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闲话：回答朱文华同志

2024-09-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附录四胡适并不十分老实 ——答朱文华同志复旦大学朱文华同志于一九八二年十月致函《艺谭》编辑同志,提出《对〈闲话胡适〉的几点疑义和辨正》一文。他是根据《胡适的自传》说“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八日离台,八月二十二日病故于厦门”而提出疑义的。《胡适的自传》中却说他到台南时已患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朱同志提出的三误,完全正确。这件事说明胡适并不十分老实。

附录四　胡适并不十分老实
——答朱文华同志

复旦大学朱文华同志于一九八二年十月致函《艺谭》编辑同志,提出《对〈闲话胡适〉的几点疑义和辨正》一文。该文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转到我手。因我年老体弱,有些文债未还,加之冬寒夏热,难于执笔,迟到秋风送爽,才能作复,希原谅。

首先,我向朱同志致谢。他提出的疑义和辨正,对我的帮助很大。值此有些人写作随便,治学不严,包括我自己也在内,他对拙著认真阅读,根据史料,提出问题,这种治学谨严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提出九个问题,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他提出:胡适之父“是为抗日而战死沙场上的”吗?这个问题提得好,有许多读者大概也有同感。他是根据《胡适的自传》说“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八日离台,八月二十二日病故于厦门”而提出疑义的。胡适在《先母行述》中说:“割台后,先君内渡,卒于厦门,时乙未七月也。”最早记载他父亲的死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胡祥木(近仁)写的《铁花胡公家传》中所说:“议割台,诏臣工内渡。有越人刘永福者以台地自立,要公相助,会病作不果。既首途,遂卒厦门,时年五十有四。”再看《胡适的自传》中说:“……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情况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我们再看他附录的《铁花公遗嘱》,其中说:“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凡死者数矣。……台湾瘴疠与琼州等……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铁花”

我依据上述的记载来分析一下,胡祥木的《铁花胡公家传》见于《上川胡氏宗谱》,我认为此文是说胡父到台南时,没有病,刘永福要他相助,他也愿意干,后患病,他未能相助,《先母行述》中,略而不详,我认为是根据胡祥木的说法。胡父遗嘱全文也没有只字提到有病,只说陷于绝地,或不能免于死。可以说他在六月二十日以前没有病。《胡适的自传》中却说他到台南时已患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刘永福要他相助,他也相助到病倒,“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八月十八日离台南,八月二十二日病故于厦门。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共计六十三日,脚气病由维生素B₁缺乏所引起,是一种慢性病。最严重的全身肌张力减退或消失,趾与足下垂,或不能下床,或心悸、气促、水肿,在五六十天内,是不会致死的。他还能乘船回厦门,若不是得了急性病(如霍乱),短短四天内哪能死去呢?胡适又说:“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据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记载,“到了十二日(阴历五月十二日),有一群溃兵进入台北城,纵火劫掠……。唐景崧并不设法安定局面,却化装溜出台北,搭乘英国船逃到厦门去了。不久,‘台湾民主国’也随之而消失了。”胡父说:“闻命独迟……路梗文报不通。”他没有参加“台湾民主国”的争斗,怎能算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呢?上述诸点,虽有疑义,但却不能确定说他不是病死。我是根据十年浩劫中,铁花公的坟墓被盗,棺材盖儿撬去,没有找着头颅骨,铁的事实证明他不是病死。因此,我结合家乡群众的传说,胡婉卿和我侄所谈,以及他的不怕死的精神,故说他“确是爱国的,是抗日殉难的志士”。

第二个问题,是胡适是否当学徒?胡适当学徒的事情,胡适在文字中确是没有提及,家乡的亲友在文字中也没有谈过,胡颂平先生哪里知道这件事呢。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上庄村的许多老人都知道。我的表姐丈胡灶柱与胡适同年,他在旌德三溪习药业,他知道此事,惜去岁逝世了。可是八十四岁老人胡仰之,在旌德县、芜湖、泾县三地习药业,他尚健在,知道此事很详细。还有八十二岁老人胡乐丰,毕业于大夏大学,也知道。我的材料有许多人证,比文字记载更可靠。

第三个问题,是胡适做白话文起于哪一年?据徐州师范学院陈金淦老师告诉我,《竞业旬报》还在上海保存,他到上海查阅了《竞业旬报》,胡适的《地理学》(第一篇白话文章)刊于《旬报》第一期(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创刊)。朱同志提出的三误,完全正确。

第四个问题是胡适的《有感》究竟为谁而作?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胡适有一则日记说:“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再看他。”接着五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则日记,说的是他向庄士敦探听溥仪的事。再接着写五月三十日进宫见着溥仪。六月六日他写了一则日记说:“我昨晚忽然想起做诗记一件事,初稿很长,后来删成短诗一首:《有感》。”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重抄此诗说:“此是我进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见《胡适语粹》)这是胡适故弄聪明,欺蒙世人。这件事说明胡适并不十分老实。唐德刚教授说:“坦白地说,胡先生并不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政客的程度罢了。”(见《胡适杂忆》)这是实情。朱同志说,胡适在写此诗前一周曾会见过溥仪,两者显然是一种必然的联系。我说,朱同志受骗了,让我道来。

