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结果

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

李松茂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皆有专著，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只是其学术活动的一部分。本文仅就后一方面作一简述，以庆贺白寿彝师九十华诞。

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始于1935年。这一年的1～5月，他在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了《伊斯兰》月刊。在第4期的《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中，他说:“吾人今日如为教史彻底打算，则请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始。此项工作，用一分气力，即可得一分成绩。此种成绩将非少数人所私有，而为大众之公器。 ”他还说辑录史料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第一类，现存实物之记录，图片，照片，拓片等；第二类，各地教民之散布情形，生活状况，风俗礼仪，及所诵习经典的记录；第三类，中国回教人（或入居中国之回教人）之著作的搜集；第四类，中外史籍中，关于回教记载的辑录；第五类，教内外人关于回教教义，人物，古迹之传说。”

青年白寿彝（时年26岁）刚一开始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即注重史料的收辑，而以史料为“大众之公器”“非少数人所私有” 。同年底，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出版。次年，白寿彝先生以《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为题，发表评论，说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回教之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 ，而“回教人正式发表其对于中国回教史之整个的看法者，实以著者（金吉堂）此书为首创” 。白先生列举了该书的优点，同时指出，“本书需要修正补充之点亦甚多” 。特别指出，书中关于“回教”与“回民”述论“有所未妥” 。说“回教固不能离回民而存在” 。而“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 。这种将回教与回民不等同，既看到其联系又注意其区别，是非常宝贵的思想，特别在30年代中期的当时。 1936年8月，白寿彝先生主编的《禹贡》第5卷第11期“回教与回族专号”出版。这是一期高水平的回族和伊斯兰教专刊，收有马松亭的《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 、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 、王日蔚的《回族回教辨》 、白先生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以及单化普的《说陕甘“回乱”初起时之地理关系》 《陕甘劫余录》等，都是研究回族伊斯兰教史的名篇；正文前还有“成达师范学校之发展”照片8幅，清真寺碑刻拓片6幅，都是研究回族伊斯兰教史的珍贵资料。1937年4月，白寿彝先生又主编了《禹贡》第7卷第4期“回教号” ，收有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 、王静斋的《五十年求学自述》 、白先生的《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和《关于创建清真寺碑》 ，还有两篇译文: 《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 （韩儒林译） 、 《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 （白寿彝译） ，还有记载各地回民情况的《成都回民现状》 《开封回教谭》 《绥远包头的回民概况》 《河北沧县回民概况》 《山东泰安清真寺调查表》 《河南郑县回民概况》 《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等，以及一组“回教文化”的研究文章，内容十分丰富。 《禹贡》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冯家主编的历史地理学刊物，这两期专号的出版，扩大了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推进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 1937年7月，白寿彝先生参加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 7月1日至8月10日在绥宁， 8月11日至10月7日在甘青（顾颉刚先生因故经西安直达兰州） 。写成《绥宁行纪》 《甘青行纪》 ，记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亦记各地伊斯兰教（清真寺碑刻记录尤详） 。日后又写成《西北回教谭》 （1939年发表） ，对教派门宦有精辟论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白寿彝先生说他“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1］， 1938年到达桂林，和南迁的成达师范一起，除任课外，还主编《月华》 ，这是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又是这方面的组织工作。1938年底，白寿彝先生到达柳州，想从这里转昆明，因买不到车票，停留一个多月，期间就近访问清真寺，参考《白氏宗谱》 ，写成《柳州伊斯兰和马雄》 （原名《柳州回教考》 ） ，成为利用碑刻资料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范作。

