则植林取薪，使南岳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当时农村，经济落后，乡人生活艰难，元师于寺中经济改善之后，斥资兴建织造工厂，向外地购置织造机器，聘专人管理，招请乡人到工厂中，学习织造线衫、线袜，成品销到外地，如此一来，南岳寺附近乡民的生活大为改善。此外，他重修南岳寺大殿，增建僧寮，开海单广接十方僧众。在那段时间内，由南洋回国的法师如广增、广秋、广专、广听、传爽、法诚等，都曾在南岳寺挂单居住过。元镇住持南岳寺前后近三十年，为地方上做了很多事，多年之后，仍为地方人士所称颂和感念。

晋江城外东南十里处，临近海滨有一座古刹南宫寺。民国十一年（1922），寺中董事仰慕元镇的道誉，礼请他出任住持。此后二十年，他就在南岳寺和南宫寺两寺院间往来驻锡，随缘弘化，兼以行医济世。民国十六年（1927），就像妙月禅师以医伤因缘为他剃度似的，他也以医伤因缘，为一位12岁的少年剃度。这位少年后来继承其医术，更加以发扬光大，他即后来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荣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奖章的常凯法师。

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元镇的剃度师泉州崇福寺住持妙月和尚圆寂，崇福寺常住两序推选元镇继任。崇福寺自民国元年以来，由该寺住持妙月大师多次远赴南洋弘法兼以行医募集大量资金重兴扩建，使梵宇殿堂庄严宏伟，成为泉州三大丛林之一。按崇福寺的宗风，寺院经济以农禅自给、行医济世为主，绝不四处募化或为人作经忏为利。元镇就任后，继承宗风。

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一月，是妙月老和尚三周年忌辰。在菲律宾弘化的性愿老法师回到闽南，发起在崇福寺举行冥阳普利大斋水陆法会，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法会圆满，剩余一笔钱，元镇以此余款，在崇福寺内建筑一幢藏经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家僧尼都要参加劳动生产，寺庙经济也都受到严重影响。1954年，崇福寺梵宇失修，后得新加坡常凯法师汇资重建。

1966年“文革”开始，出家人大都被遣送还俗。时元镇年已古稀，他离开寺院无处可去，便于泉州市东街二郎巷租了一所民房，开设崇福诊所。他一本数十年来怜贫恤苦，在抱的胸怀，为乡民诊病疗疾，对乡民解衣推食，和乡民打成一片，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晚年收授几位年轻弟子，教授治伤疗疾、移轮接骨等医术。1976年，所租房子为业主收回，便往二郎庙挂单。没多久，在赐恩岩山下另租一处房子，作为住修之地并于此处继续开设诊所，惠济民众。

1977年6月26日，元镇以年老力衰，安详西归，世寿八十一，僧腊六十四。时因“文革”刚结束，遗体草草焚化，至1980年初方由其弟子常凯命人收集骨灰舍利建塔安放于崇福寺侧。

满智法师

满智，生卒年不详。四川嘉定人。青年时期在乐山乌尤寺出家。民国十一年（1922），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修学。在院戒行精严，课业成绩优良，深受太虚大师器重。在武昌佛学院学习期间，适逢在日本学东密的大勇法师回国在武汉开坛传法，满智与同学都踊跃参加。后大勇到北京慈恩寺成立“藏文学院”，一些同学随往北京。只有他单独东下到南京，考入欧阳竟无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时值支那内学院全盛期，名师如吕秋逸、汤用彤、邱希明、王恩洋等均在院任教，满智学法相唯识之学，昼以继夜，勤奋用功，对于佛法已经是深有造诣。

民国十四年（1925）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佛教界组团20多人参加，太虚大师为团长，命满智随行任记录员。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大师受请就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满智应太虚法师之召来闽院任教。是年冬，太虚往上海治病，副院长常惺也前往云南弘法，院务由满智、蕙庭、会觉负责。时闽院学僧与南普陀寺常住发生矛盾，掀起罢课学潮。会觉避往漳州南山寺，他未能阻止，乃派巨赞法师前往上海向太虚法师汇报。大师随即派大醒、芝峰二人来闽院处理。学潮平息后，满智仍在院任教。

《海潮音》为太虚大师所创办的全国唯一的佛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初，满智应太虚法师之召到上海主编《海潮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太虚在四川重庆筹办汉藏教理院，派满智到重庆负责具体筹建工作。他到重庆后即择缙云山为院址。经过一番辛勤筹备，于是年八月二十日正式开学，太虚亲临主持开学典礼，委任满智为教务主任，负责院务工作。

汉藏教理院初创，百废待兴，满智从筹建始至开办后，上下各项事务无不亲自操劳，两年后因积劳成疾，得了喀血病（即肺结核症），借此辞职。院务交与从西藏归来的法尊法师负责代理，他即转往外地养病，后不知所终。

大醒法师

大醒（1899—1952），字机警，别署随缘，号大醒，又号哭庵，俗姓王（寄尘、虞愚合著《厦门南普陀寺志》作“袁”），江苏东台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而颖异，从小即喜好佛仙之事。民国十一年（1922）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后读憨山大师《梦游集》，萌生出家念头。同年，因同乡戈公振治父丧，首次听闻别号“常惭愧僧”的印光法师之名，心神慕之，及读大师的书信和《印光法师文钞》，决意出家。民国十三年（1924）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出家。是年秋，又往武昌入太虚大师主办的武昌佛学院修学，时与寄尘、亦幻、迦林、虞愚等为同学。大醒是太虚大师所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之一，他和太虚大师一样在提倡佛教改革方面不遗余力，且发大弘愿整僧护教。同时，他对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仍有深刻体会。

民国十四年（1925），与同学显教、迦林、宏渡、本和等人离开武院，到南京就读于法相大学。是年夏，转至庐山依太虚创设的大林寺“庐山学窟”参究佛学，并学英语。后又参访江浙名山古刹。为示学佛坚诚，曾三次刺血写经，还曾到南京金陵寺掩关。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就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是年底，太虚在沪养病，忽闻闽院学僧闹学潮，即派大醒、芝峰、寄尘等赶来厦门协助处理。大醒等到院后，即深入学僧做说服工作，平息学潮，并整顿院规，新招学僧，同时又着力于学制和教学改革，使学院出现一片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大醒曾就任闽院副院长兼南普陀寺监院。在此期间，他与芝峰创办了《现代僧伽》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大醒护教心切，在杂志中呼吁佛教一致团结，整顿内部，健全寺院组织，共同护持正法。他以思想新颖、言词痛切，且以文字中涉及人物之臧否，遂为保守的老派佛教徒所反对。如当时净心法师致书太虚大师曰：

旧派意见，不难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阅《现代僧伽》一书，批评谛老、印老，及王一亭、黄涵老等……任意污谤，云是猪头长老，蛆虫居士。

关于批评印光大师的一段公案，亦见诸他撰写的《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大醒对印光大师十分崇拜，甚至于他出家的心愿，也是因读了印光大师的书信及《印光法师文钞》而决定的。所以，他出家之后，曾多次参拜印老。

在《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中，记述他第三次参拜印光老法师的经过：民国十九年（1930）夏，大醒第三次参拜印光法师，因在《现代僧伽》中有涉及印老的激烈言语，所以事前即做好挨骂准备。一见面，印老开口便骂：“你办的《现代僧伽》，专门是骂和尚的，不怕造口业？你们在厦门办的闽院……要打倒你，要打倒他，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大醒马上声辩：“《现代僧伽》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此话从何而来？”印老回答：“他们是拿了两本来的，我不看那样骂人的文字。”后来二人由骂人谈到现代佛寺制度如何改良，青年僧徒应如何教育等问题，请印老发表意见，但印老不愿指示，只是最后告诉大醒：“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大醒领受印光法师的意旨和训诫，为示尊重，特以“僧忏”为别号，后把民国十七至二十三（1928—1934）年间所写文章中关于批评佛教的一部分，集成《口业集》一书，感谢印光法师的教诲。

大醒在《现代僧伽》上痛切陈词，呼吁团结，整顿内部，亦有其时代背景。时当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佛教的灾难即接连而至。先是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寺产，驱逐僧众；继之唐生智在湖南打着如来的招牌，事实上是在扼杀僧徒，摧残佛教。冯玉祥的部属，时任内政部长的薛笃弼，建议政府“改僧寺为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南京市长刘纪文主张拆毁寺庙神像，而江浙各地地方上部分前进缙绅者流，多主张提拨庙产，兴办学校。尤其是民国十八年（1929），内政部订立“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亦就是以政府法令达到没收庙产、兴办学校的目的。在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僧侣，莫不抱着毁身殉教的决心来护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个。大醒这时年方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他有为教牺牲的豪气，不计毁誉，呼吁佛教改革，这正是“爱之深、责之切”心理的表现。

大醒、芝峰在闽数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底，太虚大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由常惺继任。大醒、芝峰亦辞去寺及佛学院职务，随大师离开厦门。回顾他在闽南五年之间，对于南普陀之寺务、闽院之教务着实有不少建树。闽院为全国学僧之所依归，也为南国僧教育之学府，由大醒主持五载如一旦，毕业两次，成绩斐然，不啻开南国佛教之新纪元，也为中国僧教育之罕闻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醒到汕头小住，主办《现代佛教》周刊，继续宣传他对佛教改革的理念。未久，又回到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杂志，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了一次《海潮音》的“人间佛教专辑”，发表太虚大师等所撰写关于人间佛教的18篇论文，在全国佛教界引起强烈的震撼作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醒东渡日本，考察佛教，结识不少日本佛教学者，回国后撰写《日本佛教视察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回到江苏，住持淮阴觉津寺，发行《觉津》月刊，继续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同时创办“觉津佛学院”，培育青年僧才。未几，中日战争爆发，他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训练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颇为地方当局重视，后来战事逆转，政府西撤，大醒对国事与佛教都颇为消极，万事随缘，曾住持高邮善因寺。之后因苏北地方不靖，他遂到上海常寄居于静安寺中。

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大醒担任该会秘书长，协助大师整理中国佛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季，他继太虚大师之后，出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舍报往生，大醒与同门师兄弟亦幻、尘空、灯霞、演培等随侍在侧，为大师治丧。事后，又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辑和太虚大师舍利塔建立的工作，并二度接编《海潮音》月刊。1949年，江南动荡不安，他于是年年初来到台湾，以《海潮音》杂志发行人兼主编的身份，把《海潮音》迁到台湾出版。

大醒到台后，住在台北善导寺，出任该寺导师。1950年冬天，积劳成疾，患高血压症，移住新竹香山疗养。一年之后，血压稳定，病况转佳，他应新竹灵隐寺之邀，到该寺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导师，培育僧才。不料于1952年3月中风，半身不遂，乃回到善导寺疗养，于是年12月13日安详示寂，世寿五十三，戒腊二十七。

大醒生平，以提倡佛教僧伽教育和主办佛学刊物，对佛教贡献最大。早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曾撰文呼吁，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规，整肃寺院的腐败现象，使当时的佛教界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他主编《海潮音》杂志，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主张僧侣应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勿过多注重死后问题的探讨，而成为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重要继承与光大者。

综观大醒一生，擅长于文学、能诗书，为人不拘小节，磊落率真，且热心佛教文化教育，为时人所推崇，后人所敬仰。他平生发表佛学论文甚多，主要著述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口业集》、《日本佛教视察记》、《空过日记》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著》行世。

寄尘法师

寄尘，生卒年不详。安徽合肥人。民国十三年（1924）就读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研究部，毕业后任安徽九华山佛学院教务主任，兼史地教授。之后，到厦门任闽南佛学院事务主任，兼国文教授。民国二十二年（1933）与虞愚居士合编《厦门南普陀寺志》一书，是为千古名刹南普陀最早有寺志之始。不久，随太虚大师到潮汕弘法。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潮州开元寺创办岭东佛学院，太虚大师出任院长，大醒法师任教务主任，代理太虚法师负责管理院内一切事务。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醒回厦门南普陀寺担任《海潮音》总编辑，寄尘则继任该院教务主任代理院务，并兼任该院史地艺术教师。寄尘在负责岭东佛学院的教务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人海灯》的主编，与通一法师共同负责该杂志的编务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岭东佛学院开会议决在该年暑假后暂时结束，寄尘便到宁波，后不知所终。

清华法师

清华（？—1966），闽南人，籍贯、生年不详。早年出家，长住南普陀寺。1952年任厦门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慈善委员。后来安排看管南普陀寺后山兜率内院。其秉性宽仁，六和无争，戒定慧三学圆满，深得僧俗敬仰。旧时厦门习俗，民间丧葬请和尚诵经礼忏。礼毕，丧家封送红包二元答谢，并待以点心茶水。师为人念经，每携带海青手铃独自前往，功课完毕，仅收受红包，谢绝点心茶水应酬，从不要求丧家备办花果食品。这样既安顿孝眷心绪，随顺教化，又节省繁琐礼节，令信众恭敬信乐，称之为无形布道。1966年爆发“文革”，8月30日，红卫兵闯进南普陀寺，捣毁寺中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像。清华出面劝阻无效，悲愤难忍，遂纵身寺前般若池殉教，其为教如是，令闻者无不震撼涕淋泪下。

广心和尚

广心（1900—1967），俗姓张，法名照正，福建惠安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全家奉佛，故自幼宿根深厚，天资聪颖敦厚，喜好佛法。宣统三年（1911），随父兄到南安雪峰寺出家，父法名瑞都，兄名广戒，广心则依其父瑞都披剃为僧。

广心出家后住雪峰寺于佛化和尚座下修禅学佛，朝夕无间。民国六年（1917）年方17岁，开始外出参学。先后到浙江宁波天童寺、观宗寺，江苏镇江金山寺等名山大刹参禅问道。民国十二年（1923），始回厦门南普陀寺，依转逢和尚修习参学。民国十四年（1925），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他即在佛学院讲学，并兼任南普陀寺知客。后到泉州承天寺辅助转尘和尚弘扬佛法。他在讲经弘法时颇能应听众所求，契理契机，善为开解，听众为之叹服。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时广心正住持漳州南山寺，寺遭日机轰炸，石佛殿被炸毁。广心发愿，要复兴南山寺祖堂，乃不惮劳苦，到处募捐，率众刻苦经营，先后翻修石佛殿、大雄宝殿、祖堂、功德堂等，还塑造了佛像和四大天王像，寺貌由之焕然一新。修建工程就绪后，他又整顿祖庭门风，创立念佛法会，在向信众宣扬佛法之时还鼓励大家抗日救国，由于敬仰广心爱国爱教之高尚情操，信众皈依其门下者甚多。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广心受厦门市佛教界人士及南普陀寺两序大众推荐，出任南普陀寺方丈，并被选任厦门佛教会会长。在厦门倡导组织居士林、念佛法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南普陀寺举办“三坛传戒大法会”，广心主持法会，获得圆满成功，使他更受到佛教界缁素人士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广心在南普陀寺方丈任期已满，遂退居后堂静修。后又回漳州南山寺修养。1966年爆发“文革”，南山寺的佛像、文物古迹及其他佛教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广心亦被赶出山门。1967年2月14日圆寂，世寿六十八。

广洽大师

广洽（1900—1994），法名照融，俗姓黄，名润智，乳名阿礼，福建南安罗东乡田中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父名籴生，清末贡生，后弃儒从商，经营武夷山茶叶生意，平生嗜好收藏古董字画，后因积劳成疾逝世。

广洽丧父时，尚未满5岁，幸得慈母潘氏珠娟，劬劳鞠养。惟家道就此中落，经济日益拮据，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仅靠变卖余存古董维持生活，苦度岁月。不幸，当广洽10岁时，乡里正罹瘟疫之灾，慈母又复染疫，弃养身亡，所有亲属也相继亡故，10岁孤儿，举目无亲，饥寒交迫，无所依归，惨不可闻。后投依乡里大和佛堂，开始茹素，日间为人帮佣放牛，夜间灯下念佛学经，由此向往出家。17岁时，在本乡复元号药铺当学徒，勉强度日。民国九年（1920），独自到厦门谋生，因茹素，很难找到合适职业。后经人指点，乃往南普陀寺拜瑞等和尚为师，翌年10月在南普陀披剃出家。民国十一年（1922），往莆田广化寺从谛真和尚受具足戒。圆戒后返回南普陀寺住修。

广洽大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广洽应邀往新加坡协助其师瑞等修建龙山寺，嗣后复返南普陀寺。时南普陀寺改制为十方丛林，举会泉和尚为首届方丈，广洽在其座下任知宾。三年后，会泉和尚任满退居，太虚接任方丈，任广洽为堂主兼副寺职务，经管寺中财务达六年之久。广洽在任职期间，严守常住规约，分厘不爽，深受常住信赖。

民国十七年（1928），弘一大师初次来闽，驻锡南普陀寺。广洽始认识这位持律严谨的一代大师，但以大师在厦门停留未久，翌年春又回温州，所以他亲近的机会不多。民国二十一年（1932），弘一大师再次南来定居闽南后，广洽始有较多亲近的机会。广洽敬仰大师德学深厚，即以师礼事之，从其学经习律。弘一见广洽为人诚朴，做事认真，甚为器重，广洽也由弘一大师之因缘得以结识丰子恺、夏尊等文化名人，并与他们建立淳厚的友谊。

广洽对弘一大师之仰慕崇敬，可谓恳切无比，此后10年间，他经常随侍大师，恭敬供养，朝夕请益，对大师的训诲拳拳服膺，这可说是广洽一生学佛做人的转折点。相对的，大师在闽之10余年，讲律著书，弘化一方，得力于广洽的承事协助之处也颇多。弘一大师生活琐事，诸如寄发邮件经书、印刷经书、代购药品等，一概委托广洽办理。

当弘一闻知闽院专收文化程度较高学僧入学，又且全院师生均为外省籍，语言不通，使闽南当地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僧人从学困难时，即嘱托广洽、瑞今倡办佛教养正院。民国二十三年（1934），养正院创办后，由瑞今担任教务主任，广义等任教师，广洽任监学。在此期间，广洽与瑞今、慧云二师还创办了《佛教公论》杂志，弘扬正法，颇有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后，广洽再度出国，卓锡新加坡。初住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并受聘为居士林导师，积极协助发动爱国佛教界人士捐资支援祖国抗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广洽亲带各界捐献巨款回国，潜至鼓浪屿。当时厦门已经沦陷，鼓浪屿为外国租界，海外归侨大都从鼓浪屿转入内地，将巨款交与有关组织，带往抗日根据地。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高僧印光大师圆寂，广洽作为新加坡佛教界代表，再次回国前往苏州灵岩山参加追悼大会。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寇南侵，新加坡沦陷，许多难民流离失所。广洽参与地方组织救恤会，到处募款集资，救济难民，受到难民的爱戴。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洽在芽笼购置房屋，创建“檐卜院”，随缘度化。同年，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三坛传戒大法会”，延聘广洽为授戒尊证师。广洽回国参加法会，适值丰子恺携女丰一吟也来厦门，两位书信往来神交十余年之方外挚友，初次会面于鹭江之滨，甚为欣幸。居厦期间，由广洽引导丰氏父女参谒弘一大师生前在厦门的生活旧居。丰子恺亲笔绘画弘一大师在净业洞侧手植杨柳图像，并题句以赠广洽。临别，又画弘一大师法像留念。

1950年，广洽代表新加坡佛教界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后往印度和缅甸参拜佛陀圣迹。1952年，龙山寺住持转逢和尚圆寂。经龙山寺信托和董事部再三推选，推举广洽为住持。广洽接任后，不负众望，著力于振兴龙山寺，兴办教育、弘法以及慈济等各项事业。至1958年广洽连任两届六年期满，即自动引退，荐举广净和尚继任住持。但仍积极协助广净扩建龙山寺喝云祖堂，并全面翻修拓建龙山寺殿堂，妆新佛像金身，使新加坡名刹龙山寺焕然一新。

广洽自龙山寺退居后，常住自建的檐卜院修持。在效法菩萨精进不懈外，还不忘于化他，孜孜于兴办弘化教育事业、慈济利生事业以及关心祖国的佛教建设事业。

1955年，继其创办弥陀学校后，又先后参与倡办文殊中学和菩提学校。弥陀学校创办40多年来，广洽经常亲自到校指导，直至90高龄，仍坚持视导不辍。

1956年，新加坡政府公布认定佛教“卫塞节日”，广洽在弥陀学校首先创设慈善部，开展节日布施活动，呼吁各寺院、佛教团体和个人，以及社会热心人士，本着佛陀慈悲救济众生的真义，布施财物以济苦救贫，赈灾疗疾。经弥陀学校首倡，其他佛教团体也随着相继响应，使慈善布施蔚然成为社会良好的风气。仅弥陀学校节日布施筹款，至1990年为止，已募得170多万元新币，分别施赠各医院、孤儿院、福利所、养老院、施诊所等95个慈善团体。1975年，广洽又发起设立龙山寺福缘念佛会慈善基金，重点资助贫苦家庭，解决其子女就学困难，并帮助寺院僧侣出国留学。此外，他还担任佛教居士林助学基金会委员、佛教施诊所副主席兼第二分所主席。每年还为居士林筹募贫苦老人度岁金。

