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继承李达同志革命精神

坚信马列　忠于真理
——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的革命精神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值此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不朽历史功绩，正确评价他的光辉一生，探讨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无论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忠实于真理”、“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这是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终生信奉的最高准则。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矢志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十月革命以前，李达同志是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他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毕生的信念。即使在国民党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他丝毫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仍然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

当年，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几千年的国度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们活不下去的中国大地上，李达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严重的思想理论斗争中实现的。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正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和我们党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冒充社会主义的研究系首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都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极力同马克思主义争夺阵地。在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击这些错误思潮的论争和批判中，李达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奋斗，这些论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固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党的阶级基础的特殊优点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但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胜利的成果。李达同志就是他们中间的重要一员，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他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我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尽管李达同志在同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激烈争吵中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而错误地愤然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央的联系，并随后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仍然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批准李达同志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便是对他解放前20余年的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也是他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终归宿。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他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率先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杰出战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红色教授”。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种种渠道，企图引诱李达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当顾问，他一口回绝，并愤怒地说:“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2]“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3]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了。李达和许德珩、邓初民、张庆孚、施复亮、钟复光、黄松龄等同志发起组织“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自勉，共同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28年，湖南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悬赏缉拿“著有现代社会学”的“著名共首”李达同志。他泰然处之。是年冬，李达还和友人邓初民、熊得山、张正夫、熊子民合作创办昆仑书店，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首先重印了《现代社会学》的修正版。昆仑书店以后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政治经济学批评(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在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曾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及《宣传法审查标准》。反革命文化“围剿”，使上海一些比较进步的书店难以存在。编辑、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尤为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李达同志用“王啸鸥”的名义创办了笔耕堂书店。这是一个用来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书报检查的挂名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同志一个人。他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代印，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这个空名，再找人把进步书籍推销出去。李达冒着极大风险，大胆而又巧妙地继续出版被列为“禁书”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李达同志在白区的一些大学当教授，他把大学当做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向进步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征途。“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横遭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住院治疗达7个星期之久，右臂仍不能动。特务以为他的右手已经残废，不能再写作了，高兴得眉飞色舞。然而李达同志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毫无畏惧，坚毅地表示:“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4]他出院后，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手臂，恢复动手写作的能力，一面又继续利用讲课和学生来访，宣传革命理论。

李达同志从被上海暨南大学解聘到北京应聘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以及朝阳大学教授后，继续开设马克思学说各类课程，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讲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他也因此和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同志一道被誉为北平五大“著名红色教授”。

李达同志是“进步师生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吕振羽同志后来谈起这件事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也就得以占据(大学)这块阵地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5]李达同志极力支持吕振羽同志反对蒋介石的理论顾问陶希圣。他对吕振羽说:“现在各派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哪些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卫马克思主义。”吕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6]李达还支持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亲自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序并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

当时，北平同上海一样，李达同志经常遭到宪兵、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处境很艰难。他常常戴上大口罩，躲避敌人的视线。他始终保持革命的气节，坚决不与胡适、陶希圣、蒋梦麟一类人发生任何往来，更不参加替反动派涂脂抺粉的应酬活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恐吓，一笑置之。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和毛巾、牙刷，随时准备坐牢，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读书写作。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通过冯玉祥做说客，想请李达和白鹏飞当国民党行政院参事，企图以此拉拢他们。蒋介石还以“上宾之礼”邀请他们去庐山会见。但李达斩钉截铁地立刻回绝:“我们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7]所以后来邓初民高度评价他说，李先生“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摇撼，实有足多者”。^[8]

抗日战争期间，李达同志在日军的追捕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迫害之下，受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和宣传。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同志对吕振羽同志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9]反动当局对他软硬兼施，他都嗤之以鼻，丝毫不为所动。李达说:“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改变立场，抛及信念是难上难。”他在困境中坚持著述，甚至躲避飞机轰炸时还带着手稿。

1947年初，李达同志到湖南大学任教。湖南省反动当局惧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意刁难，不准他讲授自己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以为这样可以封住李达同志的嘴，或者迫使他就范。他据理抗争并且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学者，我要按自己的体系讲”，“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法理学讲授中，他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现象，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讲演，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李达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但李达同志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在这年5月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他对来访的进步学生公开表示:“国民党反动派不垮台，人民就要遭殃!”1948年，湖南大学举行形势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中国非改革不可的长篇讲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从1948年11月起，他受地下党委托，努力促成程潜和平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同志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为了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放在首位，注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武大就职典礼上，他就号召干部教师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办好武汉大学。

李达校长一到武大，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主任，大力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随后，他又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组织教师和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校一些老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李达同志教的。1956年9月，他又重建了哲学系，明确表示，要把它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属于毛泽东学派的哲学系。1959年2月，武大成立了以李达校长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各教研室主任。

李达同志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时，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达充满着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人民利益献身的强烈感情，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只知道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他经过深刻反思和冷静思考，很快就发现并抵制了思想理论上“左”的干扰和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自觉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1958年，当有人片面夸大群众学哲学的成绩，贬低和否认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重要性时，李达同志并不因为有的领导人支持这种做法就盲目地赞成，而是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对于当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错误主张，李达同志也采取了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当年，有人按照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调子，在“大跃进”中，片面鼓吹“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极力贬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说它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针对这种论调，有人写了一篇《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的文章，从理论上维护按劳分配的原则，准备在《理论战线》上发表。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发表。李达同志则认为“讲按劳分配为什么不对?社会主义不讲按劳分配，讲按需分配?”坚持在《理论战线》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当时的混乱，李达同志又作报告又写文章，反复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反对降低共产主义标准，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规律，说明还必须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承认和保护“资产阶级权利”。(www.chuimin.cn)

