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扮演着前沿先锋的作用,批评家的劳作价值既体现在为健康的创作风气保驾护航,又体现在为文学史家的史论架构选择适宜的叙述对象。从整体性看,这可视为他建构文学批评宏大叙述的标志性成果。他的文学批评历程,折射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艰难奋发的学术进程。②贺绍俊:《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光明日报》2009年8月21日。......
2023-12-02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汉代的文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当时的各种文学形式中,赋与乐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汉赋与长安
赋,是一种兼有诗歌与散文性质的文学形式。它讲究铺采文,具有文辞富丽、结构宏大的特点。这种文学形式产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写赋的风气颇为盛行,创作出了不少传世的名篇。其中,最著名的汉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
由于长安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创作汉赋的文学家们大多在这里定居或者旅居,所以汉赋中的许多作品都与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写作于长安,或者直接描述和反映了当时长安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面貌。根据费振刚等先生校注的《全汉赋校注》[6],对其中与汉长安城有关的32篇作品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生动的汉长安文化资源。
1.最直接、最全面描写汉长安城的辞赋作品
班固(32—92)的《两都赋》与张衡(78-139)的《二京赋》对西汉长安城有着最直接、最全面地描写,分别见于其中的《西都赋》、《西京赋》。这两篇作品对西汉长安城进行了最全面地描写,从长安城险要的地理位置到长安城内的结构布局、宫殿建筑、市场街道、市民生活、宫中盛行的文娱活动、杂技艺术等方面,可以说是最生动的描写。
另外,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绘了长安附近的天子苑囿——上林苑的景色。赋中写道:上林苑纵横辽阔,八水蜿蜒曲折,流经其间。苑内既有崇山峻岭,又有森林巨木,景色十分壮观。在巨石密林之间,有各种珍禽异兽出没;在宫苑园圃之中,有各种奇花异草争芳吐艳。苑内建筑了规模宏大的离宫别馆,以供天子游玩的时候歇息享受。时当深秋初冬,天子来到上林苑游猎,随行车辆的声响如同雷雹大作,惊天动地;参加游猎的将士们漫山遍野,好像云彩布满了天空,大雨铺盖了地面。游猎结束后,苑内又举行了盛大的酒宴。最后,在作者的感慨声中,全赋结束。《上林赋》通过描写上林苑的壮丽景色和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歌颂了汉朝强大的国威,表现了封建社会兴盛时期统治者好大喜功的骄奢气派。
2.与长安城有关的专题描写性辞赋作品
专写长安周边山川的辞赋作品有刘向的《请雨华山赋》,班固的《终南山赋》,李尤的《函谷关赋》。
专写长安周边苑囿陂池的作品有张衡的《温泉赋》,扬雄的《甘泉赋》,王褒的《甘泉宫赋》。
专写长安城内建章宫的作品有繁钦的《建章凤阙赋》。
专写帝王打猎、出游作品的有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
专门描写汉代舞蹈表演的作品,如傅毅的《舞赋》。
专门描写了汉代对弈的辞赋作品,有刘向的《围棋赋》,马融的《围棋赋》,蔡邕的《弹棋赋》,王粲的《弹棋赋》、《投壶赋》。
专门描写音乐演奏的辞赋作品有王褒的《洞箫赋》,刘向的《雅琴赋》。
3.最有传奇色彩的辞赋作品: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与汉武帝的《李夫人赋》。
这两篇作品都与汉武帝的感情有关,汉武帝一生宠幸的女人不少,主要有“金屋藏娇”的陈阿娇、妙歌善舞的卫子夫、“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和酷似李夫人的钩弋夫人。
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废掉陈皇后(阿娇),令她居长门宫,陈皇后整日苦闷悲愁,她听说蜀郡成都的司马相如文采斐然,就赠送黄金百斤,请相如为自己作赋,以消解悲愁之情。这样司马相如就写下了这篇感人的《长门赋》。此赋用第一人称书写了阿娇被废后的苦闷及对武帝深长的思念之情。据《长门赋》序文说,汉武帝读了这篇赋后,深受感动,阿娇又被宠幸了。当然这不过是作序的人虚设之词,正史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李夫人是汉武帝最喜欢的妃子,遗憾的是李夫人红颜薄命,早早离世,这让汉武帝伤心不已,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哀悼赋——《李夫人赋》,这篇赋一唱三叹,把汉武帝对李夫人真挚深切的思恋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在千古帝王妃子的情感生活中应属少见,确实值得重视。
4.反映西汉长安文臣内心情感的辞赋作品,有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解难》、《逐贫赋》。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宫廷文士失志伤时的喟叹,这一切与汉代辞赋中描写市民生活结合起来,构成了长安城中的社会生活画卷。
总的来说,汉赋文辞华丽、规模宏大,并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崇,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
二、汉代乐府与长安
乐府,是我国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间流传的歌谣,为统治者的娱乐生活服务。汉武帝时期,设在长安城内的乐府,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经常大规模地采集各地民歌。统治者广泛搜集民歌的目的,一是为了娱乐,另外也是为了观察各地风俗民情,作为制定统治政策的参考。
汉代的乐府作品,除了部分内容有可能经过封建文人修饰加工之外,大部分都是当时各地的诗歌,有相当多是当时关中地区劳动人民创作的。流传到今天的汉代乐府民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真实地表达了各阶层群众的思想感情。
