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经贸关系深化的政治基础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准联盟的视角^[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德刚

近年来，中阿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双方良好的特殊政治关系，这种特殊政治关系既不同于西方内部的联盟关系，又超越了普通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具有“准联盟”的鲜明特点。中阿双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重大国际问题持相似看法。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共同倡导政治多极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文明对话，这些已成为中阿准联盟关系的基础。中阿准联盟关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尤其是宁夏同阿拉伯国家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清真食品、对外承包和旅游业等领域的全方位经贸合作。

一、引言

未来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屹立于太平洋东岸的西半球国家美国和屹立于太平洋西岸的东半球国家中国将首次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当然，这种美好设想能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外经济战略。选择怎样的经济战略，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

本文认为：

1．中国的崛起本质是和平发展，它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而非挑战，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可能同时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再度复兴。

2．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如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的：“回眸近二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振奋起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存疑虑、踌躇不前。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3]。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原材料、燃料和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局面。在全方位外交的新理念下，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不仅有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而且还有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西亚、非洲地区，特别是22个阿拉伯国家。以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积极谋求对华战略合作关系，为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中国政府也通过政治联合战略，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为双方稳定的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如阿拉伯世界在新阶段的合作主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

1．传统的全天候友谊。

2．市场等价交换原则。

3．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4]。

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意义主要表现为该地区不像拉美、东南亚、南亚或中东欧等地区那样是西方大国或大国集团的重要利益地区或者说是“势力范围”，西方大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力比较低，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与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中国在经贸领域具有重要的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发展模式、国情、历史遭遇、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一直是中国获得国际政治支持的最主要地区，这是中阿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政治动因。

二、中阿政治特殊关系：准联盟的视角

本文认为，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良好的政治关系必将带动良好经济关系的发展，经贸关系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晴雨表”。这主要是因为，当A国与B国开展经贸合作时，如果B国是A国的敌人，B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会增强其国防能力，从而不利于A国的安全；如果B国是A国的朋友，B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会增强其自身国防能力，从而有利于A国的安全。因此，政治领导人经常利用各种“政治杠杆”来限制同敌国的经贸合作，扩大同友国的经贸往来。例如，中美近年来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反倾销问题、市场准入问题、贸易逆差问题等摩擦不断，这与双方不健康的政治关系存在重要关系。相比之下，中阿在经贸领域发展势头良好，这无疑与双方积极的政治关系有关。2008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1328亿美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方出口626亿美元，同比增长38%，进口702亿美元，同比增长72%。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钢材、服装、机电产品等，中国进口商品主要为原油和石化产品。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314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中国在全球签订合同总额的30%，项目涉及石油工程、铁路、公路、住宅、港口、电站等领域。2008年，中国企业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额7亿美元，同比增长40%，阿拉伯国家企业在华实际投资额4亿美元，同比增长61%^[5]。2009年，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但双方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关系，双边贸易额仍达到了1074亿美元，在能源、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普遍签署了双边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混委会^[6]。

冷战结束以来，中阿双方特殊的政治关系本质是什么？其推动力是什么？这种特殊政治关系能否界定为“联盟”关系？

20世纪常常被称作是“联盟的世纪”^[7]。1949年北约成立，1950年中苏结盟，在后来五年时间里，华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相继成立，联盟战略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什么是“联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只有将安全合作内容以正式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它以法律效力才是真正的联盟^[8]，这是目前主流联盟理论的界定。如凯格利（CharlesW.Kegley）与威特考夫（Eugene R.Wittkopf）认为，联盟属于联合（Coalition），但并非所有的联合都属于联盟。联盟实质上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增强它们之间的相互安全，通过集合军事力量、承诺协调政策而签订的正式协定^[9]。《现代汉语词典》也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10]据此，只有签订正式军事协定的安全合作才可称为联盟。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出现了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点，中国和阿拉伯总体上受到西方的巨大压力，且常常被贴上“独裁”“专制”“不民主”“人权记录差”等标签，因此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在国际事务中长期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政治互信不断提高，但双方的战略合作主要局限于次级安全领域而不是正式安全领域，具有非正式联盟之特点，本文将其界定为“准联盟”（Quasi-Alliance）。准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持久性或临时性安全合作关系。^[11]

