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30分,白寿彝教授在助手、学生和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会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师渠宣布大会开始。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代表学校致辞,向白寿彝先生90华诞、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4-09-25
《白寿彝画传》序
许嘉璐
《白寿彝画传》就要问世了。至德兄一定要我写一篇序,是的,关于白先生,对于这本画传,我的确有一些话要说。用画传的形式纪念寿彝先生,是很恰当的。照片把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留了下来,现在配以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比单纯的语言叙述更直观、更生动,可以让后人对一代学术巨人有更直观、更感性的了解,可以引发人们的许多联想和补充。但是,我想至今人类还没有发明一种立体、全面、穷尽再现历史的方法,所以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是片段或梗概。对于一个人也是如此,无论用什么形式,都难以再现他的全部,他的所有经历,他在彼时彼地的想法、感情,特别是像寿彝先生这样的大家。有什么办法呢?对前人,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经过后人概括提炼的一点精华。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足够,甚至已经过于奢侈了,而对于像寿彝先生这样丰富的人生,却只能让人感到永不满足,永留遗憾。
先生早已桃李满天下,其学术成就、人品风范已有及门的学长们写出了许多感人的篇章,无容我置喙。我并没有听过白先生的课,也无缘入室,时随座右。但我却私下始终把先生视为亲授的老师。一是先生是我的恩师陆宗达(颖明)先生的挚友,而他们二位的为人、风格又颇为相似。在颖明先生面前如何随便,在白先生那里同样可以无拘无束、无所顾忌。二是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曾经促使我去读先生的著作,如“文革”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些文章和“文革”后才读到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等。读其书则如聆其教啊!三是20世纪60年代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编写时,曾就历史分期和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造府请益。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非但不把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拒之门外,反而热情指点,不厌其详,实与对“出自我门下”者无异。其时先生之情、之教对我此后教学生涯中对待学生是永难磨灭的提示。四是先生于1988年从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上退下来,我恰好于此年进入常委会,颇似“接班” ,曾为在常委会里如何工作去请教,情景亦如师授,搜索记忆的库存,还可以列出许多珍贵的片段,可是以上几件事或已经可以说明先生之于我,几近亲炙了吧,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以“私淑”自视。我在这里就私自从这个角度记下我的思念。
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连行路也需人搀扶,阅报,则只能由助手读。但他主编卷帙浩瀚的《中国通史》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这需要怎样的执著,怎样的毅力啊!每当我在会上或路上遇到先生,只要“白先生”三个字一出口,先生马上就能听出是我,接着是典型的开封腔:“许嘉璐! ……”每当此时,我就想能为先生做点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做得太少。这也是我的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还常常把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慈善老人跟80多年前黄河岸边的一个瘦弱好学的回族少年联系起来。想象他年轻时为了求得学问和真理,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河南之间的情景,猜想他是怎样度过曲折勤奋的一生。先生一生质朴,从衣着生活到为人治学,朴实得就像他那“原装”的开封话。如果从其外表看,真难把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大爷”跟学术大师,跟8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联系起来。
从先生极易联想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年轻时屋里缺食少衣,门外兵荒马乱,心里种下的是传统儒学的种子,面前摆着的是许多条可供选择的路;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屑于飞黄腾达,却走上了在当时最为艰难困苦的救国救民之路,最后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有的也成为先锋队的一员,例如白先生。在先生90大寿时,我曾说过,像先生这样的前辈,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我们应该好好阅读。在说这些话时,我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上一次世纪之交,国运衰败到了极点,社会思想混乱也到了极点,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为什么他们或是操枪或是秉笔,步上的都是为理想、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路,而且走得那样踏实而扎实?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间有着哪些“潜通”之处?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这一代尽管也曾遇到过坎坷,但就其总况说,要比前辈们幸运得多,“舒服”得多了,而实际的成果怎样?踏实么?扎实么?这又是为什么?这是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角度认真分析研究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肯定可以对我们今后的学术发展起到昭示的作用。
在寿彝先生身上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灵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 ,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
现在的这本《白寿彝画传》 ,我想虽只能反映先生斑斓一生于百一,不过是他本人那本无字大“书”的“目录” ;如果用电影作比喻,只是用某几个镜头洗出的照片,细节、动态、画外之意,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想象去填补。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并相信,它对世人,特别是对走上学术之路的年轻人具有启发深思、拨雾引路的作用。(www.chuimin.cn)
1999年,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了。我马上阅读了第一卷,颇受教益,在佩服先生在《通史》中辟专卷进行理论探讨的卓识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例如怎样分析文化的出现及其特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其文化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却始终如一,与佛教很不相同?中华传统文化能不能和怎样与现代化相适应? ……当时竟然以“来日方长”自掩了学习的怠惰,没有及时请益。现在后悔也是枉然。
先生于1999年夏天病倒了。当时我正在非洲访问,回国后又不断往西部乡下跑。学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过些时去看望也可以,我就没有马上去,由学生带去问候。
转过年来,阳气开始上升,我想这对他身体是有利的。没想到,先生却病重了,我忙赶去,晚了!从前一天起,先生已经呼之不应,只靠呼吸机送氧。医生和陪侍的人都说,就在床边看看吧。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到榻前,俯身在先生耳边说:“先生!我是嘉璐。 ”“嘉璐来看您了。 ”忽然,奇迹出现了,先生接连发出了应答声!房间里的人几乎惊呼起来。 “我们老少二人有缘!”我心里默默地说。
据医生说,一时还不要紧,我带着无奈的悔恨、欣慰和对医学奇迹的奢望走出病房。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先生走了……静静地走了,带着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思考走了,带着对学术、对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走了。我悔恨,是因为我没能再和先生开个玩笑,让他再发出爽朗的笑声;没能从先生口里得知他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对教育、对学术,他总有新的见解,应该没有说完吧!也没有问一问有什么需要我这个“私淑”尽点力的。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离开时大概总要留下些没有做完的事。特别是像先生这样呼吸不停思索不止的巨匠,抱负可以充天地,永远不会有可以已的时候。这是遗恨呢,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
前人的遗恨就是交给后人的使命,催促着后来者站在前代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如果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不该有什么不安了。不是么,先生已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巨大的一本人生之“书” !
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今后还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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