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的重要发现-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

36.香格里拉的再发现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学者或是厌倦了自己的文化，或是抱有其他什么不便言说的非分想法，对东方文化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巨大热情，表达了一种心向系之的浪漫情结。20世纪前叶在中国西南边地的丽江地区，生活着一个名叫洛克的抛弃了西方式富贵的美国老人。这个痴迷香格里拉诗境般之传奇故事，在中西学者中广为传诵。

晚于洛克到达丽江的俄国人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描绘了那个“美丽的丽江坝”，其恬淡静谧的田园意境的确令人神往。^[1]但是，不知顾彼得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在丽江整整九年为之奋斗的一切，他呕心沥血亲手创办的45个工业合作社——铁矿、铜矿、造纸、皮革加工、西方工艺的奶油……正是在从根本上破坏和毁灭纳西人的古朴民风和自然生态。他不过仍然是按西方人的天堂观念，为纳西人建造一个“与豪华咖啡馆相似的天堂”的物质和精神的家园。顾彼得先生一方面非常自觉地欣赏、尊重并竭力维护他所珍视的纳西土著文明(而领取美国政府资助专门搜集经济情报的洛克，却并不做此“傻事”^[2])，另一方面他又置身在西方文明的潜意识中不自觉地亲手将它们推向灾难——换一种标准也可以认为这才是纳西人真正值得追求的幸福。这真是一种十分奇妙极富旨趣的两种文明相互抵牾又相互吸引的缠绕情结。

类似情结在当代中国知识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北京的青年诗人马骅，放弃了都市富贵来到丽江“支教”。他一方面为保护生态阻止在金沙江修水坝建电站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为村里的孩子们四处落实网络宽带。马骅在联系宽带回村的途中，连人带车一起翻进金沙江而殒命。马骅的事迹固然令人起敬，但马骅们可曾想过:若金沙江不修水电站，则宽带的电又从何而来，谁又该为修电站糟蹋环境付出代价呢?进一步设问:香格里拉需要宽带吗，有了宽带还是“香格里拉”吗?也许，知识、教育和宽带(包括铁矿、电力一类)，原本就不属于香格里拉!

近年来，西方人文学界在后现代主义旗帜下又激起一股推崇东方文化的思潮，似乎东方那些神秘的深山野林中生长着拯救西方颓废社会的奇花异草(其实更多盯注的是东方土地下的矿藏)。中国一些学者为之击节鼓掌、手舞足蹈;西方学者执著的东方主义情结，似乎使我们不得不感到汗颜和不安，似乎更应促使我们扎根本土努力发掘被埋没的文化资源。曹晋先生就此揭露道:“现代式的东方学自十八世纪以来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功不可没。对西方文化的失望，丝毫不会改变西方人的优越感，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描绘，展示欧洲文化已进化到高级阶段，东方国家还是原始状态，那里的‘高尚的野蛮人’纯洁而朴实;另一方面，西方人希望到中国，因为知识即权力，要征服东方，让他们和西方一样文明，就必须了解东方，否则无法实现征服与剥削的目的。”^[3]

在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的《人类文明史图鉴》一书中，作者强烈地表达了对曾经发生的“绿色的”人类文明史和当今残存的原始部落生活方式的欣赏和向往。作者指出: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所选择承袭的远古传续下来的生存方式，应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所代表的不是愚昧、落后和失败，而是一种成功的、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经济体制，那体制并无进一步发展的需要^[4]。言之谆谆、听者惶惶，能发出这种超然感叹的一定是在“发展的需要”方面遥遥领先的民族，或至少是温饱无虞而想入非非的文化人。布须曼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就他们自身的观念而言，也许真的“并无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得出这样居高临下赏玩性的结论吗?犹如我们在“潘多拉星球”上发现了一群幼嫩的智慧生命正在瞎费力气拖动重物，但我们并不愿意惊动他们告之有效方法而只是想悄悄看个稀奇——让他们学会了岂不多耗宇宙资源甚至会来攻打我们。这种结论是应当由布须曼人在了解外面世界的真相后，自己选择作出还是就由我们代之而定夺?我们究竟应该将布须曼人作为什么样的地球生命群体看待——是同等的智慧生命(同胞兄弟)，还是应受保护的珍稀动物?保护珍稀动物当然应首先保护其生存的原始环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西方观察家的描述:“这些原始人类就生活在他们未开垦过的简单境界里，没有衣服，没有文明，没有知识，没有宗教——完全是自然之子，无思无虑，怡然自得。这里的人类显然是十分快乐的;他们实际上可以说是毫无需求。……非洲人常被指责为懒惰的人，但是这个字是用得不恰当的。他不需要工作;在他的周围，自然的供给是太丰富了，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所以他的毫无作为，正像他的扁平的鼻子一样，乃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乌龟的迟钝一样完全是不该责备的。”汤氏又引用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金斯莱的见解:“为了那里人的利益，可以让他们穿上裤子和读到圣经。”

