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明时期》卷-仰望高山

读《中国通史·明时期》卷

习　之

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王毓铨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明史卷经过数十位学者的通力合作，经历了10余年时间终于得以问世。展读这部通史著作，我们不仅从整体结构上，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白寿彝教授和王毓铨教授在学术上的创新与他们的研究精华所在。

一、独具匠心的体例设计

从白寿彝教授为这部书所写的题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部书编写小组成立于1984年，距书的出版已经整整15年。记得白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着手安排《中国通史》各卷编写工作，并亲自撰写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导论》 。白先生提出了“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和“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并由此创立了《中国通史》的全新体例。这部通史由《序说》 《综述》 《典志》 《传记》四部分组成，即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展现历史发展的总向，以《典志》剖视历史现象，以《传记》勾画各种历史人物的活动。 《中国通史》明史卷正是白寿彝教授提出的史学理论与体例指导下的成果。

从形式上看，书中不仅有传统纪传体史书中的“传”与“志” ，而且有现代史学通常运用的依历史顺序的专题论述，并增加了本断代史基本史料及研究状况的介绍。从写法上看，全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于有明一代的历史及其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了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述，并且力争吸收迄今为止最新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包容了读史入门的基本史料知识、目前的研究状况、明朝史的发展脉胳、典章制度与重大历史问题、主要人物的活动等等其他同类历史著作所不能达到的容量，给人以明代史的全貌，更有实用价值，也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这是白寿彝、王毓铨教授两位老史学家独具匠心的成果。

二、明史入门与开宗明义

尽管明代的史学史是一个研究的薄弱环节，本卷第一章《文献资料》还是写出了明代史料的特色。在本章第一节《基本史料》中，着重介绍了《明实录》 《皇明宝训》 《大明会典》 《明史》几部主要的官修史籍，其中对于清修《明史》的介绍所占篇幅最多，内容也最为翔实。这不仅在以往的通史著作中不曾见到，在专门的史料目录学著作中也不多见。与官修史籍相比，私家著作的内容则略显薄弱一些。其中私人修史部分忽略了研究明史不可不读的明清之际谈迁所修《国榷》及清人所修《明史纪事本末》 《罪惟录》等较有影响的著作。

这一部分内容中较有特色的是对于明人文集与笔记的介绍。谢国桢教授当初曾著《明清笔记谈丛》 ，对于野史笔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关于明人文集，虽然有不少学者早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以往的著作中尚缺乏系统研究论述。本卷中所依据主要是《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由此对于明人文集与明代历史政治文化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论述，虽略嫌不足，在通史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

在《文献资料》一章中，最有特色的应属对徽州文书档案及其他文书档案的介绍，为明清档案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不断整理出版的徽州档案，引起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本卷中对于徽州文书档案的介绍出自专门研究者之手，代表了当今对于这部分文书档案研究的较高水平。其中引据的《洪武二十四年祁门谢翊先置产税票》是迄今较难见到的明代早期文书档案之一。明洪武三年（1370年）实行户帖制度，而本书中所举洪武四年的祁门汪寄佛户帖、祁门江涛户帖等，都是当时的实物，对于研究明代典章制度有重要价值。其他如徽州文书档案中大量的黄册底籍、鱼鳞图册、户由、垦荒帖文、田土丈量单等等，也都为明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这较之以往通史著作由于体例所限只能对明代社会经济制度作单纯叙述性的介绍要生动易解而且更有深度。

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列举了有关商业、宗族、诉讼、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则为目前史学研究的热点——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于徽州文书档案的颇具水平的介绍是《中国通史》明史卷学术求新的体现，也是该书突出的特点之一。

除去文献资料外，全书为引导读者对明史入门，还专设了对于明史研究概况的介绍，作者对近百年来明史研究的情况做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同时还对明史研究中一些重点讨论的专题作了分析性的介绍。其对于明史研究状况的了解与把握都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对于明史研究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做了分析批评。这与以往关于明史研究情况的泛泛介绍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深度。

众所周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朝代，它是由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朝代，许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然经历的问题都十分突出地呈现了出来，如皇权专制问题、内阁制度、商业市镇的兴起、党社运动、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等等。这些问题交错在一起造成了明史的纷繁复杂，正如白寿彝教授所说，“明代的中国是社会的先进力量要求更快发展，而旧的社会势力不断加紧压迫和剥削的时期，因而明代的社会矛盾是尖锐的也是复杂的。我们说死的拖住活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 ） 。白寿彝教授的这一看法不仅是对明史的开宗明义的准确定位，而且成为了本卷编写的主导思想。

