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实践：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的对话

2024-07-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尽管没有否认安全与某些平等形式的重要性，但却将促进自由视为是政府政策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试图消除收入与财产状况的差别，其最终目的乃是要达到对需要的平等满足。”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采取强有力手段反垄断，其原因便在于此。

26.平等和自由的近代实践

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阶段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是“平等、自由、博爱”，而为实现这些口号在政治管理方式上便形成所谓的民主。这在“历史的进步”之意义上，可以看做是自然法真精神的一次历时性的大胜利;将人类苦苦寻觅刻意追索的基本价值目标，绣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上并以制度化方式试图实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相继建立起一系列色彩各异的社会主义国家;虽刻意强调阶级斗争与政党纲领，极为看重拟制的意识形态而淡化人的价值目标，但至少在理论上宣传上仍然给予这些价值及民主制度以正面承认。

由于民主只是实现纲领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于是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就始终围绕并服从于纲领性目标。“使用‘民主’这个名词，它就仅仅是掩盖自由和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真正冲突的烟幕。真正能调和这两种相冲突的理想的方法，只有在‘博爱’这个居中的理想里去找。”^[1]而博爱却由于仅仅只是一种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派生并服从于实体平等(扶助弱者)的要求——作为联结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它起着缓解平等与自由紧张对峙状态的心理作用，故而在基本制度的设计上并无太大影响也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若有实际意义也不过等同于平等之功效)。

而平等和自由，却是人类自克里特文明以来所双向追求的两大实质性价值目标——自然法学说中所讨论的诸多价值都不过是这两大基本价值的派生物或具体化。两大价值虽然都发端于人类初始的精神状态，都属于源自心底之理性呼唤，但近代以来的实践中人们却再一次充分领教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对立与生死冲突!“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尽管没有否认安全与某些平等形式(例如权利与机会的平等)的重要性，但却将促进自由视为是政府政策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试图消除收入与财产状况的差别，其最终(但却是分期实现的)目的乃是要达到对需要的平等满足。”^[2]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各自高声叫嚷吆喝炒卖些什么，不管各自的政治领袖们心里想着什么实际干着什么，不管他们身为决策者是否能够真正有所认知——作为从根本上制约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方向的两大价值，事实上他们是各执一端而竭力推行之。

由于求平等是以塑造权威(且须“大树特树”)和剥夺富人利益为前置条件的，而求自由恰恰又是以消灭个人权威并能自由占有财富为前提的，于是两者之间便形成一种难以解决的悖论——“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3]。人类社会永远是需要管理并服从权威的，但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个人之人格权威已转变为由公意合成的法律之规则权威，故消灭传统意义的个人权威(皇权)也是民主机理“主权在民”的直接要求(政府的必要管理并不等同于这里所指的权威)。由何种力量充当政治管理所必需的权威，或者说人们心目中究竟敬仰什么?这便是法治(规则之治)区别于人治(国王之治)之根本所在——并不在于是否有巨细无遗的成文法体系。

一个社会若以平等为最高价值目标，则势必以塑造领袖之人格权威为政治管理之前提——以绝对服从和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必然会扼杀思想以致谎言盛行;社会最终将由于助长人的惰性和官员的贪婪而陷于停滞甚至被导入灾难性的局面——这便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衰败灭亡的最深层内驱动因。对财富平等的刻意安排到头来却活生生扼杀了平等，在“人民”之上出现一个必然蜕化的不平等权贵阶层——对至善的孜孜追求获得的却是至恶之果。这真可谓人类生存之莫大悖论的生动展现!人类20世纪在公有制条件下所进行的又一种崭新的平等试验(区别于古代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均平举措)，也最终走到尽头;大锅清汤人均半碗，而掌勺者却吃得肠肥脑满。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由于操控绝对权力所以更易滋生腐败，从而蜕变为“新的人类学类型”(别尔嘉耶夫语)。真应了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

我们过去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这污水只泼洒于私有制一身，不免太偏执狭隘!殊未想到: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制度所有观念，哪一件不可以视为万恶之源!绝对的平等带给人性懒惰无求，无限的自由催生欲念疯狂万般;民主的争吵使辉煌的雅典走向分裂，权利的计较将强盛的罗马导入深渊。任何美妙事物一旦顺势延至极端，便必然翻转为丑陋另面。公有制在人类文明漫长过程中虽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恶之一面亦淋漓惊现!几千年来人类不同群体中财产占有状态之私有制，是由人之生物学本能及内心欲念所决定，是符合人之生存本态的;由此也才可能确立“天赋权利”之理论原点——财产乃生存之本!东方文化虽刻意强调“王有”，但常态化实质性运行的仍然是私有制;而西方文化的氛围下私有制成为推动生产力得以持续进步的制度性保证。但私有制之自然发展过程，却又只会是两极分化;分化至极端，居多数而难以生存并认为“不公”的穷人们，便当然是“造反有理”!

