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1.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确立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古代时期（19世纪之前）。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方面，其深刻和丰富是其他许多民族所不能相比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有儒、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它们分别就天道与人道、名实关系、伦理道德、礼法制度、经济政策、军事以及各种治国主张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政治实践，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自汉代开始，随着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学一枝独秀，经学和理学等得到很大发展，儒、释、道三家也逐渐融合，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科技、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学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第二阶段为近代时期（19世纪到新中国成立）。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等著作，介绍世界地理和社会历史知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设立同文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认识到仅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开始把学习西方的重点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1897年严复翻译发表《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传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被翻译出版。据统计，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到1911年翻译、出版了西方教科书约60余部100多册，其中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占62%。在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撰写自己的有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等。与此同时，学校开始设立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课程。1905年8月，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考试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1903年首次开设了“政治科”，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大学。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这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同年，设立了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1913年，北京大学又开设了社会学专业。

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形成的。其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以白话文为表达方式的话语系统，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二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精神武器。三是引入了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如唯物辩证法、科学实证方法等。四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纷纷兴起，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等，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学说就开始在中国的一些报刊和著作中出现。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通过《新青年》等刊物，大力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学说，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成为进步知识界的风气。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我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达150多种。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标志着左翼哲学社会科学界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一大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史等问题，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建立和发展了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第三阶段为现代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大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1950年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55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步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制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年），第一次用规划形式提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建立15个研究所，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设立了37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期间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仅编著出版的大学文科教材就达100多种。这些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奠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过偏差和曲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事业快速发展、学术气氛日益活跃、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怀下，全国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逐步恢复或成立，各文科或综合性高等院校加强和完善了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专业和课程。党中央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1983年，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1986年，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呈现更加繁荣发展的局面。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8月和2002年4月、7月三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专门颁发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这些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我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是通过反复比较、选择实现的。在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形成时，马克思主义并不占优势，许多知名学者信奉的是西方其他学说，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等。西化派学者胡适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挑起了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马克思主义凭借其客观真理性，最终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所接受，确立起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得到普遍的应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批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凭其深厚的功力，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打破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局面和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科学探索，发表了一大批有见地的论著，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在诸如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与形式问题、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突破性的进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始终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www.chuimin.cn)

第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过程。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从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开始起步的。在早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有的学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有些学者则主张“全盘西化”，但实践证明，不论采取简单照搬还是简单排斥的态度，都不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社会科学继续呈现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一方面说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形成了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社会实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可以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社会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当然，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伟大变革中，最为辉煌的是形成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下，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使社会科学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好局面。许多基础学科和老学科得以恢复和发展，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以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融交叉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形成了宽泛的软科学群。当代世界新学科已达4000多种，其中社会科学新学科达到1200多种。

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预见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在20世纪会“更加强大”。^[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流，社会科学内部的各学科趋向综合，形成了以系统综合为标志的一批新的学科。如科学学、跨学科学、潜科学学、哲学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时间学、战略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人才学、系统工程法学等等。在社会科学高度综合的同时，又高度分化，一大批新兴学科分支延伸，衍生分化。以经济学科为例，相继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物资经济学、建筑经济学、邮电经济学、畜牧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从总体上说，衍生分化与高度综合是辩证统一的，综合中有分化，分化中见综合，分化、综合中求得衍生，综合、分化中赢得发展。在这众多学科中，有的已经成熟，有的大体成熟，有的尚处于萌芽状态，有的也可能将被淘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社会科学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将会持续。

第五，社会科学研究将更加贴近实际研究现实问题。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引导的，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长期以来，我们党就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自实践，还要去指导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从社会科学研究来看，研究现实问题，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当代世界新的变化和提出的新课题，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趋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因此，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将是我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探索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的新变化、新思潮及其发展趋势。

第六，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将更加现代化，资料的发掘利用也将更加广泛和充分。有的专家分析，21世纪初的今天，人类正处于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的筹备和酝酿时期，21世纪20年代它将发展到顶峰，届时，人类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肯定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计算机互联网的开通使用，不仅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而且将使人类的许多梦想成为现实。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科技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和经济迅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将使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与发展，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信息服务业、信息生产业和信息传输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必将出现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封闭的、个体的、手工式的研究方法将转化为开放的、群体的、电子化的研究方法。资料的占有将迅速地变为信息的共享。那时恐怕人们的科研成果也不会轻易地说成是“具有开创意义”或“填补空白”了。面对以上这些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特点，我们有必要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思路，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

第七，拓展了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课题，加强了对学科发展总体布局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科范围内，如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等等，而这些学科中的学科发展史，则是研究工作的重点。其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在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扩大了研究领域，新兴学科的研究更是异军突起。中断了近30年的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在众多的知识综合生长点和学科渗透结合部出现的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又开展了对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各地区或国别的专门研究。此外，还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规划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第八，加强了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80年代以来，中国加强了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重视其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诸如定量方法、统计方法、综合创造法、追踪法、类比法、还原法、比较法、立体思考法、系统想象法和模糊法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

第九，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活跃，空前繁荣。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由于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曾出现过繁荣景象，社会科学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使许多问题由学术讨论开始，政治结论告终，产生了不良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陷于停顿。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发展之快、思想之活跃、成果之多、社会效益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候所不能比的。10多年来研究成果远远超过前27年的总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也迅速扩大，素质不断提高；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形成了多层次、网络式的学术机构；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融入世界大潮之中。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还有不少薄弱环节，需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开拓，甚至还有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是空白；研究手段还不够先进，应用性、开放性和网络性还有待于加强；科层结构和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还有待于优化；科研管理和科研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如此等等，都需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对待。要繁荣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着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建设的现实的和长远的需要，广泛开展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其中，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既要深化对传统学科的研究，更要加强对新兴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要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为中心，把理论研究同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要加强对对策问题的研究，要把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目的地围绕着中心课题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为各级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以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作出科学的回答和有价值的预测，从而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