广洽对于祖国的佛教建设事业，也甚为关怀，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回国考察闽南各寺院的恢复建设情况，并积极捐献净资，支援建设。如在南普陀寺捐资助建闽院太虚图书馆、太虚塔及喜参、景峰祖师纪念塔。又曾捐献巨资恢复重建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等。1991年，广洽年届92岁高龄，跌伤住院，一闻说祖国水灾，随即发动龙山寺和居士林筹募救灾款项30万元新币，交中国驻新大使张青汇转送往灾区，受到祖国政府和灾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广洽一贯爱国爱教和尽心弘化利生的高风厚德，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敬仰和推崇。从1972年起，即被推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主席。后以年老体衰为由，坚持让贤退职。新加坡政府以其慈济爱国以及一心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嘉，特于1988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节，授予广洽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的最高奖赏“BBM公共服务星章”。

广洽大师舍利塔

1993年，广洽最后一次抚病回国，在厦门祭扫父母塔墓后，往泉州小住几天，又飞返新加坡。翌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于檐卜院圆寂，世寿九十五。荼毗后获百余颗晶莹舍利，分供于新加坡龙山寺、檐卜院和厦门南普陀寺。公祭之日，卜院众弟子的一幅挽联，概括了老和尚的一生事迹。联云：

鹭岛随弘师督养正院学律南山德风可垂范三界

星洲兴龙山创学弥陀扶贫济世培植桃李普四海

懒悟和尚

懒悟（1900—1969），俗姓李，法名溪如，号晓悟，河南潢川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懒悟”之名，是因他出家后，中年时期全心投入作画习禅，忽略生活细节，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不拘于形表，别人喊他“懒和尚”，他也不以为忤，后索性把“晓悟”改为“懒悟”，并以之为名行世。

懒悟幼年家贫，曾读过几年私塾即辍学。10余岁丧母，贫无所依，乃投潢川远锋庵剃度出家，做小沙弥。之后，一直随侍远峰庵庵主，撞钟击键，习禅诵经，如此过了十年，才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民国十三年（1924），懒悟25岁，由于天资颖悟，努力学习，此时于佛教学修各个方面已有相当基础。他千里负笈，由河南到厦门，考入了闽院，成为第一届学生，在校攻读了两年。

民国十五年（1926）懒悟东渡日本留学，主要从事研究法相唯识学。在日本居留五年，除了研究佛学外，对绘画也产生了兴趣，暇时练习绘画，自得其乐，后来他的画有点日本风味，肇因于此。

民国二十年（1931），懒悟回到国内，驻锡杭州灵隐寺。期间，曾入名画家林风眠门下习画，并与国画家唐云为友，互相砥砺，再加以杭州山水名胜的陶冶，使懒悟的画艺进展神速，数年之后，连林风眠和唐云对他的画也十分赏识和推崇。

民国二十三四年左右，他离开杭州，欲往庐山东林寺隐居。途经安庆迎江寺，为住持及常住僧竺庵、心坚二师所挽留，在寺中西堂任职。后来出任安庆城北太平寺住持。在安庆住了20多年，以画闻名。他的画初学四王──王祈、王时敏、王、王鉴。到安庆以后，致力于学习创自于僧弘仁新安画派的遗风，用干墨皴擦，有疏峻之趣，但又于石涛、石溪之画也得力颇多。他有一方图章，文曰“二石之后”，可见他画风承袭的源流。但他能变古创新，自成一格，他的画以江南山水居多，清新雅致，秀劲超逸，兼而有之。由于全心投入作画，对生活细节不太在意，衣着随便，很少换洗，以致污垢满身，他也不放在心上，不但不常换衣，并且也难得洗一次澡，颇有金山活佛妙善法师的味道。虽然如此，但他在安庆时交游甚广，上至达官显要，下至街头百姓，大多相熟。他的“懒和尚”一名，就是在安庆被叫开的。自此也以“懒悟”之名自居。安庆有一位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居士，与懒悟友谊颇笃，有诗赠曰：

云树年年别，交游淡更成。人间懒和尚，天外瘦书生。

好纸何妨旧，颓毫更有情。平生任疏略，墨里悟空明。

懒悟在安庆，名气很大，许多官绅名流，都以求得到懒悟的画为荣，而懒悟脾气颇怪，达官贵人未必能求得，贩夫走卒或至于不求而得。于是在安庆曾流传有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求画碰壁的故事。民国二十二年（1933）至二十六年（1937），刘镇华任安徽省主席，传说刘镇华向人夸口，定能要到懒悟的画，遂以同乡身份，以汽车接懒悟到官邸吃饭，借机求索懒悟之画，懒悟知其目的，又不愿给，于是托醉不醒，刘镇华无奈之下，只得放人。

懒悟善医道，经常在安庆市上穿街走巷，为人治病。遇到贫困孤幼须要救济者，他大把钱掏出来扶穷济贫。遇到善男信女有困难的，则为之开示佛法，指点迷津。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他全做到了。

在安庆住了20多年，他交到一位知心好友，是一位裱褙匠刘师傅。这并不是因为刘师傅为他裱画，而成知己，而是两人相契于心。二人经常相聚，见面却又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刘师傅病逝，懒悟伤心地说：“以后再也找不到知心相谈的人了。”

1950年以后，懒悟驻锡安徽合肥明教寺。他经常参加地方活动，和书画界人士相交往来。但在“文革”期间，不幸遭受严重冲击。1969年4月23日，懒悟圆寂于合肥市月潭庵，世寿七十，僧腊五十。1981年10月，安徽省宗教部门在九华山为懒悟建塔立碑，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懒悟生前，随他学画的弟子极多，其中有一位颇得他真传的学生名彭希庆，曾有诗赠懒悟曰：

枯笔欲写平生事，点染苍烟与绿苔。

爱住青山云雾处，胸中丘壑腕中来。

芝峰法师

芝峰（1901—1971），法名象贤，别号止止斋主人，俗名石鸣珂，浙江乐清象阳人。天资颖悟，卓然不群，惟以家境贫困，只读了数年私塾。14岁，在他的家乡护国寺剃度出家。民国六年（1917）芝峰于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并留在观宗寺的“观宗研究社”学习。

民国九年（1920），芝峰20岁，在观宗研究社已受学三年，他离开观宗寺，回到温州，在温州头陀寺，初充侍者，后升为衣钵、知客。在此期间，他重新复习在观宗寺所学的天台五时八教之学，并兼以涉猎孔孟老庄等基本典籍，学识大有进益，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不久又外出参学。

民国十二年（1923），汉口佛学会开办佛学讲习所，兼收出家学僧和社会青年，芝峰到汉口报名入所学习。毕业后，九月间转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进修，亲受太虚大师教诲，与大醒为同窗学侣。芝峰学习非常努力，对于佛学以及诗文诸艺均深有造诣，为武院诸生之翘楚，深受太虚器重。

民国十三年（1924）夏，随侍大师到江西庐山，出席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英、德、芬、法、日各国均有代表参加，会议场面极为壮观，使初出校门的芝峰增长不少见闻。会议之后，又随太虚往泰州光孝寺讲《维摩诘经》，芝峰任记录，由于他思想敏捷，文笔流畅，记录稿呈大师审阅，大师深为满意。此后，大师的许多重要学术讲稿，都由芝峰记录整理发表。

民国十四年（1925）秋，芝峰回到他阔别多年曾在那剃度出家的护国寺讲经。后来他在寺中创办“山家讲舍”，招收30多名青年学僧入学，给他们讲授一般的佛学课程和国文，为地方培育初级僧才。

民国十六年（1927）春，太虚大师应厦门南普陀寺之请，出任住持，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大师将院务委由蕙庭代理，以会觉、满智为佛学院教师。是年夏天，佛学院闹学潮，院务停顿。蕙庭解决不了，乃与学生代表传戒（即巨赞法师），同到杭州向大师请示。大师乃函召芝峰赴厦门，整顿佛学院，继之大醒也奉大师之命到了佛学院，由大醒任佛学院事务主任，兼代理院长，芝峰任教务主任，二人同时兼任南普陀寺监院职务。闽南佛学院虽创办于民国十四年（1925），但在芝峰、大醒到院之后，在二人辛勤的努力下，才逐渐发展为全国僧教育知名的学府，且蜚声于海内外。

闽南佛学院有学生甲乙两班，学僧七八十人，来自江、浙、皖、湘、豫、鲁、滇、黔、四川、台湾各地，当时堪称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僧青年在校学习。芝峰在院担任主讲，他才智过人，善于说法，把繁琐的佛学理论，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分析出来，使学生易于接受。他在院前后六年，先后讲过《宗派源流》、《印度佛学史》、《成唯识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杂集论》、《解深密经》等，都是以法相唯识学为主的经典。民国二十年（1931），第二期学僧毕业后，太虚大师又在闽院中成立研究部，芝峰又亲自指导。总的来说，闽南佛学院在那段时间中，之所以能驰名海内外，成为全国僧青年所向往的学府，芝峰可谓功不可没。

在厦门期间，芝峰与大醒于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间组织了“现代僧伽社”，发行《现代僧伽》半月刊，后来，《现代僧伽》改为《现代佛教》，芝峰仍担任副主编。民国十七八年间（1928—1929），各地政府发起“庙产兴学运动”，没收庙产，驱逐僧众，管制佛教。在对佛教造成致命危害的紧急关头，芝峰和大醒一样，均以“头可断，身可毁，教不可灭”的决心，大声疾呼，以《现代僧伽》作为护教言论的阵地。他二人护教心切，热血沸腾，以犀利的笔锋，作慷慨刺激的言论。他们呼吁佛教徒一致团结，抵御外侮，也要求佛教内部进行改革，革除传统陋习，整肃腐败的僧徒。因此，《现代僧伽》刊物，对当时佛教发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蝉联两届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任期届满，离厦返沪。芝峰与大醒依太虚共进退，相率离厦。芝峰离开闽南佛学院，回到江南，先应请在苏州护国寺讲《维摩诘经》，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到武昌编辑《海潮音》月刊。这一段时间，《海潮音》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但仍在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是宣扬太虚大师言论的刊物，不仅代表他个人的学术思想，也代表他革新佛教的主张。芝峰以其渊博的学识、犀利的文笔编辑海刊，可说是胜任愉快。芝峰自第十四卷接编，在海刊中增加《佛教春秋》一栏，举凡佛教大事或重要时事，皆以佛教立场加以分析评论，甚受读者欢迎。

然而，在十四卷的第七期，他刊出了一期“密教专号”，却因此引起外界的责难。原来在民国十五年（1926）前后，广东潮州王弘愿居士，将日僧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译为中文，并曾东渡日本，受雷斧授他的阿梨位，回国之后，开设讲习会，开坛灌顶，传授密法，数年间受其灌顶者数以千计。王弘愿欲以白衣统率佛门四众，以“十不同”、“十殊胜”之说迷惑世人。海刊第十三卷第十二期，转载了香港某报李某致王弘愿的一封信。海刊在前面加标题曰∶《广东密教之波折》，末后加按语曰∶“王君向出家僧作师，行灌顶法，违法灭理，莫此为甚。”这一来，引起王弘愿的一位支持者赵士觐抗议，聘请律师致函海刊，要控诉海刊毁谤。为此，芝峰出了一期“密教专号”，在上面除了声明海刊的立场与编者的态度外，并刊出几篇批评密教的文章，包括姚陶馥的《护法痛言》、周圆性的《中国佛教密宗危矣》、法舫法师的《全系佛法上的密宗观》、澹云法师的《从显密问题上说到王弘愿之犯戒》等，此刊一出，引起王弘愿的反击，引发诤论。

太虚大师对于王弘愿的邪说，早年亦尝撰文驳斥，但为了避免芝峰介入论争而劝其保持中立态度，不要作露骨的反击，以免引起各方误会。唯芝峰个性坦率爽直，对太虚大师之意见不以为然，遂萌生退志，把海刊勉强编到第十四卷第九期，即辞去编务，离开武昌回浙东，海刊由大醒接编。

芝峰到宁波慈溪金仙寺，与武昌佛学院第二期毕业的亦幻法师合作，成立“白湖讲舍”，招集学僧研究佛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芝峰出任宁海延庆寺都监，此时他除了综理寺务之外，还不时应请到各地讲经。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芝峰应太虚大师函召，到了汉口，在正信会讲《楞伽经》。大师很希望芝峰能留在武汉，与法舫共同主持设在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指导研究部学生。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芝峰到上海，寄居于静安寺，对佛教前途颇抱悲观态度。民国三十二年（1943），闽南佛学院毕业的东初法师，任镇江焦山定慧寺监院。定慧寺办有焦山佛学院，东初请芝峰到焦山讲学。此时他除了讲授佛学外，并着力翻译工作。他译出了日文版的《禅学讲话》，另外，他曾参与由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发起《普慧大藏经》的编纂工作，在《普慧大藏经》中所收的南传佛教经典，系根据日文版翻译，其中有一部分即出于芝峰的手笔。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太虚大师负责整理中国佛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太虚大师在焦山佛学院，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集合九省三市的优秀比丘120余人，施以行政训练，太虚特命芝峰担任班主任。这时，芝峰对于中国佛教复兴的工作，又燃起新的希望，致力于训练班的工作。同时，他与东初及一位法律顾问，草拟中国佛教会的会章和各种规章。无奈世事无常，为时未几，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继之国内战事恶化，整理中国佛教的工作告寝。其后行迹纷纭难考。

芝峰的著作，散见于《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教》等丛刊，未结集行世。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唯识三十论讲话》、《禅学讲话》等，甚受欢迎。

贤顿和尚

贤顿（1903—1986），俗姓林，法名弥悟，接会泉大师之法后，法号寂昶，字贤顿，台湾台中人，祖居台中大甲镇芦竹仔。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生。父成河，务农，母黄氏，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因父母均信佛，自幼即跟随父母到寺院礼佛拜菩萨，12岁皈依三宝，长斋茹素。18岁时，感到世间虚幻无常，而有出家之念。征得父母同意，即乘船到福建，入漳州南山寺，礼觉定和尚为师剃度出家。

民国十四年（1925），南普陀寺开办闽院，贤顿即前来求学，成为闽院首届学僧。期间，于次年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圆戒后仍回闽院修学。民国十六年（1927），毕业后回台湾省亲。

民国十九年（1930），贤顿返大陆行脚参访，朝礼诸大名山，至各地名刹向高僧大德请益，后回漳州南山寺。时会泉法师已自南普陀寺退居，在闽南弘化，贤顿即前往参谒会泉法师，承受其衣钵及法卷，为其法嗣，法号寂昶，字贤顿。此后，贤顿曾往普陀山，在天后宫任书记多年。

抗日战争期间，贤顿返回台湾，先后任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监院以及临济禅寺、龙云寺、东和寺、天龙寺、士林吉祥寺、天竺寺及慈明诸寺住持。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中国佛教会开始复会，贤顿先后当选台湾中佛会理事、常务理事，及台北市佛教分会理事长。(www.chuimin.cn)

1963年6月，贤顿与白圣、净心、星云等法师及许君武、刘梅生、朱斐诸居士，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先后赴香港、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访问，宣扬佛法，所至之处，受到当地政府及佛门四众弟子热烈欢迎。

贤顿因曾受过闽南佛学院正规佛教教育，深有感悟和启发，故他也以培育僧才为职志。1963年秋，贤顿在临济寺创办“戒光佛学院”，又在龙云寺设立夜间佛学院，以便出家学僧进修。是时，《台湾佛教》月刊创刊，贤顿担任社长多年。1966年贤顿任台北市佛教分会理事长期间，协助白圣法师筹备“世界第一届华僧大会”，并在大会期间，担任主席团主席。

贤顿对佛学素有研究，曾出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一书，他在自序中说：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此语乃观音、地藏之愿力，亦我佛化身之因缘，正全佛教中慈悲至极之理，千经万典于此语包括而尽矣。楞严之观音，法华之普门，就是五时八教最后而说，亦我佛一代时教之结晶，众生入佛门之总路。普门者有三：一无门楣，高贵上人可参；二无门竖，大身富家之人可入；三无门栏，贫贱短足小人可登。是以说教上、中、下性咸宜。观音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无微不至无穷不入。诸佛有慧之门，会权入实，凡圣同解，这穷而入触境即心，洞然本地风光，了达唯心净土。

1970年，贤顿膺选台北东和寺住持，四月举行晋山典礼，各山长老及男女善信参加观礼者数百人，盛况一时。贤顿精通佛法，且悲愿宏深，为普度众生，经常环岛前往各寺院讲经说法。每星期日又在广播电台弘扬佛法，极受听众热爱。曾为十普寺、宝觉寺、凌云寺、海会寺、慈明寺、临济寺及树林吉祥寺等寺戒场之三师七证。1981年，韩国海月法师到台，恳请贤师传为曹洞宗法嗣。

贤顿为人诚实温厚，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从事谨慎，计划周密，凡事无论大小，均以身作则，因而远近请益者为数众多。又精于法事，聘请为主法者应接不暇，以致日夜为法事奔走。因年事已高，疲劳过度而中风，虽然行动不便，仍不断为众说法。

1986年，贤顿日渐衰弱，行动更为不便，虽有弟子慧坦法师服侍在侧，经常背负就医，但终因幻躯已不由己，于1986年7月14日圆寂，世寿八十四，僧腊六十六。为纪念大师一生对佛教之贡献，其弟子慧坦法师等在台中县太平乡苹陀山顶，筹建“贤顿纪念堂”，以垂世纪念。

法舫法师

法舫（1904—1951），俗姓王，河北井陉石家庄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自幼父母早亡，家庭贫困。髫龄之年，以避旱灾随亲族逃难到北京，时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设有义学，他由乡人介绍，进入义学读书，旱灾过后，又随亲族回到井陉故乡。

回到家乡后，法舫曾读过两年县立初级中学，他生性勤奋好学，所以成绩优良。唯感于自幼孤苦，身世飘零，时有出世离俗的念头。民国十年（1921），17岁时，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后来又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

民国十一年（1922），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成立，法舫因时在北京任陆军部部员之王虚亭居士的介绍，南下武昌，入佛学院学习，他便成了当时武昌佛学院第一期学生。王虚亭居士亦于是年秋天辞去军职，到武昌佛学院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法号大严。

法舫在武昌佛学院学习了两年，他戒相庄严，为学精进，深为师友所推重，亦为太虚大师所赏识。武院本定三年毕业，第二学年开始时，太虚大师感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把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将第二三学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学年上完，因之，法舫于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就毕业了。

法舫毕业之后，随即到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的“藏文学院”，专修藏文。时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生中，有大刚、超一、法尊、观空、严定等多人，都转入到藏文学院学习藏文。民国十四年（1925）秋，藏文学院改为“留藏学法团”，专究藏密，目的是为了赴藏学法作准备。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启程，团员有法尊、严定、大刚、观空等20余人，法舫亦为团员之一。学法团由四川入西康，行到甘孜，因故不能前进。法舫以学法之事机缘未具，乃返回武昌佛学院。时武昌佛学院因北伐战争，为军队占用而停顿，师生星散。法舫回到武院后，与大敬法师二人留在院中看守。在此期间，他潜心自修，专攻唯识学与俱舍学，数年之间，学识大进。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大师自欧美弘法归来，于武昌佛学院旧址设“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由法舫负责筹备。民国十九年（1930）夏，太虚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与住持台源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将武昌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迁到北京柏林寺。同时把柏林教理院的学生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日文系，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英文系，由常惺法师任院长，法舫担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的书记，并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职兼任监学，协助常惺法师。是年秋，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致使华北地区情势紧张，经济萧条。

民国二十一年（1932），柏林教理院以经费无着而停办。年底，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把世界佛学苑迁回武昌，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法舫任图书馆主任。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原是由武昌佛学院改组而成，其中佛学院原有的图书及太虚大师的藏书全集中于此。馆中藏书凡24000余部，111000余卷，其中有《大正藏》、《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及普通书籍《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万有文库》等，法舫以二年时间，分门别类编号整理。以后逐年增加，书籍达到十余万册，使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为一所极具规模的图书馆。

在整理图书馆期间，法舫在馆中恢复了早年武昌佛学院的研究部，集中优秀的僧青年从事佛学研究。研究员多是闽南、柏林、九华等各地佛学院的毕业生，或在各地佛学院任过教师的青年法师。如谈玄、本光、苇舫、尘空、印顺、寂安、清虚、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在主持图书馆的同时，他接手编辑《海潮音》月刊，从事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宣传。他主编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后又两度接任主编，先主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后来又主编第二十一卷。后两次主编海刊，是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编辑发行的。

由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1933—1937）的五年之间，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极盛时期，法舫在这段时间，为图书馆尽了最大的心力。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军兴，武汉成为军事要冲。民国二十七年（1938），法舫应太虚大师之召，及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之请，西上入川，进入汉藏教理院任职教务主任。法舫在汉藏教理院三年的时间里，除了协助法尊处理院务外，并讲授《俱舍论》，因上课时讲解精当，深受学生欢迎。这在演培法师于后来法舫示寂后所写《敬悼舫公法师》一文中，有追述法舫在汉藏教理院的情形：

舫公对于佛法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但特精于唯识、俱舍，我在汉院时，他为我们同学亲授俱舍一课。每当他来上课时，同学们即聚精会神的静听，他那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口若悬河的无碍辩才，在在引起学僧的兴趣。尤其他对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论题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学僧的情绪。……舫公主持汉院教务三年，对院内应兴革的事宜，确费了不少的心力，汉院得有今日的声誉，虽说是由于抗战时大师住院指导，名德法师的集中教学，但舫公的多方擘画，辛勤领导，其功尤不可没。

