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成为皇太后

第四章　作为皇太后的武则天

一、武则天的临朝称制

话说中国古代皇太后临朝称制，始于西汉前期的吕太后。什么叫临朝称制？据《史记》记载，从秦始皇开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就是说，“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太后临朝称制，就是代表朝廷向臣民发布命令。武则天临朝称制，其手腕比吕后硬，其计谋比吕后多，其气魄也比吕后大。她临朝称制后，不久即自称“朕”，其权力与皇帝无异；并改东都为神都，标志着武周政权的开始。

史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晚，唐高宗李治病逝于东都洛阳贞观殿，时年56岁。根据高宗遗诏，十日中宗李显（656—710）即位，时年28岁，尊母亲为皇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开始并未对中宗多加干预，以培训他的执政能力；但中宗不争气，一上台就扶植韦皇后家族势力，并扬言要把江山交给岳父。于是武则天十分恼火。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太后在东都洛阳宫乾元殿召集文武百官，废中宗为庐陵王，立李旦为傀儡皇帝。武则天仍然临朝称制。从此大权独揽，除未黄袍加身外，与皇帝无异。

武则天把政局稳定后，便集中精力，采取措施，在关中为已故高宗营建陵墓，使其能圆魂归故乡长安之梦。但武太后这一决定遭到陈子昂等人的反对。陈子昂（661—702），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西北）人，家世富豪，自幼勤奋读书，尤善属文，所撰《感遇诗》30首，知名当代，并于开耀元年（681）考中进士。其后，当他得知高宗灵驾将返长安，便上书朝廷，以关中旱荒严重为理由，认为“灵驾西行不便，应就近安葬在景山（今河南偃师南）”。武则天认真看了一遍陈子昂的上书，赞扬其文采飞扬，任命他为麟台正字官，但拒绝其建议，决心要将高宗灵柩归葬关中。她仿效太宗的昭陵，派人去渭河以北山系考察，选择“因山为陵”的风水宝地，结果选中奉天县梁山。武则天立即批准，并任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臣。而才兼文史、具有很高文化鉴赏力的武则天，则毫无疑问是营建乾陵的总设计师、总监督。武则天是当之无愧的乾陵文化的创始人。光宅元年（684）五月，乾陵正在紧张的营建中，睿宗奉武太后之命，护送其父灵柩西行。六月，睿宗至长安，将其父灵柩停放在太极殿之西阶，长安各级官吏纷纷前来吊唁。八月十日，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武则天作为皇太后，虽未能亲自护送丈夫灵柩西行，但她念念不忘与李治37年的深厚情感，念念不忘在漫长岁月中李治对她的关爱与信任。于是她倾其全部心血、展现所有文才，先后为已故高宗亲笔撰写了两篇传世佳作。一篇是写于684年二月以前的《述圣纪》碑文；另一篇是写于其后的《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这篇《哀册文》写好后，令人誊写一份存档，又令睿宗将原稿放在高宗的梓棺之前，藏入乾陵地宫。这对天皇、天后夫妻感情之深，实在令人震撼、令人敬佩！

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于光宅元年（684）九月六日，下令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正式宣布神都为武周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武则天为何改东都为神都？

第一，适应武则天移唐国祚的政治需要。

京城长安从武德元年（618），至光宅元年（684），已66年，李唐宗室、皇亲国戚，势力强大；关陇士族，盘根错节，虽经高、武时期科举制度的冲击，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重创，势力有所衰落，但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东都洛阳，李唐势力相对较弱，适合武则天的创业与发展。当然，这一决定也必然遭到李唐宗室的激烈反对。因为从唐高祖建唐，到高宗病逝，长安一直是大唐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如今则天皇太后宣布以洛阳为神都，怎能不引起强烈的震动呢！