西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乐府民歌中的不少作品,就极为深刻地反映了达一社会现象。例如《妇病行》这首民歌中,描绘了一幅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画面。一位久病卧床不起的劳动妇女,悲哀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她泣不成声地嘱托丈夫要好好照管孩子。然而,当她死后,丈夫和孩子们继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孩子没有冬衣,无法抵御凛冽的寒风。父亲为了出外寻找食物,只好关上大门,堵好窗户,忍痛将孩子们关在家里。当他急匆匆地返回家后,只见孩子们哭成一团,嚷叫着要妈妈来抱。万般无奈的父亲心如刀绞,他仿佛预感到了孩子们也将要追随着他们的母亲而离开人世,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个可怜的家庭。《妇病行》这首乐府民歌,语言感人,如泣如诉,是劳动人民身受痛苦的血泪控诉。
《平陵东》中写道:一位居住在平陵附近的老人,被人绑架到了官府的高堂之下,绑架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狠毒的官吏。他们敲诈勒索,强迫老人交纳巨款和两匹好马作为赎身的费用。老人畏惧官吏的凶暴,只好卖掉家中的小牛犊作为赎金。老人无辜受害,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困境,心里万般痛苦,仿佛身上的血液已经全部流尽。《平陵东》这首民歌,通过简短的词句,反映了当时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
《相逢行》与《长安有狭邪行》这两首乐府民歌虽为东汉作品,但其体裁与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镜铭文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中晚期长安的实际状况。其中写道:富贵人家黄金为门,白玉作堂,堂上置酒欢宴,还有歌伎起舞作乐。庭院里栽着芳香的桂树,厅堂中灯火辉煌。庭院的花园池塘里,放养着成群的鸳鸯,两侧还不断传出仙鹤鸣叫的声音。这户人家的子弟在朝廷做着高官,年轻的妇女无事可做,终日调丝弄弦。
汉代乐府诗歌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爱情民歌。在这些作品中,有的表达了对理想爱情的向往,还有的对不忠实于爱情、喜新厌旧的男子提出了责难,有的对束缚爱情自由的封建礼教表示了抗议。其中有一首名叫《上邪》的西汉民歌,就是一篇千古流传的佳作。诗中写道:“上邪!我愿与君相知,长命元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首民间情歌,歌词意大是:一位感情真挚强烈的女子,为了表明自己坚贞的爱情,发誓说:高山变成平地,江水流干,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并,她才敢同心上人断绝关系。
汉代长安的乐府诗中,还有两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中一篇名叫《羽林郎》,另外一篇名叫《陌上桑》。这两首乐府诗尖锐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热情歌颂了机智、勇敢、坚贞的劳动妇女形象。《羽林郎》是西汉末期的作品,这首乐府诗一开始就唱道:“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指明汉代大将军霍光的家奴狗仗人势,欺侮民女的事实。进而才写出这位少数民族的姑娘“不借红罗裂”,断然拒绝并严厉斥责“霍家奴”的生动情景。《陌上桑》为东汉初期的作品,但所叙为西汉之事。这首乐府诗,则是通过一个美丽、勤劳、机智的民间姑娘罗敷之口,无情揭露了太守的无耻行径。
汉代长安的乐府民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它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诗歌中出现了具有鲜明性格的女人物形象,并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汉代乐府民歌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面。语言朴素自然并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这是汉代乐府民歌的又一个艺术特点。民歌大多使用口语化的语言,明白如话,浅显易懂。不少诗篇采用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总之,汉代长安的乐府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代表了汉代诗歌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2000多年以前的我国劳动人民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汉代散文与长安
根据清代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汉文》中录有西汉334人文章,其中大多是创作于西汉长安城中的作品。其中有西汉10位皇帝(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的重要诏书,有10位皇后妃子(吕后、程姬、昭上官后、公孙婕妤、元王后、傅昭仪、成许后、班婕妤、成赵后、赵昭仪)的令书,有汉代12位王的令书、奏疏,其余是302位重要文臣的奏疏、策论。在10位帝王的诏书中最为人们注意的是文帝颁布的除肉刑诏(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即公元前167年),据《汉书刑法志》中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天子怜其意,遂下令。也就是说,文帝废除肉刑与太仓令淳于意的官司有关。
淳于意是汉代齐临(今山东临淄)人,因曾任齐太仓长之职,故后人称“太仓公”或“仓公”,他的关于治疗疾病的记录《诊籍》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我国现存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这篇作品也被收入在《全汉文》中。据说淳于意学得公孙、公乘二家之说,因薄俸不能周养全家,故时常去临国行医,左右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有怨之者”而遭人弹劾,被解送长安治罪,淳于意的“诊籍”是他被押往长安城后,文帝诏问他,他回答皇上诏问的记录,其中共有25个病案,一般均涉及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居里、症状、病名、治疗、病愈等,所录内容已相当完整,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他强调科学求实的医疗态度,在诊法中重视脉诊,“治病人,必先切其脉”。“诏问”当为庭讯,淳于意的“诊籍”是在长安庭讯中的产物,在中国医疗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www.chuimin.cn)