民国二十九年（1940），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各东南亚佛教国家，他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归国之后，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并携达居、白慧二师赴印留学。三人于民国三十年（1941）出国，途经缅甸，留下达居在缅甸学习巴利文，并在十方观音院附设的佛学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缅甸停留二年之余，考察当地佛教情形，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月始到达印度。

法舫偕同白慧到达印度后，进入著名的“国际大学”，从事梵文、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此时，战前已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居士，对法舫的接引与照应殊多。法舫在国际大学进修三年，又转往锡兰（今斯里兰卡）智严学院，从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法舫刻苦修学，进步颇速，短短四年，他已勉强可用英文授课，并试译巴利文佛典《南传阿毗达摩摄义论》。

民国三十六年（1947），他在锡兰惊悉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虚大师的弟子和护法居士们开会讨论，认为大师圆寂，奉化雪窦寺及武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都乏人主持，都认为法舫法师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大家联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国。法舫认为扶持大师的事业，是弟子应担的责任，乃摒挡归国。途经马来西亚、香港，所至辄随缘教化，备受四众推崇。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抵上海，径往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并继大醒法师之后，出任雪窦寺住持。是年秋末，他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并在院内为太虚大师营建舍利塔。

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太虚大师即命苇舫去武昌，交涉收回武院旧址，予以修缮整理，计划复院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修整就绪，对外招生，于中秋节开学。民国三十七年（1948）法舫抵达武昌之时，武院代院长苇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法舫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后，原想有一番作为，以光大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唯以内战日炽，烽火连天，人心浮动不安，学院亦受到影响。1949春，法舫受请到湖南长沙讲经，讲经圆满，战局剧变，已无法回武汉。只好南下广州，驻锡六榕寺。这时，武院学生隆根也到了广州，到六榕寺谒见法舫，告知武院受战事影响，学生星散，隆根是卖自己的书籍，凑作路费来到广州。大局如此，法舫为之黯然，他告诉隆根，将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到香港转赴锡兰，到锡兰大学任教。他还送隆根两枚银元，希望隆根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1949年底，法舫抵达香港，受佛门善信之请，五启讲席，法化称盛。1950年1月底，法舫离港抵新加坡，卓锡灵峰菩提学院，应请讲《般若心经》三日，复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在圆通寺讲《药师经》十日，之后转赴锡兰（今斯里兰卡）。是年5月，出席在锡兰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后应聘锡兰国立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教授。他以流利的英语讲授大乘教理，深受学生欢迎。暇时曾一度游化马来西亚、暹罗（今泰国）等地，事毕仍返锡兰。

法舫原患高血压症，唯并不影响工作。在锡兰大学任教年余，1951年10月，突以脑溢血逝世，世寿四十八，僧腊三十。

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入室弟子，也是忠实和得力的助手，他对大师革新佛教的理想，竭诚拥护，不遗余力。三度主编《海潮音》杂志，发表许多有关教理和学术的文章，并宣传佛教的革新运动。法舫是近代中国较早赴印度留学的一位中国僧人。学成归国后，又曾两度至印度等地弘法，为中印、中锡（今斯里兰卡）文化交流作出相当大的贡献。他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佛学对于人生之看法》，《一个佛学者的程序》、《金刚经演讲词》、《印度之文化》等。译作有《阿毗达磨摄义论》等。他所译的《阿毗达磨摄义论》在香港出版，深为法、英等西方学者所称许。

静贤法师

静贤（1905—1934），字宽圣，号宇澄，别号阎浮遗民，浙江瑞安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国五年（1916）随父在万全天宁寺出家，时年12岁。民国七年（1918），就读于则愿、安盛、芝峰诸法师于永定护国寺创办的时雨学校。浙东名宿净宽法师收其为入室弟子。之后，静贤曾觐谛闲法师于观宗弘法社(浙江宁波观宗寺)，参究天台；并远涉鄂渚，侍太虚大师于武昌佛学院，研读法相唯识学。静贤学修都非常的刻苦用功，终因为身体疲弱，而旋返故里休养，专精自修。

民国二十年(1931)，静贤时年27岁，开讲法华经于瑞安仙岩寺。民国二十一年(1932)，净宽法师传戒于仙岩寺，静贤任正训，教诫有方，众咸惊服，皈依者颇多。自此，四处讲经弘法。是年秋，因芝峰法师的鼓励，谓：“在此时代非讲几部经，开几回堂，便算为尽弘法之责。”于是随芝峰法师一起到闽南与大醒、寄尘法师为友，执教鞭于闽南佛学院，为闽院佛学教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受聘为潮州开元寺岭东佛学院教师，深受该院僧俗师生的欢迎。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岭院放暑假时静贤回温州，途经厦门南普陀寺，因病入博爱医院，于7月29日病逝，时年三十岁。

心道法师

心道（1905—1968），俗姓李，名安详，湖北荆州松滋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十三日。父李明洲，母罗氏。出身贫寒，因此10岁方入私塾读书。18岁从松滋岱辅大悲寺天圆和尚剃度，取法名源福，号心道。民国十一年（1922）冬，从净月老和尚受戒于江陵章华寺。自此后便四处参学，他先后到常州天宁寺学习戒律，到镇江金山寺学习参禅，到江西庐山东林寺体验念佛，又到上海法藏寺亲近兴慈老法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亲近谛闲、宝镜等法师，深入研究佛教大小乘经典，显密兼容，特别是对天台宗有很深的造诣。

民国十八年（1929）心道到闽南佛学院就读，当时太虚大师任院长，大醒法师任事务主任，代理院长，芝峰法师任教务主任，亦幻、寄尘、虞愚、陈定模等任教员。同期学僧有宝忍、默如、戒德、岫庐、又信、智严、竺摩、曼陀、灯霞、德超、等慈、普钦等。闽南佛学院毕业后，心道因在教理研究上，成绩突出，留校任助教，后又聘为督学教授，在闽院为学生讲授净土宗经论。心道法师在登台讲课时，口若悬河，思辩敏锐，驳邪显正，直指佛心，凡闻者无不赞叹他的才学高超微妙，智慧不同凡响。

民国二十年（1931），心道应虚云老和尚之邀，任教于福建鼓山佛学院。翌年，又到武昌佛学院就读，以资质过人，深为太虚大师所器重，被聘为武昌佛教正信会讲经法师，讲授佛教经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心道受净月老和尚、韩大载居士资助，赴青海塔尔寺从藏、蒙族诸大德研究藏文显密经典。又从九世班禅大师，受时轮金刚大灌顶，从阿嘉活佛、恩久活佛受密宗各级灌顶和大戒，并被授记赐名为“丹巴增贝堪布”以及“班智达堪布”的尊称，此乃藏传佛教寺院中汉僧修学密宗之最高称谓，且能获得这一殊荣的僧人为数极少，为此，塔尔寺至今仍保留有他的法座席位。

在青海塔尔寺学法期间，心道法师的佳名逐渐远扬，塔尔寺附近的汉传信众纷纷请他出寺讲经弘法，依仗心道法师的威力与德行，他在青海先后成立了许多佛教团体组织，主要的有青海省佛教会、湟源县佛教会、西宁市佛教会、西北佛教居士林、西北堡佛教居士林等20多处，闻法皈依者达上万余众，依其剃度的出家僧尼则有20多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心道再次应虚云老和尚之请，从西北南下返鼓山佛学院任教。同年，又承太虚大师邀请，在南京万寿寺宣讲《法华经》，传播法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心道法师又一次来到西北，他的这一次到来，对西北佛教的振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民国二十六到民国三十六年间（1937—1947），心道法师在西北五个省区弘法前后有十余载，所到之处摧邪显正，弘宗演教，受教化之信众不计其数。而且所到之处皆创设、改组和筹建居士林等上百个佛教团体，新建、改建、恢复数十座寺院，传三坛大戒七次，度人无数。并在西部开办佛教实业、创办西北佛教刊物、兴办佛教教育等。还特别根据西北地区处于外道猖獗、佛教衰微以及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地域特色，于民国三十年（1941）在甘肃张掖大法幢寺正式创建了以破邪显正、高树法幢、禅净双修、显密并弘为宗旨的“法幢宗”。法幢宗的成立，为甘肃乃至整个西北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西部佛教的主导力量，使传承了2000多年的正统的佛教思想又一次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得到了发扬。心道法师也开启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开宗创派的先河。心道法师对西部近代佛教的发展可谓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法师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爱国护教的高僧，在抗日战争时期，组成僧众救护队、僧侣防空义勇队，并亲自任总队长，捐资慰问抗日部队，支援抗日救国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心道法师离开甘肃，到南京普照寺出任方丈，并于次年春在普照寺主持成立中国法幢学会，自任会长，开始大力提倡推广法幢宗思想。1949年冬，心道法师又至江西，前后曾驻锡南昌永福寺、圆通寺，并在江西各地讲经说法，率众修持。

1952年，心道法师又被请为江西南昌佑民寺方丈。同时，作为江西佛教界的代表，出席南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年冬，当选为南昌市佛教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筹建南昌市佛教协会，又出任南昌市宗教界反帝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5月，心道作为中南地区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南昌后，本着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联络组织市内佛教同道，创办南昌市劳动拖胶加工厂，受命担任厂长。1955年，当选为刚成立的南昌市佛教协会会长。又从1956年开始，当选为第一、二届江西省与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并于1957年、1962年分别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二、三届全国代表大会。1962年，当选为第三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文革”期间，心道法师不幸遭到冲击，曾被逐出佑民寺，关在“牛棚”里，备受迫害。1968年含冤辞世，世寿六十四。

综观心道法师一生爱国爱教，悲智勤苦，深研佛法，辩才无碍，止观并重，显密圆通，为佛教的弘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有限的六十几年的生涯中弘法大江南北，传教河东河西，特别是为振兴中国西北地区的佛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心道法师可谓是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德高僧。

默如法师

默如（1905—1991），俗姓吴，江苏东台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父亲从商，晚年在家乡设私塾授徒。母亲罗氏，事繁体弱，无暇顾及小孩，故默如幼年，多由祖母照应。5岁时随父启蒙，读《中庸》、《论语》，学五言诗对。8岁时，父逝，遗二子，默如居长。后来，默如到江苏高邮如来庵依蔼谷老和尚出家。师命名能识，号默如，意谓“默如识之”。

默如在如来庵中习洒扫应对，撞钟击键，礼佛诵经达十余年。20岁时，到金陵宝华山受三坛大戒，之后开始行脚参访，在江浙沪一带诸多寺院间辗转挂单，凡丛林法则、云水动态，都黯然熟悉。民国十六年（1927），默如与邻庵普慈师结伴共赴常熟，普慈入常熟宝岩寺，默如则入虞山兴福寺“法界学院”受学。时授课教师有戒厚、慈舟、蕙庭等。翌年，常惺法师在杭州昭庆寺创办“佛教师范学校”，邀蕙庭法师前往协助，默如与同学戒德跟随蕙庭到杭州。佛教师范学校只办了半年，因经费无着落停办。默如和戒德辗转至厦门，入南普陀寺闽院学习。是时，闽院学生80人，分甲乙丙三班，默如、戒德编入甲班就学。民国十九年（1930）春，大醒法师从甲班中选出默如、戒德等成绩优良者10人升入研究部，随芝峰法师研究《成唯识论》。一年后，默如、戒德等因成绩优良，院方升任为助教。默如任助教最久，前后计五学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寄来聘书请默如去任教，他由厦门到上海，因长江航运受阻，无法前往重庆，乃转入雪窦寺阅藏。翌年，受聘在金陵寺佛学院任教一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默如入江南著名大丛林常州天宁寺，坐禅一年。后应邀在寺中附设的天宁佛学院任教，且连任10年，其间也兼任知客、库房等执事。对在天宁佛学院的10年经历，默如后来自述说：“余所以延住10年之久，借以轨范身心，约束行动，领纳禅悦法喜，印证教理，咸皆赖其裨益。”

民国三十五年（1946），默如受聘任常熟宝岩寺住持。在住持期间，曾讲《金刚经》及《仁王护国经》，每登讲座，当地的社会名人，如律师、校长之流，争相前来听讲，人满为患。1949年，默如与戒德一同到台湾。抵台之初，默如往返于基隆、汐止、台北、新竹之间，曾在基隆灵泉寺、新竹灵隐寺、汐止弥勒内院、基隆佛教居士林等处讲经授课。并于基隆灵泉寺、台中宝觉寺传戒时，受请担任尊证。1958年，由周宣德居士介绍，他和戒德在台北新生南路买了一处民房，名曰“法云精舍”。

1960年2月，默如应马来西亚槟榔屿竺摩法师之请，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化。历时半年余，访问了新、马各重要城镇，及槟城数十家寺院，随处讲经说法，先后讲《金光明经》、《阿弥陀经》、《解深密经》、《地藏本愿经》、《普贤行愿品》等大乘经典。是年8月返台。

1968年，默如将住了10年之久的法云精舍予以改建，竣工后更名“法云寺”。1971年，默如又请香港名匠王泰生为法云寺雕塑释迦、药师、弥陀三尊大佛，以增大雄宝殿之庄严。1975年起，默如住在高雄大社翠屏岩大觉寺，住了六七年，此数年间，专重阅读，间或写稿撰文。

1980年，应高雄洪凤珠居士之请，允为创建复古寺，是年8月动土，寺高6层，每层120坪（约396平方米）。他希望将大陆的临济法脉，由复古寺继承下去。1981年以后，默如息影法云寺，礼佛读经，不预外务。

1991年6月21日示寂于台北国泰医院，世寿八十六，僧腊七十八。

度寰法师

度寰（1905－1988），俗姓陈，安徽安庆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幼年家庭贫穷，民国二年（1913），年方9岁，其父即送入桐城中方寺依惠宗法师剃度出家。他于礼佛诵经、撞钟击键之外，依师学习五门功课及佛门仪轨。因其生性颖悟，学习能力颇强，深为师父喜爱，在寺中修学近10年，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

民国十一年（1922），度寰在安庆迎江寺佛教学校就学，在校两年，与南亭、太沧、广箴、瑞今等师为同学，后来他们这几位都成为弘化一方的当代名僧。他们在校听常惺法师讲授《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成唯识论》等大小乘论典，奠定了深厚的佛学基础。安庆佛教学校只开办两年，之后因经费不济而停办，在校学生不得已提前毕业。

民国十四年（1925），常惺法师被聘请为闽院副院长。度寰随之转入闽院，继续求学，22岁时还在厦门受了具足戒。他在闽院期间，由于学习努力，学识大有长进，毕业后留院任教。后来他想到，出家人度化善信，如能以行医为因缘，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乃辞去闽院教职，到上海考入中医学院。

民国二十年（1931），度寰在上海圣仙寺悬壶济世，为贫病善信免费治病，济人无数。

1952年，度寰应持松法师之召，到静安寺担任堂主，协助设置真言宗坛场，弘扬我国失传已久的唐代密教。1960年，度寰又到上海龙华寺担任都监，总管寺内一切事务。1966年“文革”开始，度寰被遣返乡劳动。改革开放后，度寰重返寺院恢复僧装。1983年上海佛学院成立，度寰在佛学院任佛学教师。他为培养佛教人才，尽心教导，深得师生敬重。1987年静安寺住持淦泉法师辞位，度寰被推举为静安寺住持，为修复静安寺付出了心力。

度寰晚年曾先后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8年3月舍报示寂，世寿八十四，僧腊七十五。著作有《唯识深密之分别执为我与楞严之真与真恐迷》、《庙产兴学运动复动》等。

瑞今上人

瑞今（1905－2005），俗姓蔡，字寂声，号谁真，福建晋江东石东埕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父名树里，母亲张氏，世代务农。幼时就读于乡里私塾。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持斋茹素，恭敬三宝，因此得以在课余常随母亲到佛堂礼佛念经，耳濡目染，遂萌出尘之志。12岁投南安小雪峰寺礼转敬法师剃度出家，赐名瑞今。

瑞今上人

民国十年（1921），瑞今17岁，于莆田县梅峰光孝寺受具足戒。次年夏，与广箴等结伴赴安徽安庆迎江寺佛教学院修学。那时，迎江寺住持是竺庵老和尚，佛学院院长是常惺法师。瑞今在佛学院中是最年轻的学生，由于他忠厚朴实，语无虚饰，深为常惺法师所器重。

在安庆佛学院受学二年，还有一年学业，而学院以经费困难，有行将停办的传说。瑞今和广箴商议，厦门南普陀寺环境幽美，经济充裕，如能请常惺法师到厦门办学，现有未毕业的同学就不致于学业中辍。时在暑假，二人先请得常惺法师同意，再由广箴返回厦门，到南普陀寺向住持会泉法师报告。

南普陀寺原来是子孙庙，转逢和尚继任住持后，立志改革，把原来的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并依照新订的规章，选出会泉法师为改制后的首任住持。会泉法师热心僧伽教育，听了广箴的报告，十分欢喜，写了亲笔信，要广箴、瑞今二人先请常惺法师到厦门看看，了解情况。由于瑞今、广箴二师居中联络，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闽院成立。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并请得蕙庭法师为主讲。学院开课，在七八十名学生中，有半数是迎江佛学院转过来的。学院中设有专修科和普通科，瑞今编入专修科学习。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就任闽院院长后，为了使初剃度的沙弥也有受教的机会，另有小学部之设立。小学部设在漳州南山寺，后来改名为南山佛化学校。瑞今受命出任南山寺监院，并兼任佛化学校幼僧班主任，校长是转道和尚，当时负责校务的是觉三法师，达如、广箴、慧云诸师都在校任教。

民国二十年（1931）瑞今离开南山学校到厦门，与广洽同住太平岩。民国二十一年（1932）弘一大师来厦弘法，在厦门佛教会（妙释寺）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瑞、广二师结伴相访，恳请大师传授律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弘一大师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之请，带着瑞今、广洽、性常、本妙等学律弟子10余人，到了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于尊胜院设南山律苑，为10余名弟子讲律，瑞今在大师身边品学兼优，大师曾誉他为闽南杰出的僧侣。

民国二十三年（1934），弘一大师应当时闽院院长常惺法师之请来院讲学，并且于是年在南普陀创办了佛教养正院。聘请瑞今担任养正院教务主任，广洽为监学，高文显等为讲师，招僧上课，与闽南佛学院同时教学。

民国二十五年（1936），瑞今担任发行人，与广洽、慧云二法师在厦门创办《佛教公论》杂志，弘扬佛法。《佛教公论》一直到抗战前夕才停刊。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后，瑞今离开厦门，回到晋江乡梓避乱，时晋江尚未受到战事影响，情形稍安定。瑞今回到家乡，为地方乡绅请为龙江寺住持。后又应聘往南安，被请为小雪峰寺住持，不久又被选为南安县佛教会理事长。在8年抗战期间，瑞今在泉州各县弘化，经常游行各地，讲经弘法，如在雪峰寺宣讲《梵网戒经》，在泉州承天寺讲《普贤菩萨行》，在草庵寺讲《阿弥陀经》等。

民国三十五年（1946），时任菲律宾信愿寺住持的性愿老和尚以“久留外域，心力不支，应事休息，经集诸护法信众商陈告退”，并推举瑞今为信愿寺住持。瑞今接性愿聘函，即与厦门妙释寺住持善契同时申请往菲，时因菲岛入境手续一时难办而搁置下来。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性愿和尚六十大寿，厦门南普陀寺为其启建“三坛传戒大法会”，瑞今应聘为法会传戒尊证师，法会结束后乃得以随性愿和尚赴菲律宾，接替性愿任菲岛首刹——信愿寺第二任住持。

1950年5月，马尼拉发生轰动一时的大火灾，不幸信愿寺也毁于火灾，惟佛像独存，一时传为奇闻。瑞今与性愿大师及善契、妙钦、如满诸法师，督率寺众，含辛茹苦，多方营建，得到广大侨胞民众的拥戴。历经十载，不仅完成恢复且扩建藏经楼、讲堂、五观堂等，使信愿寺蔚成规模，焕然一新。

瑞今上人书法

由于信愿寺在侨区中心，交通便利，所以就成了侨胞信仰皈依的中心。同时在瑞今的策划下，寺中开佛学讲习班、暑假佛教儿童班，这可说是他后来创办能仁学校的滥觞。信愿寺也继承过去传统，举办社会灾难救济、拯济贫病的社会福利事业。在弘化方面，法师们轮流到监狱弘法，开化犯人，收到正面的效果。每逢周日，农历初一、十五及佛菩萨圣诞日，信愿寺车水马龙，无数的善男信女到寺中虔诚礼拜。

1952年，第二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日本东京的本愿寺召开，瑞今与苏行三居士出席参加，会后返回马尼拉，即发起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并首任会长。1956年，率团出席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瑞今连任信愿寺住持，于1958年已满三届，乃向性愿老和尚请退，唯一时无人接替，仍暂主持寺务。是年为性愿老和尚七十寿诞，缁素四众弟子共为庆祝，旅台的印顺法师也抵菲祝寿，性愿老和尚礼请印师担信愿、华藏两寺联合上座，瑞今始得以交卸寺务。是年11月，他又与妙钦法师，苏行三、周冰心、高文显等居士10余人，到泰国首都曼谷参加第五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同时访问仰光、高棉、越南各地的佛教胜迹。然后转赴新、马，在各地游化。

