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危机干预:主体与成本收益分析

当代大学生危机干预的主体及其成本收益分析

甘　霖^[1]

摘　要:社会转型的加剧以及青年大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决定了其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将面临诸多的危机。在可能对大学生危机进行干预的不同主体中,其干预的优势与劣势同时并存,只有当这些主体建立成为一个完成的危机干预网络,其对大学生的危机干预才可能最为有效。高校大学生危机干预存在的困境促使高校必须在危机干预应对网络、危机干预网络以及强化大学生危机干预主体性等方面加强工作。

关键词:大学生　危机干预　主体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失序与整合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在这一时期,身处转型过程中的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尤为值得关注。因为青年大学生正是处于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需要其独立面对诸多的人生选择;同时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亦越来越多,社会与家庭对其的预期也越来越高。因此,关注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危机并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干预则是当前高等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危机谱系

美国著名学者Gilliland和James在对危机的若干定义归类后认为,所谓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一种认识,即当事人认为其所面临的事情或境遇是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应付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难。除非这一困难得到及时的缓解,否则危机将进一步导致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失调^[2]。在Gilliland和James看来,个体所面临的危机正是在面对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库存知识”所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所陷入的一种状态。就狭义的危机而言,其更多的是指心理危机,即当个体无法应对其所面对的处境时所产生的心理困扰与心理失调。本文对于当代大学生危机的探讨亦是在狭义危机——心理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的。

心理学家布拉默(Brammer)曾富有创建地将个体所面临的危机划分成为三个类型,即境遇性危机、存在的危机与正常发展性危机。其中,发展性危机是指个体在正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当其面对急剧的环境变迁时所产生的异常反应;境遇性危机则是指个体在突发性地面对个人无法控制或预测的事件(例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时所陷入的困境状态;而存在性危机则是指个体面临一些人生价值性问题时所陷入的内心冲突与情感焦虑状态^[3]。这种抽象地依据危机的诱发源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从理论上把握危机的类型,但却无法在具体群体的危机分析与危机干预中提出富有启发性的建议。鉴于此,本文将试图从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具体危机来梳理其所面临的危机谱系。

第一,因角色冲突而诱发的危机。大学生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学生角色,其同时亦是儿子/女儿、同学、朋友以及恋人等多重角色的承担者与实践者。在具体的角色扮演与实践过程中,极有可能诱发其心理危机。因角色而诱发的危机大致包括两种类型,即新旧角色交替过程中所出现的危机以及多重角色实践所带来的角色冲突危机。前一种类型主要集中在刚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以及即将毕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许多的大学生在由原有的高中生角色转换为大学生角色时,存在角色不适应,常常因为新的校园环境与人际关系而陷入压抑、孤独、苦闷与焦虑的状态之中。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则可能在走入社会的前夜对未来的角色存在焦虑,从而陷入危机之中。如果说因为新旧角色交替过程中所出现的危机主要是大学生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坎坷”,那么多重角色实践所带来的角色冲突则更多的是在某一阶段内其陷入的“成长的烦恼”。例如担任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如何处理不同角色的期待,谈恋爱的大学生如何处理父母、老师、同学以及恋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角色预期,等等。当大学生的角色实践发生冲突时,轻者是其角色扮演失败,重则可能诱发其心理的危机,使其陷入一种焦虑之中,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越轨事件。

第二,因越轨而引发的危机。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出现的越轨亦可能引发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一项对在校大学生越轨行为的调查显示,有0.84%的大学生发生过“严重违纪、轻度违法的越轨”,8.1%的大学生发生过“学习规范越轨”,9.93%的大学生发生过“生活方式越轨”,而24.41%的大学生发生过“社会公共道德越轨”^[4]。虽然越轨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但当大学生的越轨事件被公开或受到处罚,则可能诱发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例如,近年来高校频频发生的大学生伤人、杀人的暴力伤害事件多是因为大学生之间的日常冲突等越轨性事件所诱发的。此外,受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校自杀事件往往也与大学生的越轨事件有关,例如大学生考试作弊而被处罚、大学生性越轨产生不良后果,等等。当这些越轨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使得当事人大学生无法应对时,将造成大学生陷入焦虑的处境,并陷入危机之中。