准联盟比联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尽管其承诺的可信度不及联盟。首先，中国选择准联盟是因为它与中阿双方奉行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不矛盾。准联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有益补充，不结盟不等于否认准联盟。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12]而当时中国显然与美国建立了防范前苏联扩张的准联盟关系。准联盟实际上是总的“不结盟”外交原则与实际外交行为的有意背离，其隐性逻辑是最大限度利用准盟友的资源，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外交行为的灵活性与独立性。

其次，准联盟可最大限度地保证中阿双方的外交行动自由。联盟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减少自己的行动自由来限制盟友的对外政策选项，它使国家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却能限制盟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从而使其行为更具确定性；准联盟扩大了准盟友的行动自由，使之有采取机会主义的潜在可能，从而给安全合作增添了不确定性，但它能够确保国家有更多的外交政策选项，可减少构建联盟关系所需要的交易成本。所以对于中阿双方来说，准联盟是一笔重要的外交资产。

准联盟的特点是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建立心照不宣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中阿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平等合作关系，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关切，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准联盟关系。阿拉伯国家以及阿盟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中国也积极维护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利益与核心关切，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主张尊重和支持阿拉伯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中国不仅同阿拉伯各国建立了政治磋商制度，而且在1999年1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秘书处也签署了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和加强密切的磋商与协调^[13]。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主席访问埃及时在开罗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和阿盟22个成员国代表，提出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14]。2010年5月，中阿正式确定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15]。中阿政治特殊关系体现出“结伴而不结盟”“联而不盟”的准联盟关系，这种准联盟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经贸关系的顺利开展。

三、中阿建立政治准联盟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准联盟关系很有必要。首先，冷战后，世界权力处于失衡状态。北约东扩及美日、美澳同盟进一步强化后，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印度近年来迅速崛起，俄罗斯也呈再度崛起之势，中国大周边战略地区已拓展至中东；而美国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也对为数众多的阿拉伯国家构成了挑战。由于美国霸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大幅度削弱，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客观上要求中阿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其次，目前各大国都在努力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包括美欧、日、俄、印。阿拉伯地区是中国拓展“大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未来十年对中国维护能源安全、拓展海外市场和增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最近几年纷纷提出阿拉伯版本的“东方主义”，强调要与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和南亚的印度等亚洲国家开展积极外交关系，以平衡欧美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客观上也有借重中国维护大国平衡的主观需要。再次，阿拉伯国家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客观上成为阿拉伯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然后，阿拉伯国家对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反“台独”“疆独”和“藏独”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与台湾当局有官方往来，没有一个公开支持“台独”“疆独”或“藏独”，他们的支持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也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赞赏。最后，中阿准联盟关系的构建有利于避免中国在同邻国或某个大国发生冲突时陷于孤立的境地，这些国家至少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中国不赞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客观上维护了中东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在构建准联盟关系中可靠的力量之一，双方建立准联盟关系的可能性表现在：

1．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同属发展中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国际事务中向来相互同情、相互支持。阿拉伯国家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等诸多方面向来坚定支持中国。

2．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双方的政治交往日益频繁。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出访沙特，在沙特发表了《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加强经贸和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中阿具有坚实的战略合作基础。

3．阿拉伯世界反美、仇美情绪至今仍比较严重，在制衡美国霸权、建立多极化格局、恢复大国权力平衡方面，中阿双方有共同的战略目标。

4．阿拉伯世界具有自身独特的国际体系观，尚未被美国和西方国际体系所主导，具有鲜明的发展独立性，与东亚、欧洲相比，美国和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较弱，中国完全可以在战略上打开西方对华战略遏制的缺口。