由新、马弘化后返回菲岛，已是1959年，他又与性愿老和尚，及印顺法师、妙钦法师等，共议为适应社会需要，推动创办能仁学校。1960年学校创立，推印顺法师任校长，妙钦法师代理校务。能仁学校最初只有小学部，10年之后，学生增至千余人，同时也增加了中学部。

1962年4月11日，性愿老和尚在华严寺园楼圆寂，世寿七十四，瑞今与善契、妙钦诸师为老和尚料理后事，举行追悼会之日，各界人士云集致哀，备极哀荣。事后，瑞今又被推为信愿、华严二寺住持，以后连选连任多届。

性老圆寂之后，瑞今也年逾花甲，是菲国佛教长老。他领导菲国佛教，继性老之后更加蒸蒸日上。同时，他还聘请了大批闽南籍僧才如瑞耀、传贯、如满、广纯、妙钦、善戒等入菲助化，经手创办了27所大小寺庙，对全菲佛教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

1972年，瑞今又扩建了大乘信愿寺，增加了规模极为壮观的塔形建筑物，顶层是万佛塔，供佛万尊，中层是大雄宝殿，底层是功德堂，建筑面积900余平方米，高达56米。接着又兴建药师殿，这时瑞老已经退位，礼请在新加坡弘法的宏船出任信愿寺住持。不过宏船任满后，仍由瑞今继任。

晚年，瑞今常应海内外各地佛寺之请，前往讲经弘法，足迹遍及亚洲各地，声誉日著。1981年，荣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世界佛教华僧会荣誉主席，成为全球佛教界知名高僧。1984年，瑞今八秩华诞，佛教界发起祝寿活动，中国佛教界组成“中国佛教会祝寿访问团”前往祝寿，港、台、星、马等地师友及华侨也热烈响应，台湾蒋经国先生亲笔题一“寿”字作贺。

瑞老一生为法忘躯，不遗余力，虽年逾九秩，为法为教，仍不辞劳苦。1993年，募巨资在其家乡东石寨西北隅建大觉寺。1995年以91岁高龄，受聘任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2001年，97岁高龄时，还从菲律宾远赴福建泉州开元寺，重启70余年未开之戒坛，主持传戒法会的净坛仪式。

由于长年劳累，加上年老体迈，2005年2月27日，瑞今在菲律宾马尼拉圆寂，世寿一百零一，僧腊九十。

瑞今精诗文书法，一生累积文稿颇丰，后经传印法师整理编辑成书，名《华严室丛稿》刊行于世。

印顺法师

印顺（1906－2005），俗姓张，名鹿芹，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父亲经商。6岁入私塾读书，小学毕业后，往硖石镇高等小学读书，由张仲梧先生教授国文，作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民国七年（1918）夏天，完成高等小学堂学业。同年秋天，于邻近之中医师家里读书，直至16岁。

印顺法师

民国十年到十九年（1921—1930）任教于区立教会附设私立小学。此段期间，于民国十四年（1925），因读《庄子·冯梦桢序》，引起探索佛法的兴趣。此后，于商务印书馆之目录中发现佛书目录，乃购得《中论》等书。由于阅读《中论》，使印顺领略到佛法之高深而向往不已，从此开始了自行修学佛法。在印顺自行学习佛法的三四年后，慈母、叔祖父及父亲相继谢世，内心沉闷抑郁，深感世事无常，遂决定出家。

民国十八年（1929）夏，印顺到北平菩提学院读书，想以此踏上出家之路。但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战争爆发使菩提学院办学未果。遂南下到上海、宁波，后转至普陀山。在普陀山般若精舍老和尚，被太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之昱山上人指引下，于福泉庵礼清念和尚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同年，十月底，在天童寺受具足戒，得戒和尚为圆瑛法师。

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至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求法，插入甲班。八月初，受命至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在鼓山，礼见了虚云与慈舟二位长老。年底又回厦门闽院。

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闽院甲班的上学期，印顺受大醒法师之命为同班同学讲《十二门论》，数月后，心想应该自求充实，因此于初秋之际，又往普陀山佛顶山慧济寺之阅藏楼阅藏，此一阅藏之处为印顺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地方。一年半后，为了阅览三论宗之章疏，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正月，印顺到了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在武院半年，读完了三论宗的章疏，之后又继续回到普陀山佛顶山阅藏，于佛顶山阅藏足足有三年。

民国二十五年（1936），武昌佛学院开办研究班，印顺受太虚大师之命，又至武昌佛学院指导三论的研究。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后，印顺辗转至重庆，在北碚缙云山太虚大师所创办之汉藏教理院得以与法尊法师共同修学。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得的八年”。印顺经常与法尊探讨佛法，自忆与法尊法师共同修学之因缘云：“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民国三十年（1941）秋天，又应演培与妙钦诸师之请，至合江法王寺所创办之法王学院，担任学院之导师，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天，三年圆满。

于四川之八年中，印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病，虽受病所困，却从来没有中断修学。八年中，不断地讲说，不断地写作。自云：“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月，印顺与演培、妙钦经西安、郑州，回到南方，于杭州武林佛学院得到太虚大师逝世的消息，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法事过后，印顺被推举担任《太虚大师全书》主编，全书至第二年四月编集完成。

民国三十七年（1948）冬，应性愿长老之邀，印顺到厦门南普陀寺参加“三坛传戒大法会”，任尊证师。第二年正月，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印顺为讲社同学讲课。六月，到达香港。在港三年，出版了《佛法概论》、《太虚大师年谱》等15本书。

1952年5月底，中国佛教会决议推请印顺代表台湾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联谊会第二届大会，此一因缘让印顺从香港来到了台湾，之后，又因种种因缘让他从此留在台湾转大法轮。同年，印顺接任《海潮音》杂志社社长，使太虚大师创办并发行30多年的《海潮音》杂志，得以重振往日声威。印顺担任社长一职，从1952—1965年，前后共13年。

1952年秋，印顺到台湾，初住善导寺。1953年，于新竹观音坪创建福严精舍，成立一独立学团，来共住修学者，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等法师。1957年秋，在壹同寺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印顺与演培法师任正、副院长。

1954年底，印顺应邀至菲律宾信愿寺、居士林弘法。之后又前往宿务弘法。1958年夏，为性愿长老讲经祝寿，再度至马尼拉弘法。其间，印顺被推举为信愿寺与华藏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任二寺联合上座后，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在菲弘化期间，还曾担任中佛会国际文教主任委员。

1960年秋，《成佛之道》出版，这是在印顺的著作中，流通量相当大的一部。是年年底，印顺于台北成立慧日讲堂。讲堂之建筑费用，半数得力于妙钦法师及广范法师的热心推动功德。在慧日讲堂的3年多时间里，印顺导师开演数部经论，如《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往生净土论》、《辨法性论》等，听众参加踊跃，坐无虚席。

1964年，印顺移住嘉义妙云兰若掩关一年，专心于自修与写作。在此期间，撰写了《论提婆达多之破僧》、《王舍城五百结集之研究》、《阿难过在何处》、《佛陀最后之教诫》、《论舍离七百结集》等著作。自忆此次掩关自修与写作时说道：“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复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1965年，印顺应张晓峰、张澄基之请，前往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担任教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大学任教的出家法师。

印顺法师在书房

1968年，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45万字）出版。翌年，又应请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弘法。1969年冬，开始编集《妙云集》，至1973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印顺导师将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专书如《印度之佛教》等之外，总合汇编成字体、版面一致的大部佛学著作集。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共7册；中编是10万字以上而独立成书之作品，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共6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共11册──全集总共24册。

1970年，印顺《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出版，并附带写出了《精校敦煌本坛经》。《中国禅宗史》出版后，因圣严法师的推介，受到日本佛教学者牛场真玄的高度重视，并发心将之译成日文。译文完成后，牛场先生主动推介此书至大正大学为印顺申请博士学位，1973年印顺荣获日本大正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

1977年，弘化新马之本道老法师于马来西亚金马仑三宝寺发起传授三坛大戒，礼请印顺担任说戒和尚。戒会圆满后，导师至新加坡般若讲堂弘法。在新加坡期间，促成演培法师编定《谛观全集》，并为之写《谛观全集序》。

1981—1988年，印顺导师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游心法海六十年》、《空之探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著作相继出版。由于印顺导师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读者每每无法掌握他的思想核心，于是在1989年3月，导师开始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之写作，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以示人间佛教的意义，“人间佛教”可谓是印顺导师佛学思想的重心。

1990年，导师身体违和，经断层扫描，发现脑部有瘀血，连夜急送台大医院，并于10日凌晨2时手术。手术过程顺利，休养约一个月后，于2月10日出院，移住大甲永光寺。

1993年4月，导师将《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以及数篇尚未发表的作品，结集成5册的《华雨集》出版。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导师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提倡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纠正鬼化、神化的现实佛教。对于一生的写作，自云：“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1994年7月，印顺自传《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出版，记录一生出家、修学、弘法之因缘。书中自述道：“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现、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导师为自己一生所追寻的方向，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解。

1994年7月6日至29日间，印顺导师在弟子厚观法师等人陪同下，以89岁之高龄巡走当年出家、学习、教书、受戒等曾经驻锡之地。第一站目的地──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妙湛老法师亲自到山门迎接，受到寺众隆重地欢迎。离开厦门，一行人转往宁波天童寺──导师受具足戒之道场。随后，到雪窦寺，以一束鲜花向太虚大师舍利献上最诚挚的礼敬，仿佛回到47年前，奉灵峰的梅花为最后的供养。9月12日导师抵达普陀山普济寺顶礼祖庭时，不禁潸然落泪，然而导师很快恢复平静，面对世间的无常变化，导师始终以理性来适应，这就是世间呀。

2003年10月18日，福严精舍成立50周年，于庆祝大会上，历届师生齐聚一堂，导师应邀莅临会场，为历届师生开示。导师提示大家：“光是浅显的信众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加强进一步的僧教育与佛法研究。”

2004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是导师百岁嵩寿，诸山长老莅临福严为之祝寿。百岁嵩寿过后，由于接见访客过于频繁，导师身体感到不适，心包膜曾因两度积水，而做过手术，这对一位百岁老人而言，体力是一大负担。自此之后，导师身体日渐虚弱，最后，由于心脏衰竭，于2005年6月4日，在台湾花莲慈济医院圆寂，7日后荼毗，世寿一百。

导师毕生将身心奉献于三宝，为“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而孜孜不倦地写作、讲述。无论内修、外弘，目的就是希望揭示纯正的佛法，并以纯正的佛法在混浊恶世中作大清流，净化人心。导师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进一步地（非“天化”的）给以理论的证明，其“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因此提倡人间佛教，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认为这是适应现代，更能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人间佛教理念的推广和实践。

导师以智慧深广、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而享誉当今世界。近400万字的《妙云集》和70多万字的《法雨集》等，被学术界和佛教界共尊为卓越的一代论师、导师。2006年初，中国佛学界为追思印顺法师召开了座谈会。会上清远法师说道：“近20年来，印老在大陆佛教界影响广泛。他的著作对于大陆佛教界影响巨大，在一些佛学院被选为课本，对于佛教史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导师曾自云：“我的身体衰老了，而我的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献身！”导师一生深入经藏，净治身心，待人谦和，诲人不倦，弘扬正法，利济有情，续佛慧命，为佛弟子树立实践菩萨行的典范！

宏船法师

宏船（1907—1990），俗姓朱，名成基，法名本慈，字宏船，福建晋江池店乡霞福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父朱簪甲，母李旺娘，世代务农。因是独生子，深得父母钟爱，不幸10岁时丧母，遂寄养新店村外婆家。外婆赖素姑是持斋念佛的佛教徒，曾募资倡建高山亭庆莲寺。宏船小时候常随外婆到庆莲寺诵经拜佛，耳濡目染，因而萌生出家志向。

宏船法师

民国八年（1919），宏船12岁，因常随乡里佛教信徒到承天寺听住持会泉和尚讲经，受到佛学的熏陶，一日跪地恳求会泉和尚为他剃度，会泉见他心诚，允其所求为之剃度出家。从此宏船作了会泉和尚的侍者，随侍左右。民国十二年（1923），宏船于莆田广化寺依本如和尚受具足戒。

民国十三年（1924），会泉应邀到厦门南普陀寺担任“十方选贤”制的首任方丈，宏船随会泉移驻厦门。宏船到厦不久，其父即追到厦门，把他硬拉回家，迫他还俗。他回家后第三天，趁父亲不备又跑回南普陀寺。后来，父亲见其心志坚定，无可挽回，便把家中良田悉数分给乡亲耕种，自己也到寺院清修，安度晚年。

民国十六年（1927），会泉住持南普陀寺任满告退，先后带宏船到南安石井慧月精舍和碧云寺，开堂弘法。后又重回厦门，在虎溪岩创设“楞严学会”。同时又改建万石岩寺，开办“万石佛学研究社”。宏船受会泉长期的熏陶和教诲，在戒行修持和佛学知识上均有较大的提高，乃受命为万石岩监院。他着力整顿万石岩寺规，把寺务处理得有条不紊。当太虚大师到万石岩参访会泉，见宏船行持严谨，年轻有为，欣然题联赞誉：“海上有山森万石，人间渡世仗宏船。”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宗教界组织抗日救护队，宏船也踊跃参加，由于他工作热情积极，很快被推选为救护队队长。越年，厦门沦陷，宏船随会泉南渡新加坡，受到新加坡僧众和华侨的欢迎。他们初驻实笼岗的龙山寺，广开胜会，弘扬佛法。翌年，宏船又到缅甸朝礼大金塔，并云游其地名山大寺。民国二十九年（1940）宏船回到新加坡，驻锡于转道法师创建的光明山普觉寺，与其共建“大悲法会”，祈祷世界和平。

民国三十年（1941），宏船再随会泉往马来西亚槟城弘法。初于双庆寺讲《楞严经》，后得华侨施助，在槟城创建名刹“妙香林寺”。民国三十二年（1943）正月，会泉圆寂于妙香林寺，宏船便担负起妙香林寺住持的重任。两年后，宏船将住持之位让席于师侄广余，自己返回新加坡普觉寺。在普觉寺宏船曾得以接承转道和尚的法脉，为其嗣法弟子。转道和尚圆寂后，宏船即接任了普觉寺住持。

宏船接任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之际，时光明山面积有30英亩，十分广阔，唯地点偏僻，十分荒凉。普觉寺也仅只有一座大殿及前庭一处僧寮。周围则是蔓草丛生，坟冢垒垒，行人罕至。寺前原有一处放生池，但已颓废。宏师晋山后，初则农禅并重，种植花生、蕃薯以自给，继而与转岸老和尚共议，开发建设光明山，先后扩建寺宇，兴建大悲殿、钟鼓楼、甘露戒堂、藏经楼、方丈禅楼、客座禅楼等。为进一步美化光明山，宏船将寺前空旷之地辟建为放生园，成立“建园委员会”，推请长于建筑设计的转岸老和尚为主任委员，将原有的放生池凿为巨池，以为鱼鳌之属的放生之所，园内配置亭囿台榭及禽畜栖止的栅舍，并广植花木，使光明山风景改观，有如公园。以此多年建设，将一处荒凉僻地，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名胜巨刹而名闻遐迩。

在建设开拓普觉寺期间，宏船还广宣法化，每年在普陀寺、居士林等处，开坛讲经，先后讲《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阿弥陀经》、《心经》、《地藏经》、《大乘起信论》等，并在信众间组织诵经会，以培育教化。

宏船在任普觉寺住持之际，还兼任普陀寺住持，使普陀寺寺务也日益发展。并于1969年与常凯法师一起创设普陀寺施诊所，开展赠医施药的慈善福利工作。此后，发展至开设三间施诊所，每月就诊人数达3万多人次。

宏船一生为弘扬佛法，不遗余力，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享有盛誉。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并兼任新加坡僧伽联合会主席，历任东南亚佛教协会主席、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等职。此外，还担任新加坡佛教文殊中学、菩提学校、弥陀学校、南洋大学佛教会、中华佛教会、英文佛教会、法轮会、居士林等处会长、主席、董事等职务。

宏船与菲律宾信愿寺住持瑞今、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住持广义、泰国僧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等均有交往。1985年，宏船应泰国国王邀请到泰国弘法，国王请他开堂讲法，并接受泰国僧人提问，他对答如流，国王十分佩服，授予华僧大尊长荣衔，这是泰王授予外国高僧最高的称号。

1983年起，宏船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连续三次率领“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信徒朝山团”到国内四大佛教胜地朝山进香，受到叶剑英委员长、乌兰夫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对于泉州承天寺、开元寺、庆莲寺、花桥慈济宫，宁波天童寺，厦门南普陀寺、万石岩、虎溪岩，南安雪峰寺，漳州南山寺等处祖庭的修复和重建均给予极大的关注，捐助巨资，并多次亲临巡视。对于南普陀寺闽院的复办，和妙湛法师一起更是竭力奔走，争取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支持，使学院得以在1985年顺利复办。复办时，又大力协助，拨借万石莲寺作为闽院女众班学舍。

1987年秋，宏船返回故乡霞福村，为其外祖母生前倡建的庆莲寺重修落成和新塑佛像开光。1990年，他已85岁高龄，再次远涉重洋回泉州主持承天寺的重修落成典礼及新塑佛像开光法会。

1990年12月25日，宏船在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圆寂，世寿八十五，僧腊七十二。遗体火化后，得舍利无数。

宏船法师舍利塔

1993年10月，妙湛和尚为宏船法师撰舍利塔铭（并序），曰：

宏船老法师，1907年生于福建晋江，十岁丧母，顿感人生无常，遂发心出家。1922年于泉州承天寺依会泉和尚披剃，翌年，于莆田广化寺依本如和尚受具足戒。1924年，于厦门南普陀寺依止会老，任侍者三年，执侍巾瓶，后任万石莲寺监院，建树颇多。抗日军兴，随会老南渡星洲，建普觉寺，光照宇内。主持新加坡佛教总会时，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不遗余力。1978年接受泰国国王授予华僧大尊长荣衔。师生前关心中国佛教，多次来华访问，对各地寺院修复作出巨大贡献。

铭曰：巍巍宏公，耀古腾今；踞法王座，作狮子吼；侍奉会老，终生不离；弘法星洲，建普觉寺；主佛总会，福利人间；复办闽院，修建承天；化被南洋，功垂震旦；遽尔舍报，人天同哀；兴无缘慈，运同体悲；不舍众生，乘愿再来。

1993年10月　法弟妙湛　敬撰

东初法师

东初（1908－1977），俗姓范，江苏泰县曲塘镇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弟兄四人，其排行老四，三哥云开，早先出家，后曾任泰县名刹北山寺住持。东初13岁投泰县江堰镇，依观音庵静禅老和尚剃度，在庵中学习佛教唱诵仪轨等法，兼学儒书，如是8年于学业上扎下基础。民国十七年（1928），入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受学，亲近蔼亭、南亭二长老。翌年，受具足戒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随后行脚参访，至九华山佛学院，依寄尘法师受学。未几，南游厦门，考入闽院深造。在闽院时，与福善、圆湛、如平、佛声、维岳、望亭等同学，皆一时俊秀。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闽院毕业后回到江苏，入常州天宁寺挂单坐禅堂，亲近住持证莲老和尚。在禅堂参究向上一着，深有所悟。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东初应镇江焦山定慧寺焦山佛学院院长智光老和尚之请，到该院任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焦山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佛学院因而停办。民国二十九年（1940），雪烦法师继任定慧寺住持，佛学院复课，由雪烦任院长，东初任副院长，在他们两位的领导下，佛学院增设哲学、物理、自然等科，数年间，焦山佛学院声誉日隆。

民国三十五年（1946），雪烦法师退居，东初继任定慧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是年，太虚大师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身分，委托焦山佛学院代办“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集九省三市优秀僧侣120余人于焦山，实施行政工作训练。当年八月，太虚抵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对东初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4月，东初至台湾，得成一法师与张少齐居士帮助，创办佛教月刊《人生》。刊物发行之初，每期只有12页，一年后，版面增至24页，发行网由台湾扩展到东南亚及大陆。1950年，东初于佛诞日在法藏寺掩关，在关中主编《人生》月刊。三年期满出关，观察局势一时不能回大陆，乃向阳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块公地，兴建“中华佛教文化馆”，并组织委员会主持影印《大藏经》，两年之间，印《大正藏》55册800部，继而又印续藏45册，完成全部藏经影印。

1969年，东初东游日本，访问东京、横滨、镰仓、京都、奈良、神户等地名胜佛刹，拜访日本佛教领袖与著名学者，搜集大批史料，回台后撰写并出版《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等几部具有学术性的巨著。1976年，东初应美国佛教会及世界宗教研究院之请，赴美游化，途经夏威夷、旧金山、洛杉机、华盛顿等地，杖锡所驻之地，受到信徒热烈欢迎。期间，东初还访问了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旅美法师创立的各寺院道场，会晤了旅美的许多西藏喇嘛和日本禅师。回台后，东初有感于西方社会需求佛法之殷切，而弘法人才非常缺乏，于是设置“佛教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僧尼向学及赴国外深造，以担当国际弘法重任。

东初一生致力于佛教文化事业。除了影印《大藏经》和上述提到的著作外，还著有《般若心经思想史》、《佛学真义》、《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世纪的佛教》、《佛学省要》等。其中，《中国佛教近代史》是一部百余万言的巨著，保留了许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