李达同志坚决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他尖锐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1959年夏，庐山会议刚结束，他在青岛闻讯后立即表示当时应当反“左”，不应当批右，并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不会是‘反党集团’。”^[10]1961年8月，李达同志在庐山当面向毛泽东同志痛陈了自己对“左”的错误的看法。接着，他于第二年年底，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亲自去湖南零陵调查，仔细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情况，严肃批评了“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再次明确表示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就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对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李达同志更是极力反对。他认为“拔白旗，插红旗”这样的“革命”是“混淆矛盾的性质”、“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发动学生编教材、放“卫星”，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是“瞎胡闹”。他说:“怎么打擂台?学生总是学生嘛，他还不懂，怎么打?”当时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他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李达同志对这些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痛心，在1961年召开的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几年来专搞运动，单打一，把(教育)秩序搞乱了，应该改的马上改。”^[11]

对于一切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行为，李达同志不仅敢于批评、抵制，而且常常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1961年夏，李达同志在庐山亲自就1958年以来地方上发生的严重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达同志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同林彪、康生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林彪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工农兵学哲学”的名义下，散布了一系列反马列主义的谬论，诸如学习马列主义可走“捷径”，记住几个条条就行了，讲系统性、逻辑性就是脱离实际，只要背几个“警句”，就算“活学活用”融会贯通了。如此等等。对于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李达同志坚决反对，他严肃指出:“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能不讲逻辑性，联系实际不能生搬硬套，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能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一个来龙去脉嘛!”^[12]李达同志还批判了林彪、康生所谓“毛泽东思想处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谬论，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讲深讲透，但要实事求是，不能牵强附会。提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合乎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被淹没了。

1966年3月，李达同志从北京又回到武汉。在此之前，即1965年夏天，李达同志由武大调到北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负责抓全国的立法工作。为什么李达同志在已经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的时候还回到武汉来呢?原来在1月25日，他从报纸上看到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述，顿时寝食不安。他想，顶峰意味着终止，到了顶峰不是再没有发展了吗?这显然是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谬论如果任其流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将被阉割，社会主义的是非会被颠倒，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它以歌颂毛主席的面貌出现，欺骗性和危害性就更大了。怎样澄清和戳穿这个谬论呢?想来想去，李达同志觉得只有在自己那本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下册里作文章了。于是，他决定回武大来，同他的助手们一道来完成这项任务。

林彪因鼓吹“顶峰论”，一下就升到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跟林彪唱“对台戏”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家人都极力反对李达这样做。但李达同志回武大写书的决心却不动摇。他说:“我今年76岁了，离天的时间远，离地的时间近，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在武汉，“顶峰论”比北京喧嚣得更厉害。李达同志叹息不已，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歪曲、阉割而惋惜，为国家的前途和党的命运而忧虑。他心里苦闷极了，好像胸膛里装满火药时刻要爆炸。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嫉恶如仇，不容邪恶。激动时每不能自制，触讳犯忌，在所不顾，以致招致灭顶之灾。一次审查助手写的《大纲》下册提纲的附件，那句刺眼的词句，又跳进李达同志的眼帘:“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同志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震动了，怒气冲冲地说:“什么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助手跟着李达同志多年了，老校长如此发火，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是这火能发吗?他的助手怕惹出祸来，悄声说:“李老，这句话是林彪同志说的呀!”听了助手的解释，李达同志更火了，他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是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一些好心的同志还是劝他:何必那样坚持，得罪人，还会犯错误呢。李达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犯什么错误，生姜愈老愈辣!”他认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人，表面上是歌颂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毛泽东思想。

由于李达同志坚决抵制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就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叛徒”、“地主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接着掀起了“愤怒声讨李达黑帮”的狂风恶浪。但李达同志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心仍然向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坚持要写完《大纲》，把它作为考验自己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场所。当他的全部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的时候，他悲愤地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决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他嘱咐夫人石曼华同志:“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等同志，我惟一的请求，就是希望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说:“等运动结束了，我们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13]多么铿锵有力的言语，一字字一句句，都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信赖，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历史毕竟是人民的历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手迹，再现了李达同志和毛主席的深厚友情和亲密关系。198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在李达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唯物辩证法大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1980年以后，又相继出版了《李达文集》第一、二、三、四卷。这都是李达同志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的忠实记录。

综上所述，李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赤胆忠心;他坚信马列、忠于真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他理论联系实际、锲而不舍、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谦逊美德，等等，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学习和继承前辈的革命风范，就一定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略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3]李心天:《此身奠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追念我的父亲李达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

[4]李心天:《此身奠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追念我的父亲李达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

[5]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6]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7]《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8]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1946年10月1日第9期。

[9]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10]参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1]《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页。

[12]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书林》1979年第2期。

[13]石曼华:《反对‘顶峰论’遭了大灾难——李达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真相》，《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