第三,因情境变迁所引发的危机。通常而言,大学生在逐步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手头库存的知识”(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运用这些库存知识,他们能够处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是当大学生所面临的一些情境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大学生在应对这些变化时准备不足则可能造成其陷入危机之中。例如家庭的变故、车祸或者自然灾害的发生,等等。当处于这些突发性的事件之中,大学生先前处理问题的方法及其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付眼前的处境,其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5]。这正如吉登斯所分析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缺失一样,当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来自相对持久的社会环境的压力或人际关系的压力时,个体就容易造成本体性安全感的丧失。而本体性安全丧失后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行为个体焦虑感的上升与心理危机的产生。

第四,因本体性价值危机而引发的危机。此类危机通常是由大学生对社会责任、个人生活价值等抽象问题的思考与反思而造成的危机。随着大学生的心智日渐成熟,其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日渐增大。在这一过程中,其有可能较多的思考社会发展、社会责任以及个人生活价值等价值与意义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当社会中部分阴暗面与现实生活的残酷性呈现在大学生面前,与大学生的想象存在偏差时,这种落差可能使大学生陷入某种焦虑与不安之中,进而引发大学生的心理危机。

上述所列举的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危机谱系构成了大学生学校生活的一个部分,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或多或少地面临了若干类型的危机。危机应对对大学生而言亦构成其人生成长的一个锤炼。为了促使大学生顺利地度过危机,并利用其经历的危机促成大学生的成长与成熟,高校与社会则有必要加强大学生的危机干预。

二、大学生危机干预的主体及其实践

要有效地促使当代大学生顺利地应对危机,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大学生危机干预网络,而建立这一网络的前提则是厘清大学生危机干预的各个主体,并对各个主体的状况尤其是其成本收益状况进行分析。以下我们将探讨大学生危机干预的主体,并分析各个主体的行为逻辑。

当大学生陷入危机之时,与其长期生活、学习在一起的同辈群体(舍友、同学)最有可能协助其摆脱危机。除了单个的同辈群体之外,大学生所在的组织(包括正式的班级组织和非正式的同乡会组织)亦可能协助大学生摆脱其危机。在学生群体之外,其家庭和老师群体因为血缘和业缘关系而可能为其提供帮助,从而促使其摆脱危机。

1.同辈群体

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更多的是在与其同辈群体共同形塑的环境中所完成的。其朋友、同伴构成了一个熟人圈子,在这个熟人的圈子中,大学生陷入危机后亦最容易被其同辈群体所发现和熟知,这将有助于其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与危机干预。一项针对大学生情感支持网的研究表明,在当代大学生的情感支持网中,非亲属的作用大于亲属,而同学这一同辈群体在非亲属关系中占有高比例^[6]。同辈群体在大学生的情感支持与危机干预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同辈群体中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关系,同辈群体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而成的。即使有领导和服从,也是自然协商的结果,是个体愿意接受的。每个人都以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使得学生形成服从共同利益以及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能力^[7]。与父母等亲属相比,同辈群体之间的平等更具有吸引力。当大学生难以在父母面前获得足够平等的地位并获得支持时,他们则可能在代际间不平等的推动下,寻求同自己关系地位平等的同学、朋友、恋人等同辈群体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

同辈群体间的平等与熟识可能令大学生陷入危机之后更倾向于向其寻求帮助,因此同辈群体亦构成了大学生危机干预的“第一帮手”。但必须承认的是,同辈群体的帮助与干预是存在局限性的。就帮助与干预的内容而言,其更多的局限在个人的情感问题上。关于大学生情感支持的深入分析发现,在涉及到个人感情的问题上,大学生通常更愿意与自己同质性较强的群体一起交流,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使得彼此容易达成一致,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在处理个人的感情问题时,由于同学和朋友具有的直接经验比父母的“那一套”更管用,更符合青年人的需要,而使得他们提供的信息的价值大于父母。而对于关于自身发展的问题,例如择业、考研、人生价值等问题,因为同辈群体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相近,其亦缺乏相应的社会阅历,因此同辈群体无法为之提供行之有效的干预与帮助。