东初戒行谨严，威仪具足，古稀之年，犹活力充沛。1977年12月15日下午5时左右进斋时，他告诉身边的鉴心、海智二师说：“明晨不必为我备早点了。”鉴、海二师随侍东老20多年，闻语并未介意，以为长老第二天早上要上山。东初晚斋后登楼回方丈室，与一位王姓居士通了一次电话。未几，皈依弟子王小芳居士登楼礼谒，到了方丈室，见长老结跏趺坐，呼叫不应，仔细审视，方知已安然坐化，距他吃晚斋的时间仅数分钟而已。

东初世寿七十，僧腊五十七。12月21日荼毗，得舍利数百。

智诚法师

智诚法师

智诚（1908—1994），俗名周文龙、周文华，号少培，曾用法名仁慈。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于江苏泰县北曹村。兄弟五人，其列第四。法师自笔述∶“自幼因双亲食素，笃信三宝，母亲常至庵堂拜佛，我亦随往，见其殿宇，金相庄严，即有仰慕出家为僧之心。”双亲因其“欢事为僧”，宿世根善，于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八，送其至泰县西方庵礼能定和尚为师，剃度出家，并随其师学习佛教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诸宗。

民国十二年（1923），智诚往江苏高邮放生寺天台佛学院就读佛学，16岁时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随后入宝华山律宗佛学院、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学习。之后，到厦门闽南佛学院就读。

智诚于闽院毕业之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被太虚法师委派至广东潮州开元寺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三年后，被潮州庵埠灵和寺礼请为住持至民国三十九年（1940）。期间，智诚深发大愿，不惜生命，刺舌为墨，缮写华严，留下了千古佛教血经瑰宝。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智诚在灵和寺一禅房里闭关，开始了他那3年零3个月的惊人壮举——刺血为墨写《大方广佛华严经》，此经共81卷70万字（此血经存于潮州开元寺）。智诚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终于完成。这其中尤令人感动的是，智诚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时，写了10万字《华严经》之后，以之觐见于印光大师。印光法师发现智诚刺血所写10万字之《华严经》血色稍黑，智诚得知后毫不迟疑，调整饮食，减少盐的摄入，以便血色加红，继续抄写，可见其为法之诚。

智诚平素生活简朴，视金钱如粪土，摒弃一切物质享受，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行人之难行，忍人之难忍。其道风严整，持戒精严，又乐善好施，每遇他人遭难，只要传入他耳，落入他目，他都尽力帮助。一生中，所做济寡怜孤，救急扶危的善事难计其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潮州开元寺、苏州承天寺、庵埠灵和寺住持，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名誉理事等职，并曾被荣选为汕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市第六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政协委员等。

1994年4月29日，智诚于广东省汕头市圆觉精舍吉祥而卧，安详示寂。

智诚法师生前著有《八识规矩颂讲解》、《唯识精义》等书，编写过《潮州佛教史》、《汕头市佛教史》等。

宏辉法师

宏辉（1908—2002），俗姓李，名沧洲，法名本光，字海悌，福建泉州安溪蓬莱路尾里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父名秋兰，母林色娘。宏辉6岁就读于乡里私塾，10岁辍学。民国八年（1919）奉父命往印度尼西亚爪哇学商，年仅12岁。23岁回国，未几又复南渡。民国二十二年（1933），26岁时又重归故土，悟世无常，看破红尘，毅然上同安妙高山，皈依佛国寺开山祖师会机和尚，剃度出家。

宏辉法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奉师命驻锡同安梵天寺，随侍会机法师。翌年，会机命其飞锡金门金刚寺。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金门，僧尼内迁，宏辉乃栖息厦门万石岩。民国二十七年（1938）厦门沦陷，宏辉复往泉州承天寺，为香灯师（负责寺院殿堂香火）。此后，两赴福州鼓山，挂锡鼓山涌泉寺，又至宁波天童寺参学。之后，回福建往漳州南山寺、凤霞宫，同安梵天寺、厦门万石岩，石码普边宫等处游学参访，后驻锡刘店仙殿。

新中国成立后，宏辉由刘店迁锡厦门万石岩，协助宏寿上人管理寺务。1953年2月，又北上苏州灵岩山寺专修净土法门，深得其旨，学修日渐增进。是年底回厦门任虎溪岩住持，又移住万石岩。时部队进驻，虎溪岩、万石岩划为军事重地，1955年宏辉乃迁徙南普陀寺驻锡。1957年复归虎溪岩住持寺务。

1966年“文革”爆发，宗教活动被取缔，宏辉被迫还俗，从事农耕，但他仍恪守本旨，对于佛法的信愿更趋深进。

1979年，佛教活动渐渐恢复。时有日本佛教访华团莅临厦门瞻谒南普陀寺，依礼节，需本寺僧侣陪侍参拜。有关部门临时召集僧众六人陪同，宏辉乃得以重披袈裟。1980年，宏辉首倡重修南安水头峰山岩寺，受聘为是岩住持。之后，委其弟子开觉为监院。1989年，宏辉应新加坡居士林邀请，南渡新加坡弘法，期间与宏船法师会晤，上光明山参学。1991年，宏辉住持兴建杏林西竺寺，在寺中教四众诵经礼佛。

宏辉曾出家剃度之佛国寺在“文革”中被毁，1994年附近信众自发修复，宏辉闻后十分高兴，大力支持。为报答剃度恩师会机和尚之法乳，光大恩师宏愿，1997年宏辉以90高龄飘洋过海，募集巨资，重建佛国寺，并请回玉质释迦牟尼佛圣像，庄严道场。是年，宏辉以道行高深，众望所归，也被南普陀寺礼聘为首座。

2002年初，宏辉还发愿于惠安洛阳创建观音禅寺。宏辉一生昭隆佛种，续佛慧命，不辞劳苦。2002年11月9日（农历壬午年十月初五），宏辉以世缘将尽，示寂于南普陀寺。世寿九十五，僧腊六十九。

圆拙法师

圆拙（1909—1997），俗姓贺，名道生，字慧生，福建连江人。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幼入村私塾就学，后转入新式教育的公立学校读书。民国十五年（1926），圆拙于福建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在连江县任小学教员。任教期间接触到佛经，阅读之下，如入宝山，即有出世之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圆拙到福建莆田广化寺礼体磐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于福州怡山西禅寺受具足戒。

圆拙法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圆拙考入佛教养正院受学，时与白慧、妙钦等为同学。一年后负笈山东，转入青岛湛山寺佛学院，依虚法师学天台教观。是年，弘一大师受请于湛山寺讲律，圆拙依大师学律半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圆拙离开湛山寺，到苏州灵岩山寺，依印光大师修学净土法门，常闻印公开示念佛法要，深得其旨。之后，遂回福州螺洲华严精舍潜修净业。

1952年，重返莆田广化寺，谢诸缘务，一心念佛。1963年，应邀至泉州开元寺，主持弘一大师纪念室筹备工作，收集整理大师散失在各地的文稿及书法作品。

1966年“文革”爆发，圆拙被遣回原籍参加劳动生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圆拙于翌年恢复僧装，主持莆田广化寺的修复工作。此时圆拙已年过70，他不顾年迈体弱，含辛茹苦，历时6载，终使广化寺寺貌焕然一新。在修复寺院的同时，他还在寺内创办“广化寺佛经流通处”，印刷流通经书。由广化寺佛经流通处所印经书遍及全国各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圆拙为培育僧才，又着手于广化寺内倡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佛教僧才。

1988年，圆拙又应新加坡宏船长老之邀，不辞年迈，主持泉州承天寺的重建工作，同时创办了广钦老和尚佛教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座对外开放的佛教图书馆。1991年，他又协助主编并出版《弘一大师全集》，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圆拙平生非常注重戒律，在南普陀养正院求学期间，深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从大师的言传身教中，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戒律对佛法住世的重要，尤其对于弘一大师教导僧青年应注意的四项：“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铭记于心，并奉为圭臬。他自己也发弘扬戒律的大愿，所创办之福建佛学院也是以习律为主的学院。而且他一生戒行精严，精进念佛不辍。

圆拙曾先后担任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任，福建省石狮市佛教慈善基金会名誉主任等职务。1997年11月25日，圆拙在莆田广化寺示寂，世寿八十九。

如满法师

如满（1910—1983），俗姓蔡，字日圆，福建南安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十月十日。祖父是菲律宾有名的殷商，为人急公好义，誉满侨界。父永生，在菲经商，母杨氏，持斋奉佛。如满幼年随父母居菲，受小学教育，14岁父亲病逝，随母返回闽南，寄居厦门。《如满禅师舍利塔记》上说：“时奉母往佛寺礼佛闻法，省悟人生无常，渐萌出世之想。”

16岁到泉州紫帽山金粟洞，礼真常上人为师，剃度出家，师乃命名如满。后来于志公岩亲近性智上人，学习经教。未几，在莆田梅峰光孝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到泉州承天寺参学。是时，江浙道风鼎盛，如满乃前往行脚参访，先后到过宁波天童寺、七塔寺及普陀山上佛寺禅堂，历参宗匠。民国二十二年（1933）如满回泉州，任承天寺副寺，并受教于会泉、转尘、性愿诸长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如满奉觉津师祖之命，主持祖庭金粟洞，率众从事农禅自给。他在紫帽山开辟茶园，采茶制茶运销海外，由此寺用之道粮得无匮乏。是年，性愿老和尚任南普陀寺代理方丈，约如满到厦门，委任其为南普陀寺监院。九月，性愿老和尚应请到菲律宾弘法。翌年，日军侵占厦门，如满乃从南普陀回金粟洞。未几，性愿老和尚函召他到马尼拉信愿寺襄助寺务，同时约请的还有觉定法师。

民国二十八年（1939）深秋，他与觉定法师同到菲律宾，在信愿寺任执事协助法务。他曾编辑《念佛仪轨》，指导信众梵呗。后来，师弟如意也到了马尼拉，他与如意乃在市内玛双解街创建普陀寺。如满长于念唱梵呗，在寺中组织佛教歌咏团及儿童法会，推广佛教音乐教育，传播佛陀正觉之音。1954年，如满得到郑广德、龚诗尧两位居士协助，将普陀寺扩充重建，至1957年始落成。

1970年后，如满感于菲律宾碧瑶地区没有弘法道场，遂计划在碧瑶再建一所普陀寺。经过数年筹划营建，殿宇、僧寮完备，并于1978年举行落成及佛像开光典礼，四众云集，极盛一时。在兴建普陀寺期间，如满为了推展佛教文化，还在碧瑶文咸公园之侧，兴建佛教公园。后来以地方上种种压力，工程不得已而停止。

在兴建两处普陀寺及佛教公园期间，如满经济困窘，但仍不忘育才树人，随时协助孤儿入学，捐资支持普贤、能仁等佛教学校，华人子弟在碧瑶就学而住在普陀寺者，免费供给食宿。1979年，如满率领信众，组团赴印度、尼泊尔朝礼圣迹，其后复组团赴大陆朝礼四大名山及诸祖道场，所到之处，随缘布施。

如满平生热心公益，奖掖后进，帮助贫困学生，抚孤济苦，受惠者极众。1980年以后，由于积劳成疾，身体健康状况日下，于1983年示寂，世寿七十四，僧腊五十八。

觉生大师

觉生（1910—1993），俗姓刘，名梅生，福建晋江人。清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晋江金埭头乡祖宅。父惟龙公，母施氏妙霞，育有二子一女，梅生居长。9岁时随家人南渡菲律宾，侨居马尼拉。家族三代都虔信天主教，梅生自幼入天主教学校受教育。中学毕业后，父母希望他读些中国书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回到福建，考入厦门大学。在厦大就读教育系，兼修新闻学。

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弘一大师驻锡南普陀时，因厦门大学宿舍临近南普陀寺，梅生课余时常到寺中的放生池前散步，常遇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每次都为梅生讲一些佛教的道理，由于接触日多，梅生在大师的潜移默化中逐渐由天主教倾心于佛教。时年后，梅生毕业回菲律宾，白天在学校任教，晚间在报馆任编辑。很长一段时间内，梅生不再到教堂做礼拜。每有人问起，辄以没有时间推诿而过。那时马尼拉华侨界吴江流、翁振文等居士发起成立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华佛学研究会筹建大乘信愿寺。翌年，信愿寺初期工程完成，遂聘请时任厦门南普陀寺代理方丈的性愿法师赴菲主持。这件事需书写英文聘书向菲国政府报请，而佛学会人士因不知英文聘书格式，转请梅生代写。梅生也不会写，遂请教神父。神父以宗教信仰不同，一再拒绝。经梅生再三请求，几个月后，才拿到样本，写成聘书送到佛学会。据此申请，性愿法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九月赴马尼拉，出任信愿寺住持，成为菲国佛教的开山祖师。

性愿法师在厦门时，和弘一大师是交谊很深的道友。性愿法师抵菲时，带了弘一大师的一纸便笺交给梅生。便笺上说：性愿法师是一位有修持、有德行的大德，要梅生时常亲近。梅生得到弘一大师的启发后，便经常亲近性愿法师。依梅生要求，性愿单独为其讲解了一个月的《普贤行愿品》。这时梅生决定皈依佛教。性愿法师为此特别写信告知弘一大师，大师回信要梅生就近皈依性愿法师。性愿遂为其举行了三皈依仪式，取法名胜觉，号莲生。“胜”是弘一大师为皈依弟子命名的首字，“觉”是性愿法师为弟子命名的首字，表示梅生是弘一大师接引，而皈依于性愿法师的。至此，梅生正式皈依成为三宝的佛教居士。民国二十八年（1939），梅生依弘一大师受菩萨戒，大师题字赠曰：“以菩萨大愿甲胄而自庄严，救护众生恒无退转。《华严经》莲生居士发愿受菩萨律仪，书此以勉之。晚晴老人，时年六十。”

皈依佛教的梅生，热心参加佛教各种活动，并感化一家37口，先后都皈依了佛教。民国三十年（1941），菲律宾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军占领，梅生的弟弟松生遭日军杀害，他悲痛万分，发愿终生不履日本国土，后虽随团出国访问，即便到日本他亦过门不入。

民国三十六年（1947），梅生在父亲及性愿法师的支持下，创办马尼拉第一所佛教学校——普贤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只是小学，分为中、英文两部。后于1959年，在侨领蔡文华、姚乃昆等人协助下，梅生在马尼拉另创设文殊中学。1960年，两校迁入新校舍后合并，改名为菲律宾普贤中学及附属小学，获得菲国政府的立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梅生返回中国大陆，考察佛教教育，在泉州会晤弘一大师的弟子妙莲法师，商得泉州开元、承天两寺的同意，将弘一大师的灵骨奉赠大师剃度的杭州虎跑寺供养。梅生亲自护送灵骨到杭州，途经上海，在静安寺举行弘一大师追悼会。继而抵达杭州，将大师的灵骨安奉于虎跑寺内。

1955年5月，梅生与施性统、施性仪、何明仪诸居士特礼请台湾的印顺导师到菲国环岛弘化，几人亲自追随协助。到了菲国中部宿雾，加之当地佛教护法陈慧华居士的协助，成立宿雾普贤学校，由梅生亲任校长。两年后学校迁入新校址，校长由何明怀居士继任。

普贤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同之处是设有佛学课程，并聘请专任的佛学教师。曾请到大乘信愿寺的妙钦法师教授佛学，并亲自为学生编印《初级佛学读本》四册，由浅入深，供学生循序诵读。

1960年后，梅生经常到台湾各大专院校作佛学演讲，以他教育家的风范及佛学素养，深受大专学生的欢迎与敬仰。他也常到香港、新加坡的佛教社团演讲。1970年以后，弘法的范围扩大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乃至美国。他常到美国各地佛学社团讲经说法，在美国旧金山发起组织国际佛教青年会，弘法对象不限，演讲内容博杂，很受外籍人士欢迎。

1972年，梅生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创设美国世界佛教会及美国世界佛教青年会，获得州政府批准立案，迄今此会仍在运作弘法利生的佛教事业。

1984年，梅生年已74岁，自以尘缘已了，决心出家，礼早年的皈依师性愿老和尚为剃度师，同时受三坛大戒，由大乘信愿寺住持瑞今老和尚在性老像前代为披剃，法名觉生。他在信中自称：“现比丘相事，早有此愿，今方圆愿，实已太晚。年届七五，只作老沙弥，实自惭愧。先师弘公大师与性公老法师寄望之殷，法乳恩深，无以图报，只作晚年自修及惭悔宿业而已。”

1990年，觉生受请担任大马地区罗汉寺住持。他出家后仍不辞辛劳，不时到台湾、美国等各地弘化。晚年轻度中风，脚步蹒跚。但直到圆寂的前一年，仍然在各地奔走。1993年4月24日示寂，世寿八十四，法腊十夏。寂后7日荼毗，获舍利甚多。觉老早年曾婚，后离异，无子嗣，以外甥女吴宝珍过房为女，改名刘宝珍。此外，他还收有不少学佛青年为义子，遍及菲律宾、台湾、越南、美国等地。

觉生一生亲近过无数的高僧大德，先后皈依过弘一、性愿、虚云、印光、太虚、印顺诸师。他曾依香港吴润江上师学过密宗，37岁，受吐丹上师传授密法，阿黎上师灌顶，赐名普贤妙子。他具有金刚上师的身份，但他以修密不易，故不公开身份，个别视根器与因缘而传授。

1996年4月，觉生圆寂三周年之际，马尼拉《世界日报》为他出纪念特刊，刊有大陆佛教学者林子青居士一联，联云：

觉后多风华，毕世育才为世用。

生来有宿慧，晚年学道证真如。

明开法师

明开（1910－1994），俗姓徐，名德贤，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二月。民国十五年（1926），17岁时，在本邑小庙落发出家，翌年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分别在杭州昭庆寺、常州天宁寺、吴县穹窿山寺参禅学教，并曾于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学过天台教观。

民国二十年（1931），明开负笈到厦门南普陀寺，入闽院修学，与印顺、东初、默如诸师为同学。毕业后回江浙，在宜兴海会寺、吴县穹窿山寺任职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任苏州市瑞元寺知客。

1966年“文革”初期，大批红卫兵到苏州各寺院抢砸破坏，焚毁经书、佛像等珍贵文物。时明开任西园寺方丈，为了护经护寺，他利用苏州城内两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将珍贵文物及经书转移到苏州文管会保管，并封存西园寺藏经楼及主要殿堂，要求其中一派红卫兵司令部发出一张不得冲击西园寺的保护通告，以此挡住了北京、天津来的四名红卫兵。期间，明开因以身护经护寺，遭受毒打，乃至双耳失聪。后被遣返原籍，下乡参加生产劳动。而经书文物、殿堂佛像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苏州市唯一没受严重破坏、基本保持完整的寺院。

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宗教政策后，明开重回西园寺，恢复僧装，负起修缮西园寺的责任，是时他已年近70岁。

1994年7月8日明开在西园寺圆寂，世寿八十五，僧腊六十八。明开生前曾任西园寺方丈，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和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妙湛大和尚

妙湛（1910—1995），俗姓褚，名永康，法名续林，号妙湛，辽宁丹东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十二日。父名金堂，母黄氏。民国十一年（1922），母因病去世。民国十九年（1930）于丹东师范学校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民国二十三年任丹东第一小学校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遭日寇逮捕，受尽折磨。翌年在狱中经难友指点，默持观音圣号，未几获释。因深感持名之恩惠，决志学佛，发心出家。此尤见其夙植慧根，故颇有胜缘。民国二十八年（1939）诣凤城双泉寺依进修老人剃度，同年十月，赴北京拈花寺受具足戒于全朗律师座下。腊月负笈青岛湛山寺佛学院，受教于虚长老。亲近数载，虚长老观其器宇轩昂，动静庄严，知是法器，必为法门龙象，鼓励妙湛行脚参访亲近诸高僧大德。

妙湛大和尚

民国三十一年（1942），妙湛南下扬州，参学于高寺来果禅师座下，饱受钳锤，颇有领悟，遂在常住为寺之大知客。民国三十三年，朝礼九华山、普陀山诸圣迹。民国三十五年（1946），入江苏镇江金山万佛寺参禅。1953年，移锡江都直指庵为菜头。1956年再任扬州高寺大知客。

1957年，妙湛云游入闽，卓锡厦门南普陀寺，以其学德兼优备受大众礼敬。1958年遂任南普陀寺监院。在寺中妙湛常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因此曾被评为劳动模范。他认为劳动是修行，但早晚功课不能缺，要求大家勤做功课，坚持功课、劳动两不误，不能忘记出家人的根本。是时因政治运动频繁，妙湛以其梵行高远，处危不惧，守寺护法，使常住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1966年，“文革”狂飙乍起，南普陀寺钟鼓沉寂，僧徒星散，妙湛被分派寺服务部工作，站柜台卖糕饼。他认真经营小卖部，生意渐好，竟能养活很多人，同时利用工作之暇，热心看护因病住院法兄传声。虽迫于形势，身着俗服，但始终内持梵行，一心向佛。

1979年，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南普陀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寺院。历经“文革”破坏的南普陀寺，断墙残壁，佛殿危颓，金刚倒地，寺中僧人多以俗家身形出现。妙湛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召请，乃重新剃度，恢复僧装，现比丘相。当时妙湛法师曾对赵朴初居士说：“要我出来住持，得听我的，我有愿力，也有魄力，把南普陀寺恢复旧观。”在赵朴初居士的支持下，妙湛法师全心致力于寺院的恢复兴建和弘法事业的发展。