四、汉代重要的文学家
1.贾谊(前201—前169),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至33岁忧伤而死。其作品有散文《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辞赋有《吊屈原赋》、《鸟赋》等。
汉文帝七年(前173),文帝想念贾谊,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倪。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但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封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活着。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么,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像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他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做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交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晋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吕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的文章和辞赋被人们称颂,留传至今。唐朝诗人李商隐专门写了《贾生》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成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的代表。
2.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晁错位高权重,就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
3.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名国)。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龙门人。夏阳,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前108)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1)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130篇约526000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做了核对。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千米芝川镇的韩奕坡,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后经宋、元、明、清历代修葺扩建,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东濒黄河,西枕梁山,前有芝水萦绕。整个墓祠建筑共分四段,用砖石依山势砌成四个高台。第一台上竖一木牌坊,上题“高山仰止”四字。第二台是“山前”。第三台为一砖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四字。第四台为搁墓所在,墓内有北宋靖康四年修建的寝宫,塑有司马迁像。寝宫后为元代所砌圆形砖墓。墓基周围名人题词不绝,墓前有清代乾隆年间毕沉历立“汉太史公墓”碑,献殿内外碎石林立,墓地所植古树郁郁葱葱。郭沫若同志曾给司马迁墓题诗道:“龙门有灵秀,钟统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赡斧钱,吐气作霓虹。功业迫尼父,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4.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政治家。广川(今河北衡水)人。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5.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9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父亲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班固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班固不仅是一位史学家和散文家,还是东汉初期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贼》文辞典雅、秀丽,刻意描绘出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华、壮观,是辞赋中的名筋。《答宾戏》、《幽通赋》等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6.班昭(约49—约120),一名姬,字惠班,扶风人,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杰出的女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曹世叔妻,早寡。固为《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汉和帝诏就东观续成之。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号曰曹大家。有《女诫》七篇,集三卷。家学渊源,尤擅文采。
班昭的《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晰义理”。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史载她“博学高才”,堪称古代女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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