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发展概述-社会科学学导论

一、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

1.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雏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在这个时期，人们对各门知识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体看待，没有把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完全区分开来。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以直观、猜测、思辨为主。

第二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着西方的精神领域，反对任何独立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把一切关于人和社会的学问纳入神学的轨道。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文主义旗帜，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崇尚理性、反对神启，极大地促进了以人自身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使关于人的知识从神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第三阶段，17～19世纪。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近代社会分工日渐成熟，为从多侧面、多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注重经验概括、实验比较、数量分析和定量统计等各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这就推动了研究具体社会运动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从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并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形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1857年，一批英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社会科学”一词从此得到广泛运用。

第四阶段，20世纪以来。在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运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冲突激烈，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生态和环境恶化，疾病和犯罪现象严重。同时，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深刻变动。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两极对峙到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南北贫富矛盾突出等等，标志着世界进入了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时期，也进入了一个“社会问题骤然增多”的时期。这使得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并产生了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和流派。比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其中，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新自由主义则以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2.近代社会科学的历史分期及主要成就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诞生使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空前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蓬勃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吸取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成果，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多方面形成了系统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领导俄国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列宁以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20世纪催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充满了勃勃生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剧烈震荡的时代。这百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崩溃、长期的冷战与东西方对峙等，在这百年即将结束的前夕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又发生变化，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这百年间科学和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空前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造福人类生活的方面，也表现为灾难性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社会出现多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劳动就业、预防犯罪、城市治理、交通管理、卫生保健、住宅建设等方面层出不穷的问题困扰着人类社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迫切期待合理的解决，呼唤社会的公正与正义。近百年间社会科学正是在这动荡不安、充满矛盾与斗争的背景中发展的。这一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继承西欧19世纪这一承上启下的时代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不仅使一些传统的学科（如哲学、法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等）加强了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而且产生出多门独立的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理论得到迅速发展，衍生众多学派。

这一时期是早期社会学家理论建立及社会学最终确立的时期。迪尔凯姆、G.塔尔德继孔德之后确立了法国实证论各社会学派的地位，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齐美尔、曼海姆则相继形成了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不同学派。1893年在巴黎成立国际社会学学会（IIS），1896年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标志着社会学家群体的确立。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在进化论和实证论的思想影响之下，1868年，A.巴斯蒂安创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确立了民族学在欧洲的地位。美国的L.H.摩尔根、F.博厄斯，英国的B.马林诺夫斯基都为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西欧的实证主义法学为政治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政治学在美国取得较快的发展。1880年J.W.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学院建立政治学研究院，1903年美国成立政治学学会。20世纪以前的语言学以历史比较方法为基础对语言持自然主义观点。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916）开辟语言结构系统研究领域，逐步使语言学成为十分专门化的学科。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宣告现代心理学的诞生。继而心理学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发展：在美国有构造主义、实用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等学派；在欧洲有格式塔、发生认识论等学派。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从心理治疗入手形成精神分析学派（1917），主张无意识及泛性论。这一学派发展成为哲学思潮，波及许多学科，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社会学作为先导学科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和德国在社会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奠定了这一时期西欧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地理中心的地位。分散在传统的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中得到综合，社会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现象来表达社会现象，这样，它才不依附于其他科学。这种实证主义思想不仅是旱期社会学各学派的主流，同时也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心理学，乃至政治学等等学科。各学科的众多学派相互继承，相互渗透，形成复杂的关系。在不同学科中产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渗透到哲学思想中，形成新的哲学流派（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源流转向、融汇综合的趋势，已初见端倪。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相互渗透的迹象，说明这两种哲学思潮互有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灾祸之后，充满危机的西方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各种人本主义哲学理论的挑战。

第二，20世纪40年代～7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学术发展停顿，直至50年代以后才得到逐步恢复，并在这一期间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得到空前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发展的地理中心。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T.科泽尔的社会冲突理论、G.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H.布卢默的符号互动理论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流。美国人类学家M.J.赫斯科维茨的文化相对论、L.怀特的新进化论、战时流亡美国的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学派成为人类学领域的主要代表。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N.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掀起语言学界一次“革命”。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E.弗罗姆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不仅是心理学界，而且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中6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的学派。战后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浪潮，除法兰克福学派外，还有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前苏联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首要地位。苏联社会50～60年代处于较为宽松的学术“解冻”时期，在研究中取得许多成果，清理了许多过去的错误观点，恢复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这一时期苏联理论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进入60年代，西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也相继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为适应战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用性研究比重显著增加。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标志是科学建制的社会化。科研机构空前扩大，科研人员猛增，政府拨出巨额经费。这是社会科学参与政策制定工作的鼎盛时期，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建立起不同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一时期电子计算机问世，并于60～70年代广泛应用于数据处理。作为科学研究的计算工具的电子计算机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家的研究方式、定量化研究趋势加强。科学研究活动的变化之巨大，是始料未及的。