为了修建南普陀寺，妙湛不辞辛劳，奔走各方，请政府拨款支持，向各方募化集资。由于他德高望重，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先后恢复了南普陀寺的殿堂、壁画，还兴建了教学大楼、太虚图书馆、方丈楼、普照楼、海会楼、学生和法师的寮房，以及全国第一的禅堂和全国第一座慈善大楼。山门前还开辟了荷花池、万寿塔，并修整了祖师塔林立的后山。

在妙湛努力下，南普陀寺得到修复和开放，许多因故离寺的僧伽重回寺院，宗教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他还主张恢复寺院传统的丛林制度，整顿教团，制定和完善寺院的管理制度，使南普陀寺道风严整，面貌一新。

妙湛除了主持修复南普陀寺之外，为重兴厦门佛教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主持修复和重建了厦门市虎溪岩寺、万石莲寺、金鸡亭寺、紫竹林寺等寺院。他经常亲临工地督促，经过几年的筹划与施工，终使厦门原有破旧的佛寺，焕然一新，更为壮观。除了厦门的寺院，他还支持协助西安终南山、福建宁德支提山和南平武夷山等多处道场建寺或修路。

妙湛法师悲愿宏深，为十方善信所护持，在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培养佛教人才，兴办僧伽教育，整顿寺院，严整道风，弘扬佛法，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大力支持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和国际友好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

自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之后，一批佛教寺院虽得以复兴。但妙湛常以法门寥落、僧才奇缺为憾，他认为佛教要发扬光大，就要靠一大批有学识、有修持的僧人来弘扬佛法。因此，培养合格的僧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和千秋大任的历史使命。妙湛强调未来佛教需要的人才是像印光法师那样，专一净土宗，巍然不动；像弘一法师那样，高举戒学的旗帜，令正法久住；像虚云、来果和尚那样，坐穿蒲团，发明心地，参究本来面目，弘扬禅宗；像太虚法师那样，整顿僧制，创办教育，提倡人生佛教；像圆瑛法师那样主办教会，忍辱负重，弘宗演教，度化一方；像宗喀巴大师那样，除弊兴利，创立教派。只有培养出一批学修并重的僧才住持三宝，才能振兴佛教，使佛教后继有人。因此他力排阻难，不遗余力地为恢复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闽院而奔波。

妙湛大和尚书法

1981年，妙湛首先在寺中恢复了停办已久的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继而又倡议恢复创办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闽南佛学院，获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支持，并得新加坡宏船法师的赞助，于1985年5月17日，在南普陀寺举行复院暨开学典礼。妙湛任院长，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来厦门省亲的新加坡广平法师参加了典礼，并代表宏船法师表示热烈祝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以及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佛教团体也发来贺电或贺函。

当时的闽南佛学院分为男众部与女众部，各设三个班级，学生160多名，教员30多位。妙湛为提高闽院教学质量，多方聘请对佛学有造诣的法师、居士讲课。有时也延请社会上大学的哲学、史学教授，作专题演讲，以扩展学生的知识。为了将学院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多出成果，还于1989年主编出版《闽南佛学院学报》（后改为《闽南佛学》），作为全院师生教学与研究阵地，发扬该院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期刊的优良传统。1992年春季，妙湛为了进一步培养僧才，以适应佛学研究需要，在闽南佛学院又增设了研究班，聘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田光烈为研究生班导师，此乃开培养高级佛学研究人才之先锋。

在妙湛辛苦办学的基础上，当前的闽院已办成全国佛教界教学条件优良、师资力量雄厚、学生数量最多、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佛教高等院校。

为了振兴中国佛教，妙湛对全国的佛教教育事业，也给予很大支持，多次捐款给中国佛学院和福建佛学院，并资助黑龙江伊兰尼众佛学院、广东陆丰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江西尼众佛学院等的开办。1992年1月7日，妙湛到上海出席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发表了投资佛教教育基金的重要讲话，并代表南普陀寺每年捐助人民币，作为教育基金。同年3月24至26曰，在厦门南普陀寺召开的福建省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传达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在他的动员和推动下，成立了“福建省佛教教育基金会”，并代表南普陀寺捐献教育基金。

妙湛同时还力倡开办中国佛教大学。在1995年5月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友好交流会上，他大声疾呼：“佛教大国，一定要有佛教大学！”号召全国诸山长老大德法师、护法居士共襄盛举。

妙湛法师一生除了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之外，对于佛教的慈善事业也尤为热衷。他胸怀广大，悲愿宏深，效仿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悲心，以出世的精神，做济世利民的慈善事业。1994年12月他首创佛教慈善机构——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并兼任会长，制定教育、文化、医疗和济世的宗旨。以发扬佛教“慈悲为怀、人溺己溺、济世救困”精神，大力开展资生事业，捐资助教、施医赠药、赈灾救孤、扶贫济困，等视众生，寻声救苦。他以80多岁高龄，冒着倾盆大雨，慰问孤寡老人。不辞辛苦跋涉到贫困山区，资助希望小学，使山区数以万计的失学儿童得以就学。为了省出钱来支持赞助希望工程和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他平时生活极为俭朴，厉行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不糟蹋一粒米。妙湛法师犹如菩萨般慈悲济世的高尚德行，受到教内、教外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和广泛称颂。

妙湛法师除了主持南普陀寺，先后担任南普陀寺监院及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外，还曾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佛学院院长，厦门市政协常委，厦门市万石莲寺和虎溪岩寺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住持等职。

妙湛曾以“任劳任怨，委屈求全”八字总结自己一生。他有观音慈悲的心肠，弥勒宽宏的肚量，普贤无边的愿力。人家称赞他，他不高兴。人家毁谤他，他不生气。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若有人向他求钱求物，他从不拒绝，总是满足别人的要求。他常说：“要舍得布施，舍了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他一生戒行精严，梵行高远，生活朴素、简单，到83岁高龄，每天都坚持上殿、过堂。外出开会、办事，也不带侍者。一生所行持的便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之道。他心心系念佛教，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振兴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心心系念芸芸众生，临终之际，犹写下“三门常衍，勿忘世上苦人多”的遗训。

1995年12月19日，由于长年以来的劳累，妙湛老和尚泊然示寂于南普陀寺方丈室，世寿八十六，僧腊五十六。同月25日于莆田广化寺荼毗，所得舍利，多呈瑞相，四众叹为稀有，于南普陀寺后山起塔供养。佛教学者、居士林子青为撰《南普陀寺妙湛和尚舍利塔铭》。铭曰：

法门龙象，爱国人雄。为法忘躯，利他愿宏。襟怀坦荡，事理并容。超凡入圣，悲智圆融。中流砥柱，五浊劫中。人天师范，缁素推崇。恭敬顶礼，伟哉妙公。

妙湛法师虽然圆寂了，然而他一生为法为教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无比的景仰与无限的怀念。1997年，南普陀寺为妙湛老和尚编印纪念集对外征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有怀妙湛法师诗曰：

十年浩劫后，我初至厦门，公犹衣俗服，端容坐空庭。殷勤劝公起，续燃焰灭灯，答云有宿愿，重荷亦堪任，惟求不干扰，许公扬臂行。自兹南普陀，光复法王城，绍隆昔贤志，学院亦重兴。兼展利生事，慈济设基金，福慧二资粮，善备无边垠。前冬遣使来，施资助学僧，乃知公有疾，迎驾来京城。病榻叮咛再，南天双塔尊，一寺一学院，继任须得人。感公行愿深，坚我护持心，所愿恒沙劫，相随觉道行。

妙湛大和尚舍利塔

妙湛法师可谓当代南普陀寺中兴之祖，他奠定了现在南普陀寺以佛教教育和慈善为主的基础和规模，为南普陀寺的复兴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和尚也是现今当之不愧的著名高僧、佛学教育家、慈善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和人民的福利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为法为教，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孜孜不悔。他对中国佛教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地被彪炳史册，他崇高的精神和如冰霜一样的清净德行，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僧伽向他学习，我们永远缅怀这位不朽的高僧。

广净法师

广净法师

广净（1910—1997），俗姓程，法名照清，号枣园慕西主人，字广净，福建仙游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父名相仁，母林氏，世代务农，以仁德著乡里。民国十八年（1929），感浮生如梦，投仙游龙华寺依瑞地上人披剃。民国二十年，于泉州大开元寺依佛门尊宿转道和尚座下，圆具三坛大戒，成比丘僧。民国二十四年，任开元寺监院，不辞劳苦，护持常住，深受两序大众之拥护。在这期间也曾随侍转逢老和尚，认真修学，探究本原，备受钳锤。

抗战期间，南安雪峰寺乏人掌理，广净遂移锡祖庭，任职监院长达8年之久。他注重农禅结合，躬耕农作不懈，使雪峰寺虽处于艰苦的岁月，也能安然度过。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净应南普陀寺方丈广心和尚聘请，出任南普陀寺监院，主理财务。在厦期间，他曾亲近性愿、会泉诸大德，为会泉长老之法孙。还曾拜谒太虚大师于五老峰兜率院，太虚大师赞许其为法器，预言日后必能为佛教成就一番大事业。广净铭记太虚大师之勖勉，自励自策，终其一生，奉佛虔诚，持戒严谨，勤学精进，任事不怠，谦逊忠厚。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到了异国他乡，都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为佛教操持奔波。

1952年广净应其法兄广洽法师之请，南渡新加坡弘法。抵达新加坡后，广净任狮城龙山寺监院，与广洽法师齐心协力，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两人一起曾共同两度改建、扩建龙山寺，重建喝云祖堂、大雄宝殿，增其旧制，使寺宇焕然一新，成为星洲有近百年历史的一大名刹。1958年广洽法师连任龙山寺两届六年住持期满，即自动引退，遂荐举广净继任住持。

广净也十分重视佛教教育，为培养僧才，曾协助广洽法师共同倡办弥陀学校，任董事，后又兼任菩提学校董事、文殊中学董事会主席、佛教施诊所主席。在新加坡他还兼任光明山普觉禅寺、毗卢寺、普陀寺等佛寺的信托人。由于广净为新加坡佛教作出重大贡献，因而先后被推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并受到新加坡教育部的褒奖。

广净身虽居异邦，心仍怀故国，见南安雪峰寺祖庭荒寂，乃力倡修复。又募集巨资修建泉州开元寺、慕西寺、灵应寺等。10余年间在泉州、厦门、漳州等地集资或力倡修建的寺院达30多座。又协助兴办泉州女子佛学苑，培养大批佛教人才，功德居现代海外侨僧之冠。

广净平生严持戒律，诵经不辍，日诵《法华经》，雷打不动，事务再繁忙，仍然坚持诵念，佛教界称之为“法华王”。他长年生活俭朴，粗衣淡饭，心中只有佛教没有自己，把一生的钵资全部奉献给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其志行高洁，淡泊自持，超然功名，也为僧界之楷模。

师虽少时家贫，没有读过书，但对文学艺术饶有兴趣，诵经修禅之余，临摹书法，深有造诣，尤工籀篆。1997年农历七月廿四日示寂于新加坡，世寿八十八，僧腊六十八。其法眷门人迎请灵骨，奉安于泉州清源山千手岩。

竺摩法师

竺摩（1913—2002），俗姓陈，名德安，浙江乐清人。民国二年（1913）生于乐清东雁荡山下的河新桥村。父红梅公及母亲王氏，均虔信佛教，他自幼即受到佛法的薰陶。10岁入私塾读书，颖悟过人。11岁时慈母见背，依父抚育。12岁随父到黄塘寿昌寺听钦汉法师讲经，法师见其器宇不凡，异于常儿，因劝红梅公允其出家，乃在寿昌寺方丈白云长老座下剃度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时为民国十三年（1924）。

民国十四年，竺摩奉师命到永嘉普觉寺，为师叔芝峰法师侍者，是时弘一大师在永嘉城下寮闭关，乃得以前往拜谒大师，喜获大师亲书“息恶行慈”四字，受益匪浅。民国十五年，又奉师命到四明梅墟静宗寺，学习经忏唱念。后到宁波观宗寺，亲侍根慧长老，长老喜师颖悟，悉心培育。民国十七年（1928），竺摩依谛闲老和尚受具戒，并入观宗寺弘法社受学，在此期间又先后依静权、宝静诸大德学天台教观，一门深入，窥其堂奥。

竺摩法师

民国二十年（1931），竺摩随芝峰法师到厦门，入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就读。当时闽院院长是太虚大师，又由大醒、芝峰两人共同协助大师负责闽院的院务。竺摩插入甲班二年级，与印顺、东初、静严、心道、大讷、普钦等为同学。在校期间，以资质过人，又勤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深受太虚大师器重。曾在课余写下15000余字的《成实论概要》，并在《现代僧伽》刊物发表论文。竺摩由此初试啼声，积极弘传太虚大师之佛教改革，提倡人生佛教，并成为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竺摩于闽院毕业，太虚大师到汕头讲学，竺摩随侍，为大师任记录。不久竺摩又入武昌佛学院研究部就读。时，芝峰法师担任《海潮音》月刊主编，竺摩为其助理并兼任世界佛学苑编译部编译员，曾翻译日本松本三郎的《六祖坛经志学之研究》、《无著的学说》。自己并以雁荡山僧、篆香室主、为霖、慧海等为笔名，著述了《苏东坡的佛教思想》、《唯识学的种子》等大量的佛学论文，并相继在《海潮音》和《现代佛教》杂志上发表。

民国二十三年（1934），竺摩随芝峰法师回到宁波，并担任芝峰法师所创设“白湖讲舍”助讲。是年，返里省亲，得知其父已逝，伤感不已，祭奠父坟后，复返宁波。民国二十五年秋，太虚大师到香港弘法，函召竺摩同行随侍，担任记录，事后仍回宁波。在慈溪金仙寺，撰写《论佛教的知难行易行》及《诗意与禅理》二书。

民国二十六年（1937）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原定赴日本大正大学留学五年的竺摩毅然中断学业，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竺摩与闽南佛学院同学暮伽、化庄等参加了“慈溪抗日后援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而奔走呼号。后以战局变化，竺摩辗转到了武汉，参加“僧侣救护队”，奉派到河南前线担任救护工作，出生入死，工作逾年。翌年，由河南前线回到武汉。

在武汉停留未久，竺摩偕同武昌佛学院的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他与墨禅法师参加了“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驻会办事，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居士，邀请竺摩到澳门功德林，开办“佛学研究班”，招生讲学。同时主编《觉音月刊》，刊登佛教义理和契应时代要求的佛教文化作品。竺摩主编的《觉音月刊》特别关注内地抗战救国活动，积极宣传和鼓励以寺僧为代表的佛教界奋起抗日的爱教精神。由此，使《觉音月刊》成为华南地区战时的重要刊物，对繁荣战时澳门佛教文化，推动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国三十年（1941）秋，竺摩应上海芝峰、大醒二公之约，拟从澳门北归雁荡，当抵达油麻地码头时，遇日机空袭，顿成泡影，乃暂避香港，后冒险再回澳门。民国三十七年（1948）竺摩移锡澳门佛学社，开坛弘法。先后出版《地藏经讲话》、《金刚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著作。

1951年，竺摩在澳门创办《无尽灯》佛教文化杂志，风行港澳和海内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54年，竺摩赴泰国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入塔大典，泰国僧王为舍利加点法粉。自此后竺摩移居槟城、新加坡弘法长达40余年，为东南亚佛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东南亚佛教界的一位重要领袖。参与创办了马来西亚佛教联合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由于功绩卓越而连任多届。他在马来西亚还创办了著名的三慧讲堂和马来西亚佛学院，以教育培育僧才，以文化弘扬佛法。

竺摩大师日无暇晷，行脚马来西亚13州，往来新加坡弘法不辍，并奔走于香港、澳门、泰国、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还远赴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他不辞劳苦弘扬佛法和传播中华文化，把菩提种子广播世界各地。

竺摩大师除了四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外，还精通诗、书、画，被称为继苏曼殊、弘一大师之后一代天才高僧，广受海内外佛教界和文化界的敬重，使得四众景仰，弟子遍天下。并留有《竺摩长老佛学全书》、《篆香室文集》、《篆香室书画集》、《篆香室诗集》等著作于世。

纵观竺摩大师一生，讲经说法、办学兴教、建寺造塔、著书立说、艺文弘法，桃李满天下，足迹遍世界，他以“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大无畏忘我献身精神，而誉满僧林。特别为振兴马来西亚的佛教付出近半世纪的心力，使大乘佛教在马来西亚萌芽、成长，结出丰硕的佛果，不愧被称为“马来西亚北传佛教之父”。有鉴于竺摩大师对马来西亚佛教的突出功绩和卓越贡献，1998年9月，槟榔屿州元首向竺摩大师封赐DMPN高级拿督勋衔。这是马来西亚佛教界首位出家人荣膺政府的最高封赐，作为一个华人的佛教长老，在异国获得这一殊荣，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和光荣。

2002年2月4日大师在槟城圆寂，遗舍利子逾百颗，一代彗星殒落，人天共悯，佛教界及社会相关团体以各种形式表示悼念。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地区及中国大陆有关团体和政府部门纷纷发来唁电挽联，深致哀悼。其中曾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香港佛教僧伽会会长的超尘长老的挽联是：“德之余者，集文诗书画于一身，当今无两；化所及焉，综星马港澳将万众，溯古难寻。”台湾佛光山宗长星云大师的挽联是：“诗文书画，教界称第一；慈悲喜舍，长老最为尊。”故乡乐清市人民政府、乐清市佛教协会、雁荡山管理局等也发来唁电，深表痛惜和哀悼。

为追怀竺摩大师一生的辉煌业绩，浙江雁荡山和台湾高雄，已分别兴建竺摩大师纪念馆，介绍大师的生平伟绩，展出大师的遗物、著作、书画和诗词作品，供世人瞻仰，竺摩大师慧业永垂千秋。

瑞苗法师

瑞苗（1913—2004），俗姓王，祖籍福建南安洪濑。生于民国二年（1913）十月十五日。民国十七年（1928）随父礼漳州南山寺转清上人为师剃度出家。民国二十年，于泉州大开元寺依转道和尚受具足戒。此后历任南安小雪峰寺、泉州大开元寺、承天寺执事。民国三十六年（1947）到南普陀寺，初任知客，翌年任库房副寺，1950年任监院。

瑞苗法师

1951年，他认为出家僧人应有济世治生之术，时值厦门名中医盛国荣先生创办中医研究院，乃与修闻等同参，入院学医。1953年毕业后，即志愿赴少医缺药的山区大田县行医济世。

师生性朴实，为人治病求实认真，常为贫困山民免费疗病送药，在山区行医30年，深得山民尊爱。

1983年，时已70高龄，瑞苗乃从山区返厦门，入住南普陀寺，被尊为堂主。师德高望重，深受在家诸信众尊仰，纷纷前来皈依。厦门佛教居士林聘请其为首席导师。1998年，以其历年所积钵资，协助其门下弟子广宗，在龙海兴建安福寺。

2004年1月，在南普陀寺舍报西归，世寿九十一，僧腊七十六，戒腊七十三。弟子广宗，在龙海安福寺后山，为其建舍利塔供奉。

广树法师

广树（1914—1979），法名照松，字广树，俗姓吴，福建晋江灵水镇人。童真即有异禀，喜好佛法。民国十五年（1926），时年14岁，在厦门金鸡亭普光寺依瑞枝和尚座下披剃出家。瑞枝和尚乃寺中祖传的著名医僧，广树法师即在其师教导下学习佛教早晚课诵仪轨与医药知识。

民国十八年（1929），广树往泉州开元寺就转道长老受具足戒。其后仍回普光寺依师学习内明与医方明，尤以学习岐黄术最感兴趣，勤奋学习不懈。之后，协助其师佐诊（当助理医生），未几，即独立行医。

民国二十六年（1937），瑞枝和尚圆寂，广树即继承其师衣钵为普光寺住持。1952年任厦门市佛教支会候补监事。不久，入厦门名中医盛国荣先生主办的“厦门国医研究班”，学习中医学。结业后，又于1956年赴福州，投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班（福建中医学院前身）深造。毕业后返厦，任南普陀寺监院。

1958年，广树应马来西亚龙华寺广余法师之请，南渡担任该寺监院。嗣后又应请至槟城在会泉大师创办的妙香林寺弘化。他在这两座佛寺弘法之余，亦以所学岐黄术济世救人，治愈患者甚多，名闻遐迩。后来，广树又应广洽法师之邀请往新加坡龙山寺，兼任弥陀学校董事。

广树一生除弘法修持外，仍以医术济世，救人无数。1979年农历三月初一日上午八时，在新加坡龙山寺净室示寂归西，世寿六十七，法腊五十四。连日前往念佛者甚众。三月初七日发引至光明山普觉寺，由新加坡佛教领袖宏船法师亲自主持举火，说法荼毗。平生所有余款，遵其遗教，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作为赠医施药基金。

广义法师

广义（1914—1995），俗姓李，法名照圆，号昙昕，别号海外孤僧，字广义，福建南安洪濑人。生于民国三年（1914）。先世业儒，自幼父母双亡，与祖母戴氏相依为命。天资颖悟，12岁诵读明罗伦《罗状元诗》及《志公禅师劝世文》，感悟人生无常，萌生出尘之念，遂发心茹素奉佛。翌年于南安洪濑玉枕山清水岩礼东林瑞梁和尚为师，披剃出家。