1939先生到达昆明。此时至抗日胜利，白先生的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一、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的收集校勘；二、云南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人物的撰写；三、云南以外广及全国的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白先生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予既至昆明，留心访问与文秀有关之遗文轶事……总计先后所得，大抵皆为民间传抄之本，未经刊布之作。数量虽尚不为多，然皆为研究杜事者之新资料，对于救济方略、方志之偏弊，及提供研究者以较正确之观念，裨益当不在少。予因从而校写成书，排版问世。 ”书名《咸同滇变见闻录》 ，分上下册于1945年9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回族专题史料，标志回族史料学的诞生。白先生同时还辑成《关于咸同滇乱的弹词和小说》 ，作为这部史料的文艺资料。 1940年初，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连载白寿彝先生撰写的《滇南丛话》 1～7篇，以后《回教文化》又载8～9篇。这是从元代至近代的云南回族伊斯兰教人物志，资料丰富、翔实，从各个方面（纵的和横的）反映了云南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另外，还写有《云南伊斯兰史略》 《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 《赛典赤赡思丁考》等。白先生还一度主编《清真铎报》 ，众所周知，这是学术水平高的回族伊斯兰教刊物，如同主编《月华》一样，既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工作，又是这方面研究的组织工作。白寿彝先生研究云南以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史，所写的文章主要有: 《中国伊斯兰之发展》 《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札记》 《两浙旧事》 《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和张忻》 《明清间中国回教学术运动》 《哈德成阿洪墓表》 ，以及《跋吴鉴〈清净寺记〉 》 《跋〈重建怀圣寺记〉 》等。这些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生活清苦，资料缺乏，躲避日机轰炸，连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还特别应该提到，白先生1943年完成、发表， 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的《中国回教小史》一书，这是迄那时为止白先生研究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综合成果。白先生于1942年还着手写《中国回教史》 ，成三章，因手头无书，明清的部分无法写下去；已成的三章在辗转流徙中只一章保存下来，即上面提到的《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寿彝先生由云南到达苏州，帮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并主持《文讯》月刊。 1946年在重庆初版的白寿彝先生著《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 1948年在上海二版。此书同《中国回教小史》一样，既是一本中国伊斯兰教史，又是简明的中国回族史，是“专给回教高小初中学生阅读或作教材用的” ，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和伊斯兰教教育的重视，和为培养这方面人才所作的努力。为了方便读者读这本书，特别是教授者教这本书，白先生又为这本书编了参考资料。白先生编著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1948年11月在上海由文通书局出版，收有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 、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杨志玖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元代回汉通婚举例》 ，以及白先生的《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记明清时的回将》 《记明清时之回回文人》 《柳州伊斯兰与马雄》 ，还有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 、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等，是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也是回族通史参考资料，是白寿彝先生为中国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研究做的奠基工作。这个时期，白寿彝先生还完成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的校点，亦于1948年由文通书局出版；这是他10多年前提出的对中国伊斯兰教著作的整理工作，也是对刘智的研究。他还完成一部《中国伊斯兰经师传》 ，惜未出版。这个时期完成的重要文章，有《纯真篇义证》 《王岱舆传略》 《赛典赤·赡思丁传》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教学和领导工作的同时，仍从事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1951年，白寿彝先生著《回回民族底新生》 ，由东方书社出版。这是一本回族简史，之所以没用“简史”这个名称，而用“新生” ，是为了表达欢悦的心情。该书“题记”中说:“我叫它作《回回民族底新生》 ，因为这几个字正说明了我们回回人民所置身其中的大时代，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观察、分析回族历史问题，特别是回族形成问题，可以说是白寿彝先生学术生命的“新生” 。1953年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白寿彝先生领头编写《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后成3个稿本:“参考资料”本（1957年6月由回民文化协进会办公室印， 16开， 32页） ，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用，以便在了解回族历史的基础上，规划回族的今天和明天；“初稿”本（1957年9月由回民文化协进会出版， 32开， 128页） ，内容丰富； “定稿”本（同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 ，较初稿本压缩。1958年开始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对回族调查的基础上，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1959年5月写出《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当时是“大跃进”年代，后经对一些材料落实、核实， 6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铅印。10年时间，白寿彝先生指导、与别人合作、自己单独执笔，写出3本回族史著作，是白寿彝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回族研究作出的新贡献。1952年，白寿彝先生校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种《回民起义》全4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两册是云南回民起义资料《咸同滇变见闻录》的扩编，增加了道光年间滇西部分和贵州部分；后两册是关于西北地区的，是有清一代西北回民起义资料的第一次系统收集。白寿彝先生一贯重视史料收集，这4册资料的校辑、出版，对清代回民起义研究起了奠基作用，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太平天国》 《义和团》 《辛亥革命》等近代史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1958年和马寿千合作，写成《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是利用家谱资料研究回族历史的经典之作，同时指出，“必须注意材料中的某些炫耀的成分，轻信是会走入迷途的” 。 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白先生和几个人讨论，后由白先生执笔写成的《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是当时研究回族史的指导性文章，包括“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几部分。如同任何文章都带有时代特点一样，这篇文章也带有时代特点。 1962年，白先生赴巴基斯坦参加历史学会年会，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 ，浓缩性地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是当时鲜有的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文章。白先生在文章末尾说:“对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也要像对其他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取其精华，发扬优良的传统，使其有利于对宗教和学术的正当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

经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的停顿之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其他学术研究也一样）于70年代末恢复， 80年代出现高潮。1979年8月，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3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的论文。从1981年起， 《中国穆斯林》开始连载白寿彝先生40年代后期写成的《中国伊斯兰经师传》 。这是一部以人物连接成的中国伊斯兰史，包括宋元明清至民国的著名经师。 1982年，白寿彝先生带领一批人编写《回族人物志》 。关于此项工作的缘起，白先生在《回族人物志》元代册题记中说:“本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我写了《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五十六卷，有传者一百七十五人，有附传者一百七十九人。当时因避敌机轰炸，长居乡村，书籍难得，仅就当时能见到的少量书籍，收集材料，可以说是见闻寡陋……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我忙于其他方面活动，这个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近年，因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 ，又勾起了往事的回忆，因而提出了编写回族人物志的计划。” 《回族人物志》共4册，第一册元代于1985年出版，第二册明代于1985年出版，第三、四册清代和近代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是以人物历史连接成的一部回族史，是回族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白寿彝先生一贯重视人物研究。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写了各方面人物的活动也就写了各方面的历史。 《回族人物志》 《中国伊斯兰经师传》 、 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云南写成并发表的《滇南丛话》是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人物的代表作。(www.chuimin.cn)