第三，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世界各国纷纷向信息化时代迈进。90年代互联网的建立，更加促进了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界的信息流动，使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全球化趋势更加突现。

社会科学的发展，近十年来通过国际性学术组织和会议，使这一知识体系在全球得到扩散、传播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进入80年代，美、英、法等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规模有所缩小，发展出现下降的势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内部相互渗透、交叉、综合的趋势日益加强，出现大量跨学科的甚至跨文化的研究领域。人的问题的研究，乃是典型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在近年第18、19届两次世界哲学大会上，都连续以人的问题作为主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探讨。人类文明问题的研究，也是跨越东西方民族、宗教、文化，全球性全方位的研究，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苏联的代表独树一帜，引起世界瞩目，往往也成为争论焦点。90年代，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科学历经70年曲折发展，已建成为门类齐全、独具特色的体系。苏联哲学由发展到终结，有其尚待进一步分析的原因，但是苏联时期整体的社会科学，不容否认取得一定的进展，其科学成果赢得世界公认。这一时期，在西方出现“后现代”思潮，“后现代话语”成为时尚，在全球传播进而全球化。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德里兹、拉康、霍伊等。在1994～1997年间，“后现代”的话题在国际核心刊物上每个月都有数百篇文章论及。在过去十年中，后现代话语广泛影响到所有学术领域，对现代理论提出全面挑战。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想的怀疑、拒斥、反叛、决裂、矛盾、痛苦与感受等乃是新时代临产前的阵痛。(www.chuimin.cn)

3.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与应用的新图景。具体来说，当代社会科学发展有以下十大趋势。

第一，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一是，对现代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是，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三是，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日益模糊。由于研究方法普遍地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概念和理论的相互借用以及可接受的研究对象在范围上扩大等方面的原因，对这三条学科的分界线进行确定越来越困难。国家（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已成为学科共同的主题，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当代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趋向。

第二，在社会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之下，涌现出大量的交叉、边缘和综合性的学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科技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融合不同学科的“范式”，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的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了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在当代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在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科技与经济之间出现了交叉、融合。目前自然科学的学科数量已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发展到目前的4000多个交叉学科及分支。社会科学的杂交性学科数量的比重也很大。社会科学在进一步分化的同时，综合化趋势不断加强。当代许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分门别类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学科。例如，经济学当前已分化为80多门学科，社会学已分化为60多门学科。据统计，目前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共有2500个学科（包括一、二、三级学科），哲学社会科学约占科学学科总数的五分之二。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进一步分化的同时，学科综合化趋势也明显增强。

第三，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得到更新，应用性、现实性和生命力大大增强。当代社会科学出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方式，它取代了以往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以往的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了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则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开展对统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密切相关，当代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现实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引入了现代科学方法。各种方法相互渗透，交叉融汇，数量庞大。据粗略统计，在西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中，正在使用的研究方法多达1500多种。其中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产生的方法最为丰富，向其他学科渗透、移植的方法也最多。当代社会科学由于广泛吸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涌现出大量的新概念、新术语，出现了新兴学科勃发的局面。在这些新兴学科中，有的是因研究对象的扩大而产生，如空间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等；有的是因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和系统化研究而产生的，如比较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文学、比较历史学等。更多的则是通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组合而形成的，如政治心理学、计量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工业人类学等等。

第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与本土化两种趋势共存。一方面，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由以国家为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了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研究、欧盟研究）都以独特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当代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趋势仍在不断加强。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毕竟立足于本国的社会生活实际，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为首要宗旨；这种研究同时也受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当代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仍一如既往地追求本土化，突显本国特色，力求在国际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五，各国越来越重视社会科学。各国政府都把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例如，1969年，美国科学署所属“社会科学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题为《化知识为行动：改进国家对社会科学的利用》的报告，认为社会科学要比其他科学更密切地关系到许多最急切的国内政策问题。报告要求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增加资助，在白宫增加社会科学家等。同时，西方国家政党非常重视利用哲学社会科学为其提供执政理念、政策咨询。美国有上千个思想库，如兰德公司、企业研究所等，主要为政府的内外政策和重大决策提供形式多样和观点不一的咨询。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和管理。一是通过财政拨款来影响和调控研究的方向。对从事为政府服务的课题研究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否则就不予资助。二是通过巧妙的又有明显倾向性的行政和学术手段，排斥和限制左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美国政府就有法律规定，凡是加入共产党的人，一律不准在教育系统和公务员系统任职，从根本上把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士排除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机构之外。