第二，适应都城东依广阔平原、沟通江淮漕运的经济需求。

长安地居关中平原中部，自古为帝王之都。并且关中平原土地肥沃，自公元前338年始即被誉为“天府之国”，比蜀中被称为“天府之国”要早80余年。但至隋唐之际，由于关中地区尤其京城之地，人口稠密，供粮不足，每逢水旱灾害，便会出现“天子逐粮”事件。例如咸亨二年（671）正月，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武后离长安去东都。对此，武则天深有感触，如其“逐粮”，不如干脆将都城移至洛阳。应该承认，这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明智之举。

第三，东都洛阳与武氏家族有历史渊源。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武则天所属武姓家族来源于姬姓，来源于居于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周平王少子。史载，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对武氏来源于洛邑的姬姓，必然十分熟悉，并且经常以此为政治资本。所以，她当上皇后不久，于显庆元年（656）二月便通过高宗，赐其父武士彟爵周国公。因此，在她临朝称制、独掌政权，开始谋创大周皇朝时，以东都洛阳为京城，就成为她的最佳选择。

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唯有武则天一位；历史上被称为神都的中国城市，只有洛阳一个。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不仅是中国古都文化史上的创举，亦是武则天的光辉业绩之一。

二、平定徐敬业的叛乱

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傀儡；九月，改元光宅（年初用嗣圣，二月改元文明），改东都为神都，追尊武氏其祖为王，立武氏七庙等等重大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特别是一部分散布在各地的失意官吏和部分李唐宗室诸王相互勾结，打着反武的旗号举行武装叛乱。

李像

最严重、最典型的事件，是徐敬业等人据扬州（今属江苏）发动的武装叛乱。徐敬业是一代名将、三朝元老李的嫡孙。本姓徐，因其祖父徐世（字懋功）被唐高祖赐姓李，后又避太宗名讳单名，所以他随祖父李、父李震姓李，当时叫李敬业。他少时曾随祖父征战，以勇敢、武艺高强出名。历太仆卿，袭爵英国公，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嗣圣元年（684），因涉嫌贪赃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令敬猷也因此被免官。其他重要成员有：由给事中贬为栝苍（今浙江丽水东南）令的唐之奇，由长安主簿贬为临海（今属浙江）丞的骆宾王，由詹事司直贬为黟县（今属安徽）令的杜求仁，由御史贬为盩厔尉的魏思温，等等。这伙人的共同点是“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这说明他们对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蓄谋叛乱已久。这年八月，武则天忙于归葬高宗于乾陵之际，亦正是他们聚集扬州密谋起兵之时。李敬业自知理亏、名望不够，便求得一人貌似李贤，欺骗众人：“李贤未死，逃入扬州城中，命令我等起兵反抗。”这恰好说明当初武则天贬李贤于巴州并派人防范是有远见的。九月，他们于扬州起兵叛乱，立即捕杀扬州长史陈敬之，设置叛军指挥机构，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这伙人共拼凑叛军10余万，成为李敬业叛乱的主要军事力量。

李墓

李敬业发动叛乱后，立刻“传檄州县，疏武氏过恶”。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这篇檄文，文采飞扬，激昂铿锵，是一篇传世佳作；论特色是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大肆攻击武则天。唐高宗、荣国夫人杨氏，明明是病死的，它说武氏“弑君鸩母”。但虚假的文章写得再华美，也是没有震撼力的。史载，武太后一边听着，一边“嘻笑”，当读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这是谁写的？”回答：“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失啊。人有如此才，为何得不到重用呢！”这既表现出武则天的镇定自如、爱惜人才，也表现出武则天对叛乱者的蔑视，胜券在握。

武则天经过深思熟虑，运筹帷幄，命淮安王李神通之子、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30万前去扬州平叛。这一任命起到稳定宗室诸王、争取宗室诸王支持的作用。武则天又任命足智多谋的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为防万一前军失利，在前军已出发之后，武则天又命身经百战的名将、百济人黑齿常之统率后军继进。这一任命，对唐军中众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武则天周到的军事战略部署，确保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相反的，李敬业方面内部分歧严重，战争一开始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军师魏思温主张直趋洛阳，与唐军决战；薛仲璋则以“金陵（今江苏南京）有王气”为理由，主张先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然后向北以图中原。有勇无谋的李敬业，为“金陵有王气”说所诱惑，不听魏思温的劝告，命唐之奇分兵守扬州，自率主力军渡江进攻润州。这暴露出他反对武太后专权是假，企图灭唐自己称帝是真。