汤因比自己对此精明地总结道:“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想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只是想了解这件事。这里的教训是同《创世记》里前几章一样: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以后，他们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5]作为一个西方人，汤因比在利益方面自然不希望原始人“穿上裤子和读到圣经”，保持人的种群的多样性(确切地说，对西方人而言只是保持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对发展遥遥领先的民族其妙处自不待言;有闲暇去非洲丛林里看看“光屁股的野蛮人”，总是一件令人十分惬意的事情(需要劳动力时还可以捉几个弄回去无偿使用)。但作为一位对于人类具有普遍关怀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汤因比当然更明白自己该说点什么，他更能理解物质文明和文化进步——对人类走出丛林所具有之“必然”的重大意义。

对一些西方人(也包括自命不凡、所谓崇尚精神生活的文化人)来说，原始族群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绝非好事;这既要分享可怜的地球资源，又会失去酒足饭饱后观赏游览的好去处——大家都一样还有什么看头!正如鲁迅先生所痛斥:“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赏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那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6]

对原始族群的头人们来说，他们也往往并不乐意举群上下都改变传统生活方式而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20世纪之初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些族群领袖们，在同西洋人的接触中迅速地接受了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惜代价从西方世界引进各种舒适的生活设施以供个人享用，而他们的臣民们不但无缘同享甚至根本不应该知道——这世上还有如此美妙之“奇技淫巧”。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势力和东方的一批所谓文化人，还在为保存这种极不公平的原始生活方式竭尽全力摇旗呐喊。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就一针见血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7]一些人鼓吹或倡导保存国粹，在现实生活中之真实意义，不过是要保存他们作为“高等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今天一些文化人去到乡野边地，不过是所谓体验生活、寻求刺激或者满足“孤独者的心灵慰藉”(时髦的说法就是找个清净地方“发呆”)。“在现代情境里，前现代的温馨与后现代的作戏，本是常在的诱惑。”^[8]他们在几个小时内便从中国的一端飞到另一端，钻进空调汽车住进空调房子，在由空调营造的管道里隔着落地的观景玻璃，刻意进入旧时代风骚文人的意境，去欣赏北京的四合院^[9]、湘西的吊脚楼^[10]、草原的蒙古包^[11]和川西的茅草房^[12];但并不靠近，免得臭气熏染——谁能带领妻儿家眷住进去谁才真正享有支使别人的话语权!他们为村夫愚民们推倒这些破烂古董修建清一色的水泥玻璃方框痛心疾首——当今时代美其名曰“文化保护”、“环境意识”。这地球上到处冒着隆隆黑烟发出轰轰噪声，对能够满世界跑动的上等人来说当然非常难受——他们也许并非自私但至少看问题的角度太个性忒浪漫。对处于强势而衣食住行玩均无虞的城里人，又该对处于弱势在温饱线挣扎的人们——多说点什么实际该干点什么?

当然，返璞归真寻求和谐，对崇尚精神生活追求理想境界的人们来说，未免不是幸事——城里人总是向往田园美!我个人也十分迷恋这种境界^[13]——就像印度诗人泰戈尔对东方文明所赞美的:“它的前进是生命内在的前进。它活着，吸收阳光，叶儿微微抖动，汁液微微流动。”^[14]但我们还能保持或回去吗?所有民族所有群体，所有构成民族和群体之主流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头人和文人除外)，一旦接触到“新生活”便再无可能重返过去。我们难道还有资格还有能力压制和剥夺浑浑噩噩的民众们追求物质幸福的权利吗?我们还能强使他们按文化人的想象和愿望，始终保持一种“绿色的”生态文明和作秀式的精神和谐吗?

须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根本否定文化保护的观念。但最为残酷的现实是——文化是不可能保护的!所谓文化保护，一定是强势文化面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怜悯与维护的态度及举措;而居于弱势文化中的芸芸众生，一旦领悟到强势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美妙与舒适，一定会趋之若鹜争相追随!魂魄“西”去——被刻意保护下来的，只会是一些作秀或挣钱的道具^[15]。如果我们的理想目标不是回到田园牧歌的农耕社会，不是去寻找宁静秀美、与世无争的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或世上桃源)，那我们对未来文明及其制度的基本定位，便没有太多的选择!