2.学生组织

如果说同辈群体介入到陷入危机之中的大学生提供干预并予以帮扶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同辈组织对于陷入危机的大学生进行干预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组织行为。在同辈组织中,同乡会组织作为大学生基于地缘而构成的非正式组织,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一般同辈群体和正式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功能与作用。虽然许多的同学与朋友亦可能存在于同乡会之中,但同乡会共同的地缘认同促使其能够在危机之中获得必要的帮扶与情感慰藉。与一般的个体干预不同,同乡会可动员其同乡会的其他成员协力帮扶陷入危机中的大学生。除了同乡会外,班级组织与学生会组织等正式的学生组织亦可能帮扶陷入危机中的大学生。这些正式组织是高校学生管理网络中的最基层的正式组织,其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危机干预的组织网络。它们不仅可能利用与当事人学习、生活的便利条件为其提供帮扶和组织干预,而且其亦可以通过组织渠道向负责学生工作的行政管理组织提供信息和动员资源,以实现共同对危机大学生的组织干预。

与一般同辈群体所实施的危机干预一样,同辈学生组织所实施的干预亦存在内容偏差的现象。即同辈学生组织在学习、个人生活等具体的事件上为其提供干预的效度较高,但在关于个人发展以及一般同辈群体较少拥有“库存知识”的情境事件所引发的危机时,其干预的效度却相对有限。

3.学生家庭

当大学生陷入到危机之中时,其家庭是对其进行干预的主要主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在未完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其经济的来源主要依靠家庭的供给,其在经济上尚未“断奶”;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因未完全获得经济独立,因此其心理上亦尚未完全“断奶”。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在这种差序格局之中,与自己最亲的父母构成了最为核心的“自己人”圈子,从里往外,“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在“自己人”中,彼此构成了基于伦理而形成的负责与被负责的关系,因此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总有无限的责任,并试图尽可能帮助其解决困难,摆脱危机。

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作为大学生的危机干预者,其优势是极为明显的,其一方面拥有丰富的阅历和丰富的资源,能尽可能地帮助大学生摆脱危机;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无设防”和“全身心投入”亦能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但是家庭组织干预的不足亦是同样存在,首先是家庭成员“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大学生陷入危机时,信息的不畅与沟通的不便(主要是缺乏足够的面对面沟通)可能影响危机干预的有效性;其次是许多的危机,当事人往往不便向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透露,例如因为越轨而引发的危机等。此外,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不对等、不和谐关系可能影响危机干预的实施,甚至诸多的危机本身就源自于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4.教师(www.chuimin.cn)

教师的职业本是“传道、授业、解惑”,而“解惑”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解除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其中亦自然包括学生所面临的危机。在高校中,教师是对大学生进行危机干预的重要主体。教师作为大学生危机干预主体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与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互动频繁,而且教师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端庄的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与教师在大学生危机干预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大学生主动向教师寻求危机干预的比例并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便是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学习之外的日常互动欠缺,使得大学生对教师缺乏危机干预的预期。此外,教师与学生互动中可能存在的权力不对等亦影响着教师在大学生危机干预中作用的发挥。杨国枢曾指出,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角色关系中,对下位者的规范与行为标准要比对上位者的规范详细,下位者只能是“无奈”的服从。而当大学生陷入危机之后,其最为需要的是能寻找到一个地位平等的谈话对象,来为自己提供咨询和共同讨论个人问题,而不至于因为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使拥有权力的一方控制或干涉自己的决定。

5.学校行政组织

与单个教师对大学生的危机干预不同,学校行政组织(主要是以校学工处与校团委为主)对大学生的危机干预更为主动。通常单个教师只是在学生陷入危机,甚至是陷入危机的学生向教师寻求援助时,教师才会被动地介入到大学生的危机干预之中。相比之下,学校行政组织由于专职于大学生工作,其总是主动关注大学生的动向,并通过各种途径(例如专题性讲座、心理咨询活动)来化解或预防大学生的危机发生。

学校行政组织在组织资源以及危机干预中的专业性使得其干预的效度甚高,但行政组织的科层性却使得其与大学生之间存有一定的隔膜。此外,学校行政组织在实施干预时还面临着组织困境,即学校无法有效地识别大学生群体中谁已经陷入到危机之中,谁即将陷入到危机之中。信息的不充分导致不能对部分学生进行有效地危机干预,同时行政组织的资源亦在此被闲置。近年来,高校发生的许多由大学生危机而引发的悲剧,往往是事件发生后,学校行政组织才知道危机源。