三、展现明代历史全貌的综述编

以综述展现历史发展的总向，这是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各卷综述部分的统一要求。综述部分首先从元末农民战争与明太祖建国开始，将明朝的历史划分为“兴起”“中衰”和“灭亡”三个阶段，并且专列“明代的农民战争”“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从而完整地展现了整个明朝历史的发展全过程，这其实也就是明朝政治史的综述。由于写作者们较广泛地吸收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史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分内容的整体把握上也就自然有了新意。例如，其中关于成祖夺位及永乐政治的评价，对于“仁、宣致治”的评价都体现了近年来明史研究的成果。再如本编第三章第二节中关于明孝宗“弘治中兴”的评价，一改过去单纯的肯定，指明了孝宗朝因循守旧的政治实质。

在用较多的篇幅叙述明朝政治史的发展脉络后，本编又对军事、司法、监察制度、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等作了分章叙述。从习惯的通史断代卷的写法看，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过去通史中明史部分的全部内容了。

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通史中存在的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明代的经济史研究在近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一度几乎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内容。在明朝的对外关系方面，过去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重视的明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在本书中给以了一定的篇幅。另如对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评价、明代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等等，也随着近年来相当数量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在本书中也得到了集中反映。

四、重现典章制度的历史地位

《中国通史》明史卷的丙编是《典志》部分， 《典志》的设置是本书的又一创新。这部分看似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 ，但又不完全一样，或者说是与过去传统的单纯写典章制度的“志”不完全一样，这其实是对于传统史学体例的继承与发展。在一般通史著作中，由于叙述史实的需要，无法展开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较为详明的叙述，典章制度成为通史及断代史著作中的一个难于表现的内容。 《典志》的设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同时《典志》又不局限于旧体例中的典章制度，使之内容更加丰富，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史学的要求。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典章制度。

从《典志》部分的内容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讲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相关的科技；另一类是讲土地、户口、赋役以及阶级关系的；还有一类是讲教育、科举、官制和宗教的。将农业放到《典志》的首要位置，说明了主编对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科技包括天（文） 、算（术） 、农（业） 、医（学）四个主要方面。起初读到农业后，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内容，甚感不解，其后再读全书，知道这部分内容写到了《传记》部分，通过为科学家乃至各种学科立传的方式表现，这也使《典志》编既突出了新的典章制度的内容，又不致将这些重要的人物著作及历史作用疏略，这也正是全书的特点之一。这样一部大书，既要求全，又尽量避免内容重复，实不失为得体的处理方法。(www.chuimin.cn)

本卷的《典志》部分不仅是全书的重点，而且也是全书最显功力之处。如果翻开《典志》注意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部分最突出的内容还是社会经济制度。其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内容有《土地制度》 《户口制度》 《赋役制度》 《官私手工业》 《商业》 ，与之相关的还有社会阶级结构，都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由于是用专题形式分章论述，这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开。

在明代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研究方面，王毓铨教授一直有着独到而且深刻的见解，他关于军屯制度的研究专著和在明代赋役方面的专论，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成果。这也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本卷的撰写。承担这些章节的作者也较好地体会了主编的学术思想，写出了较高水平。除去土地、赋役之外， 《商业》是写得较为充实与成功的一章。作者首先写出了明代商业的特点，使这部分内容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然后从市场管理制度、商税的征收、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其中以市场管理制度论述最为详明，不仅谈到了市场管理机构、管理项目、对牙行的管理、城乡集市的管理、商人商店自定制度，而且特别谈到了商品质量管理制度，使人读之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典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手工业、工程技术》一章。这一章分别写到了建筑（包括都城建设、明长城、建筑技术的进步） 、水利、纺织（包括丝、棉、麻、毛织品及工具技术、印染业等） 、采矿、冶金、机械、交通运输、兵器、造纸、印刷、制瓷、漆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极其丰富而且专业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一般的通史著作中是从未见到过的。这也正是白寿彝教授在导论中所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的体现。

本编另一个较为突出地反映了白寿彝教授与王毓铨教授学术思想的章节是第七章《阶级结构》 。应该说这是一篇较有理论水平的论著。这一部分所依据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阶级及阶级社会形态的论述，而对于这些经典理论的分析、解释，则主要依据了白寿彝教授和王毓铨教授的相关论著。作者在本章的第一节《明代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中，对于明朝的等级社会特征作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指出了“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特征”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原有的社会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金钱改变了旧的社会等级观念，对旧的社会阶级结构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使得旧有的上层社会等级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因此，明中叶以后社会的变化是人们对旧的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而不是等级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其后的每一节，无论是《宗室与勋戚》 ，还是《界限分明的官与民》 ，以及《农村的阶级对立》 《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 《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 ，在论述过程中都没有脱离开等级社会及其变化这一主题，使得这一章节形成了一个理论的整体，即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主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