5．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属于宏观上的东方社会，在国际秩序、民主与人权等问题上存在许多相似的看法。如民主不能输出，也不能靠外部世界强加，民主必须与本国的价值观相适应，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或伊斯兰民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能够促进世界的和谐共存；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反对西方某些国家动辄使用武力。近些年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探索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四、中阿政治准联盟关系的双边舞台

中阿准联盟关系的发展主要依靠两个舞台，一个是双边舞台，一个是多边舞台。首先，中国和阿拉伯各国文化存在差异，阿拉伯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派别和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等方面也差异甚大，这就要求中阿构建准联盟关系时需区别对待，尽可能找到合作的最大公分母。

从双边舞台的视角来看，阿拉伯核心国家如苏丹、埃及和沙特等与中国的双边准联盟关系内涵不断丰富。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地缘上分别是北非、地中海南部和海湾的关键性国家。

就中国与苏丹战略合作而言，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成功表现为两国准联盟关系的发展铺平了互信的道路；中国—苏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为两国准联盟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纽带^[16]。中国与苏丹的准联盟关系是新兴合作型准联盟关系的代表。中国与苏丹在地缘上相隔遥远，冷战结束前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本没有密切的联系，苏丹对中国原本不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丹陆续发现储量可观的油田后，两国之间通过能源与贸易这两个纽带，开始逐步建立准联盟关系。中国与苏丹开展准联盟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结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由于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它要求领导人不仅关注主权、领土完整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而且需要考虑市场、国内就业、稳定和能源供应等低级政治领域的问题^[17]。前者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后者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内部，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低级政治问题。全球化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在此背景下，苏丹的能源开发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使中国获得了紧缺的“份额油”。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和苏丹的能源合作不仅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中国与苏丹开展的准联盟外交与苏丹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中国对海外油气资源的依赖度增加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丹是中石油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1999年，中石油开发苏丹穆格莱德盆地，2002年产油1268万吨，2003年产油1400万吨。此外，中石油与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阿勒萨尼公司和苏丹石油公司共5家合作伙伴还签订协定，共同开发苏丹麦卢特盆地。2003年7月25日，中石油取得重大突破，在3/7区发现了世界级大油田，探明地质储量约20亿桶，可开采储量约6亿桶^[18]。能源合作是中国与苏丹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基础，中石油的苏丹项目区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外利益区，这种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促进了中国对苏丹政策的内部讨论，也成为中国后来参与达尔富尔事务的重要动力。据统计，2006年，中石油在苏丹的利润总额达258亿美元，净利润146.9亿美元，而苏丹当年的GDP才380亿美元^[19]，中苏两国成为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双方政治上开展准联盟外交的基础。近年来，中苏两国的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也不断拓展。2007年4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会见来访的苏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吉·艾哈迈德·吉利（Haj Ahmed El Gaili）时指出，尽管中国和苏丹相距遥远，但两国友谊深厚，军事交流进展顺利。曹刚川希望双方今后拓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20]。

作为阿拉伯国家，苏丹积极推动阿盟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积极支持中国。同时，中国在外交和政治领域积极利用联合国舞台，维护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中国政府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完全是苏丹的内政问题，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反对西方国家以制裁或胁迫的方式干涉苏丹内政，强调应以平等的方式劝说苏丹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忠告。2007年5月，中国设立了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多次出访苏丹南部、其他非洲国家、欧洲与美国，积极开展斡旋外交。中国还与联合国、非盟、阿盟和欧盟沟通，并利用2007年7月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机会，推动安理会通过第1769号决议，促成了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达成一致，并向该地区派出315人的多功能工兵连^[21]。

