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的内在需要

一、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的内在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及作用的因素分析，不能不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需求性。需要是生命活动的表现，具有众多需要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¹⁾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因为有需要才会产生。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生物欲望出发，从而表现为自发无序性。作为人类社会，需要个体行为服从社会规范，需要社会的整体有序性。自发无序性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或形成整体有序性。因此，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相反相成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需要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是由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内在必然地决定着的。

(一)从人性善恶的论争中看“欲望”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是战国中期的孟子。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看成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也没作出严谨的论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以及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实际上其错误与孟子一样。都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相混淆了。善恶应该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假如像鲁宾孙一样漂泊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不存在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对他而言，善恶的评价便失去了意义。善恶属于关系范畴，是人相对人而言的。失去了他人作为参照物，则鲁宾孙的任何行为，既不能说是善，也不能说是恶。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泛滥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时，其行为才称得上恶。放纵欲望使之妨害了他人，才是恶。荀子所说的人性恶，实际上是指人性如不受限制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但他却误认为“人性本恶”。这就等于把洪水泛滥当成了水性本身。水不受控制可能导致水灾，但我们不能认为水性本恶，更不能灭绝水源;没有了水，自然界便没有了生机。人性不受制约，人也可能犯罪作恶;同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人性本恶，更不能去灭绝人性。没有了人性，个人会失去生机，人类便失去动力，则社会不会进步，历史不会发展。如果不把人性与善恶的关系搞清楚，“人性恶”的观点很容易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否定人性，有戒欲、绝欲之嫌，如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

从人性善恶的论争中，我们不难看出，讲人性需要分清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讲人的自然属性，实际上就是人天生的本能的欲望，人类的欲望与其他动物的欲望没有太大差别。人的欲望就像水一样，需要加以限制;本身也无所谓善与恶，善与恶只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但是，人不可能孤立地生存，任何个人都必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生存。人类中的每一位个体，从欲望上讲，都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欲望是不可能懂得顾及其他人的，这就形成了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

(二)基因的“自私”与人性生物之根(www.chuimin.cn)

在生物学史上，达尔文之后的海克尔提出了生物发生的重演律，即生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重现其祖先的主要发育阶段。海克尔于1866年在《普通形态学》一书中对重演法则作出了说明:“生物发展史可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即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也就是个体的发育历史和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的发展历史。个体发育史是系统发育史简单的迅速的重演。”来自父母的受精卵(单细胞)着床于母亲子宫的内壁，如同植物种子落根于大地，然后，单细胞不断分裂增殖为多细胞，历经……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而最后到达人类的各胚胎发育阶段。例如，在经过18～20天的发育之后，人类胚胎颈部两侧出现鳃裂，这表明达到了与用鳃呼吸的鱼类的发育阶段。两个月之后，出现五个尾骶脊椎和相当长的尾巴，这表明达到了爬行动物发育的阶段。到了五六个月之后，人类胎儿全身披有浓密的细毛，其排列的方式十分类似于哺乳动物，从而达到了哺乳动物的发育阶段。到了八九个月之后，不用说鳃、尾早已消失，这时连全身密布的细毛也都消失了，最后成为完整的人类的婴儿。人类的胎儿只用了十个月的发育时间，便压缩地重演了人类祖先在几十亿年中的全部演化经历，此即海克尔所称作的生物发生的重演律。当然，个体发育过程只是简单地、迅速地重演，而不是完全、详备地重演。这种胚胎的发育史，能更直观地证实人类身上确凿无疑的生物之根!