五、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

白寿彝教授在这部最新的《中国通史》中，重新给予历史人物在史书中应有的地位，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史籍体例的继承，同时又是一个创新，他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生命力。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时间较长的统一的朝代，在其27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不知有多少人物做了多少绚丽多姿的表演，要在这无法计数的历史人物中选出一部分真正能够代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容，应该说是有着相当难度的。

《中国通史》明史卷共收当代历史人物111人，其中为大部分人物单独立传，也有少量人物合为类传。在传记的后半部分，收入了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各种学科的内容。将自然科学的各种学科收入传记，这也是一个创新。在过去的正史中，一般将科技人物放到方技传中，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是过去史学对科学技术的一种歧视心理的反映，但同时又因此而保留了中国在历史上有关科学技术的一些宝贵史料。本书的这种分类方式是对传统史书体例的继承与发展。

从主编为历史人物立传的原则看，他并没有将眼光停留在那些政治风云人物上面，而是真正从历史角度去给予哪怕在当时只是真正的小人物以一席之地。

在这百余名人物中，除去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外，还适当选收了一些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宗喀巴、俺答、三娘子、回回诗人等，也收入了一些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甚至佚名的历史人物，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

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中国史学一个传统的研究内容，但是并非对每一个朝代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有过深入的研究，这也就必然给如此规模的人物传记的撰写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从整体水平来看， 《中国通史》明史卷《传记》中的人物传体现了作者对这些人物研究的一定深度，尽管这些出自多名作者之手的人物传水平并不尽同。

在帝王传中，写得较为成功的是明仁宗、宣宗、孝宗、武宗、世宗及崇祯帝等。这些帝王传一改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传记模式，将人物与历史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突出了人物的个性描写分析，做到了既有人物个体的活动，又有时代历史的变化。例如明仁宗传中对仁宗在位9个月的较高的评价，点明了历史上所谓“仁宣政治”的起源；明宣宗传中则讲明了明朝文官政治局面的形成过程；孝宗传中不仅强调了孝宗个人性格对其政治的影响，而且指出了历史上所谓的“弘治中兴”的保守倒退的实质；武宗传在对传主个人性格的评价与描述上做得最为成功，将这个历史上被看作荒唐而一无是处的皇帝作了人格化的处理，这也就使人们能够进一步去理解，为什么明朝会从武宗时代发生如此大的社会变化，它甚至被许多学者当作进入晚明社会的标志。明世宗是个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有过以外藩入继的辉煌，也有引起满朝争执的仪礼之举，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荒怠无道的君主，将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用如此少量的篇幅，写成一篇生动的传记，实非易事。与之相仿的还有崇祯皇帝，传中将他那种既非亡国之君，又实为亡国之君的形象表现得相当生动而准确。

政治人物传中像解缙、三杨、刘瑾、张璁、桂萼、杨慎、严嵩、高拱、徐阶以及张居正等，都是较为成功之作。通过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生动刻画，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与当时那翻云覆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场面都被展现到读者面前。

诸多传记中写得较好的还有文学艺术人物，这些人物有的虽然笔墨不多但并不失轻。从内容上看，作者对他们的作品及本人情况颇有研究。这也是人物传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大多数写得较好的传记，或是作者本人素有研究，或是在他人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通史必定是要建立在普遍研究基础之上的集大成之作。

历史人物传记的可读性与其史学价值并不矛盾。司马迁作《史记》时，所写的人物传记充满了文学色彩，成为文学与史学作品的最成功的代表。本书的传记部分继承了这一优秀的史学传统，在作者们笔下，人物传变得生动了起来，这也算得上是本书的成功之处。

在《传记》编的第四十四章专门为回族诗人列传，列举了以丁鹤年为首的10余位明代回族诗人。这虽与这部通史的总主编白寿彝教授本人就是一位回族的历史学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为回族诗人列传的本身，也确实反映了明朝历史的一个特点。记得曾读过白先生早年写的《中国回教小史》等著作，其中都曾经提到回族在明代的情况，不仅明初相当一部分开国功臣是回族人，明朝也一直在官方使用着回回历法。明代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始终与儒家思想不相矛盾，因而在明代，当回族形成在西北地区相对集中其他地区星罗棋布的局面的同时，回族也在文化上取得了在各民族中的领先地位，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这里单独为回族诗人立传，应该说正是这种历史状况从一个侧面的反映。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本卷的插图。与许多历史著作相比，本卷只选收了20张插图，数量应该算是较少的，但是就从这选收的20幅插图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主编的匠心。本卷的选图一改过去展示文物的做法，力求通过图版反映历史，版图中不仅有长城、故宫、天坛，而且有《皇都积胜图》 ，也有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油画，有海外纪念郑和的庙宇。在选收的文物器物时，也注意了去着重突出其对历史的反映，而选入了永乐青花和十竹斋刊印的茶花等，这比起过去多从文物收藏角度选用插图的做法，就更加富有历史感，从而为这部通史著作增添了光彩。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