白寿彝先生一直关心多卷本回族史的编写，他在1983年宁夏举行的《回族简史》座谈会录音讲话中说:“这几年，我对于写中国通史有一个看法，就是要吸收我们过去的优良传统，结合着我们尽量掌握到的比较丰富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成新的史书。我想，对于中国通史的想法，好像也可以移用到回族史这门学科上来。 ” 1990年在山东举行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白先生在录音讲话中对编写多卷本新型回族史作了具体说明，说分成四个部分来写:“第一，叙说部分，是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的资料同我们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第二，综述部分，是要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论述。这种体例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般历史的体例。第三部分，典志，是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第四部分，是关于人物的传记” ，“第三部分可以写12个方面，就是12个问题……一是地域考。二是生计考。三是工艺考。四是会社考。五是寺院考。六是教育考。七是天文、历算考。八是医药、体育考。九是礼俗考。十是经籍考。十一是金石考。十二是语文考。”这是对编写多卷本回族史作的总体设计、总的规划。白先生在1983年的录音讲话中，还就研究回族史的重要性、回族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跟汉族以及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回族史研究的开展、回族史研究队伍的培养等问题，作了指导性说明。此外，白先生还在1987年在兰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 1989年在河南举行的第五次回族史讨论会以及1987年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回民起义讨论会，作了录音讲话，从多角度、多方面对研究回族史作了指示。这些成为80年代以来回族史研究的指南。白先生还写了一些难以推脱的文章，如为1981年出版的马坚译《古兰经》作序；为1984年出版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作序； 1989年马坚逝世10周年时，白先生写了《马坚教授和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的纪念文章； 1995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出“伊斯兰文化专号” ，请白先生赐稿，白先生口授了《开展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的短文。 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包括白先生的旧作8篇、新作3篇，附录了陈垣等人的著作5篇。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收入白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主要著作，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这个领域所走过的道路。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 ”他走的正是这样的路。从河南到北京，从西北到西南、东南，不惑之年再回到北京，一步一个脚印，地地有成果。在开封、在北京、在云南、在苏州自不待言，就是在柳州等车的一个多月，还就地访问，写成著名的《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居无定处，躲避日机轰炸居乡村，仍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整理旧作，同时又写成一篇篇新作。他特别珍视自己收集并反复校写的《咸同滇变见闻录》书稿，在《付印题记》中说:“本书稿本迭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 ”他视学术为生命，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更是充满感情的、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所以取得成功，还因为他有深厚的国学底子。他在《中国史学史》 “师友之益”部分说，他1929年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遇到名家陈垣、张星、冯友兰、顾颉刚等先生，大开眼界；说他“早年有幸，得遇良师” ， 1920年和1922年（即他11岁和13岁时）先后有两位良师“来家教读” ，教他读《诗经》 《书经》和《资治通鉴纲目》 《左传》 《论语》 《史记》 《汉书》等，以及作学问的方法，他“思路开了” ，读书的乐趣不断滋长。青少年时期的白寿彝，打好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他和顾颉刚亦师亦友的学术友谊，推进了他回族史和伊斯兰史的研究。白先生特别推崇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两次将其收入自己的著述中（ 《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 。众所周知，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是从中西交通史开始的。白寿彝先生1937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中国交通史》 ，无疑给白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奠定了一块基石。可以说，没有中国通史专家的白寿彝，就没有回族史专家的白寿彝；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成就，深深扎根于他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造诣的土壤中。白寿彝先生取得了国人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空前成就，还走出了达到这种成就的必由之路。

白先生所以成功，还由于他有正确的治学方法和寻求正确理论指导。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见《师大校刊》上登载寿彝师谈治学之道。寿彝师说，作学问在于积累，不要急于求成，先搭一座小房子，再慢慢发展成建筑群。寿彝师就是这样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建筑群。寿彝师还像校长陈垣那样，特别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说收集史料要有蜜蜂采花、蚂蚁找食的精神。4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了正确的方法还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时的题记中写道:“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提出研究这门学问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 ”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题记中，白寿彝先生说:“本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我写了《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那时，也没有接触到科学的理论著作，还不懂得进行理论分析。”正是在这个题记中，白寿彝先生引述了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要求全书写作中运用这个理论，以其为指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写作《回回民族底新生》时起，就开始运用这个理论为指导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以此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

一个人出点学术成果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出成果，并在多方面达到高成就。白寿彝师就是这样的人， 90高龄了，还在不断耕耘，继续为中国史学作贡献。在白寿彝师90大寿之际，作为他的学生，写这篇短文，谈谈学习他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著作的心得体会，求得老师的指教。

参考文献:

［1］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自序》 ，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362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