而社会若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则又无法保证人与人之间实体利益上的大致平等;制度设计向鼓励自由进取方面的倾斜，将刺激强者们追逐利润疯狂竞争，从而致有限的财富呈现极为悬殊之两极分立状态，社会由此将陷入贫富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及流血的争斗之中——“弱者恒弱”的规律将导致弱者们为生存不得不付诸暴力或犯罪(19世纪前期的欧洲即呈现该状况，而今日之西方世界又出现此类兆头)。一个有活力有生气的富裕社会，适当程度的财富(收入)不均，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创新推动进步的激励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自由竞争作出必要的限制。一个群体若以自由为唯一目标则最终将自我毁灭——对自由的孤意追求也必将扼杀自由本身。自由竞争的规律性发展便是强者恒强(即使在每一个人都能尊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最终或是强者“吞食”弱者，或是弱者造反有理，以致共同体动荡解体——这是自由本身之悖论所在!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采取强有力手段反垄断(对自由竞争进行规模控制，采取肢解微软公司一类的举措)，其原因便在于此。这也是人类对强者生存之自然法则的一种自觉反抗。

汤因比在1956年时就“今天地球上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强国”，即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制度差异谈道:“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至善’在于个人自由，他们相当奇怪地把这种自由跟平等等同起来;而俄国共产党少数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至善’在于理论上的平等，他们更加奇怪地把这种平等跟自由等同起来。”^[5]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波及大多数人口的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势力终于艰难地形成冷战式的和平。许多国家在战后重建时都曾经十分真诚地高扬起平等自由的旗帜——历经苦难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在“正义”耀眼的旗光下抚平伤口打起精神似乎又有了希望;但贫穷后滞的物质生存条件和肤浅迟钝的政治领悟能力，却再一次将许多民族推向另一种更为深重漫长的灾境之中。

1922年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预见了各种集权政治在20世纪必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他在晚年仍然十分真诚地认为:“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别氏受其所生活的时代限制，将人类几千年对平等的诉求视为“空泛的思想”;而其又基于“反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想法，将社会主义同个人的价值与自由更为奇怪地联系在一起，赞成在“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采用共产主义”，并把公有制同集权政治视为可以分离预设的不同制度^[6]。而事实上两者却是同一张纸的正反面——古代社会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亦首先是“王有”(即事实上的国有或公有)，其后才可能次一级地安排为“私有”(参见第5节)。

1990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苏东各国接续既往的财产公有制格局开始走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道路(区别于通常意义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基本上都采取将巨大的公有财产大体按人均分(股份制)的做法，即所谓的起点平等(而自生自发经由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从来都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再进入“公平的自由竞争”阶段——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起点平等的格局按预期设想被迅速破坏——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结局之不平等，社会被市场引导快速进入两极分化状态，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所谓优化配置(弱者们迫于生活困境只得将所分到的“股份”出售)。制度重心由财富平等向个人自由占有的倾斜，是苏东各国新制度设计的基本着眼点。(www.chuimin.cn)

而在中欧和北欧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今天却显然又在实践着另外一种价值平衡方式及相应制度。在对富人强者们征收高额赋税的同时，建立起对穷人弱者较为有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平等在价值序列中的优势地位凸显——宁可纵容懒汉也不愿刺激人们再拼命奋斗^[7]。的确，在社会发展较为有序、财富较多涌流的基础上，平等氛围下的和谐、稳定、知足与节约，可能在整体上长远上对社会更有利一些。在人类目前尚未掌握可商业化大规模利用的可再生资源的前提下，应该有意识地将发展速度加以控制(特别是发达国家)——这既有利于自身的稳定也算是给子孙后代积点德(留一点资源)。

由于平等和自由两种价值在基本取向上是根本冲突而非互补的，故就一个“成熟”社会欲长期保持稳定并能有所发展而言，对富人须真心理解也应作必要限制，对穷人须尽力帮助但更应有所警注——前者系引发动乱之因而后者乃实施动乱之源(祸起贫富之殊);对所谓的中间阶层却是需要大力培植的，以对冲突的两端调和缓解。虽然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都想做大变强多多发财成为富翁，但理性的政治家们基于自身的国情，该如何设计制度以疏解并引导国民性情——这始终都是需要反复考量并不断作出调整的问题!

【注释】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3]〔美〕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5]〔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

[6]参见〔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7]这种制度设计建立在对人性的一种基本判断上，即并不担心人们都会放弃工作安于政府救济。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基于“天性”也总是不满现状会努力工作的——这既可以获得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