李敬业等据扬州起兵叛乱后，宰相裴炎因薛仲璋是他的外甥，故对平叛持消极态度。武太后问计于裴炎，炎说：“皇帝（睿宗）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指李敬业等）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崔詧闻知，上奏说：“裴炎受先帝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武太后看出裴炎此时劝她返政于李旦，一定是出于贪图辅政之功，便命令将裴炎关进监狱。十月十八日，斩裴炎于洛阳都亭。

十月十九日，武太后下诏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从此李敬业称徐敬业。不久，李孝逸率领的唐军进至扬州，打败徐敬业军的顽抗。十一月十八日，徐敬业等逃至海陵（今江苏泰州）界，因被大风所阻，无法渡海，其部将王那相斩徐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向唐朝李孝逸投降。徐敬业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等被捕获，传首神都，扬州叛乱被彻底平定。唐军取胜后凯旋而归。

武太后又乘胜追查与叛臣、叛将有勾结之人。当裴炎下狱时，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曾密表为裴炎求情，由此引起武太后不满和怀疑。因为程务挺历来与唐之奇、杜求仁等友善，这时有人告发：“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十二月，武太后派人到军中斩杀了程务挺。

阙楼

徐敬业叛乱，从扬州起兵到彻底失败，不满两个月。为什么唐朝廷胜利如此快，徐敬业失败如此惨？其一，徐敬业叛乱是在大唐江山稳固、百姓思安的社会环境中发动的，因此不得民心，很快陷入孤立、瓦解状态。正如时人陈子昂所说：“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其二，武则天善于选帅任将，李孝逸能采纳魏元忠等人正确的军事部署。而徐敬业有勇无谋，战略决策失误；其三，唐军仅前军就有30余万，并训练有素。而徐敬业虽有军10余万，皆为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差。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进一步巩固了临朝称制的政治地位，并为日后走向女皇宝座扫除了一大障碍。

平叛军队凯旋神都之后，武则天立即奖励有功之臣。授李孝逸为镇军大将军，转左豹韬卫大将军，改封吴国公；擢魏元忠为司刑正，又任洛阳令。其余立功将士，各有不同奖赏。接着，武则天召集文武群臣至宫殿。她威风凛凛，神情严肃，语言铿锵，开始训斥群臣。请看《新唐书》的精彩描述：

太后震怒，将群臣召集到宫殿，训斥说：“朕没有辜负天下人的期望，你们都知道吗？”群臣回答说：“知道。”太后又说：“朕侍奉先帝（高宗）二十余年，忧虑天下到了极点！公卿富贵都是朕赐与的；天下安乐，也都是朕长期治理的结果。先帝驾崩（病逝），把天下托付于朕，朕不爱己身而爱百姓。如今为首叛乱者，皆出于将相，这些大臣竟如此辜负朕的期望！你们中有接受遗命老臣、倔强难制超过裴炎的吗？有将相贵种、能纠合亡命超过徐敬业的吗？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在群臣中都很有威望，因不利于朕，都被朕杀了。卿等有能超过这三人的，就趁早叛乱；不然，就必须革心侍奉朕，不要让天下人耻笑。”群臣跪伏顿首，不敢仰视，说：“唯陛下所使。”

这是武则天威慑群臣的经典场面，这是武则天执政以来的最佳表演。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武则天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如此众多的男子汉，包括那些历经沙场的武将和学富五车的文臣，都统统跪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不敢说一个“不”字，此时此刻，所谓的“男尊女卑”，被皇太后的威风一扫而光！

三、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

徐敬业的起兵叛乱，使武则天认识到，天下反对我武太后独掌大权的人还真不少。而这种反抗，有武的还有文的，有明的亦有暗的，而自己作为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不可能走出皇宫去暗察私访，于是为了洞悉所有政敌的情况，她便想方设法进行镇压或威慑，使其不敢反抗。