民国十六年（1927），广义入泉州承天寺月台佛学研究社学习，时值高僧会泉和尚在寺开讲《楞严经》，广义潜心体验，心领神会。民国二十年（1931），广义圆具三坛大戒于泉州开元寺，戒师为转道和尚。次年，入厦门闽院，追随太虚大师研习佛法。之后，因病转虎溪岩静养，遂入虎溪岩佛学社研究教理，受教于会泉。广义因性识聪敏，才智过人，不数年，尽得会泉宗要。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弘一大师驻锡厦门妙释寺弘法演教，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广义自始至终专心聆听，并与同时学律诸弟子发愿，生生世世同宣大法，广为弘传。民国二十三年（1934），弘一大师倡办佛教养正院，委任广义为院校讲师，勉励他要努力培植正知正行之僧才。在此期间，广义与居士林子青等，曾共同协助瑞今、慧云二师创办《佛教公论》月刊，大弘教法，纠正时弊，同时广义还协助料理南普陀寺务，多有建树。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前夕，广义云游江浙，参访天童寺一代高僧净心禅师。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福建，历任南安雪峰寺、泉州承天寺首座，复应泉州开元寺聘请，代理方丈兼监院，同时兼任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董事、花桥善举公所委员等职，积极参与救灾施药、施棺等慈善工作。弘一大师在泉州弘演教法时，广义还经常担任地方方言（闽南语）翻译。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义受聘担任厦门南普陀寺监院，对复办佛教养正院、重刊《佛教公论》作出诸多贡献。

1949年，新加坡龙山寺广洽长老函电交驰，诚邀广义南渡弘法，遂旅锡香港年许，于1950年到达狮城，委为龙山寺监院及信托人。时高僧转逢住持龙山寺，广义在其门下领受严峻楗槌，获益良多。是年7月，广义应槟城善信之请弘法于妙香林寺，讲演《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因他精研教理，辩才无碍，于经义诸多发挥，听者踊跃，法缘殊胜，使很多信众都皈依三宝。

1951年，广义又应槟榔屿佛学会邱思仁居士之请，演讲《维摩诘经》，机辩纵横，法雨宏施，闻者无不悦服。越年，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往返途经越南、菲律宾、香港，备受各地僧侣善信欢迎。会后，与邱思仁、林忠亿诸居士访问马来西亚新村，慰问各地移民，宣传佛法的慈悲与和平真理，经过不懈的努力，使佛学教理深入当地民间。是年，信徒王谢、西莲发心献地，广义即于槟城北海创办普照法苑，为一般信众提供一个修持念佛道场，在北海传播佛教种子。

1954年，广义出席由缅甸政府主持的世界佛教第二届巴利文藏经修纂大会，接着参加在仰光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6年，广义组织马来西亚佛教徒朝礼印度佛教圣迹，并出席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7年，广义皈依弟子陈仲发居士（法号普忍）以吉隆坡曾江新村佛教不振，发心创建普明寺，延请广义出任该寺住持，阐扬佛法，改善人心。

1958年，广义出席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后，陪同菲律宾佛教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在新加坡，广义应佛教居士林邀请，多次讲演佛经。鉴于初学佛教人士无书籍参考，遂发起复办佛经流通处，向香港、台湾等地请进大量经典，再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同时，在居士林中传授八关斋戒，自任阿阇黎，依照弘一大师制定的仪式举行。

1959年，广义代表槟城佛教界出席马来亚佛教会成立大会，于会上提请许多应办之急务，均为会议采纳。是年4月，应吉打佛教会谢敦禄医生之请，演讲《学佛应有的观念》，内容丰富，见识精辟，机感无滞，在座闻法者，俱为之动容。5月，又在吉兰丹讲演《佛教与中国文化传入马来亚的史实》，盛况空前，叹未曾有，时称广义为“吉州传播佛教种子第一人”。

1967年，光明山普觉禅寺宏船法师创办律仪学会，弘传戒法，启建水陆法会，邀请广义协理法务。广义也承宏船鼎力帮助，在新加坡直落古楼建华严精舍自修，后拟在精舍附近购地建大型梵刹，大弘宗乘。然因缘未就，岁月淹留，所愿未圆。不久身体致疾，四肢僵化，行止艰难，一病不起，卧床近30年，于1995年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安详舍报西归，世寿八十一，僧腊六十五。

广义平生善说法要，人缘荟萃，备受四众崇仰。先后受请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净名佛学会、观音救苦会、佛青弘法团、法轮社、南大佛学会、凤山寺等佛教民间团体的导师，菩提、弥陀二校董事，龙山寺、普陀寺、槟城妙香林寺信托人。

广明法师

广明（1914－1997），俗姓黄，名承业，福建古田峰村人。生于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二十日。世代务农。22岁就古田大雪峰寺出家，三年后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而后在鼓山佛学院和厦门闽南佛学院进修佛学。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到广东广州六榕寺常住，1956年被选送北京中国佛学院进修，成为该院第一届毕业生。学成后，返六榕寺担任知客执事。

“文革”期间，广明被遣返原籍，参加农业生产。“文革”后，得知六榕寺恢复对外开放，广明乃离乡回归佛门，协助云峰法师重建六榕寺，先任知客，不久任监院，并先后被选为广州市第四、五届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6年广州大佛寺重新对外开放后，1990年僧人进驻大佛寺，广明被推选为“文革”后大佛寺首位住持，主持寺院首期重建项目。待大佛寺首期重建工程完成后，广明乃告退自修。

1997年7月6日在大佛寺圆寂，世寿八十四，僧腊六十二。

福善法师

福善（1915—1947），江苏泰兴人。民国四年（1915）出生，幼年家境贫困，读书不多。13岁时入邻村万家铺太平庵剃度出家。三年后，到镇江鹤林寺受戒。民国二十年（1931）震华法师在竹林佛学院任教，发现福善聪明纯厚，是可造之材，遂收其到竹林佛学院受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福善转入闽南佛学院继续深造。次年毕业。适时，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高级研究部。研究部下分六科即：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福善获准入该研究部研究佛法。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大师由庐山抵汉口，到世苑图书馆巡视，并为该院的研究员开示，指命福善作笔录。不久，重庆缁素电请太虚大师入川，大师于二十五日偕法尊起程 ，并命福善随行。大师到重庆缙云山后，指派法尊代理汉藏教理院院长，主持院务，福善为教理院教师。同在院任教的还有法舫、雪松等师。福善是当时院中最年轻的一位教师。

《海潮音》月刊为太虚大师于民国八年（1919）创刊，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佛学刊物，在全国佛教界影响甚广。在抗战期间一度迁往武昌出版，民国二十七年（1938）又迁至重庆，由苇舫主编。由于抗战期间物质缺乏，印行困难，乃至时办时停，后暂迁到昆明由尘空法师负责编印出版。民国二十九年，复迁回重庆缙云山，由法舫法师负责主编出版。民国三十年七月，法舫法师拟出国访问，太虚大师乃将编辑出版任务交由福善全面负责。福善在资源、文源两缺的困难情况下，或奔走四方求助，或埋头组编文稿，终不负大师重托。自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的四年半时间里，在福善的辛勤经营下，坚持如期连续出版，深获太虚大师的赏识。

民国三十五年（1946），福善应上海玉佛寺住持震华法师之邀赴沪，任玉佛寺监院，并兼任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是年四月，太虚大师自重庆回南京，《海潮音》也随之迁回复刊，福善应召到南京协助编一期，此后由尘空法师接办。五月上旬，太虚大师又从南京到上海，福善迎大师驻锡玉佛寺直指轩。在此期间，大师在上海筹办《觉群周刊》，自任社长，福善任编辑主任，主持编务。《觉群周刊》于当年七月十五日发行创刊号。

太虚大师在上海以玉佛寺为其弘法和推行佛教事业的基地，并以福善为得力助手。福善时当盛年，精力充沛，在大师的引导下，除主理玉佛寺监院外，又兼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觉群周刊》主编，同时又要陪大师到处弘扬佛法，宣扬佛教，日夜操劳，终致积劳成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上旬，突发高烧，因救治不得法，于是月二十日溘然逝世，圆寂时年仅32岁。事后得知，福善从小未出天花，直至30多岁方受感染，救治者误认为皮疹中毒，擦以盐水，乃至全身中毒发黑而死。英年早逝，闻者无不痛惜．福善急病时，太虚正在宁波弘法，闻讯后星夜赶回上海，可惜福善已于前一日去世，大师痛悼、哀伤，乃至老泪纵横，并著文哀悼，节录如下：

我留沪时，遂常于玉佛寺居住，观汝心行，渐臻平实。方喜汝学成而可任事，何期衰恸！我未死，汝年富力强而先死，恸哉。余乍见汝时，即有英俊不下常惺之感……今以汝之死，又不禁哀及常（惺）法师之早死，思及常法师而不禁哀汝之更早死。以常法师死年已四十四岁，生平怀抱，已略见展敷，今汝学初成，事业一未开始，而身心俱健，医生检验，亦除痘疹无他病……竟以偶然卒，罹天花而遽化，秀矣竟不能实，为住持佛教，为弘扬佛法，余何能不哀恸哉！

月西法师

月西（1915－1993），本名月熙，后来改名月西，俗姓高，名祥麟，浙江温岭新河铁场村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家庭务农为业，生活十分艰难。11岁时入苏州完光寺，依静安上人座下剃度出家，并受沙弥戒，为静安上人身边侍者，为师尊执持巾瓶，学习出家仪轨。不久辞别师父，到温州因明寺读经，旋又千里负笈到福建，于早先闽南佛学院在漳州南山寺所设立的“南山佛化学校”学习。14岁时考入厦门南普陀寺闽院就读，19岁毕业，月西在闽院求学时间长达6年之久，深有所得。自闽院毕业后，月西回到浙江，依温州护国寺万定和尚受具足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冬，月西来到宁波，在宁波白衣寺，听太虚大师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翌年，月西应金仙寺方丈亦幻法师之邀往慈溪，与芝峰法师一起于金仙寺组织筹建“白湖讲经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白湖讲经所受战争影响而停建。未几，亦幻法师延请月西担任金仙寺监院，以辅佐经管金仙寺。翌年侵华日军逼近宁波，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慈溪民众于金仙寺成立抗日武装游击队，月西身为监院，积极支持抗战事业。以后宁波各地相继沦陷，敌伪勾结，欺压人民，月西与亦幻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救亡人士，筹措药品、粮食等物资，支持抗日武装，深获当地爱国人士的称颂。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是年月西31岁，受聘担任宁波延庆寺监院。他到延庆寺后，努力振作，起衰振颓，卓有建树。1950年，月西率先倡议成立宁波市佛教协会，经多年奔走，终于在1954年宣告成立，且被选举为首任会长。自佛协成立后，月西法师审时度势，主动调整佛教发展模式，组织宁波全市僧尼在管好寺庙的同时，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创办了佛教织布厂、佛教缝纫工厂等企业，解决僧尼生活问题。1956年夏天，宁波地区受到飓风袭击，颇有损失，延庆寺一部分殿宇亦为风袭倾塌，月西率常住众抢救，并筹资修复受灾殿堂房舍。以他多方面对宁波佛教及延庆寺的贡献，众望所归1957年被推举为延庆寺方丈。

1958年，全市僧尼接受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分别集中到七塔寺、戒珠庵，由佛协统一负责管理。月西遂在七塔寺与戒珠庵内创办了四明纸盒厂、五星被服厂等生产机构，组织全体僧尼自食其力，带领大家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1978年底，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开放重点寺院。月西已60多岁，受命肩负修复七塔寺的重任。此后多年，他废寝忘食，耗尽心力，苦心经营，积10余年之久，终于使七塔寺恢复旧观。1984年8月，他正式升座出任七塔寺方丈。

除了修复七塔寺外，月西法师还先后指导修复了天童寺、阿育王寺、奉化雪窦寺、慈溪金仙寺、宁波佛教居士林等道场，对浙江尤其是宁波的佛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在佛教及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曾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宁波市第一至第七届人大代表，宁波市第八、九届政协常委，浙江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月西平生秉性刚直，心无城府，又具菩萨心肠。他乐善好施，救灾济民，慷慨解囊，毫无难色。1993年2月28日，示寂于宁波七塔寺，世寿七十九，僧腊六十八。

见性法师

见性（1915—2004），俗姓陈，名玉林，法号传志，福建仙游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七月二十九日。民国三十四年（1945）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为僧，翌年受具足戒。民国三十六年（1947）于江苏扬州高寺来果禅师座下修学，1951年1月弘化于厦门南普陀寺。

见性法师

1954年到山西五台山参学，1956年重归南普陀寺，担任堂主之职。1957年至1980年任出纳，1981年至1993年大开法筵，曾数次外出讲经说法，弘扬戒律。

“文革”结束后，佛教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见性为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培养人才，整顿寺院，恢复道风，弘扬佛法，曾任闽院副院长、监学等职，为厦门佛教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曾担任厦门市佛教协会第三、四届副会长，第五届名誉会长，第六届谘议委员会副主任，南普陀寺首座。

见性一生，解行并重，爱护常住，淡薄名利，尤其在“文革”期间能经受考验，坚持梵行，保持僧相，为维护南普陀寺免遭严重破坏，功德卓著。临终前立下遗嘱，将遗产全部交给常住。他是一位深受四众弟子爱戴的佛门大德。

2004年5月2日14时，在厦门南普陀寺舍报西归，世寿八十九，僧腊五十九。

演培大师

演培（1917－1996），俗姓李，江苏扬州汪都人。生于民国六年（1917）。兄弟四人，演培居末。12岁时，依高邮临泽范家仑福田庵常善为师披剃出家，18岁于宝应福寿院受具足戒。翌年，学天台教理于谛闲主办的宁波观宗弘法社。后入厦门南普陀寺闽院修学佛法。民国二十六年（1937）转至江苏淮阴觉津寺，入“觉津佛学院”，依大醒法师受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又至四川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学习中观与唯识。毕业后，任四川合江法王学院教务主任，继主讲于华西佛学院、莲宗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主讲于上海佛学院、杭州武林佛学院、厦门南普陀寺大觉讲社。后抵香港协助印顺法师编校《太虚大师全书》。

演培大师

1952年，应聘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不久，任台北善导寺住持。1956年，应聘往北美弘法，在美国著名学府讲演，并宣慰侨胞。归途中，经菲律宾，分赴各侨区弘法，深获全菲华侨的称赞。又在菲律宾国立大学讲说法要。1957年夏至1962年冬，演培赴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弘法。期间，曾在泰国多处佛学社及大学作专题演讲，三度于越南弘法，深受两国佛教寺院及社团等的热烈欢迎。

1963年演培到新加坡主持修复灵峰菩提学院，至1968年底重建完成，易名为灵峰般若讲堂，此后，演培就常驻讲堂讲经弘化，前后10余年。

1981年，演培在宏船长老及常凯法师的协助下，于新加坡榜鹅地购得73000平方米土地，兴建福慧讲堂。福慧讲堂是纪念印顺导师在台湾创建的福严精舍和慧日讲堂而命名的。建成之后演培担任该讲堂之住持。福慧讲堂有可容纳千人的大讲堂，既是弘法道场，演培也于此处创设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做一些慈善社会福利事业，按月发放救助金及救济品给贫困无依老人和不幸家庭，还到医院、残障院、孤儿院访问济助。

福慧讲堂落成后，在演培的高足宽严法师推动下，先后成立可容纳百余人的慈恩林安老院及设有数处分部的慈恩托儿发展中心，以后又创立设备现代化的洗肾中心、戒毒中心，以及颇具规模的福慧周日教育活动中心、开心停留站家庭辅导中心等。演培所主导的佛教福利协会的工作，日益向前发展。

由于演培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受到社会人士的赞叹及政府的肯定，新加坡总统于1986年、1992年，先后两度颁发其公共服务勋章，且委任他为新加坡宗教和谐理事会的佛教代表，与各大宗教代表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宗教和谐。

1990年12月下旬，新加坡最大的道场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老和尚示寂，演培在普觉寺信托会的礼请下出任住持。1991年5月9日举行晋山典礼，是日，海内外高僧大德云集，8000多人参加盛典，场面隆重，盛况空前。是年，演培已75岁高龄，应该是退休的年龄了，但为护持佛法，不敢言倦。

演培一生以僧伽教育和到各地弘法为最大心愿。他的弘法利生事业，实至名归，深受各界人士的爱戴和好评。在台湾期间，除任善导寺住持外，还任太虚图书馆馆长、太虚佛学院院长、新竹壹同寺女众佛学院副院长、慈航中学常务董事、中国佛教会理事、新竹福严精舍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持等职，还曾任越南妙法寺住持。

演培在童年时就聪俊超拔，雅慕不凡，且襟度冲旷，神仪简穆，其所亲近诸大尊宿，莫不许为法器，尤受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的教益颇多。演培生性耿直，却思辨泉涌，讲经说法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莫不受惠。平时，每周坚持说法两次，而且学识渊博，对经、律、论三藏莫不通达。一生著述等身，其著作有《解深密经语体释》、《俱舍论颂讲记》、《成唯识论讲记》、《入中论颂讲记》、《维摩诘经讲记》、《六祖坛经讲记》等；译著有《大乘佛教思想论》、《小乘佛教思想论》、《天台性具思想论》等；论述思想的有《人间佛教》、《佛教的缘起观》、《唯识法相及其思想演变》等，总计800余万字，出版《谛观全集》34册，《谛观续集》12册。

1996年，演培示寂于新加坡福慧讲堂兜率内院，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八。农历十月初六日在福慧讲堂为法师灵柩举行起程仪式，奉送至光明山普觉寺火葬场荼毗。荼毗后，上千粒彩色舍利子供众瞻仰。

演培在世为法为人，不辞辛劳，一锡行云飘泊，虽年老，仍广张教纲，宏敷法雨，使如来圣教，光被阎浮，作出众多福国利民慈济事业，福泽苍生。师道业辉煌，堪为僧界模范。

妙抉法师

妙抉（1918－1990），俗姓王，名邦驹，福建福清渔溪镇人。生于印度尼西亚。民国二十三年（1934），17岁时，回国探视亲族，暇时四处游览，初冬某日，由福清乘车到南安县，在莲花峰不老亭遇觉空法师，法师与他谈论佛法，告诉他人生如梦，苦空无常，一切都虚幻不实。妙抉愈听愈有兴趣，当即随法师到寺中住下。数日后，要求觉空为其剃度出家。觉空法师见他心诚，收为徒，披剃后取名腾捷，字妙抉（在法脉上，妙抉和后来也在菲律宾弘化的妙钦法师字腾庄同辈）。妙抉在寺中随师觉空朝暮课诵。次年十一月阿弥陀佛圣诞，奉师命到泉州承天寺受三坛大戒，圆戒后留在承天寺学习。

民国二十五年（1936），性愿老法师到承天寺，在辈份上妙抉是老法师的徒孙，老法师见他是可造之才，就劝其师觉空，让妙抉往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就学，同时还给他十个银元作零用。那时瑞今法师在养正院任教务主任，也喜妙抉勤于读书，对他时加照应。妙抉在养正院只读了半年，被家人侦知，找到南普陀寺，要带他回家还俗。他不堪其扰，便约同学搭船到上海，转往常州天宁寺，入天宁佛学院继续读书。在常州读书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佛学院迁到马迹山祥符寺（天宁寺的下院）上课。未几，战事逼近京沪，他回到闽南，在永春毗峰普济寺挂褡。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弘一大师自泉州到永春，驻锡普济寺，妙抉因此有机会亲近大师，学习戒律。自此他开始持午（佛教戒律之一，过午不食），以后终生不改。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在菲律宾弘化的性愿老和尚于民国三十七年回到厦门，在南普陀寺启建“三坛传戒大法会”，妙抉闻知，自永春赶到厦门，谒见性老，性老留他在戒坛任执事。戒期圆满，南普陀寺留妙抉任知客。性老回到菲律宾后，写信要他办出国手续，到马尼拉华藏寺任执事。妙抉于1950年到香港，在新界大觉寺挂单。以菲律宾申请居留困难，直到1957年12月，才入境抵达马尼拉华藏寺。妙抉在华藏寺深受性愿老法师的器重，被聘任为华藏寺监院。

妙抉在华藏寺不负性愿法师的重托，一心致力于华藏寺的扩建。在性愿老法师的提携下，在侨界领袖蔡金枪、董光垤、李贤智、李秋庵等居士的护持下，妙抉先增建华藏寺的围墙，继而增建寮房，并辟建后花园的双莲池。工程动土不久，性愿老和尚法体违和，住院疗养，整个华藏寺的事务就全部落在妙抉一人肩上。当时妙抉到菲不久，人地生疏，加上不通菲语，做什么事都很困难。但是他很有耐性和毅力，不畏艰难，力求将每一件事情做好。

1960年，妙抉又增建了华藏寺僧伽宿舍，命名曰“园楼”，内辟“乘愿堂”供性愿老人休养。而老人健康日衰，于1962年4月11日示寂。妙抉为性愿法师举行荼毗后，又为之建舍利塔。1965年塔建成，奉老人灵骨入塔供养。