新时期，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国在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问题上开始有新的认识。中国派出的世界维和部队人数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位，中国还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积极参与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的解决，这些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认知变化。^[22]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与巴希尔总统举行了会谈，并会见第一副总统马亚尔迪特和副总统阿里·塔哈。^[23]2008年7月，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等罪名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并准备签发逮捕令，开创了超国家机构超越国家主权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治罪的历史先例。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忧虑^[24]。近年来，中国—苏丹准联盟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2009年2月4日，胡锦涛主席与苏丹总统巴希尔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国政府指出：“中苏都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平等互利、真诚友好的双边关系，对于深化南南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苏丹为实现民族和解、推进和平进程、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做的努力。”^[25]

此外，中国同沙特的准联盟关系近年来也不断升温。沙特是海湾地区大国，也是阿拉伯世界的关键国家，还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发挥主导作用。沙特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卫者，中沙安全关系的发展必将提升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沙特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具有特殊意义。在海湾地区，沙特是重要的油气大国。近年来中沙油气合作前景看好，而沙特官员和民众对美国伊拉克政策的不满也成为中沙准联盟关系构建的重要动因。美沙关系的扑朔迷离、沙特近年来的大国平衡战略和“向东看”战略实际上为中沙战略关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机遇^[26]。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和2009年两次访问沙特，足以证明中方对中沙关系的重视程度。

埃及处于亚洲与非洲、地中海与红海、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尽管近年来埃及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内稳定的双重任务，但是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国向穆巴拉克政府施压、迫使其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将使其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包括利用中国平衡西方大国的压力^[27]。埃及不仅是阿拉伯国家，而且是非洲国家，对于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埃关系的发展除依靠双边关系外，还依靠三个多边舞台——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阿盟组织的战略合作等。

五、中阿政治准联盟关系的多边舞台

除双边关系发展舞台外，中国还以中阿合作论坛、阿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马格里部组织等为基础，积极开展与22个阿拉伯成员国的多边准联盟外交。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源远流长，成为中阿多边合作的基础。1963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曾经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28]。

广大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宝贵的支持者和国际资源，是中国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外部支持力量，包括打击“东突”等分裂势力和极端组织等。中阿合作论坛使中阿双方互视为“新型伙伴关系”。2004年9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该论坛作为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框架，符合双方的共同愿望和现实利益，双方建立了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29]。2007年7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次高官会在开罗阿盟总部举行；2009年6月23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次高官会在北京开幕^[30]；2010年5月13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天津开幕。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可依靠的政治伙伴。2009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中国人民视阿拉伯人民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31]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加强经贸和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中阿具有坚实的战略合作基础。2010年5月，温家宝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看法及相关政策主张，提出确立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的车轮继续向前。中国同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合作论坛将开创中阿关系的新局面，使中国在外交领域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回旋余地。

六、中阿政治准联盟关系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www.chuimin.cn)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准联盟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政策的灵活性。中国不以政治制度划线，也不以对方同其他大国关系亲疏划线，只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都应积极争取，如沙特是美国的特殊合作伙伴，但是近年来中沙关系却取得了巨大发展^[32]。

2．内聚性。中阿构建正式联盟关系必将引起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猜疑，且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公开挑战西方霸权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容易成为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遏制中国的借口，也容易落入“文明冲突论”的圈套。所以，中阿构建准联盟时强调互惠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3．有限性。中阿政治合作的上限是双方避免正式结盟，因为中国很可能因此而卷入中东纷争之中。这不仅违背了中国“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而且也会限制中国的外交选项，使中国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处于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对抗的前沿，西方试图改造阿拉伯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反制措施，客观上使双方处于对抗状态。尽管2009年奥巴马发表开罗讲话后，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大大减少^[33]，但是双方在文化、价值观和国际体系观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依然存在。因此，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中国同海合会可以在未来十年建立更加紧密的多边准联盟关系。作为第一步，双方需加快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中国同阿盟也应建立更加密切的战略关系，以促使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更趋一致，利用阿盟多边机制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中国则应支持阿盟在中东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阿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双方的经贸关系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广阔空间。据统计，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市场份额约2万亿美元以上，而2008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300多亿美元，仅占不到10%，在中国2.5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总额中也仅占5.3%^[34]。

