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闲话胡适》：我的简历

2024-09-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附录三我的简历石原皋我是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旺川乡石家村人,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生。父字筱山,母胡氏,兄弟四人,我行二,无姊妹。实践社的负责人是北大同学邓文辉,他于一九二七年与李大钊一阵被捕而遭绞死。一九三九年离家赴上海,遇友人方庆咸,他集资开设南洋药厂,我担任厂长,专管技术。终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取保释放。我出狱后,即与方向明到芜湖,投入迎接大军渡江的紧张工作。

附录三　我的简历

石原皋

我是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旺川乡石家村人,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生。父字筱山,母胡氏,兄弟四人,我行二,无姊妹。幼年体弱多病,七岁始读书。一九一九年底毕业于旺川私立萃升高级小学。我家世操药业,在芜湖有药铺,故于一九二○年春赴芜湖,入教会学校萃文中学。一九二一年暑假前,因外籍校长脚踢同学,我和朱大文等带头反对校长,反对读《圣经》而闹风潮。该年秋,我转入芜湖第五中学。五中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是刘希平先生,教师也大多是进步人士。我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受了他们的熏陶和影响。

一九二四年夏毕业于芜湖五中。旋即赴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入理预科。同时考入北大的五中同学,有张怀璋、张道政、熊懋桢、苏德煌等。

一九二五年,我加入国民党的左派组织——实践社。实践社的负责人是北大同学邓文辉,他于一九二七年与李大钊一阵被捕而遭绞死。一九二六年升入北大本科,读生物系。一九二八年休学,担任安徽省绩溪县国民党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半年。一九二七年春,我回到北大复学,仍读生物系(二年级)。从此努力学习,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一九三一年,我毕业于北大生物系,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跟随经利彬老师做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中国药物的药理作用及北方食物的营养价值,曾与经师合写论文多篇,发表于国立北平生理学研究的《中文报告汇刊》及法国的《生物学》等刊物。

一九三五年冬,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派我到德国进修,一九三六年春,乘德国货船到德,进入柏林大学,仍读生理学。此时,我身在异国,心在中华,心情是很沉重的。当时,我与乔冠华、岳丹秋和陶贤棣等同学加入党所领导的“旅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宣传抗日,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一九三八年春,我和乔冠华商议,决定回国找杨虎城将军,参加抗日。我俩从法国乘邮船到香港,惊悉杨虎城将军被扣。我俩决定去找《救国时报》社,当时是夏衍接见我们。谈话没有结果。这时,我们才懊恼,在途经巴黎时,没有要求与我们素有联系的巴黎《救国时报》给我们开一封介绍信。现在没有任何证明和手续,叫人家怎么好办呢?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保卫马德里,我与乔冠华想去,但过了一两日后,马德里又告陷落!

无可奈,我俩只好到广州,住友人赵某家中。赵曾任十九路军旅长,闽变失败,赵赴德国学习,他与乔冠华的私交很好。在广州一月没有出路。乔决定赴武汉,我取道香港回国,几经辗转,回到绩溪的老家,已是端阳节后了。一九三九年离家赴上海,遇友人方庆咸,他集资开设南洋药厂,我担任厂长,专管技术。

一九四二年脱离南洋药厂,与方庆咸另创仙鹤草素药厂于上海愚园路。一九四四年夏,我约友人汪伯威,陪我到新四军七师找参事室主任唐晓光。唐知道我在上海有许多上层人士的关系,便向七师政委曾希圣作了汇报。曾希圣约见了我,并要我参加七师的对敌工作。我立即答应了。

我找友人卢方创办安源公司于上海。卢方任总经理,我任副经理兼任芜湖安源分公司经理,专做物资交换的生意。我的朋友,有的捐钱,有的垫款。我用这些钱采购了大量的五金、炸药、焦炭、生铁、机器等军用物资运到根据地,还动员了医师、技术员、青年学生、工人数十名到七师工作。一九四五年七月孙银生医师来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供出是我介绍他到七师工作的。七月七日晚我被捕,关在杨树浦日本宪兵队。我遭受严刑拷打,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其他一切都不承认。后经友人卢方花了七十两金子,才将我营救出。

我出狱后,回七师。七师决定北撤,曾希圣叫我先到新四军军部,向饶漱石汇报情况。我到军部,见着饶漱石。他发给我一张新四军参议的聘书,叫我速回上海,找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四六年初夏,我到山东,曾希圣介绍我与陈毅见面。陈军长拨给我两千担食盐运出,作为交际活动的费用。同时,我陪沈其震、吴文瑞到上海。沈是中央派到上海工作的。他知道我有许多关系,常来我家。不久,他又陪同周恩来的随员钱之光来到我家。钱知道朱尧安与汤恩伯部下将领有密切关系,他给了五千元,叫我加入朱尧安任经理的正原公司。

一九四七年初,中央拨给沈其震一万担食盐,我通过关系,与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美国人谈判,雇了救济总署的海轮,先将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等送到石臼所,转入解放区,再将食盐运出。

吴文瑞等八人返回时,途经连云港,被特务逮捕。知道消息后,找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正原公司董事长)设法,将吴等八人营救出来。(www.chuimin.cn)

一九四七年夏,曾希圣叫我立即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我又和沈其震结伴赴山东,我俩在坪上会见了曾希圣。

那时党章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入党,要经中共中央或华东局批准。因此,曾希圣陪我去找华东局书记饶漱石,饶同意后,我在山东办理了入党手续。

一九四七年夏,叛徒供出我是新四军在上海的经济负责人,特务就到我家搜捕,我从山东回到上海后,就避居在友人谢濬家中。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我在谢濬家被特务捕着,同时被捕的有汪伯威、宋亦英等多人。我遭受酷刑,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其他一切都不承认。我遍体鳞伤,身体不能动弹,特务叫宋亦英代我盛饭。一天晚上,宋说,明天,她可以取保出去。我叫她速通知方向明,叫他放心,要宋赶快离沪,到皖南游击队去。

我和汪伯威等被押到南京,关在牢狱后不久,方向明和我的哥哥也到了南京,商议营救办法。我哥写信给江冬秀,同时,秉志、程士范也致信胡适。

一天,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老同学)来到陆军监狱看我。他是CC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说:“你肯到特效药物研究所当研究员,我保你出去。”我一听,他是来诱降的,我严词拒绝。

胡适遇着江冬秀的一再吵闹,他终于过问了。他写信给陈雪屏、秦德纯等。陈雪屏设法奔走了。我哥聘请戴修瓒大律师做我的辩护人,撰状辩诉。不久开庭,戴律师出庭争辩。终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取保释放。

我出狱后,即与方向明到芜湖,投入迎接大军渡江的紧张工作。我们搜集军事情报,并做国民政府军队起义工作,大多顺利完成。

芜湖解放后,我任芜湖市高级职业学校校长,后任芜湖市文教局局长,兼任皖南科学馆馆长,参加一九五○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会议。一九五一年先后任安徽省工业厅基本建设处副处长、化验室主任、地质处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任安徽省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一九五七年夏,我向省委负责人提意见,被认为右派分子,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彻底平反。一九六三年任安徽省科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直至一九七○年才恢复工作。一九七一年退休,一九七八年改为离休。

我曾任安徽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第四届、第五届省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胡适《闲话胡适》：我的简历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