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宋镜明文选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述论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现就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着重加以阐述。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一)实事求是的形成发展及其哲学基础

实事求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在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在是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

要实事求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社会调查作为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自从踏上革命的征途接受马列主义之后，就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研究农民问题，探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党路线，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他所撰写的科学著作，是调查研究的结晶。大革命时期，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回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成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巨大成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强调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会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泥潭。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农村调查的同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文。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2]从而阐明了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进而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共产党人应“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的新论断，并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5]不仅如此，毛泽东实际上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教条主义者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他们只知道照章办事，唯“本本”是从，“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们根本拒绝作实际调查，这就必然要犯错误。对此，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我们之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7]那种认为只要遵循“本本”就会无往而不胜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样，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对上级指示“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8]由此进一步说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既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雏形，又是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初步形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为了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肃清其思想影响，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也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军事著作，而且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本书是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或者说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毛泽东精辟而又巧妙地运用辩证唯物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把军事问题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他用分层次的一般与特殊的方法强调研究特殊战争的规律性，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一般的战争经验和苏联的军事指导原则，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还论述了主观指导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相互联系。他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军事家作战指挥的认识过程，提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侦察(调查)研究方法以及“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方法。此外，他还就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运动战与速决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的诸种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给以充分的说明。

《实践论》(1937年7月)和《矛盾论》(1937年8月)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哲学系统化、体系化的标志。这两篇哲学名著，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两论”都是为了揭露、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为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武装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撰写的，不仅具有严密的科学体系，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实践论》构建了一个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核心的认识论体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应坚持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党的正确路线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依照这个思想原则而制定的。一切错误的路线都是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毛泽东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9]“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0]

《矛盾论》构建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为精髓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这部著作也主要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而写的，因此，它用较多的篇幅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1]毛泽东要求人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坚决抛弃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是，全党思想路线的彻底解决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要求共产党员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但并未解释实事求是的含义。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以最完备的形态正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1940年1月，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命题，但未展开论述。直到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才对“实事求是”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2]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为根据，经过研究，找出规律，指导行动，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基本的原理，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简明地用四个字就把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做了精确的概括，使人一目了然。“实事求是”这个用词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人们常说的“以实求实”就是这个意思。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既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运动。通过整风学习，冲破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大为解放，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全党认识到必须确立和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时，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3年1月，毛泽东为生产英雄惠中权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作出的最简明最通俗的表述。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全党蔚然成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坚持，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过程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幸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确是点睛之笔，一语道出它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

第一，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本身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能做到实事求是。所谓坚持正确的立场，就是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所谓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3]又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14]还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5]这就是说，看问题要客观地、全面地、实质地看，不要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也就是实事求是地看。

第二，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调查研究的成功之作。1961年，他针对五十年代后期由于脱离实际而酿成的“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把这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在他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工厂、农村蹲点，解剖“麻雀”，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使党的工作有了重要转机。实践证明，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实际情况，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认识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现在，我们仍然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规律，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样，我们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标准，不能到思想理论中去寻找，而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实践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要靠实践的检验来确定，因此，只有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不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落后的传统的观念，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强调两者的统一性。他很有见地地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6]换句话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

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特色的创造。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及其哲学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党的二大党章决议案提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后来，党从领导工农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关系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着重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六大关于政治决议案中也规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由此可见，党和毛泽东是重视群众工作的。

李立三在1928年11月，尽管使用过“群众路线”这个名词，但用语不大明确。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有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从而初步揭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含义，把群众路线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联系起来。

1933年9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称为“群众化的方式”。1934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中，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科学论断，揭示了革命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7]还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意义以及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系，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8]“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19]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总之，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实，他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深入群众中去调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也就是讲的一切决定必须“从群众中来”。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出的运用党的群众路线去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方法，即包含着“到群众中去”的意思。

但是，作为群众路线完备成熟的理论形态标志的，是1942年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原名《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又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0]

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公式，同“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认识论公式，是完全一致的。讲详细点，“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则是指的“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次比一次更高级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次比一次更高级的无限循环。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21]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所谓“个别指导”就是“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或“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所谓“一般号召”就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就是“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这是领导者的意见形成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这是领导者的意见付诸实行的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丰富群众路线的思想。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都是这个期间提出并作了精辟论述的。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七大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工作中得到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建国以后，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毛泽东认为，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2]1956年八大期间，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我们党从理论上认识到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全党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提高了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1958年的“大跃进”，严重破坏了这一传统，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失。在纠正“左”的错误中，毛泽东在1959年再一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在庐山会议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他把群众路线和综合平衡一起，列为最重要的问题。1961年4月，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且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的作风。60年代后期，又由于从根本上违背了群众路线，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须知，“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论断，不幸而言中。

(二)群众路线的内容、实质及其深远意义

群众路线，从内容上说，包括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两个方面。概而言之，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也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最高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

群众路线的实质是要回答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应该建立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刘少奇说，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23]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它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进行一切革命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其二是说，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是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为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必须牢固树立几个群众观点，这就是刘少奇所总结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24]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要正确引导群众前进。

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党要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势，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保证。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过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形成发展

这个原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针对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于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是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的明确的表述。1935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就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党内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25]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6]抗战爆发以后，他又系统地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7](www.chuimin.cn)

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主张。1945年1月，毛泽东又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8]同年8月，他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9]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取得的。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0]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争取了苏联156个建设项目的援助，并产生过照抄照搬苏联的某些教条主义做法，但是总的说来，我们仍然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1]50年代后期，苏联越来越走上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道路，提出的种种损害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企图控制我国。我们党坚决地、义正严辞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不久，苏联就借故撕毁了两国协定，撤走了专家，限期索取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借苏联的军火债款;对我国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了极大困难。但是，党和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决抵住了苏联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了国家主权。我们艰苦奋斗，克服了由于苏联撤专家，毁合同，逼债款所造成的困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取得了很大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执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我们的立足点仍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仍然是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的实质是什么?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2]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怎样能把事情办好就怎样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根本的是说，任何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应该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但是任何革命总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因此，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立足于自力更生。所以我们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能有效地争取和发挥国际援助的作用;争取国际援助又能进一步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历来强调并始终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是统一的。它坚决反对任何要求牺牲别国民族利益服从自己一国利益的企图，也丝毫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形势下，这一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一致。但是，只有自己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同时也尊重别国人民、别国政党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才有真正的国际主义，才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前提和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的。不能把独立自主与开放政策对立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3]“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34]“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5]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国际环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坚持独立自主，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坚持独立自主，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孤立奋斗。这样做，结果是自甘落后，必然是落后于世界历史的潮流。一种是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一切随人俯仰，搞投降主义。这样做，结果只能是丧权辱国，丧失人民革命的成果。

(原题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选自毛泽东思想研究专题讲座)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2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22]《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