三、大学生危机干预的困境与归因

反思当前高校危机干预的现状,已有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当下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存在的不足。即在当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逻辑中,其过分关注境遇性危机事件、关注危机后的干预、关注学生危机当事人的补救性干预、心理危机干预形式简单化,以及强调对单一问题学生的关注和强调心理援助者的力量。这使得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存在若干盲点:忽视发展性危机,缺乏关注原生态的智慧;预防性干预忽视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心理辅导和学生主体自助的力量;忽视产生心理危机的源——价值观的引领;忽视对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心理干预,对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对象存在误区;对危机事件引发的群体情绪可能带来的后果明显缺乏认知,忽视对危机后积极心理环境的创设和人文关怀^[8]。对高校危机干预的整体性研究亦指出,高校的危机干预多停留在补救阶段,预防性危机干预还不普遍,大多数高校仅依靠少量的心理工作者开展工作,其他部门配合不力,尚未形成全员参与、分工负责、协调畅通的心理服务体系,从而导致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和危机干预还存在很多不足^[9]。归纳起来,当前大学生危机干预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对大学生危机的信息了解不充分,未能形成有针对性以及行之有效的危机干预措施;学校有组织的危机预防以及危机干预无法有效覆盖危机大学生群体。当然,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大学生危机源的多元性使得部分隐形的危机并不为其他人所知晓,从而增加了危机干预的难度。通常而言,造成大学生危机的诱发因素是复杂而多元的。其中一部分危机的诱发因素因为其显性而容易引起同辈群体以及高校行政组织的关注,例如因为越轨事件(考试作弊等)所诱发的危机,行政组织能有效地进行针对性关注,预防或干预危机。但另一部分造成危机的诱发因素却是隐性的,例如性越轨、家庭变故等极度私密性的事件所诱发的危机,其往往并不为人所知晓,除非当事人主动寻求危机干预,否则学校行政组织以及其他危机干预主体很难察觉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危机干预。

其次,危机网络的不完整造成信息传输的不畅,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危机干预的资源整合,进而影响了危机干预的效度。如前文所言,不同的危机干预主体在应对大学生危机时,其都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亦存在各自的不足与缺陷。当彼此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资源无法整合时,其便无法有效地为危机大学生予以实质性的帮扶与干预。

四、当代大学生危机干预的对策与建议

鉴于当前高校中大学生危机干预存在的问题,结合大学生危机干预主体的分析,对大学生危机干预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建立预防与干预相结合的危机应对网络。就危机产生的触发源而言,其既有隐形事件亦有显性事件,诸多的危机发生后,其因为触发源的显性而被他人或组织所关注,并予以危机干预。且不说这种事后的危机干预的难度增加、成本增大,而且诸多的危机因触发源的隐形而未能被引起关注。当高校建立经济的危机预防体系,通过相关的主题讲座、心理咨询活动等,不仅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危机应对能力,而且能够有效降低隐形危机触发源对大学生的影响,进而增强高校危机干预的效度。

第二,建立完整的危机干预网络。正如前文所分析,大学生危机干预的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主体在介入大学生的危机干预时,其优势与劣势都是并存的。这些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利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互补,当高校的危机干预能够有效动员不同干预主体的积极性,令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保障不同干预主体之间信息的畅通传输以及相关资源的共享,这将在高校中建立起一道紧密的危机干预网,能将大学生所面临的危机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进行化解。

第三,强化大学生自主应对危机的能力。毋庸置疑,所有的危机干预主体的实践都必须通过当事人大学生自己而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大学生自身在危机干预中的主体性问题。当高校在积极组织预防和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时,其亦通过相关课程、主题活动、校园文化营造等多种途径强化大学生自身应对危机以及在危机中“自救”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塑造不仅有助于降低高校危机干预的成本,提升危机干预的效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使得大学生真正地将“危”变成“机”,促成个人的成熟与成长。

【注释】

[1]甘霖:男,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处)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年社会学。

[2][美]B.E.Gilliland,R.K.James.危机干预策略[M].肖水源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4.

[3]陈秋燕.对建立学校心理危机管理机制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

[4]姚江林.大学生越轨行为及对策的实证研究析[J].经济师,2007(12).

[5]孔晓东,揭水平,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导引[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195.

[6]狄金华,钟涨宝.城乡籍大学生情感支持网的比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4(7～8).

[7]刘嵋主编.大学生班级团体心理辅导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8]徐隽.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逻辑与盲点[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9]吴小兰.构建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体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