其一，鼓励告密。史载，武太后为取得可靠的情报，“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其二，设置铜匦。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太后下令设置铜匦于朝堂。何谓“铜匦”？史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其作用，“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可见它既是“意见箱”，又是“告密筒”。

其三，重用酷吏。武太后在鼓励告密、设置铜匦的同时，开始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史载，武周时期共有酷吏27人。其中凶狠残酷者23人，“情状稍轻”者4人。在27名酷吏中，以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等尤其臭名昭著。

周兴（？—691），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年轻时学习过法律，任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自为酷吏以后，据说“被其陷害者数千人”。

来俊臣（651—697），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武周时，通过告密得到武则天的信任，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等职。他每制狱，必刑讯逼供，据说“前后灭族千余家”。是任酷吏时间最长、株连无辜者最多的一个坏家伙。

索元礼（？—691），胡人，即属于少数民族。武太后临朝称制时，知太后意，因告密被召见，授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武散官），令专掌制狱。生性残忍，手段毒辣，审讯一人必令其供出数十百人，据说“凡为杀戮者数千人”。

万国俊，洛阳（今属河南）人。少年起就很奸诈。垂拱二年（686）以后，与酷吏来俊臣合伙编造出《罗织经》，用以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屠杀宗室朝贵。由来俊臣引荐，自司刑评事，擢为判官。(www.chuimin.cn)

侯思止，雍州礼泉（今陕西礼泉）人。本当地无赖，以卖烧饼为业。后投靠周兴、索元礼，因诬告高祖之子、舒王李元名及裴贞谋反，被授为游击将军，累迁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等职。

在27名酷吏中，为首者周兴、来俊臣是唐代长安人。说明古都西安历史上各类人物都有，还产生过两个臭名昭著的酷吏。周兴、来俊臣，“相与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

当时，武太后得到告密者提供的情报，便命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审讯，严刑逼供，一个比一个厉害。酷吏所造大枷，共有10号：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拷囚的刑罚，极其残忍，名目繁多，什么“凤凰晒翅”、“驴驹拔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等。每逢抓到犯人，先陈列刑具给犯人看，犯人看后发抖，“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其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片恐怖气氛，神都洛阳尤其严重。史载，“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有些官吏入朝后密遭逮捕，有些官吏入朝前与家人诀别：“未知还能相见否？”而当时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武则天所需要的。

难道当时就无人敢向武太后劝谏吗？有。垂拱二年（686）三月，麟台正子陈子昂上疏给武太后，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劝武太后“慎刑法”，结果“太后不听”。武则天没有采纳，也没有惩处陈子昂。因为她心里明白，陈子昂讲的虽有道理，但放在当前不合时宜。武则天重用酷吏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打击政敌，为自己当上女皇扫除障碍；而一旦她认为女皇宝座巩固了，便会杀掉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人。酷吏不过是她手中的工具而已。

鎏金铜饰花

四、镇压李唐宗室诸王的叛乱

在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时隔四年，又有唐朝宗室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等人的武装叛乱。这是为什么？因为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加快了走向女皇宝座的步伐。四月，武太后之侄武承嗣秘密派人寻找到一块白石，在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又用碎紫石及药物填好，指使人放进洛水里又捞出。武太后甚喜，号其为“天授宝图”，以昭示武太后江山永固，要当女皇。五月，武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七月，武太后又命洛水为永昌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又号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她不仅神化了洛阳，而且神化了洛阳附近的名山名水，衬托着一位圣神女皇，就要君临天下了。这些举措，更加彰显出武太后要当女皇的政治欲望，因此到八月份，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父子以为可以号令李唐宗室诸王都跟他们走，便急不可耐地起兵反抗了。