第六，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相互渗透及其加速，导致其综合性研究趋势增长。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再是个体劳动的“小科学”形式，而是转变为“大科学”。这不仅表现为当代社会的科学化，而且表现为当代科学的社会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正在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去。尤为明显的是，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概念和方法已越来越为各门社会科学所采纳。同时，社会科学不仅在解决尖锐的社会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日益加强，而且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又反过来影响着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纳入自己的体系，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代许多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正是出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交叉点上。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还同时向技术科学渗透，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常常是通过技术科学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技术科学既要研究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研制新的技术手段，又要考虑使这些技术手段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达到怎样的社会效果。各门社会科学之间也出现了相互渗透的趋势。80年代以来，在我国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热，就是典型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等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渗透的加速，必然引起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趋势的增强。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是在高度分化、专门化的基础上的高度整体化。学科、知识的分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单线走向多分支，即由笼统地研究一般问题走向深入、具体的专门研究，如经济学这门传统学科目前已分化出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另一种则是由隔离分立状态走向跨学科研究，即由两门以上的学科协同研究同一对象，如经济学与地理学结合形成经济地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相结合形成经济管理学，经济学与数学相结合则形成数量经济学等等，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带有整体化的性质。当代社会科学这种整体化趋势的出现，是由当代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代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决定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一门学科能解决的，它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知识，而且要求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总结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就是说，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化趋势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

第七，当代社会科学由过去主要注重对事物的质的分析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对事物的量的研究，从而导致数学化、定量化趋势的加强。数学是人们用以描述客观世界运动形式及其数量关系的一种工具，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化研究，是一门科学具有更为完备形态的标志。近代以前，数学方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但现在的状况已完全不同，不仅生物学运用高深的数学工具，而且出现了数学生物学这样的新兴学科。特别是随着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理论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社会科学领域大量应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量的规律性。这就打破了数学工具只能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局面。

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化研究，或者说，数学手段之所以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也是由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只有掌握这些数据，并运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深入的研究，得出精确的结论。今天，数据已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源”，社会科学只有以数据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才能从定性向定量研究发展。数学方法提高了对问题研究和分析的精确性、严密性，电子计算机提供了对社会系统中复杂而大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计算的有力工具。因此，把电子计算机和各种数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使社会科学家在收集、整理以及分析资料方面摆脱手工方式，将会使他们得以从大量的简单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并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精确和可靠。可以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将会逐步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

在当代，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理论，已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和定性的说明，它开始表现为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过程，可以在大量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过科学抽象以及一系列简化过程，建立起数学模型，然后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实验”，再根据实验结果，选择实施方案。这样，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就获得了“实验”手段。目前，数学模型已大量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情报学、生态学等许多学科，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根据美国学者D·贝尔的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65年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定量的研究占三分之二，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在1930年后完成的。这就说明了当代社会科学向定量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当然，定量分析也有其局限性。数学模型能给人们以新的信息，预测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所有的模型都是一种近似的描述。因此，如果没有定性分析作为补充，没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相互结合，特别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为前提，仅仅依靠定量分析，其结论也不一定精确和可靠，正因如此，当代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运用定量性分析的同时，非常重视对社会因素的非定量性分析，注重经济学的“社会学化”。

第八，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增多。这不仅表现在上述的数学化、定量化趋势的增长，而且表现在各种哲学思潮对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影响，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以及社会科学内部各种研究方法的渗透、移植和结合。各种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已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则是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中的方法论思想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和影响。例如，现象学的以内省移情为特点的方法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文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并因此而产生了现象学的文学、现象学的语言学和现象学的经济学等；而解释学的方法则是现象学方法、符号学方法同解释范畴的结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法来源于语言学，但被推广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和经济学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分析哲学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形成了实证经济学、实证法学、实证教育学、实证伦理学等新兴学科。实用主义对各门社会科学的影响，则形成了实用主义教育学、实用主义伦理学等学术流派。

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揭示人类社会系统与生物、物理系统相同的结构和机制。在这方面，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表现得特别明显。系统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起来的整体，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系统；信息论认为，社会系统也是依靠信息来进行组织管理的，社会系统中同样存在着对信息进行加工、传输、储存的结构；控制论则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种控制系统，人类社会的稳定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是由其反馈调节机制通过控制和调节来保持的；协同学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种组织系统，同样存在着协同和自组织现象；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社会是一种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的有序状态是由能量流和物质流来维持的。二是现代科学技术为当代社会科学提供了获取、加工、传输、储存经验材料，验证理论结论的新技术、新手段。例如，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已被社会科学家们用来进行各种仿真、模拟“实验”，被用来对反映社会现象的各种数据、资料的分析和演算，被用来进行研究人类各文化领域的精神产品，被用来作为许多部门的新技术、新手段。现代科学技术，还为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提供了各种具体的技术手段。而社会科学对电子计算机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产生出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三是当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科学化、技术化，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渗透和结合，导致一系列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社会科学内部各种研究方法的渗透、移植和结合，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同一对象的方法论思想。例如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向多学科的渗透，形成了民族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文艺社会学等学科；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向多学科的辐射，则形成了教育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而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向同一门学科渗透，形成了多门学科运用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学科的现象，人类学的一系列分支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还有，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学”热，则是在同一学科内部对不同地区、民族、国家或不同的时代、时期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