R.道金斯在其《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指出:“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²⁾同时，“基因又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³⁾“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利于那些同其他基因合作的基因，……时至今日，发生于基因之间的交错的共同进化过程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由大量基因共同支配复制的)生物个体细胞中的千千万万种基因的集群性，实质上已不可辨认。”⁽⁴⁾“动物的行为，不管是利他的或自私的，都在基因控制之下”，“基因是优秀的程序编制者，它们为本身的存在而编制程序”，⁽⁵⁾“基因之被选择可能是由于它们的相辅相成的行为。”⁽⁶⁾利他主义从根本上讲还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⁷⁾在这里，“自私”是一种比喻，基因拼命地展示、实现自己的复制和控制的功能，只是它的本能。基因没有自我意识，它完全是盲目的。它的“自私”性也同样是盲目的。“生存机器(生物体)一般为自私的基因所操纵，完全可以肯定，自私的基因是不能够预见未来的，也不可能把整个物种的福利放在心上，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假定。”⁽⁸⁾

依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归纳作为一个健康基因所应有的品质:自私性，或者说基因复制和控制复制自身的能动性;合作性，或者说合作的功能本身也处于特定的基因的功能之中;会编制程序，程序如同法律，又类似工艺流程，它基本上属于在漫长岁月中生命简捷进化的历史记录。同时，基因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两个局限性:它的一切利他行为都来自自私的本能，基因没有意识;它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通过记忆编制经验的程序，没有整体上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如果撇开这样的局限性来看，生物体中的基因与社会中的个人何其类似。社会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不如生物体中的基因那么“自觉”，那么“安分守己”。这是因为人比基因多了自我意识和一定的预见能力。因而，人类的利己比基因的自私本能更为深入，更富远见，更狡猾，并且还能装出大公无私的姿态。也正因如此，人就不只是具有基因的欲求，还更进一步具有精神上的丰富需求，从而，能够进行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创造。

(三)强力的威慑与思想的教化

在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生物欲望这一层面上，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大差别，就个体而言都是自发无序的。但作为群体，需要“有序”。这种有序，首先是源于强者依靠强力威慑的统治。我们知道，很多动物例如猴群的群体生活，都有自己的“王”。王者具有食欲满足上的优先权和性欲满足上的独霸权。“胜王败寇”。王者的地位，是靠自身的强力争夺来的，并靠强力来维持。在王者倚仗强力的统治下，动物群体的生存活动也是有序的。可以说，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早期，这种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只不过由于种类的不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这实际上都是缺少意志自由的，都是本能的，都是由“基因的编码”在起支配作用，是动物种群延续的需要。

马克思反对把人看成纯粹的“自然人”，反对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是人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属性，反对单纯地用生物学的规律和自然法则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但是，马克思并不否认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具有不可磨灭的自然属性，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因素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恩格斯认为，谁设想人已经完全克服了自己身上的作为生物机体而固有的自然因素，谁就是天真的和错误的。他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强调指出，人的自然属性由于劳动而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属性，但这也并非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否定。

人类的进化，当然是劳动在起作用。人类劳动与动物劳动的区别在于能够制造工具。但这只是外在表现。人类在从猿的进化而来时，应该还是先有了精神方面的转变。人类为什么能够进行制造工具的劳动?还在于人类进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我”。动物的活动是一种自然活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能听能看，但它不知道和不懂得它在听、它在看。动物具有一定的心理活动，但动物绝不可能成为思考自己心理活动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¹⁰⁾人是一种要通过意识支配而从事劳动以及一切其他实践活动的。人是能思维有理性的。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认识活动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形式离不开理性思维。人们认识的任务在于发现事物的规律，感觉对此无能为力，但人们可以通过思维的抽象来把握，尤其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取决于实践活动“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¹¹⁾实践是有目的性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人凭借思维，根据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产生的。实践必须运用一定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实践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一切实践的手段和工具，实质都不过是“物化的智力”。所以，恩格斯认为:“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¹²⁾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的理性思维更加发达，它在人类实践和认识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总之一句话，人是有思想的，而动物则没有思想。黑格尔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成见。”⁽¹³⁾的确如此。

由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对于欲望具有节制和自律作用。所以，从维护社会有序角度看，对于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除了需要“强力”的威慑之外，还可以通过“思想”的教育强化节制和自律作用，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有序。自从人类社会阶级和政治产生以来，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弱化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必然就会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尽管这种实践活动还未能上升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层面进行概括总结。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¹⁴⁾“政治动物”，不仅包括在行为方面有政治上的强力威慑，“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¹⁵⁾，还应包括在精神方面有思想上的政治教化。人类生物欲望的自发无序性，可以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来伴随。这也是人类与动物区别的重要表现。