史载，八月十七日李冲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率先起兵，二十三日就被杀死，“凡起兵七日而败”。李冲起兵后，诸宗室王中唯有其父越王李贞（太宗、燕妃之子）于八月二十五日据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响应。这时李冲已死，他尚且不知。结果唐军迅速抵达豫州城下，李贞一伙被迫自杀。“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李唐宗室诸王的起兵，为何会如此迅速地遭到惨败？根本原因是他们的起兵不得民心，又不具备推翻武周政权的军事力量。

第一，史书记载，这次李唐宗室诸王起兵，参与预谋者众，真正起兵者寡。机密泄露后，只有李贞、李冲父子二人起兵，其余诸王多作壁上观。史家说：“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越王李贞墓志铭

第二，宗室诸王起兵打的旗号是反对武氏专权，而实际上武太后虽专权有移唐国祚的趋向，但此时她并未当女皇。她仍然是大唐的皇太后，代表国家掌权。因此，当李冲部将董玄寂高喊：“琅邪王李冲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叛军立即哗变，土崩瓦解。这说明当时人心向大唐，叛乱不得民心，因而使李贞、李冲父子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必败无疑。

越王李贞墓志盖

第三，双方军队数量、作战能力对比，差别悬殊。这次平叛，又一次表现出武则天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及任帅选将的才能。她接到范阳王李蔼（高祖之子鲁王灵夔的儿子）的告密后，出手果断，立即调兵遣将，先后派遣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麹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两次出兵，仅第二次出兵即达10万之多；而叛方，其首领多为皇室贵族纨绔子弟，不会武艺。所统士兵大都为临时招募、拼凑而来，其数量处于绝对劣势，李贞部下仅有两支军队共9000人，故不堪一击。李贞败死后，武太后下令与李冲皆枭首神都阙下。不久，武太后令酷吏周兴等将所有预谋的李唐宗室诸王、公主、外戚斩尽杀绝。于是周兴等人将韩王元嘉及其子黄国公、鲁王灵夔、常乐公主等皆逮捕入神都监狱，迫令自杀，甚至连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薛绍亦不能幸免，“杖一百，饿死于狱”。

武则天这次平叛战争，给予李唐宗室势力以最沉重的打击。从此直至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则天女皇病重之前，李唐宗室中再无人敢于叛乱。这就说明，这次平叛战争，对于武则天走向女皇宝座，是十分必要的。

五、从皇太后走向女皇宝座

作为皇太后的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的6年（684—690）中，一方面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用武力先后镇压了徐敬业叛乱和宗室诸王的起兵反抗，为当女皇扫除障碍。另一方面，她又励精图治，任贤纳谏，用正直的法官和廉吏，来抑制酷吏和战争带来的副作用；健全法制，以法治国，维持社会稳定，以争取臣民之心，为当女皇创造必要的条件。文治与武功并重，方显武太后的风采。不能认为武则天仅仅是靠武力征服、酷吏政治，一路打杀走向女皇宝座的。在刀光剑影之中，她展现出宏大的气魄；在励精图治的细微之间，她又彰显出诱人的魅力。

1.任贤纳谏

武太后重用的首位廉吏，是狄仁杰。狄仁杰（630—700），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高宗时先后任大理丞、侍御史，武太后执政后擢为冬官（工部）侍郎。垂拱四年（688）六月，武太后命冬官侍郎狄仁杰为江南道巡抚大使。时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春秋时期吴国始祖）、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伍员4祠。这对易风移俗、减轻百姓负担，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武太后命狄仁杰为文昌左丞。武太后又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命赴豫州（今河南汝南）处理平叛后诸问题。史载，时惩治越王李贞的党羽，“当坐（诛）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趋使行刑”。牵涉面甚广，受株连者甚多。狄仁杰不愧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实事求是的好官。他经过调查后，密奏武太后：“彼皆错案。臣欲显奏，似为叛逆之人申理；知而不言，恐违背陛下仁恤之旨。”武太后批准狄仁杰的奏请，将其六七百家、五千口人全部特赦免死，配流丰州（今内蒙古五原西南）。当这一大批人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时，宁州父老迎接于路，告诉他们，这是本州前刺史狄仁杰救活你们的。于是相携哭于州民为狄仁杰所立德政碑前，设斋三日而后行。这批豫州民众到达流放地之后，复相与立碑颂狄仁杰活命之恩。