第九，当代社会科学由于其综合性研究趋势的加强和研究方法的变更，更由于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开始摆脱传统的思辨哲学的影响和纯理论研究的局限，更紧密地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正经历着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与“物质经济”以大规模使用和消耗原料资源和能源为前提相比较，“信息经济”对产品和劳动中的物质消耗大量减少，而其中的智能和信息的比重则大大提高。知识、信息已成为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越来越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这是时代的鲜明特征。

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然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为中介。因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进行的；与此相适应，一切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也都是一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社会能力，它不但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也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如果人们没有真正把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懂得如何使自然科学技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下充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可见，社会科学不仅揭示着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和扩大人的智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且揭示着人们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规律，日益成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科学管理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当代社会科学在参与社会管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越来越显示其重要作用。人口、生态和环境、就业诸问题及其他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都迫切需要社会科学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总之，当代社会科学的职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不仅具有社会意识的职能，而且越来越具有生产、管理和决策的职能。

正因如此，40多年来，世界各国在科学政策上开始调整，开始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研究。特别是6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于是，国家用于发展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性研究项目的经费不断增加，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的数量也随之激增。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增加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年度拨款，70年代达4亿美元，80年代已超过8亿美元，其中大多数用于应用性研究。与此相适应，在1978年统计的美国33万名社会科学家中，从事应用性研究的占大多数；而美国历年来有关应用性的社会学论文占整个社会学论文总数的60%。近些年来，我国也重视和加强了现实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在1991年制定的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从其主攻方向和研究任务来看，紧紧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大大加强了对经济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从其研究类型来看，在272个重点课题中，应用性研究占60%；从其研究对象来看，现实性研究占77%。当代社会科学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推动着社会科学自身结构体系的演进，社会科学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手段。在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管理和控制社会过程的一系列手段和方法，使社会科学形成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多层次结构。

第十，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呈现以下五个特点。一是知识上的广泛性。社会科学涉及知识非常丰富，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知识基础上的一系列庞杂学问。甚至是它同时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也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这些学问从专业研究上说，知识性很强，会是深奥难懂的，但从广泛接触的社会性上讲，却又是人人都能懂一些，人人都可以说上几句。于是，人们非常容易从浅层次或经验性上看问题，把常识当成科学，反过来似乎认为它根本无所谓什么科学。二是发展上的易变性。社会科学存在于非常复杂的社会变态和变量之中，并要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顺应历史的变化，与时俱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品质。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和社会条件变化的缘故，不同人在不同的感受上都会形成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甚至是今天的认识结论，与昨天都会发生变化。反过来说，同一理论观点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其适应性也会发生变化，在运用中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是曾经被大加宣传和赞扬的思想观点，在眼下却成了被批判的东西，很难有像“1+1=2”这样的公认而稳定的结论。于是，人们又很容易认为，社会科学“没有科学性”。三是认定上的长期性。与发展上的易变性相联系，哲学社会科学的真理性认定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往往需要一定历史过程的检验。因为历史上的现象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历史最终会给出无情的结论。同时，历史的规律也需要历史过程去展现。也正是由于这种认定上的长期性，往往会使一些非科学的结论一时得逞，甚至是把伪科学的东西都当成“科学”，却使真正的科学受到排斥。由此也加大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质的怀疑。四是应用上的低偿性。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少量可以直接微观应用外，大量成果应用却很难固定对象，表现为一种宏观的公益性作用。它可以治国、立党、执政、利民、成仁、兴家，却很少让人感到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一般依靠政府和社会公共投入去发展，却很难通过有偿方式去获得回报。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受益者，都根本不知道这种受益的发明者。这在实践中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人们似乎觉得社会科学发展可以不花钱而获得，觉得它非常“便宜”，缺乏强烈的投入意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发展缺少自我增值能力，不得不寄生于某些支持者，以至一些从业者常常是去做别人的“应声虫”以求“发展”。五是评价上的权力性。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会直接涉及执政者的执政主张及其评价，天天同政治打交道，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远离政治”。所以难免与上层建筑及其执政者的好恶发生冲突。而执政者都不会放任与自己好恶冲突的观点存在。于是，一种理论是对是错，最“权威”的评价便是政府当局，这就很容易受权力影响的扭曲，同时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性。历史上确有一些自然科学论断被无端地否认和自然科学家遭受迫害的事例，但哲学社会科学被无理否认和社会科学家被无端迫害的事情则是多得无法说清。这在客观上也影响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和科学水平的真正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