性老生前，于马尼拉的信愿寺和华藏寺，采取联合上座制的任职制，由上座长老住持两寺。性老示寂后，由瑞今法师继任上座，妙抉仍以监院名义主持华藏寺事务。此后，他于1966年至1967年两年间，又兴建华藏寺的藏经楼和功德堂，1969年兴建帝释殿和钟鼓楼，1971年兴建“乘愿纪念学校”，1972年正式招生开学。1973年开始筹建四层楼的“乘愿安养院”，两年余完工，计大小厅房130余间，可收容上百位老人。1977年至1979年，妙抉在华藏寺又兴建了全菲华人寺院最大的斋堂——可容1000座位的五观堂。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妙抉不断收购土地，扩建殿宇楼堂，使华藏寺由原来最初仅占地2万余平方米，而增至现今全寺占地10余万平方米，规模大备；由原来只有一座大雄宝殿，而今庭园、花草水池、客堂、寮房等堂宇齐备，殿堂宏伟，气势壮观。

在兴建华藏寺的同时，为了缅怀性愿法师，妙抉聘请郭公惠居士为性愿老和尚编印《性愿法师年谱暨纪念集》。郭居士搜集性老资料多年，用半年多时间编纂完成，于1977年8月到香港督印5000本，运回马尼拉华藏寺，分赠各界及性老的四众弟子。

妙抉虽人在海外，但心系故土。他曾委托郭公惠居士回福建南安，向政府交涉归还早年性愿老人所建，在“文革”中为当地果园占用的大慈林寺。经多方交涉，最终于1981年收回了这一安置梵行清信女的道场，并交由性老女弟子主持。1982年，经妙抉多方努力，又收回了性愿老和尚早年在泉州重建的铜佛寺，后来妙抉派曾在厦门太平岩觉华女子佛学苑（1950年佛学苑迁往泉州铜佛寺复办）主持教务的陈珍珍老师和妙莲菜姑接管该寺。

妙抉生前，对佛教与社会，多所贡献。由于他常年为华藏寺大小事务操持，终日忙碌，健康日益衰退，于1990年11月29日，在华藏寺园楼舍报西归，世寿七十三，僧腊五十六。信愿、华藏两寺联合上座瑞今长老闻讯，颇为伤感，挽以联曰：

庄严道场兴学育才正为佛门做砥柱；

宏扬圣教扶老度众那堪末世失栋梁。

谈禅法师

谈禅（1919－2006），俗姓周，名斌，福建长乐人。自幼具出家志，16岁入本县护国寺，礼彻参法师剃发出家。翌年，于福州怡山西禅寺受具足戒，后往厦门南普陀寺参学，修习经论。

谈禅法师

民国二十六年（1937），谈禅到广东，挂单南华寺，亲近佛门巨匠虚云老和尚。民国二十九年，自广东到福州，入鼓山涌泉寺，历任禅堂维那、堂主、戒堂引礼之职。民国三十五年（1946），转往福州怡山西禅寺，任念佛堂导师。1949年，谈禅行脚大陆和香港两地，参礼硕德。曾住香港芙蓉山上天竺、九龙竹镇园村觉荫园。1950年到香港现代中医研究所习医，同年亦于福建佛教医院见习，以医方明济世度生。

1954年，谈禅南下马来西亚弘扬佛法。数年间，其弘法的身影遍及大马各地，曾驻锡槟城极乐寺、吉隆坡圆通寺，并协助其寺发展寺务，不遗余力。1961年至1969年，住持马六甲明觉莲社。1970年到新加坡，创建长庆寺，简朴自持，精进修道。1975年至2003年，获推举出任新加坡莲山双林寺第十三任住持。双林寺为福州西禅寺下院，谈禅主持法席后，致力于改善梵刹环境，加强道风建设，寺院佛事兴隆，香火鼎盛，道风远播，信众归心。谈禅于双林寺弘法之余，还云游各国参拜佛教胜迹，足迹遍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

20世纪80年代，谈禅带领国外信众回祖国朝礼名山大刹，看到其受戒的祖庭西禅寺庭院破败，香火冷落，即发愿重建。回新加坡后，在海外募化资财，重兴西禅祖庭，修建玉佛阁、藏经楼及高15层的浮屠玉佛宝塔，梵刹庄严，西禅重光。

谈禅素性慈悲，乐善好施，不仅重兴西禅寺，对其他寺院道场、社会济助事业，亦积极施助而不遗余力。上海圆瑛大师创建的圆明讲堂，1980年复兴之时，亦得到谈禅法师的慈悲施舍，助成功德，还赠予两米高玉佛一尊，药师灯塔两座。

1983年至1995年，谈禅受任为美国三藩市大觉莲社董事长。1993年至2003年受任为三藩市慈恩寺董事长。2006年6月27日傍晚，在众弟子的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八十七，僧腊七十二。

广余法师

广余（1920－2006），俗姓郭，福建惠安人。生于民国九年（1920）。童年时父母相继往生，由伯母扶养长大。民国二十五年（1936）16岁，因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遂发菩提心，依止厦门金鸡亭普光寺瑞枝老和尚剃度出家。翌年入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受学。民国三十年（1941），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之后参学于泉州开元寺、承天寺。抗战胜利后出任金鸡亭普光寺监院。

广余法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余应瑞枝和尚之邀远赴新加坡，于普陀寺及光明山普觉寺挂单。1950年，受马来西亚槟榔屿妙香林寺住持宏船法师之聘，出任妙香林寺监院，负责妙香林的修复扩建等事务。当时的妙香林寺是旧式四房板屋，且较狭小，不能负荷日益增加的信徒，因此需要重修扩建。广余先后增建了地藏殿及附属房舍，1964年又兴建了会泉法师纪念塔，以纪念开山住持会泉和尚。1970年又新建大雄宝殿。在广余的经管下，妙香林寺焕然一新。

在建设妙香林期间，1966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兴建佛教总会大厦，广余停下妙香林寺的建寺工程，协助兴建佛教大厦。又连同热心人士创立佛教义学，提供失学青年在晚间受教育，并曾任义校董事会总务及主席。几年后，佛教义学迁入佛教总会大厦。

广余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举凡佛教中事务、社会济助，莫不出钱出力，热心参与，曾出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慈善部主任。

广余常感念自己读书甚少，因此非常注重僧青年的教育，筹建佛学院培养僧才，曾建妙香林佛学院。他常鼓励学子攻取高学历，无论在家或出家，凡有意深入佛学者，都极力栽培，也从未限制弟子学习与发展的领域，他认为只要不离佛教，都可自由发挥。

广余心胸宽大，对人宽容，悲心也重，受宏船法师的熏习，常给予生活困苦者以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他知恩图报，为纪念及感恩宏船法师的恩德，1994年在槟城兴建佛学院，以“宏船”命名。他也感恩于剃度师瑞枝法师，曾回厦门重修祖庭金鸡亭普光寺，以报师恩。

广余晚年还同时担任厦门金鸡亭普光寺、吉隆坡鹤鸣禅寺和巴生龙华寺住持、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监院。2000年当选世界佛教僧伽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长。

2006年1月23日清晨5时7分，广余在众弟子的助念下，安详往生，世寿八十九，27日发引至槟城都干冬的福建公冢，荼毗后遗下不少黄、赤、白、绿、蓝及紫色的舍利子，部分舍利安奉在妙香林寺。

妙钦法师

妙钦（1921—1976），俗姓黄，法名腾庄，号觉彻，又号慧庵，别号白云，字妙钦，福建惠安人。生于民国十年（1921）。为家中独子。童真入道，5岁随父出家，在厦门白鹿洞依觉斌和尚座下披剃。母亲也到女众道场带发修行。15岁时，由师父送其到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到厦门南普陀寺，入佛教养正院受学。一年后，因成绩优秀，提前毕业升入闽院深造。在闽院受学期间，妙钦与演培、圆拙、达居、白慧、达灵等五位同学最为相投，因不愿白度一生，于是相约每人以白字起一别号，妙钦自号白云。

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妙钦与演培、达居赴江苏淮阴觉津寺，入觉津佛学院，依大醒法师受学。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佛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妙钦参加救护训练，到上海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救伤患。上海沦陷后，救护队随军撤至武汉，不久即解散。妙钦脱下戎装重披袈裟，辗转到香港，挂单弥陀阁。

妙钦在港期间，与演培、达居、白慧、文慧等人相遇。时太虚大师在重庆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妙钦遂与演培等人相约，同赴重庆求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初，五人由香港动身，几经辗转，抵达重庆，入汉藏教理院受学。次年冬，印顺法师也来到汉院，太虚大师写信给印顺，希望他能为妙钦等特别讲授一些启发佛学思想的课程。印顺专为妙钦、演培、文慧三人讲授《摄大乘论》，他们三人并将之记录下来，就是现在《妙云集》中的《摄大乘论讲记》。在汉院听了2年多课，妙钦被聘为教师，在汉院授课。妙钦讲课言词清晰，条理分明，深受学僧欢迎。他性好静，课余读经写书，《中国佛教史略》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妙钦与演培到上海谒见驻锡玉佛寺的太虚大师，大师命二人到杭州灵峰寺，主持刚开办不久的武林佛学院。武院是灵峰寺住持若瓢和尚所创设，请太虚大师派人主持。杭州古名武林，所以命名为武林佛学院。当时院中有学僧30余人，程度参差不齐，经他们二位的努力，年余之间，武院声誉日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南普陀寺前任代理方丈性愿老和尚六十大寿，南普陀寺为其举办“三坛传戒大法会”，召妙钦参加。妙钦自杭州到厦门，顺道回老家礼祖探亲。性愿老和尚传戒后回到马尼拉，函召妙钦赴菲襄助弘化。他于1949年飞抵马尼拉，在大乘信愿寺协助性愿、瑞今二老弘扬佛法。

1953年，妙钦感于东南亚诸国盛行南传佛教，为一窥南传佛教的真貌，遂远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入佛教大学攻读4年，学成返菲，仍驻锡信愿寺，担任弘法部主任。

信愿寺住持性愿老和尚，早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曾协助刘梅生居士创办普贤学校，妙钦曾在该校授课，并为学生编著了一套4册的《初级佛学读本》。1960年，性愿、瑞今二长老，感于社会教育之需要，乃由华藏、信愿两寺出面，约请普陀寺、宿燕寺、宝藏寺、观音堂等寺院共议，决定创办一所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能仁学校。学校成立，敦请印顺导师为校长，妙钦任副校长，负责校务。妙钦将全部精力奉献于能仁，使这所草创的学校，由小学部开始，增设幼儿园、初中部、高中部，由二三百人逐年增加，数年后增至一千数百人。妙钦尽瘁于能仁学校16年，学校日益成长茁壮，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1975年初，妙钦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肝病，要他节劳休息。养病期间，妙钦仍每天到校工作一两个小时，后来病情恶化，不能到校，躺在病床上仍处理学校事务。

1976年3月30日，妙钦如灯油之尽，为佛教历尽心血，圆寂于菲律宾，世寿五十六，僧腊五十一。其塔落成时，性愿寺、华藏寺两寺上座瑞今老和尚为其撰联云：

惟求兴教无求现前利养；

不愿成佛但愿来世度生。

此联体现了他一生上弘下化的悲愿。

如意法师

如意（1921—1982），俗姓王，福建南安人。生于民国十年（1921）。父名党，母吴氏，均笃信佛法。祖母持长斋，如意幼年多病，5岁时一度病危，祖母祷于佛前曰：“孙儿倘能长大，愿舍为僧。”未几病愈，祖母与其父送之往金粟洞，求真常上人为之剃度，法名如意，字日心。真常上人早逝，如意在寺中，由其师兄如满照应教导。10岁时，入泉州承天寺鹦山义务学校，依性愿和尚受学。16岁，入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受初级佛学教育。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侵占厦门，如意与师兄如满返金粟洞。越年，如满赴菲律宾，如意继任金粟洞住持，维持寺务。他效法百丈宗风，辟茶园以维持道粮。民国三十七年（1948）受师兄如满之召请，赴菲律宾马尼拉，助如满创建岷市及碧瑶两处普陀寺。1978年，碧瑶普陀寺落成，如意出任首任住持。1982年病逝，世寿六十二，僧腊五十八。

广安法师

广安（1924—1996），俗姓赖，名奕良，法名照静，字广安，福建晋江罗溪镇岭头建兴村人。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六月十五日。禀性敦厚，聪颖好学，早年母逝，与父亲相依为命。民国二十五年（1936），其村遭遇洪水灾害，所住房屋被大水冲垮，无处安身，幸好泉州开元寺举行救灾施斋粥，乃与其父偕住开元寺应斋礼佛，心生欢喜，由是结下佛缘，遂萌出尘之念。时，承蒙任开元寺住持的转逢老和尚之介绍，与其父往南安雪峰寺，在瑞桑上人座下父子二人俱落发出家，赐法名照静，字广安，时年13岁。其父法名未详，字广良。之后，与父随即回泉州开元寺，广安得以随侍转逢老和尚左右，在其座下勤学威仪、早晚课诵及梵呗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夏，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从慧宗律师学律。后往闽侯大雪峰崇圣寺亲近增融、喜广二尊宿，向他们学禅学经，达8年之久。广安在寺中勤修苦学，参究向上一着，略有所省，自觉身心轻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广安乃离雪峰回泉州开元寺任大知客。一年后，又继续外出参学，到厦门南普陀寺并考入佛教养正院，听慧音法师讲授《华严原人论》。旋赴上海、宁波天童寺参访。后赴江苏无锡开元寺汉藏佛学院参学。民国三十六年，考入杭州武林佛学院学习，其间听演培法师讲授《百法明门论》等唯识学课程。

民国三十七（1948）广安回厦门南普陀寺，时广心老和尚为方丈，委任广安为僧值，是年广安25岁。时，印顺法师于寺中大觉讲社讲解经论，广安以此机会在印顺法师座下听讲《佛法概论》，由此对佛法的认识日渐深邃，受益匪浅。

1950年，广安27岁，由于德学兼优，又法相庄严，为寺中僧众所爱戴，推选为南普陀寺堂主兼监院。时逢国家初建，经济困难，政府提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广安乃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常住僧一百多人，尊奉百丈怀海大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示，将寺产30多亩田地，全部深耕细作，并取得每年两季连续三年丰产、计收稻谷300多担的好成绩。使寺僧道粮饱食而有余，深受寺僧的赞叹。广安还很重视提高寺僧的佛学知识与文化素质，因此在劳动之余，还组织了学习班，按时进行教理与时事政策学习，由此推行农禅并重的临济宗风。广安南普陀监院之职三年任期满后，即自动告退为清众。

1953年，广安华芳正茂，为求深入法海，乃考进中国佛学院深造，本想于佛学知识更上一层楼，以便将来为佛教多作贡献，不料1957年下半年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十三陵水库劳动。翌年，被转回泉州大开元寺、承天寺及养猪场劳动学习。1966年，“文革”爆发后，宗教信仰自由受限制，佛寺被外单位占用，有不少僧尼因环境所迫还俗。广安此时虽身着俗衣，而心持梵行，于开元寺藏经阁的小屋里照常礼佛诵经。

1979年重新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安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协助下，又得到海外诸山大德，如菲律宾瑞今、广纯、广范，新加坡宏船、广洽、广义、广净、妙灯、晴晖诸长老的资助，以及李氏基金会的捐资。遂成立“雪峰寺修复委员会”，主持修复南安雪峰寺。

1981年，广安被推任为泉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和泉州大开元寺监院等要职。是时，他不顾年迈体弱，常忙碌于泉州与南安之间，克尽职守，身体力行，躬亲操持，为管理道场、弘扬佛法与修建寺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广安应菲律宾大乘信愿寺瑞今老和尚邀请，南渡襄助寺务。1986年，复应新加坡广洽、广净二长老之请，出任龙山寺监院。他在菲律宾和新加坡弘化多年，为推动汉传佛教在异邦的传播可谓是尽了一己之力。

广安虽身居异邦，然心系故乡，1987年，将其在海外化缘的钵资，汇回祖庭南安雪峰寺，添建般若池，并于附近摩崖上题刻“法水长流”以为纪念。又极力协助广净、妙灯二长老创办泉州女子佛学苑。同时还出资支持中国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并帮助故乡兴修庙宇。

1989年，广安为报答转逢长老法乳之恩，兼纪念其在南安雪峰寺剃度，于厦门乌石埔创建净宇一所，命名为“雪峰精舍”，交其女弟子普愿、普照自修管理。1992年，因厦门建设需要，精舍土地被征用，经政府规划拆迁至厦门思明区仙岳山麓重建。广安不顾年高体弱，来回奔波于厦门与新加坡之间，重新筹措资金重建寺宇。新建之雪峰寺，别创新格，更显雄伟庄严。

1993年，广安从新加坡返梓，住泉州开元寺。翌年，再次出任泉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泉州开元寺西堂监院之职。他认真致力于建设寺规制度，尽职尽责管理寺务，使开元寺各部门事务有序运行。期间，还担任南安雪峰寺祖堂基建副主任，常带病坚持工作，直至圆满竣工。

1996年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农历六月初三日舍报往生，世寿七十三，僧腊五十八。其灵骨塔于厦门雪峰寺后。

常觉法师

常觉（1928－2006），福建晋江人。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兄弟六人，排行最小，自幼过继与舅父为子。11岁始入小学，故乃跳级就读毕业。17岁入泉州市崇福寺派下所属慧济寺，依福忍老和尚剃度出家。但因年纪与福忍和尚悬殊，故依其弟子为师剃度，福忍和尚为师公。

常觉出家后曾住泉州崇福寺半年，后到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受学。一年后到浙江杭州，就读武林佛学院。时印顺法师在杭州西湖筹设“西湖佛教图书馆”，在妙钦法师的介绍下常觉得以亲近印顺法师，自此成为印顺法师门下最为钟爱的学生，从大陆、香港而台湾，他一路追随导师闻法、讲学、建道场。

1949年春，常觉回厦门南普陀寺常住，并就学于印顺法师主讲的大觉讲社，未几，因受战事影响，6月间避难香港。在港5年，孜孜地自修。1953年底，随印顺法师到台湾，为报师恩，他常住新竹福严精舍，一面建设精舍，一面研读经教。1957年，任教于新竹女众佛学院，并编辑《海潮音》杂志，一年后将编务交给隆根法师。1960年移锡台北慧日讲堂，又接编《海潮音》月刊3年。

1964年，演培法师接任福严精舍住持，以其长年在海外弘法，故由常觉全权负责寺务。3年后，常觉移锡台北松山寺，编辑《狮子吼》月刊，并讲学于太虚佛学院。1969年，太虚佛学院因故停办，他与印海法师共议兴学，以安顿太虚佛学院辍学的学生，于是回福严精舍增建一栋二层房舍，开办福严佛学院。初任训导主任，后负责教务。1971年，于翠碧岩开讲《成唯识论》，半年后学院停办。翌年应台南妙法寺心田法师邀请，到碧云寺晓光佛学院负责教务。两年后，因心田法师在碧云寺住持期满，将晓光佛学院迁到台南的妙法寺续办，常觉乃到高雄县佛光山佛教丛林学院任教。后一度驻锡四重溪玉泉庵。1977年，得到同门新加坡常凯法师及海外诸师资助，在台北淡水镇郊外创建崇福别苑。

1979年5月，应台北能仁学会邀请，讲授《唯识二十论》。1986年2月，接任停刊近半年的《狮子吼》主编，续编了8年多。

1988年，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到新加坡以唯识为题材讲学两个月。是年8月21日，常觉首次回福建泉州崇福寺祖庭，由弟子宗本法师陪同。期间，他两岸来回奔波，帮助崇福寺恢复修建，并亲力亲为。因胆结石，于2005年5月30日回台湾花莲慈济医院做手术。出院后受心航法师之邀，到花莲县瑞穗乡圣觉学苑休养两个月，9月15日返回泉州崇福寺养病。2006年3月16日，于崇福寺示寂，世寿七十九，僧腊六十二，戒腊六十。

常觉淡泊名利，治学得印顺法师真髓，又唯精熟唯识，雅好文史，一生多半任教讲学。曾任教于壹同女子佛学院、妙清佛学院、华严专宗佛学院、佛光山丛林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印度哲学研究所、中华佛教研究所、慈明佛学研究所等院校。

安景法师

安景(1958—2004)，俗姓林，名型约，浙江平阳山门镇东屿人。生于195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13岁开始吃斋奉佛，19岁于本县南雁慈云寺礼则智大师出家，赐法名安景。1981年于宁波天童寺参学，同年于五台山塔院寺受具足戒。从1982年起，先后就学于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和闽南佛学院。198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至1993年先后任南普陀寺知客、维那、僧值、副寺。

安景法师

安景在南普陀寺任职期间，值遇时在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任住持的广余法师捐献钵资数百万元，委托南普陀寺方丈妙湛老和尚代为谋划重建厦门金鸡亭普光寺梵宇殿堂。从1987年起，在妙湛的主持下，重建了普光寺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两厢僧舍、瑞枝老法师纪念塔及山门围墙等。1993年，经瑞苗法师推荐，妙湛和尚和广余老法师商定，由安景法师作为广老的法子，赐法名传欣，委派为普光寺监院。他驻锡普光寺后，增建集善楼和外山门，修缮围墙，改建斋堂，以及建广余法师纪念塔等。前后历时10年，至1997年重建工程圆满完成，举行盛大落成暨开光庆典，总投资1000余万元，建筑总面积达48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普光寺在安景之带领下，寺务蒸蒸日上，成为厦门本岛上仅次于南普陀寺的大型寺院。

1998年，安景当选为厦门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福建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厦门市开元区政协委员。2002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理事，2003年受聘兼任浙江温州护国寺住持及厦门虎溪岩寺住持，2004年1月15日圆寂于普光寺大悲楼，时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