狄仁杰像

武太后的任贤纳谏，还表现在能够广开言路、鼓励官民自荐。垂拱元年（685）四月，武太后下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咸令自举。”从此自认为有才能、有一技之长者，不论门第高低、资产多少，都可以毛遂自荐，以求进用，从而扩大了任贤的范围。

2.加强法制

唐朝的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组成。比较完备的唐律及其律疏，撰成于高宗永徽四年（653），这就是传至今世的《唐律疏议》。至武则天临朝称制时，这部唐律及其律疏，已施行了三十年。因此，她认为律令比较完善，但格式有增删的必要。于是垂拱年间（685—688），武太后颁布实行了垂拱格、式。她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兵部）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袁智弘等10余人重新删订。由于唐律、令比较完善，因而修改的不多，只修改了二十四条。而对格、式则做了较大的变动，编成《垂拱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武太后亲自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这不仅解决了唐律及其律疏在施行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法律的内容和可操作性。最后，虽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侯思止等酷吏，滥用刑罚，践踏法律，但亦有徐有功、杜景俭等敢于秉公执法的好法官，站出来抑制酷吏的暴行。故时人称“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徐、杜二人之所以敢于同酷吏斗争，一是有武则天撑腰，二是有法律为依据。

3.发展科举

话说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兴盛于唐代。武则天在辅政、执政时期，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她在走向女皇宝座的过程中，于载初元年（690）二月十四日亲自试贡举人于洛城殿。从此以后，皇帝亲临殿试，逐渐成为制举（皇帝下令举行的科举考试）的一种主要形式。

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尽管几经战乱，但她一直重视发展科举，培养、选择人才。我据《登科记考》一书统计，光宅元年（684）进士16人，垂拱元年（685）进士27人，垂拱二年（686）进士4人，三年（687）进士65人，四年（688）进士24人，永昌元年（689）进士8人。武太后发展科举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求得贤才，改革吏治，以便农桑竞劝，家给人足。她在垂拱元年《策进士问》中说：“欲使吏洁冰霜，俗忘贪鄙，家给人足，礼备乐和，庠序交兴，农桑竞劝”，“思闻进善之言，以副求贤之旨”。作为皇太后的武则天，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使一大批普通士民进入官吏队伍，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势力，成为她走向女皇宝座的社会基础。

4.改革维新

武则天是一位思考周密、办事谨慎的政治家。又因为自己是女人，因此处事格外小心，甚至有时还会多疑。特别是要当女皇这件中国古代破天荒的大事，更应小心翼翼。于是她不断地提出一些改革、维新的措施，一来为当女皇进一步创造条件，二来测验一下民意。武则天亲身体验过贞观之治的辉煌、永徽之政的绚烂，体验过大唐各项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因此她的多项改革维新，皆未伤及大唐前期各项行之有效的制度。所以武周时期的各项制度，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详见本书第七章）。她摘花不伤本，锄草不拔根，这正是她绝顶聪明之处。例如：

其一，改中央官名。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太后在改东都为神都的同时，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等等。仍然是原来的中央三省六部制。

其二，改禁军名称。永昌元年（689）冬十月，武太后为整顿并牢固控制禁军，命“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而武周的军队仍主要推行大唐的府兵制。

其三，改正朔。同年十一月一日，武太后颁布《改元载初敕》，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十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并把这次改革说成是继承高祖、太宗、高宗的遗志，“朕所以式尊礼经，奉成先志”。既然她能继承“先志”，当然她也就有能力、有资格完成先帝的未曾完成的事业喽。