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到美国后,国外年轻学子,大谈起他与美国女友韦莲司、瘦琴、陈衡哲三人谈恋爱的问题,他知道他是流水无情,故敢正色呵斥德刚的假设为“胡说”。他也知道这班年轻小伙们爱起哄,万一因《有感》这首小诗,暴露了他与曹诚英的恋爱关系,不但影响了他的“圣人”称号,而且给反对者以攻击的口实。他就于一九五九年加了小注,这样,至亲好友不会泄密。他来一个先发制人之计,可保无虞了。哪里知道,我在数十年后看到《有感》才想起揭穿他的秘密。胡适与曹诚英是亲戚,早已书信常通,一九二二年是热恋时期,尚未至沸点。直到一九二三年胡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他俩的恋爱到了沸点,才议婚嫁。一九二四年我住在胡适家,与胡的从弟胡成之同住一房。一天,胡成之拿着胡适的一首长诗的手稿给我阅览,全诗很长,首句是“百仞宫墙”,末句是“关不住少年一片心”。中间许多句子我都记不起来了。知情的人,一览便知道他是为曹而作的。“百仞宫墙”系指紫禁城,“关不住一个少年的心”是指着溥仪,不知情的人,一定相信他的自道。他认为天衣无缝,必然的联系,可以蒙混过去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可以发觉问题。当时,胡适一连接着写了四则日记,每则都是相隔六七天。前三则都谈到溥仪,为什么最后一则不提及溥仪而只说记一件事呢?因他心中有鬼,不是指着溥仪而是指着曹诚英啊。后来的小注,完全是一种移花接木的手法。

第五个问题,是胡适最后离开北京的日期。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狱,约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与江冬秀会见,她告诉我,蒋介石派人送来三张飞机票,叫他们马上乘机到南京。这个我没记错,可是我将日期记错了。后来我询问我的哥哥,他说,他们是在我出狱前飞到南京的,《胡适先生年谱简编》记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傅送胡到南苑机场,十时到南京。随身携带先父遗稿、年谱和他自己的著作稿本,还有几部批校最多的《水经注》及重注《石头记》出来。”这段叙述是可靠的。

第六个问题是胡适次子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究竟何时发表的,据徐州师范学院陈金淦同志的《胡适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未发表)记载,胡思杜写的《对我父亲的批判》是登载在《中国青年》第五十六期(一九五一年一月)。我说它是在一九五四年,是我搞错了。至于一九五〇年九月,胡思杜发表声明与胡适脱离,虽然至今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声明,可是我相信朱同志所说是毫无疑义的。

第七个问题是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究竟是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是根据汪原放亲自对我谈的,还有旁证。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三版第四卷中有一则广告,全文如下:(www.chuimin.cn)

胡适著新出《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

(每册实价一元二角)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朱同志说是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的,恐有误。

第八个问题是胡适研究《水经注》是否与胡父有关系的问题。他研究《水经注》确如朱同志文中所说,也正是胡适说的:“虽然有几分为人‘辨冤白谤’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照此看来,与其继父亲遗志,毫无因果关系了。但我认为胡适写了许多考证,都是采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尤其他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他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他不是已经受了严格的方法的训练吗?他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真的仅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这个单纯的目的吗?花费了这样久的时间和精力,值得吗?究竟为了什么?我百思不解,乃求其动机。我认为只有一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什么精神力量呢?那就是他对父亲的孝心。可是他对地理知识颇缺乏。我举一例为证。他在《胡适的自传》中说:“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河流都是西北向南东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他说的徽州府,包括婺源县。婺源县的河流大部分经鄱阳湖注入长江。就是吾绩的河流也不都是注入钱塘江。八都上庄村的河流是经新安江注入钱塘江的。离上庄二十里的五都全区的河流是流入浩寨河,经旌德、泾县、青弋江注入长江的。总之,徽州一带河流不都是最后注入钱塘江的。可见他对地理不感兴趣。他无法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研究《水经注》,只好从考据学的角度研究《水经注》的版本问题。我说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间接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虽非标奇立异,却也难免有错。至于朱同志说《水经注》很难说已经完稿,这是可信的。

还有胡适考取清华官费的名次问题。我不但将名次搞错了,而且国文题目也搞错了。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清华考试分二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二门功课,他在第一场考得好,名列前茅。第二场考数、理、化、史、地等,考得差。结果,他考取了五十七名。第二名是赵元任。

我的意见,现在研究胡适,主要的资料是依据他的文章和他所说的话,这是对的。但不能百分之百依靠他的“本本”。因为他并不十分老实,况且晚年时,有些地方也搞错了。例如他在《胡适的自传》中《吴大澂的知遇》一节里说:“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澂,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胡适完全记错了。他把张之洞错写为吴大澂了。不但有《铁花胡公家传》为证,而且有物证。张之洞在景德镇定制了一些帽筒,赠送他僚属做纪念,帽筒上具了张的名。张也赠送胡父一对。这一对帽筒现在保存在他的侄子胡思齐家中。

研究胡适,不但要根据他的著作,而且要研究、分析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所处的地位。还要科学地分析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例如他的《过河卒子》小诗,是一九三八年初任驻美大使,当时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奉命到美国筹措抗日经费,胡适写了这首小诗给陈光甫看的。按情理,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抗日救国,甘当国家民族的小卒,努力工作。可以说这是写此诗时的动机,但动机与效果应该一致,如不一致,要看它的效果了。结果,他始终跟着蒋介石反共,说他是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提出这个不成熟的意见,可供参考。

《闲话胡适》一文中,除了朱同志和其他读者指出的错误之外,还有一些差错,待将来发行单行本时,我当一一改正。

(原载《艺谭》,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胡适闲话：回答朱文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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