20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基于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兴起环境保护运动。这是西方人对被自己破坏得百孔千疮的地球，对所剩不多且仍然得巨量耗用的资源，对自身既往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将自然简单地作为一种待征服可掠夺的对象看待)的全新反思。但换一角度却可以看出:这不过是一个强势话语权始终操控在富人手中而只会是富人们所感受的问题(此为营造“后现代主义”的西方语境)。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动态变迁跨区域跨国度难以平衡的、涉及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文明悖论——一种基于社会边缘群体的悲惨境遇而急需改变其生存条件的发展要求，同环境保护文化维系之间的深刻矛盾;说到底就是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之间在实体利益上的巨大悬殊和不平等的问题——一个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不同利益的冲突与计较问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舒适生存和必要发展显然才是最本位的——环境保护是为人的利益所进行的保护;其范围、力度及措施只能是在置于人的利益——更确切地说是置于环境中大多数人多方面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才会显现其必要、正当和可接受的意义。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当富国们联手一些低地国家围攻“刚起步”的中国时，我们当理直气壮予以回击!对西方人所谓的绿色生态观和东方主义情结，我们应保持十分清醒百分警惕!过去的五百年间，西方世界的繁荣与文明很大程度是靠向非西方世界输入暴力和野蛮而获得的!对几个世纪疯狂掠夺东方财富的西方人来说，又该对东方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承担一点什么责任呢?

我们是否也能够闯入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在西方人视野之外也“发现”点什么呢?按后学代表性人物吉尔兹的说法:“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16]——谁占主动谁似乎便想当然就享有了“遗忘”、“发现”并进而评判的资格。我们东方人能否也在西方世界中“发现”一个被我们所遗忘、所忽视的王国;发现新大陆的人文意义对东方人也应该同样有效——美洲大陆在被“发现”前不也遍布人迹吗(人口远超欧洲多达约1亿)?但那却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荒原——印第安人只是原生态的动物(对其肆意捕杀或强作苦役)。进一步我们能否在观念上想象性地“打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思维定式，将人类既有的种种文明看着是不同群体在不同时间和地域条件下的不同尝试——以在某一大时段内能够推动社会物质生活的有效改善为判断标准，从观念的碎片之中归纳和整理出一条全人类共有文明的基本线索呢?

【注释】
(www.chuimin.cn)

[1]参见〔俄〕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李茂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美〕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洛克所留下的大量有关中国西南边地的地理、历史、民俗等资料，对今天的我们固然异常珍贵，但对具有“世界眼光”的美国人亦更为重要。1949年8月在共产党接管丽江前夕，洛克乘坐美国政府派出的专机撤离丽江。

[3]曹晋:《香格里拉与西方人对东方的浪漫情结》，载《读书》2000年第6期。

[4]参见陆建德:《来者可追否?》，载《读书》2000年第8期。

[5]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6]鲁迅:《坟·灯下漫笔》。

[7]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8]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载《读书》2001年第6期。

[9]笔者于1973年曾去过一位知青朋友在北京的家——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的一处院落，名副其实“都市里的村庄”;十几户人家挤在一座使用公共水龙头和小公厕的四合院内，其拥挤、破烂和阴暗令人发憷，同达官贵人单家独户新式装备的四合院真有天壤之别。笔者也曾观瞻过西华厅和丰泽园，的确典雅华丽。我们真不知是该保留哪一种四合院又该让谁去住呢?

[10]湘西的吊脚楼往往临河而建绵延数百米，飞檐翘角、古朴雅致，苗族古建筑中的瘦削、稳健、奇崛等风格得以完美展现。当代画家黄永玉(湘西人氏)对保护家乡的吊脚楼倒是身体力行，在凤凰古城盖起了私宅。“那宅子仍用吊脚楼形式，也没贴墙砖，高雅古朴，与众不同，只能是既有才华，又有钱财的人家可为之。”参见丁力:《民居·钟乳石·梦境》，载《读书》1999年第3期。

[11]当代作家张承志对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巨变哀叹道:“一连三年，每个夏季我都返回乌珠穆沁的草原，为的是在渴望的安静里休息身心;没想到，却看够了历史翻页的实相。……对来串门的采矿队，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叨叨些保护草场，心里却满是烦恼。我的安宁也被毁了，千里迢迢地，来看破坏植被。”参见张承志:《一页的翻过》，载《读书》2000年第7期。

[12]川西平原旧时代的茅草房，其材料为麦草、竹子和黄泥，与自然融为一体大概是最环保的。人家的居住也极为分散——田野中一片竹林，竹林掩映下几间草房几户人家。清晨的薄雾中远远望去，竹影婆娑炊烟袅袅，美不胜收。可惜这种景色永远也只能留在鄙人儿时的记忆中了!

[13]参见本书附录:《雪山深处的冲动》。

[14]〔印度〕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15]参见本书附录:《走婚、母系家庭与泸沽湖》。

[16]〔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