其四，制造新字。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凤阁侍郎宗秦客奉武太后之命，制新字12个字，武太后以“曌”字为己名。在此之前，武则天有姓无名，这是确凿无疑的。有的学者曾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假设，皆为无根据猜测。工部尚书武士彟的女儿，未起名字并不奇怪。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未曾起名字；她的三个女儿，皆无名字，因此史书只能说长女韩国夫人，次女则天武后，三女郭孝慎妻。但时间的车轮已滚到永昌元年十一月，武则天感到快登基当女皇了，自己连个名字都没有，如何向天下臣民交代？因此趁制新字之机，她给自己造了个甚有气魄的名字叫“曌”，意思即日月当空照。这个“曌”字已经透露出：武则天加快了走向女皇宝座的步伐。

武则天造新字

5.宣扬佛教

武则天生长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从夏初至战国末期，所有国王都为男性；自秦始皇到唐高宗，众多皇帝皆为男子。武则天作为一名女子，要想当皇帝，谈何容易！除了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外，她还必须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观念束缚。历史证明，武则天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能力。武则天还十分幸运地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唐时代，一个男女较为平等的时代，一个儒、道、佛三教鼎盛、三教交融并共同发展的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又称经学，唐时亦称儒教，与道家、佛教并称“三教”。唐太宗以儒学治国，说他一分钟也离不开儒学，就好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东汉中期创立的道教，追尊春秋时的老子李聃为始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又自称是老子的后代，从而奠定了有唐一代皇帝对道教的信奉。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经过东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取得很大发展，至唐前期已经形成各种派别，并且逐渐中国化。玄奘法师从贞观元年开始，经西域到古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从他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及太子李治父子的欢迎和尊重上，即可看出唐代皇帝也崇佛。

陕西商洛大云寺

武则天尊儒信道崇佛，兼容三教，继续推行太宗、高宗的宗教文化政策，并且各个时期有所侧重。她从尊儒信道中，找不到当女皇的思想根据。武则天兼涉文史，熟悉儒家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和辑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虽然很多治世名言、精辟哲理，但亦不乏重男轻女的言论，甚至有把“女子与小人”并列的词句。于是她在走向女皇宝座的过程中，侧重宣扬佛教。许多学者认为，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当女皇制造舆论，似乎是说她不信仰佛教，只是利用佛教。实际上她是信仰与利用相结合。首先是信仰佛教。她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母的影响，武则天从小就接受了佛教某些教义，而且矢志不忘。她说“朕受自幼龄，归心彼岸”，又说“朕幼从释教，夙慕归依”。而且她在感业寺当尼姑的三年中，又曾阅读了佛教的一些经卷，虽然情感为高宗所系不可能深入钻研，更不可能超凡脱俗，但凭借她的才智，还是领悟了佛教的某些内容，并应用于其后的政治生涯中。如永淳二年（683）正月，她从驾少林寺，观其母杨氏修行读经之所仍未竣工，十分悲凉，感慨万千，便派其侄武三思携带金绢等物，前往嵩山督建。当她从儒、道二教中找不到当女皇的依据时，便很自然地翻阅起佛教经典。当她发现《大云经》中“转轮王”的形象时，她的眼前一亮，心头十分惊喜：女人当皇帝的证据终于找到了。据《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记载：有一女，名叫净光。有一天佛告诉净光天女说：你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方之一。你于那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于是武则天竭力宣扬佛教经典之一《大云经》。史载，僧人薛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言则天是弥勒（佛）下生。作阎浮提（佛教以人世为阎浮提）主，唐氏合微”。天授元年（690）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武太后看后很高兴，“制颁于天下”。《大云经》是佛教众多经典之一，不是僧薛怀义、法明所撰；当然更不是他们伪造的。这里的“造”、“撰”，当指他们所上的是旧本经、新撰疏的《大云经》。由于新撰迎合了武太后当女皇的政治需要，“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因此颇受武太后赞赏，“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诸州的大云寺里，流淌着则天太后的峥嵘岁月；千僧诵读的《大云经》中，放飞着则天女皇登基的梦想。于是，女菩萨下凡、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人世主的言论，沸沸扬扬，传遍黄河流域、大江南北、诸州大地。至此，武则天登上女皇宝座的条件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