为建立中阿准联盟关系，今后双方可采取以下措施：

1．继续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的政治和安全功能。

2．建立稳定的能源供应关系，开展互利经贸合作。

3．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舞台上积极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公正解决，阿拉伯国家积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海外利益）。

4．加强军事交流，包括中国训练阿拉伯国家的军官、开展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5．加强高层领导人（包括军方）的互访，增加双方民间往来和互派留学生的规模。

6．在制度上规范中阿准联盟关系，建立各领域的对话渠道和安全合作机制。

七、结　语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往往是其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往往与两国政治关系波动曲线存在重要关联。相比之下，中阿经贸关系的稳步推进得益于双方政治准联盟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维持战略模糊性与政策机动性是准联盟关系的灵魂。中国准联盟外交的精髓是保持战略灵活性，在与对手的争夺中进退自如，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根据收益与成本的核算决定对准盟国的政策。美国的联盟战略是其寻求和维护世界霸权的工具，中国的准联盟战略旨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和国际空间，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其构建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准联盟战略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它丰富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内涵。就与他国组建准联盟而言，中国可借助多边合作机制，如中阿合作论坛。广大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增强能源安全、扩展海外销售和劳务市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世界政治多极化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中阿经贸关系近年来能够顺利发展，主要得益于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准联盟关系。这种良好的政治关系对于今后深化宁夏同阿拉伯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和服务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亦具有深远意义。

【注释】

[1]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准联盟外交与大国准联盟战略比较研究”（11ZS66）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2]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文明多样性》（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3]马夫：《打造中阿合作舞台，促进中阿经贸发展》，《国际商报》，2010年4月23日第2版。

[4]关于这一点，王逸舟教授曾经提出中国外交的十大特色与一系列难题，可参见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6～18页。

[5]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中阿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国际商报》，2009年4月21日第4版。

[6]“中阿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6/19/content_4716235.htm.

[7]Ole R.Holsti,Alliance and Coalition Diplomacy,in James N.Rosenau,Kenneth W.Thompson and Gavin Boyd, eds.,World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76,p.371.

[8]Ole R.Holsti,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Comparative Studies,New York:JohnWiley＆ Sons,1973,p.4;Charles W.Kegley Jr.and Gregory A.Raymond,When Trust Breaks Down: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p.52.

[9]Charles W.Kegley Jr.and Eugene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New York:Bedford/St. Martin's,1999,p.463.

[10]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85页。

[11]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1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13]《中阿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6/19/content_4716235.htm.

[14]楚树龙、金威主编：《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第391页。

[15]《中阿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6/19/content_4716235.htm.

[16]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46～247页。

[17]Johathan Kirshner,ed.,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p.297.

[18]钱学文等著：《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248～249页。

[19]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

[20]参见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704/02/eng20070402_363135.html.

[21]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22]Bates Gill,Rising Star: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7,p.132.

[23]外交部政研司：《中国外交/2008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24]张睿壮：《警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

[25]《中国苏丹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人民日报》，2009年2月5日。

[26]Bahgat Korany and Moataz A.Fattah, Irreconcilable Role-Partners?:Saudi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Ulama and the US,in Bahgat Korany and AliE.Dessouki,ed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Cairo and New York: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8,P.343～396.

[27]Meharn Kamrava,The Middle East's Democracy Defici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Parvizi Amineh e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Global Politic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P.177～202.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87页。

[29]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30]论坛成立后，双方举行了“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阿拉伯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等文化交流活动。

[31]《温家宝在阿盟总部就尊重文明多样性及中阿关系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09年11月8日第1版。

[32]孙德刚：《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5期，第34～41页。

[33]Text:Obama's Speech in Cairo New York Times,June4,2009.

[34]马夫：《打造中阿合作舞台，促进中阿经贸发展》，《国际商报》，2010年4月2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